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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对川岛芳子进入娱乐业吃惊不已.不过自此事后,我就再也不对什么事大惊小怪了。这个十八岁的小姑娘至少现在还没什么能量，我也没必要疑神疑鬼。我感觉我越来越融入这个世界，我并没有什么不适应，因为我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用我的思想改变现在的世界的时间已经到来了，我能改变几乎所有人的命运。曾经的记忆渐渐远去，只是不经意间仍然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们指引着我奋斗的方向。

由于民国党早在今年前就提出了联邦建国的建议，虽然这一次通过中央会议的形式正式确立，但是由于各地民国党组织早已通过了长久的讨论，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此时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国民党相比而言倾向于更加集权的政府，虽然他们没有公然的反对联邦，但是很显然他们想让联邦图有其表。行省之治，最后联邦建国在全国各界有着广泛的共识，即使是军阀也很少反对，因为公然叫嚣长期分裂的恐怕还没有人敢，那么集权最低的联邦自然是不能反对的了。

中情局建立六年多来，整个情报组织不断扩展，国内国外，就是我这个总督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他们不断向我提供大量的情报，从国内形势到国际形势，这是一个人能够在决策中占得先机的关键。和平的在没有强大中心的政治体系中的条件就是平衡，因此，一处的变化往往会导致他处的变化甚至是整个体系的重建。湖南的就是现在就是这样，孙中山以外的胜利使得湖南内部宪法派的外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赵恒剔原本或是散心、或是向宪法派显示他的力量而躲在岳阳，但是当广西战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已经敏锐的察觉形势的变化。自此以后，他就以各种借口迟迟不会长沙，一直呆在岳阳。他的真实目的大家心里都明白，我知道自此以后，他就频频和吴佩孚接触，吴佩孚一直对湖南有强力的兴趣人所共知，但是由于湖南一直严守中立，他也没什么机会。现在湖南内部围绕宪法问题产生分歧不能不说是一大机会。

再说以省府为代表的宪法派受到了广东战胜广西的鼓舞，他们一下子也对赵恒剔的军事力量似乎少了不少估计。两广战争似乎证明了“正义必胜”的观点，另一方面，孙中山统一两广的确使得湖南宪法派的环境大为改善。此时，北方直皖战争后，双方都上了不少原气，直系似乎不会直接介入湖南的内部纷争，但是孙中山却随时可以北上。当内争不可避免时，所谓的独立自治就成了一个幌子了。

我从各种消息来看，英国人对于孙中山的胜利十分的惊恐，他们似乎在策划什么大的阴谋。但是到底是什么阴谋，我也只能不断的猜想，毕竟在强大的情报系统也不是万能的。不过很多异常情况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陈炯明对于自己的“削权”似乎没什么公开的不满，倒是媒体报道他和马君武“合作无间、投入到了广西重建的事业”中去了。另一个就是，汉阳、洛阳兵工厂生产的大量弹药被秘密的运进了湖南。

新年刚过的一个月，在上海，南方最大的工会组织“全国工会联合会”也就是后世的工联成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和劳联-产联并立两大工会组织之一，工联长期活动于南方，和劳联-产联虽然长期对峙但也经常合作。南方大部分省份的工会的政治环境都比不得北疆，因此工会发展相对就要缓慢一些。劳动党成立后就设立了劳工部，起先组要是组织工人，后来有发展到组织农民。

这一套机构在国民党改组后也被移入了新国民党的高层，各种工农组织由是加快兴起，南方的工农组织和北方相比的一大特点就是政治性更强。工会在同盟组要是个谈判组织，农会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各种合作社。而在南方，工会却不仅是个政治组织，他们还要求各种民主权利，农会则很多时候是为了对抗农村中的劣绅势力。工联的最高领导人是**，这湖南人以领导1921年的江西安源煤矿罢工而最初闻名。

1922年是南方工会开始快速发展的一年，这一年随着湖北民主运动的高涨，湖北的工人也逐渐组织起来，首先是湖北京汉铁路工会成立了，这是南方当时的第一大工会。由于吴佩孚希望借着民主运动入主湖北，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同盟的态度，吴佩孚支持河南的工人运动，该年京汉铁路总会在郑州成立，随即河南当局签订了最低工资合同，保障了工人的资本生活。当然，吴入主湖北也得到了工会的支持。

当年吴佩孚入主湖北宣布王占元的罪状当中有一条就是压制工会。这一点使得南方各省逐步放松了对工会的管制，因为他们都不想在政治斗争中落下口实，当然放松不等于像同盟这样高度的“放任自流”，但是放松已经是对工会的一大利好了。受到京汉铁路工会成功经验推动，南方工会加速发展，到了工联成立时，工会的人数已经接近百万。两大工会系统的工会人数此时已经接近250万了。

孙中山的身体在1925年初开始越来越恶化，南方内部围绕后孙中山时代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廖仲恺最近几年一直受到孙中山的信任，此时他也开始负起了广州政府的日常工作，媒体的普遍看法是，如果不出意外，廖仲恺将会接任孙中山的位置。由于和宋家联姻，我便和孙中山有了不同寻常的关系，宋美龄在2月份就接受我的委托前往广州探望，我甚至以私人名义和金钱聘请了同盟最好的外国专家前往广州为孙中山治疗。

我如此热心一大原因是虽然我不知道英国人在玩什么把戏，但是只要孙文还在，那么南方的和平就将基本获得保障，除此之外，我对孙中山的敬仰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属于不同的党派，虽然民国党内的很多人对孙文不怎么感冒，但是我在公开场合对其言必称国父。我的态度和婚姻的作用是我和孙中山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也使得我能够通过这场关系影响南方的局势。

此外，由于估计私人关系，民国国民两党虽然政见颇有分歧，但是始终保持了正常的党际关系，没有发生毫无理由的谩骂。在我看来，这一点在将来两党的合作建国中作用是不容低估的。3月份，万事俱备的赵恒剔终于终止了和省府的谈判，以“维护宪法”的名义出兵讨伐企图“以整军为名实行个人独裁”的谭延恺。宪法派此前显然被长期示弱的赵恒剔给麻痹了不少，半年多的时间，他们竟然没有扩编一支正规军队。

赵恒剔的部队曾经有和湘西土匪武装有过勾结的历史，这一次他们更是勾结个彻底。这些地头蛇通过赵恒剔的任命，竟然大摇大摆的变成了该省正规军。这些土匪武装在赵恒剔的武装下发展到了两万多人，被编成了三个师，这样赵的部队就有了六个师近六万人。而省府能够控制的军队只有一个师一个旅1.7万余人，兵力对比十分的悬殊。

由于双方军事实力对比悬殊，湖南的局势迅速恶化。赵恒剔的主力第1、2师离开岳阳和常德的驻地分别从北、西北两个方向向长沙进攻，与此同时，第4师在邵阳方向汇合新编的两个师一方面向衡阳作牵制进攻，另一方面又防止两广的军队自广西来援。由于粤汉铁路已经竣工，赵恒剔的第1师进展尤为迅速，由于兵力有限，独立旅无力远离长沙作战，赵面对的只是一些地方上的农会武装以及国民警卫队员。赵恒剔的快速前进在汨罗被阻止，因为国民警卫队员们拆毁了长达三公里的铁路。

谭延恺在发现赵恒剔叛变后盾是十分紧张，省府的紧急会议的结果是一方面发动一切力量保卫长沙、湘潭、株洲三角地区，另一方面向广东求援。对于赵恒剔的叛变同盟立即表示了反对和谴责，强烈要求赵“迷途知返”，在同盟看来，赵的行为和张文生的自治闹剧一样的不可忍受。直系的吴佩孚在公开场合对赵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表示这是湖南的内部事务，而皖系竟然异口同声的进行了谴责，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赵的军火是吴提供的，一旦吴佩孚势力深入湖南，这个大军阀就将更不可一世了。

在孙中山看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两广要想北上，就必须控制湖南。以前湖南内部争论，不愿意卷入南北争端，现在主动邀请他前去，他可是求之不得事。但是，正如我在给孙中山的电文中说的那样，两广看似平静，但是仍然有很多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出兵陈炯明的态度就极为关键。孙中山决定接受我的建议，再次对陈的态度做出实质性的试探，就在赵叛变后三天，孙中山发布一道命令，宣布建立防务总署，拆分参谋总署军政权，从不领兵的廖仲恺被任命为首任署长。

对于此次任命陈表示完全服从，还对媒体表示这有利于军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接着，孙中山立即下令驻韶关的第2师立即进入湖南，没想到该部行动尤为迅速，很快就解除了衡阳方面的压力。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城内的商团闹事，省军第4旅接受命令迅速的解除了该团的武装。孙中山自此似乎消除了疑虑，他随即下达命令，第4师立即开拔汇合已经进入湖南的第5师从西南方向援助湖南，该部将从新宁方向和程潜部配合直接进攻邵阳，解除长沙、衡阳一线的西面威胁。

孙中山或许应该让陈直接援助湖南以试他的决心，但是一方面他的军队太远，另一方面陈似乎已经十分可信了。与广西方面部队配合作战的还有黄埔师、第2师，他们将会直接援助长沙方向的作战。第7师接守第2师的韶关防务，防止江西方面的军队突然介入，第6师留守广东。

孙中山的这个调遣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似乎事情进展的太顺利了，而且英国人打什么主意我还一点不知道。如果事情一直这么发展下去，赵的邵阳方面的军队将很快被吃掉，然后广西方面的军队将会来一个狠狠的左勾拳，就算赵攻占了长沙，他也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我发现陈炯明的部队以援湘为名向梧州方向运动时，我就越来越担心，这个态度突然变得这么好的人越靠近广州就越令人不安，为了防备所有情况，我命令在台湾海峡附近的一支舰队以访问为名向广州靠近。

孙中山此时已经卧床了，唯一可以令人安慰的是，他的精神状况还好。此时的广州城由于处在黄埔师远调完全处于省军的控制之下，接防的第6师李福林又麻痹大意，以为天下太平，比小脚的女人行动还要迟缓。不过，当我接到陈的部队已经在梧州大肆征集船只，准备顺江而下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看着西南的地图，我在想陈炯明就算攻占了广州，一旦湖南的军队沿铁路快速南下，他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我看着一旦陈叛变就将发挥重要作用的第7师，这个师不像许崇智的第3师，他离广州十分的近，又可以机动作战，是连接广州和湖南军队的枢纽。可是他的师长是杨希闵，这个人靠得住吗?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很可能靠不住。4月份，就在我想向孙中山做出进一步的警告时，坏消息已经传来，广州政府现在的实际负责人廖仲恺和军队的副总参谋长邓铿同时遇刺。这个事件至少在短期内将大大的瘫痪广州政府的反应能力。

紧接着的是更加出人意料，省军第4旅以赤党叛乱为由，开始对各政府机构实施“戒严”，实际上就是软禁。据宋美龄后来回忆说，孙中山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脸色铁青，她当时吓得还“以为他就这样过去了。”据说，当时只有汪精卫和戴季陶在身旁，两人也是惊讶的不得了，我估计他们是吓的。当时，整个广州城都处于第4旅的控制之下，唯一的部队就是叶挺的都督府警卫团，这个团有两千人，但是分守各处，根本没有办法集中力量。

与此同时，前些时候被“缴了械”的商团武装竟然又冒了出来，更为严重的是，广州周围各镇的商团武装全面向广州集结。一时之间，广州的聚集了过万的叛军，而本来应该接防的第6师却还在广州以西进行武装旅行，当该部发现叛变后，顿时出现了不孝的混乱，当然主要是上层，而不是基层。李福林林考虑再三最后禁不住下层军官的要求，被迫向广州进攻，正规军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如此情况下打巷战不可能很快的解决问题。

陈炯明的主力很快的来到了第6师的后方，前后被夹击的第六师被迫向南方的顺德一带转移。与此同时，在长沙前线的第2师突然脱离前线，一路上他们破坏了郴州以南的几公里的铁路，驻防韶关的第7师师长杨希闵“竟然”以平定叛乱为由，轻松的就让该部南下了，而他自己则严令部队不得离开驻地，要求他们“严防江西军队”。江西军队在赣州方向聚集了大量的军队不假，不过在我看来受到福建和浙江的皖军的牵制，他也没什么太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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