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上被后世褒贬不一的宋代其实是一个十分畸形的朝代，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军事国防的虔弱相矛盾，为政宽仁与不重民生（注1）相矛盾。()宋代黄河之所以频繁泛滥，连改道这种本该是很罕见的灾难也几乎是每代人都有机会碰到，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纵观北宋的一百五十年岁月，朝廷根本没有认真治理过黄河，这一点甚至连满清都不如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历代北宋皇帝和他们的大臣，宋代虽然太平岁月之长为历朝之最，但是却无时无刻不处于外敌的严重威胁之下，其中辽国的铁骑尤其令人畏惧。由于燕云地区落入辽人手中，北宋位于黄河以北的广阔领土都陷入了无险可守的窘境，也即是说只要辽军的铁骑大举南下，不管最后胜负如何，黄河以北的河北全部与山东大部（黄河改道入淮后，还要加上淮北地区。）都肯定玩完。而治理黄河所需的人财物力又绝非是小数目，即使是历史上那些完成大一统的强盛朝代，也往往会因此不堪重负，而元代更是因此（虽然只是导火索，平时的苛政才是根本原因。）而亡。北宋时期面临辽夏两国的威胁，实在没有余力投注到这桩大事上。

当然，如果不惜透支国力的话，北宋还是能够将黄河治理好的，但是那时元气大伤的北宋又有几分把握能够抵御两大强邻的百万铁骑呢？何况宋代掌权的文臣也许是出于“人道”的想法，废除了历朝以来的徭役制度，无论是征兵还是召集民夫都要付钱，而且薪酬绝对不低。就算北宋朝廷不顾一切都要将黄河治理好，他们也付不起这笔相当于大宋好几年岁入的工钱（这也是市场经济模式的一大不足，而且经济越繁荣、百姓越富裕，问题就越严重。历史上直到近现代以后各国政府陆续开始发行纸币，而可以将这种大工程的负担变相转嫁到国民身上，这个问题才得到了有效缓解，但也只是缓解，所以新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修建起来的几十万个小水库，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富裕了，居然反倒连维护都维护不起了）

赵旉上台后在大宋的某些重要行业引入了计划经济模式，同时军队也由募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治理黄河还是要花钱雇佣河工的，不过整肃吏治后大宋官场干净了很多，不必要的糜费自然也大大消减了。），大大节省了开支，因此现在的大宋只要发展几年，就足以具备治理黄河的国力。但是，现在大宋在北面依然存在着两大劲敌，如果贸然以举国之力进行这种大工程，与玩火无异。虽然赵旉对卫军的战斗力有十足的信心，但是就算辽金两国受到震慑而不敢在大宋对黄河展开综合治理的时间段出兵，大宋也将因为国力大损而不得不将北伐延后数年乃至十数年（对外用兵虽然损失较小，但对于政府来说，各项开支却要大得多，所以在短时间内对朝廷的力量是很大的削弱。另外中国历来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运气不好的话，出现类似明末天灾不断的困境也并非全无可能，赵旉虽然不怕，但这种不利局面对北伐的影响却是不能忽略的，赵旉虽然有时很固执，但并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统治者，开疆拓土也要量力而行。），到那时辽金统治趋于稳定，不但更难消灭，对占领土地的消化也将变得更加困难，从长期来看是很不利的。

不过，黄河改道是迟早会发生的，就算她自己不挪窝，赵旉腾出手来以后也会主动让其挪窝。因为黄河最近一次改道是向南与淮河合流，不但淤塞河道，使得淮河之水难以下泄，形成了洪泽湖并泛滥成灾，而且地势南高北低意味着黄河随时都可能再次改道返回河北（或者山东）故道，这就像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悬在淮河以北百姓的头上。但是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即使是已经日益成熟的赵旉也不例外，他总觉得只要准备几年时间就足以一举打垮金国，如果辽人不识相，他伏下的那支奇兵也可以将其一并收拾，到时候再专心处理国内问题也不算迟，运气总不至于那么背，正好在这几年里黄河改道吧？

然而，正如墨菲定律所说的那样，“当事情有好坏两种可能时，出现坏的可能，概率永远要比出现好的可能更大。”，眼看宋军就要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同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条一直都不安分的母亲河却再次搬家了

与历史上的情形一样，这次黄河改道选择了向北穿越河北并最终流入渤海的路径，只是发生的年代有了一些差异。黄河改道的破坏力远比一般的水灾大得多，而这次改道又是变动最大的一种（历史上黄河下游主要有三条路径，经河北入海、经山东入海，与南下和淮河合流。），破坏力更加巨大。这令本就因为金军有意破坏而元气大伤的河北经济民生雪上加霜，更麻烦的是，赵旉亲率的几十万北伐大军陷入了困境，因为粮道被截断了

注1：很多人以为宋代富庶繁华，民生应该是大一统历朝以来最好的才是，而且宋代朝廷也确实出台了不少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政策和律法。但是宋代的物价之高，为历朝之最，盐、茶、丝等大宗商品都由国家专营（实际上是承包给大商人，但负担其实还是会摊到下层百姓头上），史书上都说宋代盐价高得令百姓连吃盐都舍不得，各项税负也为历朝最高，百姓为了减轻负担而弃婴、甚至干脆弄死的也屡见不鲜。百姓负担是民生中最基本的一方面，生存都艰难，政策再人道又有什么用呢？说到底，宋代只是文人士大夫的盛世，而非平民百姓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