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仍然是我的养父郭虎啸医生的一篇自述，是关于吸烟利弊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

吸烟利弊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即使全世界科学家都参加讨论，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解决的。但是，有些人以为这个问题，早已经在科学上解决了。

这是个天大的误解！这只是反吸烟的强力宣传造成的假象，或者说，是大家制造出来的大众迷信！

现在包括很多医生、科学家、哲学家，都是这一迷信的信徒，正如古人所说：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曾参杀人，三人成虎。”

现在如果有人要表示，不满意当前关于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就可能要遭到人们的围攻。围攻者的理由，当然是有自己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不过是别人灌输给他的。

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科学精神的人，摆脱不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接受不了别人平心静气的摆事实讲道理，千方百计地找理由反对别人的说法，解释别人的质疑，坚持自己的信念，又不允许别人坚持信念。

他们还制造诸如被动吸烟害处更大的说法，来加强反吸烟的宣传力度和强度，提倡在许多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来给吸烟者设置障碍，增加麻烦。

古代有所谓“三人成虎”之说。说的是只要有三个人说城里有老虎，很多人就会信以为真。实际上城里并没有老虎，只是有三个人说了，就使人不得不信。（故事见《邓析子》）

《新序?杂事》中记载：

曾参居郑国时，有一个与他同姓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就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她开始不信，照常织布。有三个人都来跟她说这件事，她不能不信，就放下手中活，越墙逃走了。曾母虽然很相信曾参，但经不起那么多人说同样的话，也不免产生了疑惑。

现在许多所谓科学的问题，还没有可靠的结论，就有那么一些人拼命宣传，其他人跟着大喊，唯恐落后。把不完善的说法、片面的结论，当作绝对真理不断重复，使全社会陷入误区。

一种说法重复三遍就成了真理，而“吸烟有害健康”的说法，何止重复三亿遍，怎么能不成为“绝对真理”？！我们如果冷静下来，进行深入的辩证的思考，可能还会发现这种说法的某些漏洞。

我想就推敲两个问题：

一是有毒论，二是有害论。

反对吸烟的人说，香烟点燃时能放出大约6800种化学物质，其中有害健康的约有3800种。这数字是相当可怕的！

但是还有约3000种是无害的。这些无害的物质是不是有益的呢？如果是这样，那么，两相比较只差800种。即使按这种说法，就已经不那么可怕了。有害的物质，都是害什么？无害而有益，都是益什么？这恐怕是一笔糊涂账！

另外，反对吸烟者还说：

“吸烟者患冠心病的危险性要高十倍，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性要高三十倍。”

这就意味着，不吸烟者在其他疾病方面的死亡率，要比吸烟者高出许多倍。

举例来说，假如一个单位有一万职工，其中两千人吸烟。每十年，死亡1200人，其中吸烟者240人，不吸烟者960人；死于冠心病的110人，吸烟者100人，不吸烟者10人；死于心肌梗死的93人，吸烟者90人，不吸烟者3人。

统计结果：吸烟者死亡240人中，两项合计190人，其他死亡只有50人。不吸烟者死亡960人，前两项合计死亡只有13人，其他死亡947人。

很显然，在其他疾病死亡中，不吸烟比吸烟要高出约十九倍。如果从年龄方面进行统计，吸烟者平均年龄肯定比不吸烟者高出一段，因为有的死亡在进入烟龄之前。

因此，只有统计数字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统计资料很重要，但只能供参考供分析，不能直接证明什么因果关系。不同的统计方法，会得出很不相同，甚至相反的结论。

以上所谓几千种有害物质和危险性几十倍，都是很吓人的。有那么可怕吗？我认为，怕烟比吸烟，对健康的害处更大！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讲到阴阳家时说：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这里讲的四时就是四季，二十四节气，都是一年气候变化的问题。这本来是科学的问题，就是历法与气候的关系的问题。

但是，汉代科学家——阴阳家认为时间与吉凶有关系，于是详细规定了哪一天哪一时是吉，做事顺利；哪一天哪一时是凶，做事失败。说是如果按他们说的去做就顺利，违背了他们的说法，就会遭祸。

他们有各种说法，并且互相矛盾。历法本来是科学的，加上吉凶说法，就变成了“使人拘而多畏”的东西，即迷信的内容。司马迁认为“未必然也”，不一定都会像他们说的那样，从而否定了迷信的观点。

但是，对于四季节气变化，是天道之大经，还应该顺应，不能违背，“不可失也”。可见，司马迁的头脑是清醒的，是有科学精神的，分得清科学与迷信。

现代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对于科学，我们也要“不可失也”；因为仍然有一些“使人拘而多畏”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它是“未必然也”。

现在科学条条框框也多得很，有一本小书叫《生活六百忌》，书中说的就是“要这样”、“不能那样”，否则就会如何如何。这也是“使人拘而多畏”的，都相信它，生活就很拘束，很可怕；不理它，生活反而可能会更舒心一些。

一支香烟点燃后，会放出几千种有害物质。我们吃一顿饭，是否也吃进去几千种有害物质呢？也许更多，因为吃的花样与数量比吸的要多得多。

可是能不能不吃饭呢？只要纯粹无害的东西，完全避免有害物质，人能不能活下去？肯定不能很好地活着！

不要一说有毒，就想象成砒霜，一旦中毒，就七窍出血而死亡。实际上，有毒的物质到处都是，只是毒性小，或者量小，不能致病。而人体就是在有毒的环境中生活，必须有一定的抗毒能力，才能够适应正常的生活环境。

如果完全避免有毒的物质，抗毒能力就会逐渐丧失。如果人体没有了抗毒性，也就像失去免疫力一样，那就等于患了艾滋病。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有点毒还是有好处的。种牛痘，打防疫针，就是借毒来培养抗体，提高抗毒性。简单地说，毒性太大，有害健康，甚至伤害生命；毒性小，无害，还可能有益。益处就在于提高抗毒性。这里的关键在于毒性大小的度。

有一个报道，说曾经有一个人家，非常讲究清洁，每天打扫房间干干净净，还要喷药消毒。但是他家的人经常患病，经过医生研究，发现是由于缺乏免疫力，于是，研究人员从垃圾中提取毒素，制成疫苗，给予注射，这家人增加了免疫力，患病就大大减少了。

问题是，科学研究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哈哈哈！不就是赚钱嘛！

有毒未必有害，无毒也未必无害。例如水虽无毒，太多了就会淹死人。江河里的水，虽然也有有毒物质，溺水者却不是中毒而死的。

中医认为草可以做药来治病，又认为是药三分毒，药与毒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就在于是否适当。

中医讲阴阳，一个人上火可能是阳盛阴衰，就要补阴。这时补阴的草药就起了治病的药的作用。如果补阳，那么补阳的草药就会加剧阳盛，导致生病，或者使病情加剧恶化。对于患者来说，补阳的草药就成了有毒的物质。

当然，上火是多种情况引起的，中医强调辩证施治，有的是虚火，却要采取温补，不宜盲目使用败火退烧药。中医还讲五行脏象理论，五行与五脏是相应的，肝对应木，心对应火，脾对应土，肺对应金，肾对应水。

五行生克的关系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者循环相生，相生又是母子的关系。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也是循环相克。

按照这一理论，医家认为：虚则补其母，实则泄其子。例如肝虚，肝属于木，水生木，水是木的母，水对应肾，因此，肝虚，就补肾。如果肝实，木生火，火是木的子，火对应的是心，因此，肝实，就要泄心火。

但是，如果这时服用补肾的药，就会使肝实加剧，病情恶化，而补药就成了毒药。肾有阴阳，肾阳虚，要补肾阳；肾阴虚，要补肾阴。如果肾阳虚，再补肾阴，也会导致病情加重。

由此可见，补药乱补，就有可能成为毒药。相反有些毒药，却也可能成为治病的良药。例如蛇毒，人被蛇咬，中毒，可能死亡。但是，将蛇毒稀释到一定程度，却是治疗心肌梗塞、血栓病的良药。有些人养蛇就是为了取蛇毒卖钱。

我认为中医药理论有更多的辩证法道理。现在回头再看，上面所说的点燃一支烟会放出几千种有害物质的说法，就是违背辩证法的。那些所谓有害物质，很可能正是人体所需要的有益的物质。利害相联，哪有什么纯粹的“有害物质”？

肥肉无毒，吃多了却容易患心血管毛病。香烟有毒，吸烟者是否不会得一些疾病呢？

——作者注：

郭虎啸说这番话后十三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全民抗击非典的大战役。那些在电视上否定“吸烟也有一定益处”这一说法的医生，却未能举出一个吸烟者得非典的姓名。为什么呢？他们已经盲目到不会实事求是了！

2003年的那场“非典”悲剧，特别是一些医生与护士的死亡，与一些权威人士的僵化观念有关。他们迷信西医，不相信中医，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由此我还联想到了一个重要问题：

发明吸烟的是西方人，提倡吸烟的也是西方人，首先提出反对吸烟的还是西方人。

学着吸烟的是中国人，跟着提倡吸烟的也是中国人，再跟着反对吸烟的还是中国人。

这不是中国人的头脑，长在西方人的肩膀上吗？难道中国人自己肩膀上扛着的是南瓜葫芦地瓜萝卜，一点也不会独立思考问题吗？

当然我思考的是，吸烟引发的哲学问题，我也并不是提倡吸烟，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收到烟草公司提供的研究经费。

我只是觉得中国有那么一些人，什么都跟在西方人后面当吹鼓手，没有自己的思考，甚至没有自己的语言，中国独立自主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有这么严重的洋奴相呢！

话还要说回来，我也不是反对向外国人学习，反对的是不会独立思考，不加分析地引进别人的一切理论。我们的口号应该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正像领导人提出的那样，我们确实应该具有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