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赵旉虽然也跟着父亲到过多个城市，但那几乎都是在逃难期间，街上根本看不到几个人影。但现在却不同了，江南地区虽然在金军南下之后遭到了明显的破坏，但毕竟杭州没被屠城，只要人在，钱总是可以挣回来的。尽管赵旉还能从市民的眼神中看到战争的阴影，但他还是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大宋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赵旉看一个地方的经济展程度，从来不是只看统计出来的数据，因为各地物价差距很大，居民的生活方式也有区别，是不能进行简单比较的。比如若以人均gdp作为标准，韩国、日本与美国差别并不算太大，但韩国的平均物价明显高于日本、日本又明显高于美国，所以美国人的生活水准要比韩国人高好多倍，再考虑到国家实力等因素，差距就更是大得吓人，所以数据这东西并不可靠。而现在的赵旉则只留心观察居民，尤其是这几个方面：衣着是否光鲜，营养状况如何，精神面貌怎样。

由于古代城市无论如何也无法与赵旉前世的工业城市相比，赵旉便拿记忆里清朝时的一些图片和文字记载与现在眼前的景象作了一下对照，结论是“‘康乾盛世’时期普通市民的生活水平与眼前南宋市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和世纪之交中国人与美国人生活水平的差距类似，而这里在一年前还曾经打过仗”

清朝的百姓普遍营养不良，不论是他们低矮的身材还是瘦弱的体型都可以看得出这一点；而宋朝市民虽然也存在一些营养问题，但那是因为无知而不是缺乏食物，至少宏量营养素的摄入相当充足，而他们的身高体重甚至不逊于二十世纪末期的现代中国人。

当然，西方使节的记述也许有假，鸦片的毒害也不可无视，但那么巨大的差距摆在那里，和宋朝一比，清朝至少在经济上是绝对算不上什么“盛世”的

在衣着上差别就更大，赵旉明确无误地看到，街面上的行人居然大部分都穿着丝质的漂亮衣服，与晚清时期即使富农和小地主的穿着都显得粗陋难看的景象大相径庭，看来当初司马光抱怨“贩夫走卒皆着丝履”并非空穴来风。

但后来赵旉才知道，宋代因为棉布尚未出现，布料除了麻布就是丝绸，而麻布的舒适度较差、看上去也不美观，很多人宁可少些换洗衣物也一定要有几件丝绸外衣装装门面，所以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夸张。不过即便如此，宋朝市民在衣着上还是要比清朝强得多了，到底哪个才是“盛世”？

在居住条件上，宋朝不像其他朝代那样建城时城区面积就已确定，而会根据需要不断扩建，所以市民住房面积普遍较大，尤其在战乱之后的现在更是如此。

而且中国的石工技术也在宋代有了巨大的展，除了传统的木结构建筑以外，也有不少的纯砖石建筑出现，增加了宋朝居民住房的多样性。就赵旉现在所见到的景象来看，大宋的确很可能不但是现在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朝代

当然，由于工业革命以前工商业人口创造财富的能力相较农业人口而言优势有限，所以那种“宋朝时期中国的gdp占了全世界的75%以上”的说法还是很可笑的。

不过据赵旉十年后估计，当时的中国大概创造了全世界gdp的3o%－4o%（因为当时大宋的经济总量已经明显过了所有周边国家之和，再考虑到阿拉伯帝国的衰落和此时欧洲的落后，这种结论还是较为可靠的。），所有国家（即排除那些没有成为国家形态的部族）的5o%左右，不过中国城市创造的gdp占世界所有城市总gdp的8o%以上倒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宋代城镇人口比例相当高，生产领域的科技水平也远非此时的西方可比。

而宋朝的言论自由就更是令赵旉大开眼界，普通的市井小民居然都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国是，甚至直斥今上与重臣之非，这是连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比不上的。赵旉对这个时代的认同感由此大大增强，但赵构的脸色却不甚好看，这也难怪，他自觉登基后已经非常努力了，居然还有很多人一口一个“昏君”

看到赵构渐渐到了作的边缘，赵旉连忙岔开话题，免得那几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倒大霉。和后世一样，那些在大庭广众之下口若悬河的家伙中，有相当数量是纯粹“为喷而喷”的喷子，若完全放纵他们四处乱说影响民众，也不是什么好事，赵旉不禁萌了建立宣传机构的想法，这可是后世经过实践充分证明的维护稳定的最强利器。

宋朝的妾（指没名分的，有名份的侧室不算）婢制度也是中国古代最为人性化的，不但都不是终身制（一般三到五年，婢女可达到十年，而续约的权力不在夫主与妾婢，而在妾婢的父母，他们有权令女儿离开夫家或是改嫁，甚至有过因此殉情的例子。），而且受到律法的保护，主人若要惩罚她们，必须到官府上告才行，否则便是违法。

由此也可以管窥宋代已经隐约出现的人道主义萌芽（可惜在没有经历过民族主义阶段的情况下，缺乏外部影响的它永远只能是萌芽。），但与父母的权威相比，则又算不得什么了。宋代对“忠”的推崇和其他朝代相差不大，但对“孝”的崇尚则到了近乎变态的地步，父母对于子女拥有任意处置的权力，甚至不需要理由。

这大概也是外敌入侵时，宋朝的士林大多顾全其家而不愿为国死命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历史上的文天祥，也为了保全家族而让弟弟在元朝为官。），反倒是平民百姓更为忠勇，或许是因为以他们的家底根本经不起敌人洗劫的缘故。

宋代一些怪异的风俗则令赵旉大开眼界，宫内的称谓混乱自不必说，民间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但这些还不算什么，宋朝无论贵贱男女，普遍喜欢在头上戴花，这实在令赵旉感到头皮麻，再联想到宋朝舆论对于同性恋现象的异常宽容，赵旉不由感慨，这实在是一个中性化的朝代，而这样的怪诞之处还有很多

另外，还有一些受到士大夫抨击，但在赵旉看来却非常具有现代气息的文化风俗。比如宋朝尽管理学日渐盛行，但妇女改嫁仍非常普遍，这令赵旉深感意外，可惜由于“靖康之难”的打击，那些士大夫们无力打败强敌，只能对内限制妇女的自由，“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之类的言论日益盛行起来，南宋妇女的自由生活恐怕维持不了太久了

说到自由，就不得不提一下宋代历史上著名的才女朱淑真。由于历史上此女的作品大多散佚，其人生平也晦涩不满，后世的文人一般都将其列于李清照之后，视其为宋代第二才女，但仅以其存世的作品来看，绝不在李清照之下。而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赵旉竟然亲眼见到了这位才情过人、一生坎坷的奇女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在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这《生查子》在历史上一般被认为是欧阳修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出自南宋初年的才女朱淑真。赵旉也是由此才想到自己眼前的娉婷少*妇正是绝代才女朱淑真，因为古代妇女的闺名不会轻易告人，若没这《生查子》，赵旉不过知道这个女人姓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