本章分为明军的战术综述，常规军制、野战军制、武器装备、指挥系统、后勤保障；日军的布阵、出阵，战斗序列，指挥系统、后勤保障。在这里拙音主要说一下具体情况，背景和深入分析不讲。
明军的战术综述：
明朝军事战术主要有几个发展变化阶段，一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明军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和北元作战时也曾大量使用骑兵，但都是在步兵方阵伴随下运用的。
二是明成祖朱棣时期，明军以骑兵为主，步兵、火器为辅。明成祖本身就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家，在他指挥下的明军极具攻击性，他曾五次亲征漠北（前三次大获全胜，后两次游牧民族干脆望风而逃，让朱棣很没面子），这一时期的明军战力应该是明朝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三是明军沿海平倭时期，以步兵为主，火器、骑兵为辅，这和南方地理条件限制了骑兵发挥有关。当然，在北方对付游牧民族的明军，仍以骑兵出击和火器守城为主，这一时期明军呈现出军事战术上的多元化。
四是对后金的战争，明军主流战术达到了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即以火器为主，步骑为辅，战术特点是以火器打头阵，步骑混合方阵列在火器战车营后面待敌。这种“先进性”完全脱离了当时火器无法单独对付骑兵集团、而明军又缺乏严格训练的实际情况，屡战屡败之下，最终迫使其重又回归到传统的守城战略。
顺便说一句，明军试图以火器优势击败后金军的想法没错，可是在运用上出现了偏差，因为火器要想有效发挥作用，必须要具备一些保护它本身生存的先决条件，比如说坚固的堡垒，比如说阵前设置严密的拒马木，比如说冷兵器部队对火器部队的有效保护等等，这里就不详说了。
总而言之，在这四大阶段中，每种战术的实际运用水平，都有一个由盛至衰，然后产生变革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支军队的战术运用也是其战略思想的体现。
到了明末，在袁崇焕的领导下，明军总算认识到了战车、火器虽然有其先进性，但也使已方战术趋向保守，失去了机动性，除非明代“车兵之祖”戚继光能从异时空穿梭过来复生，否则要想对付迅疾如风的满骑，只有俱备同样威力的汉骑才可以抑制得住。
关宁铁骑便是在这种战术思想下成长起来的，满清之强，强在骑兵！而关宁铁骑在北京广渠门外能以九千人战胜数万清兵，又说明了什么呢？这有力说明了汉人精锐骑兵在主将的正确指挥下，是完全可以和任何强悍的游牧骑兵相抗衡的，而且明军还有各种火器和战车可以配合骑兵作战。
但是因为明朝政治、经济上的腐败，随着袁崇焕之死，关宁铁骑犹如昙花一现，转瞬凋凌。此时无论何种军事革新，都已经无法挽救这个没落的帝国了。
有一句话不得不说，世人皆以为清代“重骑射，轻火器”，其实不完全正确，在清朝中前期还是很重视火器的，研制、应用都很有一套，只是到了“风流倜傥，英明神武”（某电视剧语言）的乾隆大帝时期，才开始渐渐没落。为什么前后反差这么大？原因很多，在这里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的，所以我就不说了。
兵制：
因为明政权存在的时间跨度大，其军制也相应的十分复杂。
明军的常规兵制：明军初始主要来源是所谓的“垛集军”。就是把一部分特定人群划为军籍，世代相传。
全国的军事力量分为军属卫所与兵属营两种。
军属卫所：以卫所为基本单位，每卫五至六千人，每所数百人，主要由步骑组成，沿海另设水师，分驻地方。这一点模仿唐朝的府兵制。在地方，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设都指挥使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都司之下，府、县二级遍设卫所，一府设所，连县设卫。
官衔自下由上，分别为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都指挥使。各卫分统于都指挥使司，各都指挥使司又分统于中央五军都督府。
一般地说，一个卫有五千六百人，一个千户所有一千一百二十人，一个百户所有一百一十二人。每个所统领两个总旗，十个小旗。每个小旗有十名兵卒，每个总旗有五十名兵卒。
在地方卫所之外，另于京师集中了一百多卫，编为三大营，称京军，作为国家的战略力量。凡有大的出征一般是是由京军执行。京军的人数在明朝前期高达50—80万人，装备精良，以保持中央对地方的优势。
兵属营：官衔自下由上，分别为什长、队长、哨官、把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总兵。最高长官为总兵，直属兵部。
明军兵制的特点是实行分权管理：
军队的军籍属于五军都督府管，各省有自己的都指挥使作为长官，负责平时训练组织。中央政府的兵部负责人事、参谋和调遣，一有兵事，则由兵部派出总兵官去指挥都指挥使和卫所兵作战，作战完毕则交出军权。这样，都指挥使。都督府和总兵，都无法全面控制，有指挥权的平时不和军队在一起也无固定下属，军权牢牢控制在国家机器手里。所谓“将不专兵，兵不私将”。
分权制度的好处是最大限度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反叛中央，弱点是指挥官不参与军队的训练和管理，在实际操作中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发挥。
野战兵制：明军的野战兵制有三种，主要来源自‘兵属营’。一种是前文所提到过的京师三大营，一种是高危地区的边防军。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就是优秀将领一手组建的私兵。在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明军的野战兵制从来没有在制度上真正的完善过，而是在不断的军事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即成事实”。
京师三大营：明朝理论上最精锐的部队是京师的京营，分为“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三大营，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主巡哨，神机营掌火器。以后，京军制度累有更易。此外，尚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如锦衣卫和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12卫军，以及隶属御马监的武骧、腾骧、左卫和右卫等4卫营。
其中神机营为专业的火器部队，在明朝中后期人数保持在七八万左右。
全营兵力：步兵3600人；骑兵1000人；炮兵400人(管理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共计官兵5000人。装备火器：霹雳炮3600杆(步兵火铳)；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大连珠炮200杆(多管火铳)；合用药675斤；手把口400杆(炮兵防身用手铳)；盏口将军160位(野战重炮)。
这里面没有明确提出装备这些武器的部队就是神机营，但结合历史资料，我们可以认定这样精锐的火器部队不可能是普遍的明军一般军队，只能是神机营。其他的明军则是冷兵器和火器混用。如明朝新兵营的操典，规定军人两分习刀矛，六分习弓弩，两分习火器，一般明军的装备就应该是这个比例。
说明一下：“霹雳炮”是一种前膛装填，类似步枪的手持武器。所谓盏口将军是指炮的口径有盏口（大酒盅）那么大，明朝自制军械中还有“碗口将军”，为更重型的火炮。大连珠炮是多个霹雳炮式的身管装在一起，点燃引线就一齐击发，形成密集火力。
后了明朝后期，野战军主力京师三大营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战斗力，能真正担起主要作战任务的就完全是边防军和地方实力派将领所拥有的专属部队。
边军：明朝守卫边境，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军队，配置于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9个军镇，史称“九边”，这些边防部队具有很强的实战能力。如李家军、戚家军、辽东的关宁铁骑等。这些部队之所以善战，往往和统帅的军事才能有关，也和朝廷没有将“分权制”强行推行至部队有关，不是不想，是现实情况不允许。
——“洪永以后，边患日棘，大将之设，遂成常员。镇守权重，都统势轻，卫所精锐，悉从抽选，于是正奇参守之官设而卫所徒存老家之名。”实践证明了明代军事分权制度已经不适应战争的一般规律。
专属兵：
专属兵是在募兵制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精兵。
如果不算明太祖朱元璋早期的义军班底，明军比较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专属兵，应该是在戚继光阶段，戚继光在卫所军已经失去实战能力的情况下，放弃了传统兵制，转而采取募兵制。募兵制在明‘土木之变’时即有，兴盛于嘉靖‘沿海平倭’时期。
他招募吃苦耐劳的农民和矿工参军，然后发给比其他传统部队（卫所军）更高的军饷，亲自训练和指挥作战，并在士兵中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这支人数最高不过万的军队成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铁军，号称戚家军，而不是某某番号明军。
万历初期，张居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借鉴戚继光等一些优秀将领的练兵经验，大力整顿军队，使明朝和明军恢复了一些元气。像一些著名的边防将领，他们所统率的军队都是以征兵制和雇兵制相结合，而这些雇兵有很大一部分不在正规军的编制之内，称为家丁或家将（私兵）。然后以精锐的私兵（通常在一千五百至三千人左右）为支点，带动整支军队的战斗力，最终使部队成为某些名将的专属部队，如果他们调防，手下的这些精锐往往随他们一起行动。
还有一种“民团”，即军籍之外、由官府佥点、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也极善战。比如广西狼兵、秦良玉的白杆兵、少林寺的僧兵等，遇有战争，常被召出征，战事结束仍回原址驻扎。
明军的武器装备：
明军的武器装备由冷兵器和火器组成，中央还设立了兵仗和军器两局，负责铸造火器。各省都司、卫所也遍设杂造局，专管所在卫所的兵器修造。有关火器的详述在《龙战》其他篇章中已经讲过了，这里只简单再提一下。
明军的火器应用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明成祖朱棣时期前后，这时候的火器仍然从属于冷兵器装备，虽然有著名的神机营出现，但其作用仅在面对敌军冲锋时给予一定的火力杀伤，后续战斗仍由弓马步骑等冷兵器军种完成。到了神宗末期，火器已经成为明军中的主战装备。
明朝中期，戚继光镇守北疆蓟镇(今河北迁西县西北)练兵时，编练的水军营、步营、骑营、车营、辎重营，使用枪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50%左右。
附一、戚家军编制：
车营：每车营有战车128辆，每辆战车配有佛郎机2门、鸟铳4杆、火箭手4人，平均每12名士兵装备一门火炮，临战之时火枪轮番射击可以终日不停，战斗兵2048人；军官、杂役、工匠、车夫等1061人；全营官兵共3109人。装备：佛朗机256挺(佛朗机手768人)；鸟铳512枝(鸟铳手512人)；大将军(重型大口径火炮)8门；以上火器手共1320人，占战斗兵的64.2%；其他的都是长枪手、藤牌手等等装备冷兵器的士兵。
步营：战斗兵2160人；军官、杂役、工匠等共539人；全营官兵共2699人（一说2700人，多出一人为专业火器官），装备：鸟铳1080枝(鸟铳手1080人)。火器手共1080人，占战斗兵的50%。其他的都是长枪手、藤牌手等装备冷兵器的士兵；其中有216名党耙手，装备火箭共6480支。
骑营：骑兵约2700名，除弓铳刀枪等冷热兵器外，另装备有60门发射霰弹的虎蹲炮。
水兵营：每营编2哨，共510人。战船火器：大、中、小战船10艘；大将军炮4门；佛郎机40门；碗口铳30门；喷筒500个；鸟嘴铳68支。
附二、明军标准车营编制：
全营兵力：各级军官127名；骑兵、步兵、传令、杂役等5988名；辎重车夫512名。装备车辆：偏厢车128辆；准迎锋车256辆；辎重车256辆；装备战马：官马296匹；兵马3024匹。驮运畜力：火器驮驼32只；火器驮骡120头；辎重车驾牛256头。
装备火器：大将军炮16门；灭虏炮80门；佛朗机256挺；鸟铳256枝；3眼枪1728枝。装备兵器：弓箭撒袋1273副；大弩256张；长枪、长刀、长斧1280件；火箭7680枝；大棒256条；藤牌256面；腰刀5888口。装备甲胄：骑兵2500副(包括隶属中军的100骑传令兵)；车正128副；管队臂手97副；车正臂手128副。
明军的后勤保障：
明朝实行军事屯田制度，士兵平时种田，战时打仗，明初庞大军队的军饷主要来源于军事屯田的产出，朱元璋曾设想：“养兵百万，不费人民一粒米”。这一点在明朝前期可以做到，后期随着政治腐败，其作用适得其反。
说说具体的后勤保障，明军运输营详细资料：
人员编制：内将官1人，中军1人；军车兵30人；杂役兵254人；车炮兵1622人；全营共1908人。装备火器：车载佛郎机160门(每门3人)；鸟铳640枝(铳手640人)。车辆畜力：辎重车256辆；驾车用牛256头。杂项工具：金、鼓、旗帜、响器二套；绳桩96条；拒马枪256条；火兵尖担256架；火镰224把；灯笼354个；铁楸736把；铁撅496把；镰刀1216把；斧头128把；凿子128把；铡刀240口。粮秣辎重：米200石；黑豆500石；淇子299石4斗；炒面299石4斗。锣锅500口；铁锅256口；水袋500个；水桶256口。全营一次运载军需物资量可供1万人3日之用。
明军的战争指挥系统：
明军平时的兵制为卫所制，战时多采用营制。营制兵员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抽调卫军中的精锐，一种是募兵。
军事指挥官为总兵，总兵官一般是都督府官或国家的爵臣，总兵派驻地方后，很多由于战事的持久和备边，成为半固定的地方军事长官，于是朝廷又设立巡抚，去总领军民两事。一个大地区往往有多位巡抚，于是又派出总督去统领。遇有重大战事，则设立战区，于是又派出经略，作为总指挥官。实在要命的时候，再派出督师统帅诸军，督师一般由大学士做，从巡抚以上，都是文官统军。
武将指挥系统一般为：由总兵官统领，下设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把总、哨官、队长、什长、外委、材官等官职，另设中军、旗牌，辕门、粮运等专职武官。（注：明军的战时指挥系统各个时期略有不同，尤其是低级别指挥系统，这里所举只是常例。）
日本兵制：日本后战国时期、天正十年（1582年），本能寺之变爆发，织田信长身亡。他的爱将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及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后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桃山时代”。
万历朝鲜战争中的日军名义上是统一的国家军队，实际是由各大名专属兵团组成的联合部队。
这一时期的日本军阵和战国时期的大名军阵基本相同，军阵的基本构成由本阵和若干独立军团组成。其主力为主将（大名）手下世袭化、专业化的“家臣团”。这些军队数量很少，但是战斗力却非常强，一旦战事爆发，在这些私兵的基础上，再征招农民组成足轻（步兵）队补充军力。
一、具体战斗序列及指挥系统如下：
本阵成员包括总大将、副将、军师、佑笔（执笔）、军奉行（管辖其下的旗奉行、弓奉行、枪奉行、小荷驮奉行、兵粮奉行）、军目付、使番、物见番头。此外还包括马回、小姓、药师、祈祷僧等保障人员。
独立军团一般包含侍大将、枪大将、铁炮大将、足轻大将、弓大将以及其下的兵吏、兵丁组成，独立军团中的各个作战分队之间用使番（传令兵）负责联络。
以侍大将为中心的独立军团是大名家军团编成的基本单位，其下的足轻大将统领全队足轻，弓大将统领全队弓兵，枪大将统领全队枪兵，铁炮大将统领全队铳兵。
在实际作战中，往往还要选出一名先作大将，即先锋官，在日文中对先作大将的解释为“勇敢的砍人队长”。
二、日本军的布阵与出阵：
基本阵形为先阵在前，后面分列左阵，右阵，大将和旗本部队在中央，再后面是预备队、后勤部队（日文称作小荷驮，机动运输部队称为小马驮子队）。
变阵共八种——鱼鳞阵、锋矢阵、鹤翼阵、偃月阵、方圆阵、雁行阵、长蛇阵、衡轭阵。另外还有车悬、虎韬、卧龙、轮违、大妄、虎乱、乱剑、云龙、飞鸟、松皮、流行、井雁行直、将棋头、别手直等阵。
评价：中国的兵法重视谋略，《孙子兵法》，就是集其大成者，阵法则处在次要的位置，而在日本则受到相当的重视。这和两国战争规模不同有关，其实阵形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优劣，必须结合具体的情况。阵形体现了战术思想，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定下何种决心，采用何种战术，使战况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则是取决于将领，需要进行认真的推算，不存在简单的阵形互相克制关系。
中国将领重视战略层面，并不是说具体战法就相对落后。冷兵器时代，不讲究阵法的军队根本没法打仗，这是一个常识，中国古代阵法虽然在战争中的实际运用情况现代人已经不甚了解，但从其继承者——日本的武田八阵在日本古代战争中的不俗表现，我们可以想见它的源头——华夏阵法的博大精深。像诸葛亮、李靖、赵匡胤、徐达、戚继光等都是运用阵法的高手。到今天日本阵法之所以比较出名，是因为日本人肯认真的、狂热的、不遗余力的去弘扬和发掘自己国家的历史军事文化。
三、日军的后勤保障：
日本军队的动员人数取决于根据其土地面积与肥沃程度而得出的石高。
丰臣秀吉在武力统一日本的同时，积极着手恢复封建秩序和法制的重建工作。首先，在乡村全面实行“太阁检地”，调查统计全国的土地面积和各种经济数据。以“一地一作人”的方式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按“二公一民”的比例征收田租；颁“刀狩令”，没收民间武器；把农民编成五人组或十人组，组内连保，严防农民反抗，并实行了兵农分离制度，武士专心打仗，农民专心种地，这些措施保障了日本军队的后勤供给。
文禄庆长之役时丰臣秀吉命令下属大名（诸侯）每一万石出阵二百五十人。日本关原内战之际，东西两军大概是每一万石出阵三百人。到了江户幕府时代有所提高，基本上每一万石出军役三百五十人。
附一、兵农分离制：
日本经过战国时代，农兵成为军队的基本构成。一般的服役对象为年满十五岁，不满六十岁的成年男子，商人、职人、艺人和僧侣除外。凡是记录在册的男丁，每年的正月和七月两个时间必须集中到城中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简直是全民皆兵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时的日本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封建军事国家，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农兵不分也增加了封建统治的风险。由于战争消耗巨大，横征暴敛频繁，导致了阶级矛盾激化，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农民手中掌握武器，对于统治阶级的统治自然是非常不利的。同时，由于军役的动员规模越来越大，战争时间的越来越长，耽误农时的情况经常发生，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样，就迫切需要兵农分离，分化出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以打仗为职业的职业军人。丰臣秀吉在逐步平定各地诸侯，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禁止大名之间私斗，同时禁止了征用农民参军打仗，规定农民只能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并且于天正十六年（1588年）颁布了刀狩令，宣布收缴民间百姓手中掌握的各种武器装备，确立了兵农分离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