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公事，还有一些与赵构有关的私事，金国允诺放回他的母亲韦太后与太上皇赵桓，并同时归还他父亲徽宗赵佶的尸骸。其实赵构并不想将哥哥赵桓接回，但他若留在金人那边为其利用，似乎更为不妥，再说金人主动提出这个条件后，拒绝要他回来的理由也不好找，便没有多说什么。

虽然无论是南宋的赵构，还是金国的鞑懒，都以为和平已经到来，至少几年的太平时光总该有吧。可赵旉却记得历史上宋金第一次和议后不久，兀术就动了政变，一举掌握了金国的军政大权。现在和议比历史上早两年，兀术的政变是否还会成功？会在什么时候动手？这些问题赵旉心中没底。但他觉得自己总该做点什么。

一方面，内卫军情司派人在金国境内散布兀术有所图谋的谣言，但信不信，如何处理却还是鞑懒自己的事，赵旉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另一方面，赵旉上书请朝廷尽快派人接收金国归还的土地，河南无险可守，慢点无所谓；淮北早在卫军控制之中，更加没有关系；但是陕西易守难攻，不马上利用和议的结果尽快拿回，恐怕就要后悔莫及了。要知道，即使是吴璘这一级别的名将，完全依靠军事手段夺回陕西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伤亡，而且一定会旷日持久，钱粮消耗更是难以计数。

可是，赵构正忙于重组中枢，而新任宰相秦桧目前正在忙于数钱，暂时都没有这方面的心思。再加上金国方面也有意拖延，结果直到将近一年以后，宋军与朝廷派去的官吏才开始上路。赵旉被气得七窍生烟，要不是他现在年纪太小，还无法独当一面，肯定就将虞允文放手了，赵构可是已经多次表露过想要让他进中枢当宰相的意思了。

而那些人质也得催促金国尽早放回，以免滋生变故。在这方面，赵构对于接回母亲还是很上心的，但是金国那边却似乎有了一些别的想法，不断找出这种那种的理由，死活不肯放人。赵构担心将金人逼急了会出事，此事便一拖再拖，后来还是韦太后自己玩了个小花样，才总算利用鞑懒思路摇摆的短暂时机回到了大宋。而赵旉也因此对父亲的优柔寡断铭刻于心，看来不将赵构逼到绝路上，他是干脆不起来的

虽然这些事情令人恼火，但在难得的一年多和平中，赵旉还是有了很大的收获。在他看来，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海商蔡景芳的归来。自蔡景芳当初接受赵旉指派的重要任务远赴大食，至今已经有三个年头，由于久久没有他的消息，赵旉甚至以为他已经在海上的风暴中不幸罹难了。但蔡景芳毕竟有过多次远航大食的经验，他不但最终平安归来，而且带回了出赵旉预期的“货物”

虽然由于蔡景芳手下缺乏高端的专业人才，赵旉当初要求的西洋精密海图没能成功绘出，但由此意识到赵旉对于航海有着浓厚兴趣的蔡景芳却不惜花费重金，从大食商人那里搞到了海上定位工具——星盘，以及它的制作与使用方法。为了解说方便，蔡景芳甚至买下了一个擅长以星盘来确定方位的波斯裔大食奴隶，海员类的奴隶是非常少见的，身价也往往十分高昂，蔡景芳为了讨赵旉的欢心，倒还真是舍得。

当初赵旉布置的第二个任务是买书，而蔡景芳的成果则远远出了他的预料。那些翻译自欧洲人的著作由于现在开始遭到查禁的缘故，蔡景芳只搞到了一小部分，好在《几何原本》等最基础的科学著作基本都找齐了。但真正令赵旉惊讶的，是古代阿拉伯文明的科技成就，

由于前世对此并不了解，他并没有布置相关的任务，要不是蔡景芳自己意识到其中的价值，那赵旉和大宋的损失可就太大了。虽然在科技成果方面，这一时期的阿拉伯科技无法与正处于极盛期（只考虑科技文化的话）的中华文明相比，但阿拉伯位于东西方交汇之处的优势，却使其可以较容易地取长补短。所以，在“百年翻译运动”之后，阿拉伯的科技迅展起来，并形成了其学科全面、体系严密的特点。

然而，伊斯兰教“正统派”影响极大的“大伊玛目”安萨里（1o58～1111）却对“百年翻译运动”及其成果作出了完全否定的评价。他认为，这些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知识属于古兰经中所谓“受憎恶的知识”，对于信仰的巩固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样的知识越多，对信仰的损害越大。因此，穆斯林们应当抛弃这些“受憎恶的知识”，回到“正统”的道路上来，通过内心诚修来达到接近真主的目的。他对非伊斯兰教知识的这个论断极大的影响了后来的逊尼派穆斯林。

正是在安萨里的这一思想影响下，西元11世纪以后，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股“回到正统伊斯兰”的浪潮，矛头所指正是曾在“百年翻译运动”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伊斯兰理性主义学派。伊斯兰理性主义学者纷纷遭到迫害，著作也被大量焚毁（注1），但现在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所以阿拉伯地区仍有相当数量的学术著作留存于世。蔡景芳只是带回了其中的一部分，就已经令赵旉叹为观止。

在天文学方面，仅以理论而言，阿拉伯人较之中国人并没有太大的优势。事实上，在历史上望远镜明之前，中国的天文学一直领先于世界（注2），这一点从中国古代精确性极高的历法就可以看出。但在应用上，阿拉伯人因为以商业立国的原因，天文学成果很快便被用于航海（注3），并制造出了星盘这种在当时算是非常精确的测量装置，而不像中国古代的天文学那样，只是一味地钻在历法里面。蔡景芳这次带回了阿拉伯天文学家白塔尼等人的著作，大宋的天文学家们应该可以从中取长补短，完善中国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注1：在这段黑暗的历史中，阿拉伯哲学的创始人肯迪的238篇（部）著作中，阿拉伯文原文大部分失传，今天我们看到的他的著作多为欧洲人保存的拉丁文译本；伊斯兰理性主义的奠基者、“穆斯林哲圣”法拉比的近2oo种著作绝大部分都只有欧洲人翻译的希伯来文和拉丁文译本流传至今，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阿拉伯文原本只有3o种；伊斯兰理性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伊本·路西德被判“叛教”，著作全部被焚毁（他的思想主要靠其著作的拉丁文译本被欧洲人保存至今），本人也被和其他学者一起流放（后经友人斡旋被释放）。可以说，以安萨里为代表的苏菲主义对伊斯兰理性主义的“历史性胜利”，正是伊斯兰教从开放转向封闭的转折点，也是伊斯兰世界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注2：尽管如此，由于缺乏交流对象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不少方面都很薄弱，而且不良传统与错误也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比如日食、月食的原因与预测，中国一直没能独立研究出来。不过，士大夫们需要这些怪异天象以钳制皇权，即使真有人研究出来，恐怕也很难得到认同吧？

注3：其实西方古代天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用途，那就是算命，星盘最初被制作出来也是因为占星术的需要，但一些阿拉伯海商却以敏锐的商业直觉现了它更有价值的用途，而对古代世界的航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人明的罗盘传入西方以后，海上定向的难题也得到了解决，再加上西方造船技术的持续进步，大航海时代很快便随之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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