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之后，张新月分工的文件下了，她被调整到了期水苗族乡任妇工。看到别的考生个个都分在自己考的岗位上，唯独她考的位置被一个叫陈青的男生占去，她的心灰到了极点。而且她也知道，期水苗族乡是才成立没有几年的苗族乡，那里山高坡陡，是一个典型的卡斯特地貌山区，常年缺水，乡名叫期水就是期望有水的意思。那里是全县最穷的乡，人们时常用“穷山恶水出刁民”来形容那里。对张新月这样才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到那样条件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简直难以想象能不能适应，更何况苗族人对她来说只差没有和野蛮两个字划等号了，她很小的时候听老人们说苗族是反骨，清朝末期当地还出现了一场苗族大暴动，而暴动的地点就是期水苗族乡，那里的天然大溶洞成了他们对抗清兵最好的屏障，据说他们曾在溶洞里呆了三年多，最后弹尽粮绝而降。那里的一切，张新月只当传说听过，没想到现在却要自己去那里工作，她真的感到从未有过的迷茫。

得到张新月工作被调整到期水苗族乡的消息，张老头的眉头不觉皱了起来。他的女儿虽说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可是也是在城里长大的，除了生活过得简单点，她从小也没受过什么苦。到了那么偏远的乡镇她能干好工作吗？再说条件那么艰苦，她能撑住吗？要是让她去做群众工作，她又不会讲苗语，她会做吗？可是现在除了让她去之外，自己也帮不了女儿什么啊。一想到自己的无能，张老头就苦闷起来，找来两瓶酒喝起了闷酒。张新月的妈妈李兰芝也左叹一口气，右叹一口气，只怪自己女儿的命不好。看到父母那么难过，张新月倒不难过了，她说：“爸、妈，你们别难过了，别人能去我为什么就不能去了？没事，我能行的，你们就别担心了。”看到女儿要去，张老头俩口只能点了点头，像他们这么老实巴交的人家，除了随波逐流，任人安排，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让张新月没有想到的是，她要去报道的那天到人事局去办手续，竟然遇到了期水苗族乡的乡长。那是一个粗壮的苗家汉子，个子不高，说话声音却很粗。那时她不知道期水苗族乡一定得要苗族人来当乡长，她还咕哝着想：“一个乡是苗族乡就算了，还要加一个苗族乡长，真是够呛！”而乡长可不管她想什么，当他知道张新月就是要去他那个乡工作的女大学生，高兴极了，哈哈大笑地和公务员科的科长说：“李科长啊，你们是哪根筋出错了，把这么漂亮的大学生往我那个鬼地方送啊？好，好，好，我们那里三年都没进女同志了，整个乡政府全是乌鸦一样黑鳅鳅的臭男人，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和我说，乡长啊，我们乡政府都快成和尚庙了，就连飞进来一只苍蝇也是公的。你快去招几个女的来啊，男女搭配干活才不累嘛。你看看，你说我能到哪里找女的哦，我总不能像我们苗家小伙抢媳妇一样去抢吧，招人还是你们人事局的事嘛，这回太阳是从西边出来喽，给我们送来一个女的，还是个大学生，真是谢天谢地了啊，我回去可以和弟兄们交待了。”张新月虽然对这位苗族乡长第一印象不是那么好，可是听了他一席直打直的话，禁不住“扑哧”笑出声来，对乡长的印象也大为改观。乡长接着说：“小张啊，既然我来到县城了，你就等我办完事情，明天我们一起下乡里去，你去收拾好行李，等我的电话吧。”他又转过头来对李科长说：“李科长，谢谢你们了啊，白送我们乡一个大学生，以后有这样的好事要想着我们啊，我那里的小伙子都快成老光棍了，多为他们创造点条件嘛。”说得张新月的脸不由得一红一红的。

第二天清早，张新月就接到了乡长的电话，让她在城西的路口等他们。张新月提着重重的行李刚走到路口不久，就有一辆212型吉普车嘎的一声停在她身边，掀起了一股尘烟，扑了她一身灰。她还没反应过来，乡长就从车里探出头来，命令式地说：“上车。”驾驶员就很快下来帮她把行李抬到车后箱，打开车门让她上了车。她刚刚坐稳，车就哗地开了出去，惯性差点让她碰到前排的位子上。乡长连忙歉意地说：“小张啊，乡里条件差一点，你别介意，慢慢就会习惯的。乡下也有乡下的快乐，你放心，我们全乡政府的同志一定会照顾好你的。我姓王，你可以叫我王乡长，也可以和乡政府的那帮小子一样叫我王哥。在乡下大家都吃一口锅里的饭，都是革命同志，你不要太拘束。”本来张新月对乡里的这辆破车有点失望，可是听到乡长说大家都是革命同志那句话，就突然想起了电视剧里演的地下工作者，不觉得笑了起来，心情也随之灿烂起来。

一路上，张新月注目着车窗外的风景，那是一幅幅冬天的黑白水墨画，树下的落叶铺了厚厚的一层。在冬天的寒风里轻轻飞起又落下。她的心里就想，在那残叶下面，一定孕育着新的生命吧，只等到春天的雨点去敲醒沉睡的种子，然后在春天的阳光里生根、芽，再伸出温柔的双手，向上伸展那绿得亮的光，到那时，春天就会美不胜收的。一路的胡思乱想减轻了土路颠簸的痛苦，三个小时后，一个小小的镇子就出现在了她们的面前，司机小冯对她说，那里就是我们乡政府。看着这个自己参加工作的地方，张新月感到新鲜，又感到陌生。她知道，别样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