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仅是门阀世族的聚居之地而且亦是东晋政权的赋税徭役渊薮。在封建王朝和门阀世族的双重剥削压迫下居住在三吴地区的国家编户农民生活悲惨一年“殆无三日休停”。而且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广大农民肩负的徭役赋税有增无减。东晋末年荆扬之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王恭、杨佺期、殷仲堪、桓玄占据上游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专擅赋税不事朝廷。东晋王朝所能控制的仅有扬州而已。为对付上游的威胁时操掌朝政的司马元显在加重赋税征收的同时有鉴于北府兵不听指挥的现状野心勃勃地想要建立一支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新军。
但东晋政权兵源枯竭司马元显不得已只得强制性地征浙东诸郡“免奴为客”的壮丁集中于京师建康担任兵役。这些人被称之为“乐属”。这一措施引起地主阶级中下层以及免奴为客者的强烈不满。地主阶级一般均役使奴婢这些奴婢即使放免为客也仍依附于他们。征免奴为客者为“乐属”等于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相当数量的劳动人手；而免奴为客的农民本已从奴隶地位上升到拥有自己的经济的半自耕农的地位却被征为地位低下的士兵自然亦不情愿。因此这一命令一颁布就搞得“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1孙恩以此为契机于隆安三年（399）十月从海岛率百余众登6攻破上虞（今浙江上虞）杀上虞县令。又挥军攻破距上虞县东南百余里的会稽郡治山阴。部众在短期内骤然扩大到几万人。于是乎东土会稽（今浙江绍兴）、临海（今浙江临海）、永嘉（今浙江永嘉）、东阳（今浙江金华）、新兴（今浙江淳安）、吴（今江苏吴县）、吴兴（今浙江吴兴）、义兴（今江苏宜兴）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由孙恩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正式揭开了战幕。
义军兵败浙东孙恩以宗教形式动起义目的在于报个人私仇。但随着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到起义之中起义遂突破了以是否信奉五斗米道划分敌我的界限斗争的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和东晋皇朝。会稽内史王凝之琅琊王氏后嗣世奉天师道却不免与诸子俱被起义军诛杀。起义军还诛杀了世族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而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秦王王崇、1 《晋书会稽王道子传》。
义兴太守魏隐都弃郡逃走各郡县兵亦望风奔溃史称“八郡皆为恩有”。在建康周围的王畿诸县起义也“处处蜂起”“恩党亦有潜伏在建康者”整个东晋皇朝为之大震“人情危惧常虑窃”不得不实行内外戒严。1孙恩以会稽郡治山阴县为农民起义军的指挥活动中心。受其阶级局限和皇权思想的影响他并没有建立政权而是自称“征东将军”称其部下为“长生人”。同时上表晋安帝历数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罪请诛二人以谢天下。对属于地主阶级的所谓“人士”孙恩或是因他们随自己起兵而加以重用如任吴郡6瑰为吴郡太守吴兴丘尩为吴兴太守；或是听从卢循劝谏多不诛杀“人士多赖以济免”被任为孙恩的官属。由于起义军成份不一流品驳杂纪律松弛无明确的战略战术目标。孙恩本人又残忍酷烈起义军向会稽进军时军中因有妇婴行动不便孙恩即命将婴儿投水溺淹说什么“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他又陶醉于一时的胜利没有对东晋王朝的军事反攻进行任何物质和精神准备认为大功告成对其部属说：“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这样起义军只是局限于进行掠夺财物焚烧房屋仓廪、毁林塞井一类的破坏性军事活动并没有充分利用胜利局面扩大自己的力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且也没有给东晋军事力量以任何有力的打击。
东晋皇朝却没有对孙恩打开建康城门。相反东晋任司马元显为中军将军命令世族头面人物徐州刺史、卫将军谢琰（谢安之子）兼督吴兴、义兴军事率军东征。北府兵著名将领南徐、南兖二州刺史刘牢之也从京口兵。起义军在无准备的情况下猝然应战战即告失利谢琰于隆年三年（399）十二月攻下义兴杀害义军将领许允之；接着又攻破吴兴起义军将领丘尩被迫后撤。谢琰与刘牢之步步紧逼所征必克。谢琰为稳妥起见屯兵乌程（今浙江吴兴南二十五里）遣司马高素率兵配合已攻克吴郡的刘牢之向钱塘江推进。
孙恩闻讯既不组织反攻又未积极设防。他寄希望于钱塘江天险企图仿效越王勾践保有会稽割据江东。结果刘牢之很快就率军渡江。孙恩马上就作出放弃浙东根据地的决定并用曹操被周瑜击败后所说的“孤不羞走”的话为自己的指挥无能开脱。起义军和家属二十余万人仓促东撤不得不丢掉大量辎重、宝器和女子。追击的官军竞相争夺宝物和女子孙恩因而幸免于全军覆灭率众登船逃到海岛。起义军却丧失了浙东地区留守的义军将领6瑰、丘尩、沈穆夫等均遇害。刘牢之纵军烧杀抢掠致使东土郡县“城中无复人迹月余乃稍有还者”。这样旬日间占有八郡人数达数十万的起义军在晋军的进攻下几乎未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就被击溃。起义军所取得的大好局面也几乎丧失殆尽。究其因与孙恩的骄傲轻敌无战略眼光和指挥失误不无关系。
孙恩撤回海岛重整军事“伺人形便”。东晋王朝担心他再次登6任命谢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会稽临海东阳永嘉新安五郡军事率徐州文武将吏戍守浙东沿海地区。谢琰凭借资望骄奢淫逸无“绥抚之能”又“不为武备”（《晋书·谢琰传》）。因此隆安四年（4oo）五月孙恩率军从浃口（今浙江镇海东南）一举登6成功直指余姚攻破上虞进至距山阴县以北仅三十五里的邢浦。谢琰派参军刘宣之拒战义军失利。数日后义1 《资治通鉴》卷一一一安帝隆安三年。
军再攻邢浦打败上党太守张虔硕乘胜向山阴进军。谢琰亲自出战。在山阴之役中孙恩次表现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抓住谢琰骄傲自持、急于求胜的心理诱敌深入到狭隘的塘路使官军不得不鱼贯而进难以挥步骑优势。义军则可充分挥擅长水战的特点在兵舰上箭猛射切断官军的进退之路继而加以围歼。结果官军大败谢琰和其二子均死于阵中。山阴之战的胜利使起义军士气大振沉重地打击了东晋皇朝的统治。
东晋皇朝为了防止“郡民复应恩”加紧了对起义军的镇压活动。吴兴太守庾桓残杀男女数千人以削弱起义军在吴兴的群众基础迫使孙恩转攻临海。朝廷派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围攻堵截。五月至十月两军相峙不分胜负。十一月孙恩在余姚击败高雅之。高雅之丧众十之六七退守山阴。朝廷任命刘牢之为都督会稽等五郡军事率军征讨。孙恩避开强敌又撤回海岛。刘牢之屯兵于会稽上虞派部将刘裕戍守句章（今浙江宁波市南）；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沪渎垒（今上海市）以备孙恩。浙东又重新被官军所控制。
由于义军在富庶的浙东地区未有立足之地不仅人员和物资补充生困难而且其影响的范围也比较有限。孙恩为改变这一局面于隆安五年（4o1）二月再次出浃口攻句章。刘裕带领守军拼死抵抗刘牢之及时增兵解围孙恩复撤回海岛。三月孙恩又北上海盐（今江苏海盐）。刘裕亦沿海岸线北上于海盐筑城。孙恩轻举攻城失利部将孙盛被杀。刘裕寡众恐久战难支遂空城设伏。孙恩中计大败于海盐不得不转攻沪渎。刘裕也弃海盐追踪北上与义军纠缠。孙恩为摆脱刘裕牵制猛攻裕军全歼其先锋刘裕所部亦死伤且尽损失惨重一时无力再与义军对抗。
孙恩摆脱刘裕羁绊后北上攻破沪渎垒杀吴国内史袁山松消灭官军四千余人取得了自山阴之战以来的又一重大胜利。乘此余威六月孙恩率楼船千余艘战士十余万从沪渎逆江而上直逼建康。朝廷骇惧内外戒严百官入居省内遣将戍守石头城、秦淮河入江口以及南岸和白石等要塞以备不虞。同时召刘牢之自山阴引兵堵截孙恩。刘牢之大军行动迟缓乃派部将刘裕率精锐千人日夜兼程与义军同时到达丹徒（今江苏镇江东丹徒镇）。
孙恩登岸占领城西的蒜山。刘裕不顾远涉疲劳乘孙恩立足未稳而起突袭。孙恩军溃撤回船上率船队继续向京师进军。孙恩擅长水战途中多次打败后将军司马元显的东晋水军。司马道子在义军日益逼近的形势下惶惶不安日夜在建康附近的蒋侯庙祷告求灵无它谋略。
孙恩原打算乘京师兵力分散各地官军未能及时增援京师时攻其不备迅占领建康。但不料因逆水逆风而行高大的楼船舰队前进迟缓从丹徒至白石花费了数日时间。这时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已率精锐步骑到达建康屯驻积弩堂刘牢之亦领北府兵赴京镇守在建康以西江中的新洲。孙恩见攻其不备的战略目标已难实现遂“不敢进而去”。在途中曾派兵攻陷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消灭官军三千人又亲率水军浮海攻下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生擒东晋将军高雅之但并未给东晋皇朝造成致命的打击。
东晋既解京师之难派遣镇压农民起义有方的刘裕为下邳太守赴郁洲讨伐。刘裕数战数捷孙恩难以在郁洲立足沿海南下。刘裕锲而不舍率步骑亦南下。隆安五年（4o1）十一月刘裕在沪渎、海盐地区追及孙恩大败起义军。史称刘裕“俘斩几万数”。孙恩无力扭转败局又登船自浃口退守海岛从此一蹶不振。在以后的四个月中东晋皇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荆扬之争已兵戈相见。镇守荆州的桓玄与把持朝权的司马道子父子生火并北府兵也卷入到这场厮杀之中。孙恩隐居海岛坐失官军无暇东顾的良机毫无军事建树。直至桓玄占领京师操持朝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已缓和后在元兴元年（4o2）三月他才率军进攻临海。但时过境迁东晋皇朝已早有所备。在与临海太守辛景的作战中孙恩失利。随同他起义的“三吴男女死亡殆尽”。他在暂时受挫的情况下完全丧失了继续斗争的信心。“自奔败之后徒旅渐散惧见生获乃于临海投水死。”（《宋书·武帝纪》）他的家属和部属受宗教观念的支配在孙恩投水自尽后都认为他变成了水仙随同他一起投水者有一百多人。
从隆安三年（399）十月至元兴元年（4o2）三月十七个月中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席卷整个浙东地区。孙恩利用宗教作为动起义的手段但在起义过程中又突破了宗教形式的限制。他虽出身低等士族但因参加起义的群众多半是奴婢佃客所以为满足起义群众的要求他也采取了无情打击的方式消灭以王谢为的门阀地主势力从而将斗争矛头直指东晋皇朝和当权的门阀世族。在斗争中他开农民战争战略战术上未有之前例依靠舰船与敌人进行水战。但由于阶级的局限一些烧杀抢掠、残害无辜、杀戮妇婴的活动败坏了起义军的声望模糊了起义的目标。孙恩为人苛忍而又怯懦无雄图大略非将帅之材少临阵决断；他不注重6战仅满足于溯回江河湖海之间而未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致于大小数十战胜者屈指可数；初起兵时男女二十余万但最后“裁数千人存”使浙东农民起义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
卢循占据广州孙恩死后起义军余众数千人推举孙恩妹夫卢循为领袖继续斗争。
桓玄在最初控制朝权时“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初备京师欣然”（《晋书·桓玄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虽暂时得到缓和但浙东诸郡的阶级矛盾却仍在继续展。时“会稽饥荒..百姓散在江湖采稆”“顿仆道路死者十**”“三吴大饥户口减半会稽减十三四临海永嘉殆尽”。加上桓玄执政后不久即“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晋书·桓玄传》）在这种情况下桓玄因暂时无法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只好以招抚的方式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亦出于义军受挫重整旗鼓尚须一定时间的考虑而受命上任。但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受桓玄节制。史称“循虽受命而寇暴不已”（《资治通鉴》卷一一二）。
桓玄在招抚卢循的同时又于元兴元年（4o2）五月派遣起义军的老对手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屯驻浙东以牵制卢循防备不虞。卢循则屯军于临海郡休整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他以自己的姊夫徐道覆为司马典掌军事为重新崛起而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当时刘裕和卢循之间并没有什么军事行动。
元兴二年（4o3）春正月卢循在休整军事力量方面已基本就绪后遂重新打出了反晋的旗帜。他派遣徐道覆率兵攻占东阳。刘裕立即做出反应急赴东阳打败徐道覆。卢循率全军进攻永嘉又与刘裕生激战结果失利卢循部将大帅张士道阵亡。卢循不得已又向晋安撤退。刘裕咄咄逼人紧迫不舍。卢循因连战失利无法在浙东立足遂率军登船向广州方向转移。广州地处岭南偏僻荒远东晋皇朝的统治在这里相对薄弱一些。而且孙泰在流放广州时又曾传播五斗米道在当地人民中间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广州对保存和展反晋力量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元兴元年七月卢循舰船至南海登6进攻广州州治番禺。东晋广州刺史吴隐之拒守百余日因无援而兵疲。十月卢循夜袭番禺而克之杀守城军民三万余人生俘吴隐之。卢循自称平南将军摄广州事。又派遣徐道覆攻占始兴郡（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市）执东晋始兴相阮腆之初步建立了以番禺和始兴为中心的根据地。
卢循占领广州后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厮杀。桓玄禅代称帝诛黜宰辅肆行无道；刘裕自京口起兵击败桓玄重新迎立晋安帝。在这场历时一年多的动乱中卢循安居广州毫无作为。当刘裕掌握朝政后在义熙元年（4o5 年）四月卢循又遣使建康贡献礼品以示臣服。刘裕因朝廷新定无暇征讨于是任命卢循为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卢循和徐道覆亦受命。但这种任命和受命不过是双方的权宜之计而已。卢循在受命后遣使刘裕赠所谓“益智粽”名为奉献实为贬戏。刘裕亦反唇相讥还送“续命汤”暗示兵机。
但卢循却没有与东晋皇朝断绝联系、独树一帜的决心。他希慕官位贪图安逸只想在朝廷内讧混战中割据岭南一隅毫无北伐之意他纵欲享乐妓妾成群。为了表明他对朝廷之款诚他对门阀世族持优柔政策。卢循在俘广州刺史吴隐之后自己不对如何处置吴隐之作出决定反却“表朝廷以隐之党附桓玄宜加裁戮”当“诏不许”时卢循亦未违命而遣还了吴隐之。（《晋书·吴隐之传》）前琅琊内史琅琊大族王诞被桓玄流于岭南。卢循破广州王诞被俘卢循任命王诞为平南长史“甚宾礼之”。王诞无意服事卢循遂对卢循说：“下官流远在此被蒙殊眷实思报答。本非戎族在此无用。素为刘镇军（即刘裕）所识情味不浅必蒙任寄公私际会思报厚恩。”卢循“甚然之”。结果王诞回去后对刘裕“尽心归奉日夜不懈”不仅未报卢循“厚恩”反而为刘裕征讨卢循出谋划策。（《宋书·王诞传》）
在卢循军将领中徐道覆比较富于远见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他在攻取始兴后就派起义军将士去南康山（大庾岭地区）砍伐了大量的船木运到始兴以低价出售居民都争先恐后地抢购。这样“船木大积而人不疑”为以后进行北伐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卢循安居广州对东晋王朝一时未构成太大的威胁刘裕因此而得以对北方少数族政权用兵义熙五年（4o9）四月刘裕率军自建康出北伐盘踞于青兖地区的南燕政权。
刘裕出征造成了东晋统治中心地区防守薄弱的局面。这时徐道覆先派人劝卢循乘虚北伐夺取建康。卢循迟疑不决。徐道覆又亲自去番禺进一步劝卢循说：“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之。君若不同使当率始兴之众直指寻阳。”在这种情况下卢循虽“甚不乐此举无以夺其计乃从之”。但这时刘裕已出师近十个月并攻占了南燕都广固城生擒慕容。徐道覆所期望的刘裕顿兵坚城之下无法分兵回援京师的局面因卢循犹豫不决而成为泡影。
一旦确定了北伐的战略目标徐道覆马上依据原先卖给居民船木的卖券收购木料日夜赶造船舰。北伐准备工作“旬日而办。”
北伐功败垂成义熙六年（4o1）二月卢循和徐道覆会合于始兴然后兵分两路大举北伐。卢循军的将士不是“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就是“始兴溪子拳捷善斗”（《资治通鉴》安帝义熙六年）又经过五年的休整所以士气旺盛战斗力极强。出师不久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卢循指挥的西路军队顺湘水而下进攻湘中诸郡在长沙（治临湘今湖南长沙市）打败东晋荆州刺史刘道规（刘裕之弟）又攻克洞庭湖口的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切断了荆扬二州的水路交通。徐道覆率领东路军队顺赣水而下连下南康（郡治赣今江西赣州市）、庐陵（治石阳今江西吉水北）、豫章（治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三郡。刘裕闻讯立即放弃原来“停镇下邳、清荡河洛”的计划班师回援京师至下邳弃船载辎重自率精锐兵骑归。
徐道覆的东路军克豫章后“舟舰大盛”顺流直向江州州治寻阳。江州刺史何无忌不听部将守城待援的劝告率舟师迎战徐道覆。义军乘风顺流大舰逼之强弩劲射何无忌军溃兵败。义军包围何无忌指挥船登船者数十人斩杀何无忌占领寻阳。“于是中外震骇朝议欲奉乘舆北走就刘裕既而知贼未至乃止。”（《资治通鉴》安帝义熙六年）
刘裕至山阳时听到何无忌死讯马上自带数十人“卷甲兼行”于四月赶回京师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藻、并州刺史刘道怜也各领兵入卫建康。北府名将刘毅于五月率水军二万从姑孰（今安徽当涂）溯江而上大有一举摧抑义军之势。
卢循占领巴陵后原打算西征军事重镇江陵完全据有上游。徐道覆听到刘毅兵的消息驰使报卢循曰：“毅兵众甚盛成败事系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天下无复事矣。根本既定不忧上面不平也。”卢循听从了这一建议“即日巴陵与道覆连旗而下。别有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宋书·武帝纪》）。遂大败刘毅于寻阳东北的桑落洲刘毅与数百人弃船上岸：“仅而获免”“余众皆为贼所虏辎重盈积皆弃之”（《晋书·刘毅传》）。
卢循军在接连打败北府兵名将何无忌和刘毅消灭大批敌人有生力量后声威大振。史称“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奔败还者并称其雄盛。”而东晋朝廷内外汹扰人心惶惶。“于时北师始还多创痍疾病。京师战士不盈数千。”尽管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但卢循听到老对手刘裕已返京的消息仍“相视失色”“欲退还寻阳进平江陵据（荆江）两州以抗朝廷。道覆谓宜乘胜径进因争之。疑议多日乃见从”（《宋书·武帝纪》）。卢循军遂向建康进军。
在卢循迟疑不决的同时刘裕排除了诸葛长民和尚书左仆射孟昶的奉天子过江或东走广陵或西据历阳的异议以为“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遂宣布内外戒严居民修筑工事沿江置栅筑垒。又将可堪战斗的士兵全部集中在石头城使“众力不分”“随宜应赴”。等到起义军舰船抵达淮口（秦淮河入江口今南京市西北）时建康城已守备粗具。但卢循军仍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有利战机。时徐道覆建议利用优势兵力实施强攻即从新亭（南京市西南）至白石（南京市西北）登6焚烧船舰背水一战分数路占领石头城进而拿下建康。卢循初从此计命舰队使向新亭。刘裕登城瞭望不由得大惊失色。可见这是一个对建康守军极有威胁的作战方案。但卢循“多疑少决每欲以万全为虑”在面临与敌决战的关头畏缩退却。他以尚书左仆射孟昶绝望自尽为由认为东晋王朝“当即日溃乱。今决胜负于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杀伤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宋书·武帝纪上》）。于是回泊蔡洲（今南京市西南十二里江中）。“道覆犹欲上循禁之”（同上）。道覆以循无断乃叹曰：“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
乘卢循顿兵城下之机刘裕修治越城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垒从容调军设防在守备薄弱的淮北至新亭的各军事据点皆“守以实众”（《宋书·武帝纪上》）又“栅石头断查浦（今南京清凉山南）以拒之”。同时江淮入卫的军队亦6续开到其中有千余名精锐强悍的鲜卑具装虎斑突骑。直至建康固若金汤卢循仍“冀京邑及三吴有应之者”而迟迟不动进攻。刘裕设防完毕卢循见无侥幸取胜之机遂遣舰十余艘欲拔石头栅障因守军弩箭齐“乃止不复攻栅”（《宋书·武帝纪》）。于是设伏兵于南岸派老弱不堪战者悉乘舟舰攻白石。刘裕中计亲率主力赴白石堵截。卢循遂焚烧查浦登6打败了戍守秦淮河南岸的刘裕参军徐赤特以数万军队屯驻在南岸的丹杨郡。刘裕见中计率军驰归分兵戍守石头城又选汉、鲜卑步勇千余人渡过秦淮河突陷卢循在南岸的列阵。卢循军不能支遂转攻京口及建康附近诸县。但因刘裕实行以守待疲、坚壁清野的原则故义军“无所得”。
至七月初卢循仍顿兵建康城下。此时距他陈泊蔡洲已时逾两月。义军师老病疲粮食给养都生困难。他认为士气不可能复振所以决定从建康北师寻阳“并力取荆州徐更与都下争衡犹可以济”。但此举非但未能复振士气反而使东晋政权获得了重振旗鼓以全力镇压卢循军的机会。刘裕一方面派遣军队尾随义军一方面鉴于卢军擅长水战的特点“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宋书·武帝纪》）他又派建威将军孙处率军三千自海道袭番禺欲“倾其巢窟使彼走无所归”（同上）遣淮陵内史索邈领鲜卑骑兵增援荆州。起义军已面临两面受敌退路可能被切断的被动处境。
卢循并未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主动地位。他声言要夺取荆州据上游与东晋政权抗争实际上却举棋不定。他没有趁东晋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尚未恢复卢军又在寻阳附近打败荆州增援建康的军队的有利时机率主力攻取江陵而只是派兵阻击增援荆州的索邈遣为人“愚懦无他奇计”的部将苟林象征性的进攻江陵并声言徐道覆已攻克建康企图取得不战即胜的效果。荆州刺史刘道规与雍州刺史鲁宗之通力合作坚守设防主动出击轻而易举地在九月份打败势单力薄、又无后援的苟林。苟林亦被杀。十月卢循又遣徐道覆率众三万进攻江陵被刘道规打败义军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灭。江陵战役的失败是卢循军由优势转为劣势的标志。十月刘裕“治兵大办”遂率兖州刺史刘藩、宁朔将军檀韶等舟师攻伐义军。十一月攻占彭蠡湖口的南陵对义军由汉水南归广州的咽喉要地形成威胁。卢军损失舟舰百余士卒五千。与此同时孙处率水军至番禺城下利用卢军广州守兵不以海道为防之机纵火烧焚义军舟舰乘大雾“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孙处又“抚其旧民戮其亲党勒兵谨守”（《宋书·武帝纪》）。卢循军丧失了广州根据地致使“无所归投”。
在这种情况下卢循不得不考虑与刘裕所率领的舟师展开会战。他在“治兵旅舟船设诸攻备”的同时扬言不攻屯驻在雷池（今龙感湖安徽望江以东）内的刘裕只是想顺江而下以迷惑对方。但刘裕并未受惑他进驻位于雷池入江口处的大雷戍（今安徽望江）又遣部将王仲德以水舰二百艘戍守下游的吉阳设置二道防线以防止起义军顺江入海。
十二月卢循、徐道覆率众数万人自寻阳出“方舰而下前后相抗莫见舳舻之际”（《宋书·武帝纪》）。在大雷附近与刘裕展开激战。刘裕在西岸设置大量步骑又以“轻利斗舰”“万钧神弩”向义军水师起进攻迫使义军舟舰在风水之势下不得不“悉泊西岸”。这时刘裕设置的岸上步骑“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张天贼众大败追奔至夜乃归”。卢循回守寻阳。他见刘裕军盛遂决定顺赣水向广州撤退。他在左里（今鄱阳湖口）设置木栅以阻刘裕使大军顺利南下。但刘裕亲率水师悉力攻栅而进卢循军虽“殊死战弗能禁”遂大败于彭蠡湖（今鄱阳湖）义军损失达万余人。卢循收散卒数千人向广州撤退徐道覆退守始兴。义熙七年（411）二月追讨卢军的兖州刺史刘藩等到达岭南。刘藩部将孟怀玉围攻始兴“身当矢石旬月乃陷”（《宋书·孟怀玉传》）徐道覆遇害。三月卢循在追兵未到时围攻孙处镇守的番禺双方相持二十余日久攻而城未下。刘藩在击败徐道覆后派沈田子引兵救授番禺败卢循于番禺城下义军损失万余人。卢循向南撤退攻克合浦（广东合浦东北）。孙处、沈田子摄踪而来卢循弃合浦而撤往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领州府文武拒循循兵败。循率余众三千与晋叛将原九真太守李逊的余部李脱汇合又集俚獠族五千余人登舟至交趾郡龙编县南津（今越南慈仙、仙越地区）与杜慧度再战。杜慧度用步军于两岸夹射又投掷雉尾炬焚烧其舰。卢循军败。他见大势已去鸩杀妻子十余人又召妓妾问曰：“我今将自杀谁能伺者？”妓妾多不愿从命只有少数人愿与同死。于是卢循先杀了那些不愿自杀者然后投水自尽。
卢循在孙恩死后重整旗鼓建广州根据地率浩荡舰队纵横溯洄于湘赣二水东征西战于大江上下大败何、刘等北府名将几乎置刘裕于必死之地给予东晋皇朝以沉重打击。但他缺乏远大的战略目标意志薄弱指挥无方作战无力。他两次受命于东晋皇朝安居广州无意北进；多次贻误战机临阵少决不能采纳部属正确的意见无会战克敌力争胜利的决心和勇气。终于导致变优势为劣势变主动为被动最后竟全军覆没一败涂地。
第十二章谯周、陈寿、裴秀第一节谯周1谯周（2o1—27o）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阆中）人。蜀汉地区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即出自他的门下。直言劝谏的学者谯周的父亲谯賆是一位学者。他学识宏富尤善《尚书》对于诸经及图纬书的造诣也很深因而在益州颇有名气。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州郡政府多次辟请他出仕为官皆遭拒绝。后不得已谯岍应州府之召暂作过一段师友从事的职务。
在谯周的幼年时期谯岍不幸去世。由于家境贫寒谯周被寄养在舅父的家里。他酷爱读书家中虽然经济困难但谯周却从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产业方面来整日孜孜不倦地诵读典籍以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经过多年的苦读谯周成了博贯古今、精通六经的硕儒。特别是他一手词理渊通的好文章更引起学人的景仰。但是其口才不佳虽然为人聪慧而不善言辞表达属于性格内向的一类人。
谯周的青少年时期益州地区的形势一直不够安定。先有刘璋与汉中张鲁的争斗后又生刘备入蜀陷成都逐刘璋建立蜀汉政权的变故。章武三年（223）刘备在夷陵败后病死其子刘禅嗣位是为后主。诸葛亮受刘备临终遗命以丞相兼领益州牧总揽朝政。在他的治理下蜀汉的政局渐趋稳定。为了缓和与弥缝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矛盾其中主要是益州地主集团与外来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诸葛亮适当地启用当地的知名人士为官。这样谯周以有学识而被诸葛亮荐举为益州的劝学从事。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故大将军蒋琬接替诸葛亮执政。蒋琬提升谯周为典学从事总管一州学校、生徒的训导、考核和升免等事。这一年谯周三十三岁。
延熙元年（238）后主立其子刘璿为太子。谯周与李譔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同时被选调到太子府任职。他先为仆后转为家令。
蜀汉后主刘禅是一位平庸低能的君主。诸葛亮在世期间他慑于乃父遗命被迫“父事丞相”在诸葛亮面前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因有所约束未出过大错。诸葛亮死后刘禅贪图奢华享受的恶性日渐暴露。他屡次想广修宫室采**女以供玩乐。但由于受到蒋琬、董允等人的强烈抵制也未尽如意。延熙九年（246）蒋琬、董允相继去世。主管朝政的费祎信任陈祗使用他接替董允的侍中职务。陈祗是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与宦官黄皓互为表里**权柄。对于后主刘禅陈祗、黄皓阿意顺从百般迎合。刘禅遂如释重负肆意胡为起来。于是他经常外出游逛并增造后宫广设伎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
谯周对刘禅的荒唐行径非常反感。这一年他上疏进行劝谏。谯周以新莽末年的历史为例说明政权的得失与人心的向背关系极大。他说王莽1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败后群雄扰攘豪杰蜂起都想夺得政权。这些人中以更始皇帝刘玄和公孙述的力量最强但他们一个个注意的只是快情恣欲游猎享受从不知体恤百姓疾苦关心人民的生活。终因丧失人心遭到失败。而汉光武帝刘秀从善如流广纳众谏注意理冤狱力节俭施仁政遵法度。这些作法深得人心归附的人越来越多终于由弱变强兼并诸雄成就帝业。谯周希望后主以刘秀为榜样敬贤任才力修内政树立起完成光复汉室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在上疏中他还提出了省减乐官、停止兴造的具体建议。刘禅对于谯周的上疏很不以为然不仅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疏远了他。这一年谯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职务改任中散大夫。
延熙十六年（253）主持朝政的费祎被人刺杀。费祎死后蜀汉的政局急转直下。后主更加宠信黄皓听凭他肆意弄权败坏政事。朝中的大臣或与黄皓勾结狼狈为奸；或受其毁谤横遭排抑。接替费祎职务的姜维一则畏怕黄皓的势力二则急于立功所以长期居外连续向曹魏用兵。由于姜维不顾国力冒然出击所以一再损兵折将大败而还。穷兵赎武和政治**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声载道。谯周对此十分不满。延熙二十年（257）他猛烈抨击朝政并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受到朝廷的重视。退朝以后遂采用两人对话的体裁写了一篇讥讽时政的文章《仇国论》。在文内谯周提出治国的根本在于养民恤众的主张。他说周文王以少胜多是作到了注意养民；勾践以弱胜强是由于能够恤众。不顾百姓疾苦不能与民休息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所谓“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他预言蜀汉“极武赎征”必然“土崩势生”如果“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谯周劝告后主“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射幸数跌不如审”。就是说与其每战必败不如慎重出击。
不久后主解除了谯周的中散大夫职务升任为光禄大夫。在汉代光禄大夫主顾问应对无常事是一种名义上地位很高而实际上并无任何权力的荣誉官职。从此谯周被排斥出参政的行列“不与朝政”。因为他在学界极有声望朝廷不得不“以儒行见礼”但也只是故作姿态而已。
极力倡言降魏景耀六年（263）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看到蜀汉政权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遂决定出师灭蜀。这年冬他派钟会率兵十万由汉中趋剑阁；命邓艾领众三万自狄道入蜀。几路大军中邓艾一支先获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缘崖冒险而进渡阴平陷江油下绵竹长趋直入逼近成都。
对于这种危急局面的出现后主刘禅事先毫无思想准备。黄皓等人愚弄他屡进鬼巫之说。刘禅真的以为敌人不会来攻故不作任何防备。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刘禅才慌了手脚急忙召集群臣会议商讨对策。由于形势急迫“不与政事”的谯周也例外地被召参加了会议。
群臣商议了许多意见不能统一。这个说吴蜀两国是联盟东奔吴国是有条出路；那个讲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守难攻南下或许死而复生。争争吵吵议论纷纷举朝上下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谯周别树一帜提出降魏的主张。他认为东奔吴国的意见不能成立。魏吴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已成定局。投奔吴国是称臣投降魏国也是称臣与其向小国称臣不如向大国称臣以免受再辱之耻。至于南下也不是好办法。先大敌逼近人心离散恐怕无人愿意南行。再说魏人此行誓在灭蜀陷落成都也不会放弃南下追击的机会。况且南中诸夷平时犹不安定。如果据守此地增征贡赋也就会激起他们的反叛。所以乘没有势衰力竭的时候投降魏国可以得到优待。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谯周的主张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团的普遍情绪。他们早已对蜀汉政权失去了希望认为这一外来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从未有过任何的好处。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职务不久谯周曾与蜀郡学者杜琼一起散布过曹魏代汉是天意的言论。后来谯周屡次在刘备、刘禅的名字上作文章说什么：“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备矣当授与人也”（《三国志·杜琼传》）。意思是讲蜀汉政权的寿命在刘备时代就该结束了刘禅只有等待被别人消灭的分了。
经过谯周的反复劝说刘禅听从了降魏的建议。由于谯周主降有功司马昭封他为阳城亭侯。晋武帝代魏后谯周几次被加官历任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职务。泰始六年（27o）他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九岁。
后世的许多史学家对谯周诱劝刘禅不战而降的作法给予了指责。孙盛在对蜀汉实力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当时如果没有谯周的劝降蜀国是不会灭亡的。
突出的学术成就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生前撰写学术著作多种计百余篇。
之后这些著作6续散失到唐初作《隋书·经籍志》时时人所见的书目只有《论语注》（十卷）《三巴记》（一卷）《谯子法训》（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经然否论》（五卷）五种了。《论语注》和《三巴记》两书今不存。现在能够见到的其他三种且都是后人的辑本。《谯子法训》原书亡佚。明人陶宗仪、清人严可均各录有辑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齐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为散条。此书以有关道德修养、男婚女嫁、治学自力等方面的内容为主属格言性质的书籍。
《五经然否论》原书亡佚。朱彝尊、马国翰等人皆有辑本其中以蔡映台搜罗最多计七条。仅就辑录所知该书以诠解古代礼仪制度的内容为主属典制一类的著作。
《古史考》原书亡于宋元之际。清人章宗源据诸书辑录一卷得九十一条。该辑本刊于平津馆丛书之中书前有孙星衍序文一篇。这是一部古史考证性质的书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据《晋书·司马彪传》记载谯周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司马迁的《史记》纠谬。谯周认为《史记》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内容采用民间传说和百家之言因此与经典文献的出入较大。他凭据旧典对此一一进行了订正。以后唐朝人把它归在考史书类作为附录与《史记》并行于世。它的许多成果被后来的《史记》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为章氏辑本的主要依据。
《古史考》对《史记》的考证、评述甚详。清人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讲：“是书专为考《史记》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骃的《史记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产”句下引干宝语云：“先儒学士多疑此事。谯允南通才达学精核数理者也作古史考以为作者妄记废而不论。”这条材料证明只有当谯周以为作者妄记处才废而不论可见姚氏的说法并非妄断。《古史考》对于《史记》的研究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是对史记的某些记载提出怀疑。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把公伯僚列为孔子的弟子。谯周认为有误说：“疑公伯僚是谗愬之人孔子不责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贤之数盖太史公误。”第二是对某些史实给予补充和解释。如《苏秦列传》中苏秦嫂有“见季子位高金多”语谯周补充说：“苏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为季子”的解释更为合理。对《齐世家》中“太公望吕尚”句补充说：“姓姜名牙。”对于吕尚的经历补充说：“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在《张仪列传》中有“苴蜀相攻击”句谯周解释说：“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为今之巴郡。”第三是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如对吕不韦以千金行贿事论说道：“以诈获爵故曰窃也。”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评论说：“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其实《古史考》所涉及的内容不止是《史记》据章宗源讲：“（古史考）又兼及后汉事不独纠迁书矣。”总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对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展影响很大。只是原书亡佚后人已难看到它的全貌了。第二节陈寿1陈寿（232—297）字承祚又名长寿2巴西安阳（今四川南充）人。西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
才高而命蹇陈寿出生在三国鼎立时期的蜀国少年时期受学于同郡的经史大师谯周。谯周潜研古史著述甚多尤以专为《史记》纠谬的《古史考》有名于世。在谯周的薰陶和教育下陈寿自幼精读《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古史对史书的体裁和编纂方法有过深入的研究。幼时的努力为他以后所取得史学成就准备了条件。在谯周的学生中陈寿是较为突出的一位时人把他和文立、李虞、罗宪并列为谯门四大弟子。陈寿博闻强识文思敏捷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文章因此有人将他比作是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子游、子夏。
益州的学者重视对于地方史的编撰。从东汉以来蜀郡的郑伯邑、刘彦信汉中的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的王文表先后有巴、蜀《耆旧传》传世。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在谯周撰写的史书中有一部名为《三巴记》的地方志。陈寿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写史也是先从地方志做起。他不满意前辈的著作认为他们只是局限巴蜀一隅很多乡邦人物没有被网罗进去。于是他撰写了《益部耆旧传》十篇1将范围扩大到益州的全部弥补了前人的不足。此外他还写过《古国志》五十篇。非常可惜的是陈寿的这两部书都先后亡佚了。
陈寿性格偏质直不拘小节对人不会曲意附和。谯周了解自己的学生充分肯定他的才学知道他将来一定能够因此成名。但也为陈寿的为人担忧估计会有很多的不幸与挫折甚至影响到一生的仕途。陈寿后来的遭遇果真为谯周所言中。陈寿成年后先后在蜀汉政权内担任过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和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务。蜀汉末年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宦官黄皓**弄权把持朝政。许多臣僚为巩固自己的禄位都向黄皓阿谀献媚只有陈寿鄙夷这种世风不肯同流合污。黄皓十分嫉恨他屡次借故进行谴黜。偏偏陈寿又不愿受世俗藩篱的约束极易为人抓住把柄。在居父丧间他因为有病使用侍女侍奉丸药结果触犯了礼教受到舆论的贬责遂沉废累年不被任用。
炎兴元年（263）魏兵攻入益州后主刘禅投降。蜀亡之后曹魏政府把刘禅连同大批臣僚迁到京师三十一岁的陈寿也随之到达了中原地区。二年后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王朝。陈寿受到乐于延誉后进的中书令张华的赏识被举荐为孝廉、佐著作郎不久出补平阳侯相。这期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委托他撰述诸葛亮故事。泰始十年（274）陈寿编《诸葛亮集》二十四篇上奏朝廷。他的同学文立又把《益部耆老传》呈献给晋武帝司马1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陈寿传》下引此传者不再作注。
2 《隋书·经籍志二》载《魏名臣奏事》四十卷为陈寿著而《经籍四》又载其为陈长寿撰。《华阳国志》载《益部耆旧传》为陈寿撰《隋志》载著者为陈长寿。由此可证陈寿又名陈长寿。1 《隋书·经籍志》载十四卷。
炎。司马炎十分赞赏陈寿的才能提升他为著作郎并兼领本郡中正的职务。别具一格的史著太康元年（28o）西晋灭吴从而结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割据状况中国重归统一。这一年陈寿四十八岁。他着手整理三国的史实不久便写成了魏、蜀、吴三书总其名为《三国志》。这套书始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o）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终于西晋太康元年（28o）吴国灭亡。计《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
在《三国志》成书之前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书籍大致有官修和私修的两种前一种如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后一种如鱼豢的《魏略》等等。这些书籍都为陈寿撰写《魏书》、《吴书》提供了基本素材。但在写作《蜀书》时陈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三国志·蜀后主传评》）。蜀汉的史实全靠陈寿自己动手搜集好在他是蜀人对故国的史实比较了解又曾写过地方志和整理过诸葛亮的材料。所以经过努力《蜀书》所收虽不及魏、吴两书丰足但也毕竟独立成书了。
《三国志》的成就较大其质量远远出同时代其他人撰写的三国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被人誉为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三国志》的成就先是陈寿为适应三国鼎立的历史特点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自从司马迁建立以帝纪为纲的体系以来后世的史家莫不因相祖述。像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孔衍的《魏尚书》、孙盛的《魏春秋》、郭颂的《魏晋春秋》把叙述大一统历史的史书体裁生搬过来只承认魏国为正统视蜀、吴两国为偏安割据的“僭伪”未能正确地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本来面目。陈寿则把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分写成三部书视三方为互相独立的国家。由于生活在继魏之后统治中国的晋政权之下他不得不采取以魏主为纪以吴蜀两国之主为传的名目“然皆编年纪事以史家之例实亦纪也”（《义门续书记·三国志》）。故清人朱彝尊指出：“（陈）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
其次《三国志》的成就是结构清晰全书前后贯穿事无重复。在全局安排上陈寿颇费匠心几乎所有的选题都紧密围绕着一个对三国历史的总看法处理的。他以曹操等人的几篇帝纪提挈这一时期的大事；分立三书以叙述三国鼎立的端、展和终结。他通过各个时期重要人物的传记记述了黄巾起义后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后曹操的天下无敌赤壁战后的三国并立夷陵战后蜀吴两国的合作和南北对立；他还交待出魏明帝之后以幼主继位和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权晚年猜忌好杀埋伏下了东吴败亡的危机。陈寿作传照顾的方面很广。凡是能代表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人物无不网罗无遗。但在具体行文上陈寿并不平均使用篇幅而是根据重要程度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全书剪裁得当表面上有似传记的汇编实际上却服从于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的弊病。这种简洁不仅表现为文字上的精炼而且表现为取材的审慎。如当时关于曹操先世及早年的传说很多《魏书·武帝纪》一概不取。汉魏禅代之际的表奏册诏仅《三国志注》就载有二十余篇而陈寿只选取了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册命即将这一重要的史实表述清楚了。他写《诸葛亮传》更是审慎斟酌。如《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述刘备与诸葛亮的最初相识都是讲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的。而陈寿则根据诸葛亮《出师表》的自述采用刘备三顾茅庐的记载。另外他还舍弃了许多经不住推敲的材料如七擒七纵孟获、阳平关设空城计等等。陈寿不录《后出师表》不只是因为它出自吴人张俨的《默记》主要还是文章所叙的史实与思想都和诸葛亮其人的风格不大合拍。
陈寿不仅叙事简要、取材精审而且议论也有见地。纪传后面的评集中反映了他的意见。如他评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其谓非常之人世之杰矣。”评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评关羽、张飞“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些评论褒贬适当值得肯定。
有关《三国志》的是是非非后人对《三国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陈寿在某些地方使用曲笔和有所回护。唐人刘知几和清人赵翼分别在《史通·直笔》和《廿二史札记》卷六中列举事例证明《三国志》有为魏晋两朝当权者隐恶溢美的地方。确实曹操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在陈寿的笔下似乎都不是他本人的强行所为而是汉献帝的感恩报德。以后的司马懿为丞相司马师加黄钺司马昭封晋公司马炎受禅即帝位也像是出于魏朝皇帝的赏功酬谢。魏君曹芳被废本是司马师的秘密行为太后事先毫无所知《魏略》对此记述十分详尽。但帝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曹芳不孝当废；魏君曹髦惨遭司马昭毒手陈寿但书其“卒”绝口不谈被杀之迹。曹爽从小以谨慎稳重为魏明帝所信赖在反对司马氏的政变中不幸失败成了晋朝否定的人物。陈寿作传时对曹爽的阴暗面也写得多了一些。当然陈寿的这种笔法是可以理解的。他身为晋臣处境很难不敢不为晋讳。陈寿的性格固然刚直但屡受挫折且又目睹了许多不与晋朝合作的名士的悲惨下场这使得他不能不对直笔如弦的后果有所考虑。陈寿对统治者比较敏感的某些史实委婉其辞很明显是企图避免司马氏政权的迫害。同样是有成就的史家陈寿与不畏强暴、勇于暴露黑暗政治的司马迁相比则大为逊色了。但是陈寿并不甘心还是想尽办法在字里行间努力透露出一些历史的真象体现了一位史家的道德和良心。
《三国志》虽然存在曲笔和回护的弱点但陈寿的史德并不像《晋书·陈寿传》记载的那样差。关于陈寿索米不得遂不为丁仪兄弟立传以及因父受刑而极力贬低诸葛亮的两件事纯属毫无根据的流言。后世学者对此历来持怀疑态度清人王鸣盛、赵翼极力为陈寿辨诬基本已经证明陈寿修史从不以私人恩怨而施褒贬两种流言不足为信。
陈寿是正宗的封建史家《三国志》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态度。
他相信天人感应和皇权神授。在《武帝纪》中他提出曹操破袁绍五十年前出现的黄星是曹魏代汉的天象预兆。以后曹丕称帝时黄龙见于谯县同样是天意的反映。陈寿写刘备称帝所列举的符瑞图谶多达十几项。对孙权称帝也不厌其烦地记录了吴中的童谣。晋魏禅代他认为是魏家“天禄永终历数在晋”同样符合天命。陈寿推崇周群、杜琼、谯周几位方士化的学者通过他们的传记宣扬皇权神授的观点。如他把谯周所说的“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受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的说法同蜀亡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谯周预言的应验陈寿完全继承了老师的历史观。除了天命论外他还强调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如他认为诸葛亮的奇策对三国鼎立起着重要作用。当人力与天命生矛盾时陈寿主张天命是无敌的所谓“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诸葛亮传》）。这些方面都是《三国志》的糟粕。
同《史记》、《汉书》相比较《三国志》在体例上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它没有志和表。后世的学者多把原因解释为陈寿手头资料不足所致。
尽管《三国志》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但从整体上看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所以此书一成凡是见过稿本的人都赞不绝口称赞陈寿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张华更把陈寿比作是司马迁和班固并表示愿意把修晋史的任务交给他来作。当时夏侯湛正在撰写《魏书》见到陈寿的书后觉得自己的工作已没有意义便毁掉了自己的书稿。由于《三国志》是陈寿私人的撰述所以当时它没有能引起朝廷的重视。直到陈寿死后朝廷才命人到他家抄写。书稿抄好后被藏在内阁保存了起来。《三国志》并非人人喜欢权臣荀勖读到陈寿的书后心情十分不快。原来他在魏时是由曹爽征辟出来作官的陈寿的《魏书》对曹爽有所诋毁故有失他的意旨。再加上荀勖与张华有矛盾张华喜欢陈寿自然也成了陈寿的罪过。荀勖不愿陈寿在内廷为官借故把他排挤到长广去作太守。陈寿以母亲年老有病迟迟不肯去长广上任。经过镇南大将军杜预的推荐朝廷改任陈寿为御史治书。不久遇到母亲去世他遵照遗嘱葬母于洛阳这在当时也是违礼的行为。结果陈寿不以母丧归葬入蜀又引起舆论大哗。清议谴责他有悖伦常遂再受废辱。数年之后他被重新录用起为太子中庶子终因年老病重尚未就职便病故了。这一年是晋惠帝元康七年（297）陈寿六十五岁。陈寿一生仕途蹉跌很不得志。所以《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他“位望不充其才时人冤之”。陈寿去世后一百余年南朝人裴松之为补救《三国志》文字过于简略和没有表志的缺陷特地为之作注。裴注字数和陈书字数相当遂使《三国志》一书得到完善。除裴注外后人研究《三国志》的著作还有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六卷赵一清的《三国志补注》六十五卷钱大昭的《三国志辨析》三卷潘眉的《三国志考证》八卷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钱仪吉的《三国志证闻》三卷等。属于补志的书有洪亮吉的《三国疆域志》谢钟英的《三国疆域志补注》侯康的《三国艺文志》陶元珍的《补三国食货志》王欣夫的《补三国兵志》。补表的有洪贻孙的《三国职官表》黄大华的《三国三公宰辅表》谢钟英的《三国大事年表》吴增仅的《三国郡县表》等。民国时期湖北人卢弼集合各家学者的成就加之自己的校勘工作作成《三国志集解》一书。卢书既注陈寿原文又注裴注引征繁富颇益后学。
在北宋以前魏、蜀、吴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然其可证三书当是时仍是互相独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书始合三书为一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oo3）的国子监刻本。
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陈寿的著作还有《魏名臣奏事》四十卷今不存。
第三节裴秀1生平与著作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卒于晋武帝泰始七年（271）终年四十八岁。他出生在官宦家庭祖父曾任东汉尚书令父亲裴潜任曹魏尚书令。裴秀少年时代聪敏好学“博学强记无文不该”八岁能写文章才德闻名乡里人们认为他不仅有颜回那样的品德而且有甘罗那样的才华被时人称为“后进领袖”。意思是青少年的领袖。二十来岁时曹魏渡辽将军毋丘俭把他推荐给掌管辅政大权的大将军曹爽爽即任命裴秀为掾并袭父亲的爵位清阳亭侯。嘉平元年（249）裴秀二十五岁升任黄门侍郎。司马懿诛曹爽后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裴秀因是曹爽部下自然受到牵连被免官。嘉平三年（251）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为大将军掌国政。起用裴秀任廷尉正。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为大将军掌国政裴秀为之出谋划策提了许多有关军政大事的建议大多为司马昭采纳于是司马昭命裴秀为散骑常侍。甘露二年（257）三十四岁的裴秀随司马昭去寿春（今安徽寿县）征讨诸葛诞参与谋略胜利而归。由于裴秀立了功被升任尚书进封鲁阳乡侯。甘露五年（26o）元帝曹奂即位裴秀因为参与议定策略有功进爵县侯迁尚书仆射。咸熙初（264）裴秀替司马昭改革官制议五等之爵于是被封为济川（今山东桓台）侯。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为相国、晋王。十二月司马炎逼魏主退位自称皇帝改国号晋就是晋武帝。由于裴秀在司马昭立嗣问题上替司马炎说了好话所以司马炎为晋王后升裴秀为尚书令、右光禄大夫。司马炎称帝后又让裴秀加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今河北宁晋）公。有人曾向武帝反映骑都府刘向替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武帝为之辩护说裴秀有功于王室只问刘向的罪不追究裴秀。泰始四年（268）正月以秀为司空1又“职在地官”这个职位对裴秀在地图学上作出贡献有很大关系。泰始七年（271）裴秀因病服用寒食散时误饮冷酒而中毒身亡。著作有《易论》《乐论》和《冀州记》1地图有《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和《地形方丈图》2。《盟会图》和《典治官制》没有完成3。《禹贡地域图》后来藏于秘府但早已失传。其它著作也失传了。仅有《禹贡地域图序》被保存在《晋书·裴秀传》、《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中流传至今。地图学成就与贡献从《禹贡地域图序》中得知当时秘书府年没有收藏古地图也没有西汉萧何收集的秦国图籍仅有汉朝的《舆地图》及《括地图》这类杂图。这些杂图没有比例尺方位也不准确连名山大川都记不齐备。虽然略具粗形1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裴秀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1 《晋书·武帝记》。
1 《史记·封禅书》注司马贞《史记索引》。
2 虞世南：《北堂书钞》卷96“方丈图”。
3 《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二）。
但很不精确不可作为依据使用。甚至还有荒诞不合事实的地方更不可取。魏灭蜀后司马昭又为灭吴作准备命有司撰访吴地图。裴秀则绘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上报朝廷。图的内容为上自夏禹下至西晋的历代政治沿革图图上绘有政区界线标上州、郡、国、县、邑名称古盟会地名主要道路和航路等。裴秀针对汉代各种杂图不设比例尺方位不准的缺点在《禹贡地域图》上使用了比例尺。据隋朝宇文恺说法“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④即1∶9oo 万。方位也比较准确历代的名山大川都一一表示清楚。这样他可能用了一些图例。由此可见《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开创了以区域沿革为主体和古今地名对照的绘图方法。
裴秀任司空时曾主持把一幅不便观览而又有差错的《旧天下大图》缩制成以“一寸为百里”的《方丈图》。《旧天下大图》用了八十匹绢才绘成可能过大所以不便放置也不便观览。《方丈图》则小多了“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图上“备载名山都邑”1可能是一般政区图。
从《禹贡地域图序》中我们还知道裴秀提出了著名的绘制地图的六大原则即“制图六体”。这是他在中国地图学上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制图理论的肇端它影响中国地图学达一千五百多年。由于裴秀有这项杰出成就因此西方学者赞誉他是“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完全可以和欧洲古代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1ematus netbsp; 年）相提并论”2。
“制图六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裴秀写道：“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3制图的原则有六条第一条叫做分率。分率就是比例尺其作用是用来确定地图图幅的大小。地图图幅大小与该地区的实际面积大小有严格的比例关系。明白了这种比例关系就可以从地图上量算出两个地点的距离或是某个地区的面积用起来很方便。比例尺又好比是画家的缩放尺它可以把地图按照需要放大或缩小。“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
第二条原则叫准望准望就是方位用来确定地图上地形地物彼此的位置关系。汉初已从古代的八个方位展到十二个方位不久又展到二十四个方位测量方位的仪器在战国对代有司南汉代有方地盘指南针明以后才有罗盘。
“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
第三条原则叫道里就是人行道的距离从甲地到乙地有多少里路。人行道的距离比较复杂一般不能拿来直接制图因为制图所用的距离是两地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假如人行道距离不是水平直线距离则需先将人行道距离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方可制图。
“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第四条叫高下第五条叫方邪第六条叫迂直。这三条连在一起彼此关系密切是将人行道距离变成水平直线距离的具体演算方法。所谓“高”④ 《隋书·宇文恺传》。
1 《北堂书钞》卷96《方丈图》。
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第1o8 页115 页科学出版社1976 年中译本。3 有关制图引文用《晋书·裴秀传》、《文艺类聚》六《初学记》五校勘过。是指人行道为一条起伏的曲线“下”指水平直线距离。制图时必须将人行道起伏的曲线距离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这就是将“高”变为“下”。所谓“方”是指人行道碰到障碍不能走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而要绕到第三点由第三点再到目的地。这样人行道的距离就成了三点之间的两个线段。而原来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则叫做“邪”制图时必须将三点之间的折线距离换算成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即将“方”变成“邪”。所谓“迂”就是迁回曲折。人走路时如果两个地点之间碰到了好几重障碍则要经过多次迂回曲折才能到达。此时人行道的距离是多次迂回的曲线距离。“直’指两个地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制图时要将迂回多次的曲线距离换算成水平直线距离即将“迂”变为“直”这三条原则强调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从实际出分清情况然后再进行换算校正因地形夷险而造成的距离上的差异。
“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回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这一段是讲六条原则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假如绘制的地图不是按一定的比例尺那么从这种图上无法确定地物之间的距离大小；有了比例尺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位从某一方面看可能是对的但从其他方面看就不对了；只有方位而无道里那么碰到有山有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道如何绘图了整个地图的地形地物就无法连贯相通；光有人行道距离而没有地面高低起伏和曲直的校正那么人行道距离就不能变成水平直线距离这样绘出来的图与实际相违背而且还会影响方位的准确性所以在绘地图时这六条原则要综合考虑缺一不可只有把这六条原则都考虑到了才能做到图幅大小取决于比例尺地形地物彼此之间的位置决定于方位；地形地物彼此之间的远近取决于人行道距离水平直线距离取决于高变下方变邪、迂变直的运算。这样即使有高山巨海相隔有异域远方情况的不同有高低曲折各种复杂因素都可以按照制图者的需要加以确定。制图原则一旦确定那么无论怎样复杂的地区都可以绘成地图。
“制图六体”产生以后历代著名地图学家如贾耽、沈括、朱思本、罗洪先等人都把它当作绘制地图的规范而予以接受。在明末清初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中国之前它一直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所遵循的规范。即使在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以后直至清末它仍然是制图学家的规范。由此可见“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学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裴秀作为中国古代地图学理论的奠基人、杰出的地图学家是名符其实当之无愧的。
第十三章王羲之、顾恺之、陶潜第一节王羲之1王羲之（3o3—361）字逸少因以右军将军衔领会稽内史遂世称王右军。东晋时期杰出的书法家。
忧国爱民王羲之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o3）。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最显赫的士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担任过显官要职。其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历任司空、太尉太保等职。伯父王衍先后为晋惠帝的中书令、尚书令和太尉。南渡后伯父王导官居宰辅把持朝政；另一伯父王敦驻守荆州掌握重兵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局。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是先建议晋元帝司马睿渡江的东晋开国功臣。
少年时期的王羲之不善言辞但性格倔强为人正直很有主见。王导和王敦都非常器重他的才华称赞他是王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子弟。太尉郗鉴对他更是赏识主动将女儿嫁给他。
偏居江南一隅的东晋政权从一开始就由于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而动乱频仍。在这些动乱中琅琊王氏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王羲之虽然出身在琅琊王氏但很少以一家一族的利益为念。他多次拒绝王导要他到中央政府为官的建议。他愿意在地方上担任具体工作以便为振兴东晋王朝建立一番功业。从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起大约有六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荆州的征西将军庾亮那里供职。庾亮反对王氏**朝廷与王导格格不入。然而王羲之却能注意与庾亮融洽相处。他终于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庾亮把他的职务从参军提升到长史。咸康六年（34o）庾亮去世。临终前庾亮亲自上表称赞王羲之的才能建议成帝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不久晋成帝前后两次布诏令委任王羲之作侍中和吏部尚书。因有违本意都被王羲之一一谢绝了。
晋穆帝永和二年（346）王羲之又一次拒绝要他到中央为护军将军的任命。他的做法引起朝廷中很多人的非议。王羲之在回复扬州刺史殷浩的信中述说了自己的志向。他讲自己不愿到中央任职是由来已久的想法。但并不是说他不肯为国效力只要需要即使是出使充满危险的关陇（时为后赵石虎盘踞）和巴蜀（时为成汉李势盘踞）地区他皆在所不辞。迫于压力王羲之回到建康担任了护军职务但仍然要求外任。在反复请求之下朝廷终于同意他以右军将军的身份出任会稽内史。
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任上正遇上严重的灾荒王羲之忙打开粮仓赈济这里的灾民。他向朝廷建议“断酒以救民命”（《全晋文》卷26）认为“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全晋文》卷24）。通过实际考察王羲之了解到东晋政府加在人民头上的赋税徭役过于繁重而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一带尤甚。故而他一再上书要求减免赋役以使人民“小得苏息各安其业”。他批评政府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行政效率1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王羲之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低只会给人民增加负担“主者涖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在对会稽郡下属的各县进行检校之后他现官仓失盗的现象十分严重。原因是监守自盗“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余姚近十万斛”。王羲之谴责朝中当权者阻挠追查说他们实际是“重敛以资奸吏”。认为只要“诛翦一人其后便断”。
在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期间东晋政府内部掀起了一阵北伐热。荆州刺史桓温掌握重兵灭掉蜀地的成汉政权之后积极准备北伐。桓温企图靠军事上的胜利提高个人的威望实现代晋称帝的野心。永和九年（353）坐镇建康的宰辅司马昱为抑制桓温抢先命令扬州刺史殷浩为北伐的指挥。殷浩是徒有虚名的清谈家毫无作战经验。他任用降晋的羌族领姚襄为北伐前锋结果姚襄中途倒戈在山桑伏击殷浩。殷浩惨败而还北伐军损失极大。王羲之向来反对盲目北伐。在殷浩动身前他曾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进行劝阻。北伐失败后殷浩不甘失败复图再举。王羲之再一次写信给他告诫殷浩应该汲取失败的教训“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他讲“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盲目北伐召致多次的丧师辱国是当政者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东晋国力不足军败于外资竭于内既然没有力量控制淮河流域不如全力保住长江不失。他建议当政者应该引咎自责承认错误集中全力汇集人才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努力刷新政治消除烦苛的制度减免赋役徭役。只有这样困难的局面才可能改观。王羲之警告说如果坚持割剥百姓的暴政陈胜、吴广一样的起义马上就会出现。在写给司马昱的信中他对一再劳师兴众的后果表示担忧。指出打仗要知己知彼万全而后动。盲目北伐取胜的希望很少而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极大“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他又写信给尚书仆射谢尚沉痛地列举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他说每次参加征役和充运的人中因为死亡或叛逃的都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返回家园。政府不顾人口的损失仍然对百姓照常进行征造成更多人中途叛逃。按照政府法令逃亡者的家属和邻居要连坐于是又有新的人大批逃走。“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
会稽郡属扬州管辖扬州刺史王述是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述与王羲之不和一再冷落和刁难他王羲之深以为耻。永和十一年（355）他以生病为由辞去了会稽内史的官职。
辞官后王羲之举家定居会稽不再返回建康。在到会稽之初王羲之就对富饶的浙东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老死这里的打算。公务之余他经常与好友谢安等人游视这里的大海名山。去官后更“与东土之人尽山水之游”。王氏属于南渡的北方士族原籍田地已失为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必须在南方占取大量土地。太湖流域是江南土著士族的禁脔为避免与他们生冲突北来大族的触角则转向了浙东。王羲之的山水之游固然有游乐的成分但主要目的还是求田问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全晋文》卷24 中保留有王羲之向朋友索还田产的杂帖足以证明王羲之对扩张土地的热衷。
名垂千古的一代书圣王羲之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他的书法艺术。在书法史上他是个划时代的巨匠。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他都受到人们的尊崇有“书圣”之誉。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在于他能备精诸体集当时书法之大成。更在于他能自成一家开创了独特风格的王派书法。
汉魏之际我国书法艺术展到一个光辉灿烂的阶段。人们在汉隶、章草两种书体之外又创新了行书和楷书。此后一些著名的书家钟繇、梁皓、韦诞、卫觊、索靖等人应运而出其中以钟繇最为著名。他能写隶、楷、行、草诸体尤善楷书。钟繇的书法风靡魏晋在书苑中居统治地位。王羲之的家族以善书著称王导于丧乱之际犹携钟繇的《宣示帖》自随。据《述书赋》记载东晋书家中的“八王”琅琊王氏一门共占去六人。
这种时代与家风使王羲之自幼受到薰陶。他七岁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即是叔父王廙。王廙工章楷笔力效法钟繇。十一岁时王羲之在父亲的枕中现前代人写的笔论私下里取出阅读。父亲知道后告诉他说：“现在你年纪还小不能理解运笔的法则。等到长大以后我再教你。”王羲之不以为然他说：“我愿意早一点知道若等长大那就迟了。”父亲只大致地给他讲解了笔论的要点而王羲之却已心领神会从此学力日进。著名的书家卫夫人看到他的字感叹地说：“这孩子一定是学过《用笔诀》的。我看他的笔法十分老成将来一定能过我的。”卫夫人名铄名书家卫瓘之女李矩妻。卫铄师法钟繇声誉极高。由于喜爱王羲之卫铄把他收在自己的门下为徒。
王羲之长大以后阅历渐广特别是看到李斯的《峄山碑》、蔡邕的三体石经、张旭的《华岳碑》以及钟繇的《宣示帖》真迹后遂改变初学博采众家之长试图另辟蹊径创出自己的书法风格。最初他的字并不是最好的庾翼的字就远胜于他。经过自己的勤学苦练用心钻研他终于熔各家于一炉篆、隶、草、行、楷各种书体均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到中晚年时期一变质朴的书风创造出一种遒媚劲健、端秀清新的华贵书体一跃成为一代宗师。
东晋时期隶、草、行、楷各体均已大备比较而言行、楷因是后出尚未成熟。王羲之把它们向前推进变化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王羲之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展道路。当时诸体俱全或以继承为主不变旧法仍以隶法写楷即是所谓隶楷（今隶）；或是推陈出新展草楷结合的行书。王羲之选择的是后一种。它符合书法展规律便捷易识在继承前人书法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变化是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的完美性的结合并成为隋唐以来书法展的主流。第二是创造了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书法是一种形象艺术如果平板少变就会丧失生命力。王羲之备精诸体娴熟各家笔法在此基础上大胆地对传统性的程式笔法进行改革使其绚丽异常、丰富多采。他以不断变化书态和表现不同的手法避免了千篇一律。唐人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惊叹“羲之万字不同”确实现了王氏变化多端的书法特点。
唐太宗在《晋书·王羲之传》后作制给予王羲之的书法极高评价。他写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运连；夙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王羲之的书法受到人们的承认和喜爱逐渐取代钟书而大行于世。庾翼见到王羲之用章草写给其兄的信深为折服叹息不已亲自写信给他说：“我过去有草圣大家张芝的十张章草帖南渡时丢失了以为从此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好字了。看到你的章草写得如此神采动人使我感觉旧帖又回到了我的面前。”王羲之的书帖墨迹逐渐被人们视为珍宝。有一次王羲之到门生家做客门生设佳馔招待他。王羲之想以书相报见室内有一棐木几非常滑净于是提笔便写。其书真草相半潇洒飘逸门生欣喜若狂。为感酬先生门生亲送王羲之回郡。回来的时候门生现王羲之的书迹已被父亲刮掉。他懊恨之极为此难过了很长的时间。另有一次王羲之在蕺山看见一位卖扇子的老妇人生意清淡。他走近扇子摊在一些扇子上面写了点字。看到老妇人面现愠色王羲之笑着解释说：“你说这是王右军的字每把扇一百钱。”老妇人半信半疑照着办了果然被众人一抢而光。王羲之生**鹅。他听说一家养的鹅极善鸣叫便兴致勃勃地去看。不料那家人为得到王羲之的字竟然把鹅杀掉做成了款待他的菜搞得他哭笑不得。山阴县一位道士也有几只好鹅王羲之来求购道士对他说：“我的鹅不卖如果你肯为抄篇《道德经》这群鹅便白送给你。”
王羲之对于自己的书法也很自负。自称：“我的字与钟繇不相上下而张芝则要在我之后了。”他写信给别人说：“张芝学书墨池我也这样下功夫怎么会落在他的后面？”
王羲之的真迹没有能保留到现在。存世的主要是他书迹的刻本。他所写的楷书以《黄庭经》、《乐毅帖》等最有名行书以《兰亭集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最出色草书则以《十七帖》最传神。
《兰亭集序》写于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邀请了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子侄集当时名流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亭进行修禊活动。修禊是古代的一种风俗临水而祭据说可以消除不祥。这一天与会者兴致很好宴饮赋诗留下大批诗作。王羲之为宴集挥毫作序是为《兰亭集序》。据《法书要录》引唐人何延之《兰亭记》说：“书用茧蚕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自古以来《兰亭集序》被人称作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代表之作。这一名迹后被唐太宗所得曾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摹写副本赐给太子、诸王及近臣。而它的真迹传说则随太宗遗骸而殉葬昭陵了。传世的各种《兰亭集序》的墨摹本艺术风格并不一致。现在能够看到的本子有被认为是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的摹本。在石刻本中以唐太宗时刻在学士院后流落在定武的拓本为上品。1王羲之还是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章与诗赋都写得很好。《晋书》本1 对于传世的《兰亭集序》帖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存在着真伪的争论。清人赵魏于乾隆年间先从字体的源流方面对序帖提出怀疑。他说：“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清光绪十五年广东人李文田全面否定序帖为王羲之所书。他认为序文与《世说新语》中刘孝标注引的王羲之此文从篇名到文字上都有区别。他也从字体上论述了序帖是“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近年来关于序帖真伪的争论始于郭沫若1965 年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郭文以新出土的文物为例证挥了李文田的论点否定序文为王羲之原作帖文为王羲之所书。郭文认定序帖为隋代僧人智永的作品。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着赞同和反对两种意见。1972 年郭沫若又表《新疆出土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重新提出旧说。时至今日争论还在继续很多意见是不赞成序帖为后人伪托这一说法的。1977 年文物出版社将两种意见汇集成《兰亭论辨》一书。1982 年刘汉屏又表《论兰亭书体》一书。关于争论双方的观点只要查阅两书备知矣。
传收录的《与会稽王笺》、《报殷浩书》和《遗谢安书》等文都有结构严谨、文字流畅、情真意切的长处。《兰亭集序》更是一篇记事、写景、抒情的上乘之作。它真实地反映出王羲之热爱生活而又慨叹人生短促的复杂感情。王羲之传世的诗作主要有《用笔赋》。他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不失为一篇优秀的书法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书家写字比拟成一场严肃的军事活动：“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比喻贴切用意颇深。他指出构思布局是书法的要领“夫欲书者先研乾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侣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王羲之讲述了书家前辈宋翼和自己学书的坎坷经历并对隶、真、行、草各个书体的用笔立意结合自己的心得进行了总结。该文被清人严可均辑录于《全晋文》中。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王羲之有文集十卷录一卷今皆不存。
琅邪王氏世代笃信天师教。王羲之的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种迷信思想的羁绊。晚年他与道士许迈过从甚密经常炼丹采药共修服食。丹药的中毒很可能损害了王羲之的健康晋穆帝升平五年（361）病死时仅五十八岁。王羲之的妻子郗璿亦善书有些王羲之署名的书笺即是她代笔的。王羲之有七个儿子他们都喜爱书法其中幼子王献之成就最大。王献之字子敬官至中书令。他兼精诸体尤工行、草和隶书与其父王羲之齐名号称“二王”。
第二节顾恺之1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东晋时期著名的画家。
多才多艺的名士顾恺之出身于江南的土著士族家庭。根据《无锡顾氏宗谱》记载顾氏祖上先后有多人出仕过孙吴和西晋政权。祖父顾毗字子治晋康帝时任散骑常侍后迁光禄卿。父亲顾悦之字君叔历任扬州别驾、尚书右丞。顾恺之的生卒时间史籍缺载。根据有关史料进行考证生年约在晋康帝建元二年到晋穆帝永和二年（344—346）之间卒年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到三年（4o5—4o7）之间。
顾恺之的仕途并不顺利。最初他在桓温的大司马府担任参军。桓温死后他转而依附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府的参军。殷仲堪被桓玄杀死后顾恺之改投在桓玄的门下。直到晚年他才进入中央政府任散骑常侍不过很快也就去世了。
他的官职虽然一直不高但颇有名气。时人都传颂顾恺之有三绝即痴绝、才绝和画绝。所谓痴绝是说他为人性格率真、通脱、喜欢谐谑并带有痴呆的傻气。才绝是称赞他博学多艺擅长诗文有才气。画绝则是肯定他的绘画技艺的。
《晋书》本传记载了很多有关他的“痴”的故事。有些人常常为此捉弄和侮辱他。顾恺之曾把一橱珍存的画委托桓玄保存。他知道桓玄性贪为防止桓玄做手脚特意将橱门封个严严实实。桓玄没有动橱前的糊题而是撬开画橱的后板将画尽数盗走后重新钉好。待顾恺之取橱的时候现画已全部丢失他没有火只是说：“我的这些画大约能通灵气好像人们能修炼成仙一样变化而去了。”有一次桓玄把一片柳叶说成是隐身宝。顾恺之接到后桓玄就往他身上撒尿并说宝器显灵看不见他。顾恺之只好承认是个宝。其实顾恺之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桓玄捣的鬼只是不敢认真计较。当时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相当激烈。桓玄权倾内外阴险狠毒顾恺之寄食门下势单力薄根本不是桓玄的对手。所以他不得不装痴卖傻宁可受点委屈也不在争强斗胜中做了无谓的牺牲品。桓温看出顾恺之的痴里有黠曾说他一半是痴一半是黠合起来是个正常人。
顾恺之的文学作品传世的并不多。能够反映他文学成就的主要是《观涛赋》和《筝赋》。《观涛赋》文为：临浙江以北眷壮沧海之洪流。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纳景并激波而扬涛。其中则有珊瑚明月石帆瑶瑛雕■采介特种奇名。崩峦填壑倾堆渐隅岑有积螺岭有悬鱼。模兹涛之为体亦崇广而宏浚。形无常而参神期必来而知信。势刚凌以周威质柔弱而协顺。
《筝赋》文为：其为器也则端方修直天隆地平；华文素质烂蔚波成。君子嘉其斌丽知音伟其含清。罄虚中以扬德正律度而仪形。良工成妙轻缛璘彬。元漆缄响庆云被身。1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顾恺之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顾恺之对于自己的文学才能十分自负。他曾说：“我作的《筝赋》可以和嵇康的《琴赋》相比。不会欣赏的人一定会因它后出而加以抛弃；有深刻理解力的人就会因它的高奇而加以珍贵。”我们从记载他平时生活的材料中可以看到顾恺之的文学修养是极深的。桓温死后他拜谒其墓当场赋诗说：“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别人问会稽地区的山水风景他随口答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若云兴霞蔚。”《晋书》本传讲他曾与谢瞻在月下长咏诗作到兴头忘掉了疲倦。谢瞻睡觉去了换个人替代他顾恺之竟一点也没察觉。
顾恺之的书法也很出色。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说：“顾长康亦善书。”他的书迹遗留下来的只有《女史箴图》的楷书箴文。明人董其昌认为顾恺之的书法水平与王献之相当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即是师承他的笔意。
改造画风的巨匠顾恺之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绘画艺术。他是至今能够见到画迹的我国最早著名画家。在中国美术史上顾恺之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位改造画风的巨匠。在继承和展先人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他一扫古拙呆滞的画法用自己的画笔开拓了周瞻完美、生动活泼的一代新风。
顾恺之是晋初著名画师卫协的弟子。大约二十岁的时候他推出独特风格的作品而一鸣惊人。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录》中引述了顾恺之兴宁时期（363—365）为京城瓦棺寺作画的一件趣闻。当时瓦棺寺初建僧众设会邀请有影响的士大夫们来寺内鸣钟击鼓为佛寺扬名。同时僧众还请求名士们打刹注疏也就是为佛寺捐款。人们捐款数额皆不足十万钱而轮到顾恺之他提笔注疏百万钱。大家都知道他很穷认为这个青年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要闹笑话。到勾疏的时候顾恺之选中寺内一殿要求僧众空出一壁归他处理。他闭门一月有余画得维摩居士像一幅只是没有点睛。顾恺之对僧众讲：“我点好眼睛后你们打开殿门。第一日来观看的人每人交钱十万；第二日每人五万；第三日随便给钱。”僧众打开殿门后画像光彩照人一殿生辉参观者拥挤不动当天就收钱百万以上。
顾恺之一生作品数额甚巨。唐人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一书录有《谢安像》、《列仙像》、《庐山图》、《虎豹杂鸷鸟图》等作品十七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录有《异兽古人图》、《中朝名士图》、《笋图》、《荡舟图》等作品二十九件三十八幅；《宣和画谱》收录其《女史箴图》、《斫琴图》等九件；此外散见众书的作品名目还有《列女仁智图》等二十一件。实际数目当然远不止这些。桓玄盗去的一厨画则很难计其数额了。从全部作品的名目来看顾恺之创作的题材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有人物肖像、道释世俗故事还包括山水、花卉、飞禽、走兽、游鱼等等。所以把他称作是我国山水画、花卉画的远祖古代画家中的全能画圣并非过誉。顾恺之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他画人物善于注意表现对象的气度和性格。为裴楷造像时他借助细节的点缀在颊上加上三笔毛使人像栩栩如生。他把谢鲲画在岩石中间用背景衬托人物豁达而又坚毅的性格。他强调描绘眼睛是画人物像的重要环节因此对点睛非常慎重常说传神写照全在眼睛上了。他还讲：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
由于时代久远他的作品大部分都丧失了流传下来只剩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斫琴图》和《列女仁智图》。这些作品大多是后人的摹本。能够反映顾恺之艺术风格和水平的作品当属《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了。
《洛神赋图》是以三国时期著名诗人曹植的《洛神赋》为主题绘制而成的。曹植这哀怨婉转、撕人心碎的名篇反映了一对封建贵族青年男女在恋爱生活上所受的重压和挫折。顾恺之在画卷中巧妙地把诗作的意境在造型艺术上面加以具体化取得了感人的效果。该图现存五个摹本两本藏在故宫博物院一本在东北博物馆一本被人盗卖至美国一本下落不明。其中故宫第一本风趣朴直比较接近顾恺之的真迹。画卷从诗人初见洛神宓妃起以一系列鲜明的形象展开了一幅幅悲怨缠绵的连环画。画家以生动洗练的线条刻划出女神“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睛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的情态。到宓妃驾云车的场面画家则用六龙齐鲸鲵夹毂水禽翔卫旌旗飞扬创造出一种雄浑壮观的气氛。卷尾用诗人呆坐洛水茫然若失然后乘车归去盘桓怅望留恋不舍的一组画面煞住。这一画卷充分体现了顾恺之善于捕捉人物心理活动并能真实地把他们表现出来的高技艺。
《女史箴图》画卷长三四九厘米宽二十五厘米绢地横幅分九图。
它以西晋张华的《女史箴》为画题。张华诗原有三百三十六字是以宫廷妇女的道德规范婉转劝戒专横淫恣的惠帝皇后贾氏的。画卷只存一百一十四字。今人考证研究认为原画为十二段可能因破损而被后人截取三段。这幅作品被很多人认定为原本真迹。可惜的是在19oo 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时这一稀世国宝竟为英国侵略者抢走现存大英博物馆。《女史箴图》是中国古代宫廷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画家巧妙地抓着了箴文的精髓绘制了这组连续的风俗画片。第一段“玄熊攀槛”描写当熊而立以身遮护汉元帝的冯昭仪临危不惧富于自我牺牲的神态与汉元帝惊慌失措、左右贵人惊走形成强烈对比。第二段画班婕妤不与汉成帝同载的故事突出班氏的温良正直和成帝的尴尬难堪并刻划出重压在舆辇之下的劳动人民的痛苦和挣扎。第四段是全卷修补最少的部分顾恺之以醇雅娴熟的笔致描绘出临镜梳装的古代妇女纤丽淑婉的姿态。整个画卷的人物形象都能在动态中保持着美的均衡给人以和谐的享受。难怪远至宋代米芾近到明清诸家都称赞它画品高古端丽笔彩生动气韵绝伦了。
对画学理论的贡献顾恺之不但是技艺高的绘画大师而且还是我国第一个画学理论家。
他的画学理论著作现在保存下来的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三篇都收录在《历代名画记》中。因为传抄脱错现在已很难通读。除上述三篇较为完整的论文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画论材料。概括起来说顾恺之的绘画理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顾恺之主张画家必须有见识有修养“必贵观于明识”（《论画》）尤其是要理解客观事物和人们的内心世界。他批评那些只注意追求外形美而不注意表现对象生命力的作品。顾恺之要求画家“迁想妙得”把思想感情与客观事物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形写神”活灵活现地去刻划它们。
第二他认为画家只有掌握熟练的技术才能得心应手地创作出合乎玄赏的作品来。他在《论画》中说：“美丽之形（即掌握物体外形变化）尺寸之制（即掌握远近比例的布置）。阴阳之数（即掌握阴阳虚实的配合）纤妙之迹（即掌握笔墨色彩的表达）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他还认为画家功夫不到家“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魏晋胜流画赞》）。
第三顾恺之要求画家“巧密于精思”（《论画》）应该郑重地精密构思然后才可下笔。他讲究画面的布置《画云台山记》即是他作云台山图前研究云台山图布置的一篇计划文章。
第四顾恺之把骨法、气势、神情、韵味作为作画及鉴赏的标准。四者之中尤推神情。另外他还主张“奇变”、“天趣”等等。
顾恺之的绘画理论和实践对后世影响极大。南朝著名画家6探微师其画法。此后张僧繇、孙尚子、田僧亮、杨子华、杨契丹、展子虔以至唐代的阎立本、吴道子、周昉等无不摹写顾恺之的画迹受到他的影响。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顾恺之生平撰述还有《启疑记》三卷《文集》二十卷今不存。顾恺之另一部著作《启蒙注》在《三国志》裴注中保有少许内容。
第三节陶潜1家世和经历陶潜又名陶渊明字元亮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死于宋元嘉四年（427）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
陶潜的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也当过安城太守。
陶潜八岁死了父亲跟随母亲和五岁庶出的妹妹一起生活。十二岁时家中除僮仆之外仅母子三人相依为命。
陶潜的祖上留下一些产业到他父亲手里逐渐败落下来但仍有几处果园。父亲去世后家道更为衰落。陶潜在二十九岁那年出任州祭酒但不堪吏职不久就辞职而去。嗣后在柴桑住了六、七年又出任桓玄镇军的参军。在孟氏母亲去世后陶潜奔丧归里守制二年。四十一岁时他当上了彭泽令。这时刚好有监察权的督邮要来巡视。吏人告诉他要束带见之。他叹口气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乃解印绶回归故里。他只当了八十五天的彭泽令。自此陶潜隐居乡里不再出仕。四十四岁那年陶潜家遭火灾经济上受到了很大损失。到六十三岁时他就去世了。陶潜所撰《五柳先生传》实际上是他的自传。在这里他把自己描写为“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基本上是陶渊明的自画像故历来为人所重视称之为“实录”。
陶潜死后人称之为“靖节先生”。
思想和风度陶潜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宗教思想弥漫的时期。这时围绕着生死富贵的问题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各有自己的看法。佛教中有人认为神不灭就是说人的形体不存在了他的精神还是可以永存的。道教中有人认为炼丹制药可以白日飞升化为神仙。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观点。陶潜就这些问题写了三诗题为《形影神三》。第一是《形赠影》诗曰：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第二是《影答形》诗曰：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此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第三是《神释》诗曰：1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书·隐逸·陶潜传》、《晋书·隐逸·陶潜传》、萧统《陶渊明传》。所引诗文见王尧编注本《陶渊明集》。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令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三诗词意尚不能尽解但大致说来是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说法提出了对生死应有的认识以及如何活着的问题。
诗的第一是形对影的诉苦。它说天地山川都是永存的。草木霜露每年都按季节出现。人是最灵智的却不能像它们一样刚才还在世上活动一下子走了就不再来。要现实一点只要有酒喝就不必推辞了。这是及时行乐的思想带着浓厚的颓废色彩当然是不足取的。诗的第二是影对形的回答说长生不可信学仙的路走不通。我与你相遇之后总是共同地悲哀和喜悦。在树荫下好像有暂时离别在阳光下总是在一起的。这种共存也不是长久的一下子就都消灭了。身子没有名声也完了。还是干点善事可以留下遗爱这不比喝酒好吗？！这种观点以立善代替第一诗中所说的及时行乐有所不同但二者却同样不能正确解答当时所提出的问题。诗的第三是陶潜在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婉转地、不指名地批评神不灭论和修炼成仙的不可信以及立善求名是脱离实际的醉酒或可忘忧却伤害身体。陶潜提出了有生必有死一切都有自然的安排要把自己解脱出来纵深大化浪潮中不喜也不怒不要想得太多了。陶潜对生死问题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也可说多少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彩但在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落入命定论的牢笼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代替了另外一种唯心主义。命定论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悠久的展过程。子夏所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曾为陶潜所引用也可以说是陶潜命定论思想的概括。在陶潜的诗文集中随时可以现这种思想的流露。陶潜的名著《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感士不遇赋》等文对这种思想表现得更为显著。应当指出陶潜的命定论思想并不是认为人在世上可以无所作为而是要人不把得失成败放在心上做好应作的事。因此他给人以豁达的印象有时还使人感到他清高。长期以来他一直受人尊重固然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好同时还是因为他的作风好给人留下了一个好的风度。
理想社会陶潜对当时的社会是很不满意的。他在《感士不遇赋》的序中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近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陶潜在这里指出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腐朽而士人不遇只是其中的一种现象。陶潜辞官归田和他的饮酒无度都是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消极抗争。陶潜的命定论思想也是社会情况在思想意识上的曲折反映。
陶潜有自己的理想社会具体地与在《桃花源记》里。文章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按照文章所说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武陵人在偶然的机会中到了这个地方但在离开这个地方后再去寻找就找不到了。在生活上桃花源居民自给自足无论小孩或老人都能怡然自乐。《桃花源记》没有说到官吏、兵丁也没有说到收税人、商业和学校。像这样一种设想要求并不高也附合农民的愿望但这和社会现实就不知有多大距离了。正因为如此就不能再让武陵人和其他的人再到那里去了这实际上是陶潜对他的理想没有实现的信心反映了他对改革现实的绝望。
陶潜的理想社会显然是受了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的重大影响。
辞官归田在彭泽的辞官归田对陶潜来说在政治上、生活上以及诗的创作上都是一件大事。在这个问题上陶潜是有思想斗争的。陶潜在回家后特写了一篇《归去来辞》表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及有关的生活情况。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出来生活道路的问题。当时读书人的生活道路主要是作官和归田。对陶潜来说在这二者之间是有思想斗争的。斗争的结果是田园思想占了上风。《归去来辞》是顺着这条思路展下去的。文章说：“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说的就是他为这问题而思想斗争的情况。他为此曾有过独悲有过悟有过知终于是思想上明确了归田的道路于是就觉得“今是而昨非”了。《归去来辞》中的大部分是表述他归田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其中包含上路后的愉快心情、家庭生活的亲切、欣赏大自然的悠闲自得。这是以身在农村与官场中的人交往断绝了。在乡里中还是可以“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随后他还是不能掩盖自己的悲观情绪。文章中写道：“羡万物之得失感吾生亡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机时易不委心任去留。”这好像是说还能再活几时随他去吧为什么还要慌慌张张追求什么呢？他自述他的生活情调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乐尽夫天命复奚疑。”对于将来怎么办作者把它推到命定论的方面去了。
田园诗陶潜是晋、宋间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内容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他留下的诗有一百二十多田园诗在其中占了重要地位。
陶潜归田后写诗就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诗的内容也往往和他的生活密切相联。他在归田之初写了《归园田居》五。其第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是说他归田的喜悦心情。归田是他长期的愿望而今达到了好像是在樊笼里回到了自然。其第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这诗是说村中的寂静大家忙于农务的情景。其第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写他参加农业劳动的情况。这些诗反映了诗人对农业劳动的实践他对农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的接近。像这样的内容是在其他诗人作品中很难找到的。
但陶潜究竟不是一个普通农民他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交游环境这些都可说是旧习。陶潜并不讳言并行之于辞文。如《移居》二：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饮酒是陶潜的一种嗜好但又不简单的是一种嗜好而有一定的心理因素。《饮酒》二十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这种心情与当初归田之想法不免有些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诗人能把它写出来却也可见他率真的态度。
陶潜的诗平淡自然在当时讲究辞藻的诗坛中独具特色。诗人感情的真挚也为人们所乐于接受。陶潜的诗能够吸引众多的读者是有其原因的。《隋书·经籍志》著录《陶潜集》9 卷。《四库全书》有《陶渊明集》8卷。《四库丛刊》收有宋刊巾箱本《笺注陶渊明集》1o 卷。今人王尧编著《陶渊明集》可供参考。
第十四章葛洪、陶弘景第一节葛洪生平和著述葛洪（283—343）晋代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西晋太康四年（283）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祖父葛系在三国时期的吴国为官历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卢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输吴将军等要职。父葛悌仕吴为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评中护军五郡赴惊等入晋后又任郎中大中大夫大中正肥县令吴王郎中令后升迁为邵陵太守卒于官所。葛洪为第三子。早年受父母娇宠生活懒散好学而未苦读。十三岁丧父又逢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社会动荡家乡屡遭兵火不仅先人传留的书籍烧毁一空而且家境也每况愈下以致饥寒困顿生计艰难。家境的变迁使葛洪受到极大的震动并促使他振奋起来刻苦学习力求上进。无书可读他便背着书箱四处求借。他常以砍柴所得换取纸笔日间劳动夜晚抄读。由于家贫每得到一张纸都备加珍惜在正反两面反复抄写直到无法利用为止。后来为寻书问义他甚至不远千里崎岖跋涉以达到求学的目的。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到十五六岁时他已博览群书小有文名所作诗赋杂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葛洪十六岁始读《孝经》、《论语》、《诗经》和《易经》等儒家经典但他自知“才非政事”无意仕途于是立志成为精研经史百家专事著书立说的儒家学者。这是他早期的奋斗目标。葛洪从祖葛玄字孝先受业于三国时魏国著名方士左慈（左元放）精于炼丹术世称葛仙公又称太极仙翁。其术传弟子郑隐（郑思远）。葛洪大约在十**岁时曾到庐江（今安徽庐江）入马迹山拜郑隐为师并做他的助手研习道书和炼丹术著作受到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郑隐还将一些道家秘籍传授给葛洪让他归家继续钻研。葛洪在二十岁左右就因儒道兼通学识渊博而远近知名并且决心“立一家之言”1开始撰写《抱朴子》但不久即因战乱而中辍。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o3）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生了张昌领导的农民起义。葛洪小时候学过骑射略知武功这时应吴兴太守顾秘之邀出任将兵都尉募集数百人参与了镇压义军石冰部的行动并因战功升迁为伏波将军。事平之后他立即投戈释甲径往洛阳搜求异书以广学识这一时期已天下大乱北道不通归途阻塞于是周游于徐、豫、荆、襄、交、广数州之间接触了流俗道士数百人对于道教及方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晋惠帝光熙元年（3o6）葛洪24 岁其友人嵇含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请他去作参军。他感到这虽非所愿但可避地南土所以还是接受下来并受命先行催兵来到广州。不料嵇含半途遇害葛洪仍留广州多年但无意再任官职地方官员屡次邀用皆被辞却。在此期间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鲍太玄）为师学习神仙方术使丹法、医道更为精进。鲍靓很器重葛洪并将女儿鲍姑嫁给他。鲍姑名潜光懂医术尤擅长针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见于记载的女针灸医家。她曾亲自参加葛洪的炼丹和医疗活1 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
动帮助葛洪编撰医学著作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还载有她的艾灸法等。约在三十岁左右葛洪携家眷返归故里潜心著述十余年作品多达六百余卷。他在整理和续写《抱朴子》旧稿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约于建武元年（317）三十五岁时完成《抱朴子内篇》2o 卷《抱朴子外篇》5o 卷。这两部书合称《抱朴子》是道教理论的经典之作葛洪也因之成为对后世影响很大的道教学者此外他在这时期完成的著作还有《神仙传》1o 卷《隐逸传》1o 卷碑颂诗赋1oo 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3o 卷抄录五经七史、百家之言、方技杂事31o 卷《玉函方》1oo 卷《肘后备急方》3 卷等。其间葛洪曾担任为期不长的掾州主簿司徒掾咨议参军等官职并受封关内侯。后来其挚友干宝推荐他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固辞不就。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约在葛洪五十岁左右他因年事已高打算亲自炼丹以求长寿又听说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南部）出产丹砂于是上书请为勾漏（今广西北流）令。成帝因其资历高不可低就而未准。葛洪解释说他去勾漏并非贪求荣耀而是为了炼丹。在说服成帝之后他与子侄同行又赴广州。在广州为刺史邓岳劝阻遂隐居于罗浮山。邓岳曾上表补授他为东官太守他仍婉辞不就。葛洪在罗浮山多年从事著述修道炼丹过起了“丹鼎神仙”的优游生活。南粤名山属二樵罗浮山即其中的东樵为道教“第七洞天”所在地现在尚存葛洪炼丹时所用之洗药池等胜迹。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辞世享年六十一岁1。葛洪一生著述宏富但多已失传。《正统道藏》所收归于葛洪名下的著作共19 种主要有《抱朴子内篇》2o 卷《抱朴子外篇》5o 卷《肘后备急方》8 卷《神仙传》1o 卷《太清玉碑子》1 卷《大丹问答》1 卷《还丹肘后诀》3 卷《抱朴子养生论》1 卷《稚川真人校正术》1 卷《抱朴子神仙金汋经》3 卷《元始上经众仙记》1 卷《汉武内传》1 卷等。其中除前四种外余者大部分为托名之作。史籍有载《西京杂记》6 卷为葛洪托名西汉刘歆所作尚无确据。葛洪佚著除前文录而不存者外尚有《玉函方》1oo 卷《神仙服食药方》1o 卷《太清神仙服食经》5 卷《序房内秘术》1 卷《胎息术》1 卷《五金龙虎歌》1 卷《周易杂占》1 卷《五岳真形图文》1 卷《良吏传》1o 卷《集异传》1o 卷《抱朴子军术》、《浑天论》、《潮说》等其中有些作品是否确为葛洪所作亦难以断定。
葛洪和道教自东汉时期道教形成以后魏晋之际获得了迅的展到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一股宗教力量和社会思潮。葛洪则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道教理论家他为道教理论的建立和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受到历代道家和道教徒的尊崇。葛洪的道教思想十分庞杂。他继承和挥先秦及秦汉道家的哲学理论并对道家一些基本概念加以神秘化的解释才得以建立起来道教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又吸取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与儒家思想有1 关于葛洪卒年说法不一。《太平寰宇记》卷16o 引袁彦伯《罗浮记》称葛洪卒时年六十一而《晋书·葛洪传》、《太平御览》卷664 引《晋中兴书》等均谓其卒时年八十一。《晋书·葛洪传》提到广州刺史邓岳曾去看望葛洪但洪已卒遂不及见。按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邓岳卒于康帝建元二年（344）葛洪卒年当在此之前故此《太平寰宇记》谓洪卒年六十一之说较为可信。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葛洪所著《抱朴子》自叙称“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1。他还明确指出：“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治国”2“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3明显地体现了他的内神仙外儒术的思想。他的这种思想和理论为后世道教所袭用和挥并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在封建社会长期盛行。但是葛洪的思想仍然是以道家为主体的他认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④以道术修身与以儒术应世并不能摆在同等的地位。在葛洪的道教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是“道”、“玄”和“一”。他说：“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5把“道”描述成一种涵盖天地万物影响其运动变化但又无可捉摸难以认识的神秘力量而如果将任何事物“强名为道”那么就“已失其真”了。他还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把“玄”说成是产生天地万物及造成物质多样性的本源。“一”则是象征天地人但“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向之则吉背之则凶”6的人格化的神物。就人而论“一”存在于上中下三丹田之中甚至有姓名、有大小、有固定的穿着只是道家秘相传授绝不对外说出来而已。从“道”、“玄”、“一”出葛洪进而宣扬如果人们能够“得道”“通玄”就会具有无限的自然的力量就能成为自然的存在从人变成长生不老随意上云霄入川海的神仙。要想“得道”当然就要“修道”修道要在内修与外养两方面下功夫。内修主要是“守一”并且还有“守真一”与“守玄一”的不同“守形却恶则独有真一”“守一存真乃能通神”1。但是内修“守一”行气导引只能益寿延年最多也不过是“通神”还不能达到长生不老的地步因此还需要外养。外养主要是服食金丹所谓“长生仙方则唯有金丹”2“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3。炼丹术是炼制丹药的方法只有掌握这些方法才能获得金丹。炼丹术还有一项内容就是炼制金银实际上是伪金和伪银。服食金丹可以长生炼制金银可以致富都是很有诱惑力的事情所以历代道教信徒为了追求长寿永生、得道成仙或者财致富一直对炼丹术十分重视并且进行了无计其数的炼丹活动。葛洪是道教理论的奠基者也是道教中“丹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继承了左慈、葛玄、郑隐传承的丹经和炼丹经验而且周游四方访道问贤广泛收集各种丹书丹法。在此基础上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对于各种丹药丹方和炼制方法服食方法等都作了翔实的记述并且还有所创新有所展。这是对于自西汉到东晋时期中国早期炼丹实践及其成就的全面概括和系统总结同时也为中国炼丹化学的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 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
2 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篇》。
3 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
④ 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篇》。
5 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篇》。
6 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篇》。
2 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篇》。
3 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篇》引《黄帝九鼎神丹经》。
葛洪和炼丹术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是中国也是世界炼丹术史和化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其中有关炼丹术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金丹》、《仙药》和《黄白》三篇。《金丹篇》主要论述各种金丹的炼制和服食方法。《仙药篇》主要论述五芝、云母、雄黄、诸玉、真珠、胡麻等所谓仙药的特征、性质、产地、采集、加工及服食方法。《黄白篇》主要论述伪金和伪银的炼制方法。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汉晋时期中国炼丹化学的概貌。
葛洪认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1他以高山为渊、深谷为陵、阳燧取火、方诸得水、铅丹制炼等种种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还说“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2可是一般人并不相信还要说水精本来是自然之物玉石之类这正是由于“所见少则所怪多”3的缘故。葛洪通过对炼丹术的体验以及对其他事物的仔细观察和思考已经朴素地认识到物质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这与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在他看来一切物质都可以变只要“心诚”并且具备一定的条件和掌握适当的方法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物质制炼出宝贵的仙丹神药和黄金白银。这是葛洪关于炼丹术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国古代炼丹家的共同信念。关于服食金丹何以能使人长生不老葛洪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他说：“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试图以当时还无法正确解释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并通过简单类比的方法来说明金丹和黄金可使人长生的功效。葛洪关于物质变化世界上还有很多未知的事物服食药品可以健身益寿等等思想都含有可贵的真理成分然而他把这些加以引申例如把黄金的稳定性转化为生命的恒久性把物质的可变性转化为炼制仙丹的可行性并以此来论证人可以长生不老羽化登仙那就变成了真正的谬误。当然道教徒和炼丹家的这类想法是十分荒唐的他们所追求的虚幻目标也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炼丹家基于这种信念为了炼制幻想中的仙丹神药进行了长期的甚至可说是坚韧不拔的努力。他们通过采集和加工药品接触大自然对自然界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探索以及亲身参加炼丹实践进行各种各样的化学实验从而深刻地认识到许多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观察到众多的化学变化制取了不少化学制剂和其他的人工产品并且摸索出一套较完整的实验操作规程。炼丹术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不仅在化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促进了医药学、动植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的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述了中国化学史上不少值得称道的成就。黄白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制作伪黄金、伪白银的方技。其中包括利用某些点化药剂与锡、铅、汞、铜等合炼使之成为金黄色或银白色的合金。方士们把这种伪金伪银称为“药金”、“药银”认为服之可令人长生不老。1 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2 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篇》。
3 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篇》。
在《黄白篇》中葛洪叙述了多种用丹砂、雄黄等点化锡、铅、汞、铜为人造“金”、“银”的方法。例如他所记载的炼制黄色铜砷合金的大致程序是：先在一个赤土釜（坩锅）中按一定比例放入混有牛胆汁的雄黄粉、石胆、戎盐和炭末然后再扣上一个赤土釜外面用掺有戎盐的泥封固。这种混合物经加热戎盐（nac1）起助熔作用雄黄（as4s4）和石胆（cuso4·5h2o）被还原而生成组织不均匀的铜砷合金。接着将此合金铸成小筒筒中盛“丹砂水”[丹砂（hgs）、石胆、消石（kno3）、稀醋酸的混合液]再置釜中封闭加热。如此精炼两次可以得到组织较均匀的黄色铜砷合金。最后将合金捣碎加入生丹砂和汞再行冶炼即可得到组织很均匀的金黄色的铜砷合金（砷黄铜）。在此过程中丹砂水、生丹砂受热都产生汞与直接加入汞一样能起到溶解金属形成汞齐的作用有利于炼制出组织均匀的铜砷合金。葛洪的这一记述是中国古代文献上关于砷黄铜炼制法的最早记载。
葛洪在《黄白篇》中还明确地记载了炼制彩色金（sns2）的秘密。其炼制过程大意是：先作赤盐将寒盐（即戎盐naneta2so4·1oh2o）与石膏（caso4·2h2o）或硫酸镁、硫酸钾及硫酸钙等的复盐] 寒羽涅（Fes2）和白矾[即明矾化学成分为k2so4·a12 （so4）3·24h2o]按一定比例置入铁器内以炭火加热待溶解且变成红色后即可使用。然后将赤盐与石灰水拌和成泥遍涂在一些锻成的方形锡锭上再将这些锡锭迭放在赤土釜中封固加热。经过3o 日开釜检视锡中悉如灰状按葛洪所说“其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金也”。从化学的角度来说“赤盐”的成分应为氧化铁（Fe2o3）、硫黄、寒盐等的混合物。金属锡与“赤盐”作用在有寒盐、石灰等助熔剂存在的情形下加热即可得到彩色金（sns2）其反应过程如下：葛洪的这一记载来源于金楼先生受自青林子的“作黄金法”。青林子和金楼先生是西汉初的炼丹家可见中国古代制取彩色金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葛洪提到的这种方法则是世界上关于制取彩色金的现存最早的记载。中国炼丹术展到魏晋时期历来为方士们所推崇的神丹大药就是“还丹”、“金液”。葛洪在《金丹篇》中说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何为“还丹”如何炼制《金丹篇》中并无明确记载。葛洪曾提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就是硫化汞是炼制水银的原料。将丹砂锻烧其中所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而游离出金属汞（水银）。再将汞加以烧炼会生成氧化汞而氧化汞加热后又可以游离出汞。这个过程实际是以下的反应：hgs＋o2＝hg＋so22hg＋o2 2hgo说明炼丹家对于合成反应、分解反应以及氧化还原反应有了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反应式中出现的氧化汞（hgo）颜色鲜红葛洪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区分氧化汞和硫化汞所以将它误认为是丹砂。葛洪还提到“九转九变”而这里出现了汞与氧化汞的可逆反应有些符合“还丹”的含意但如果说经多次反应制得的氧化汞就是“还丹”则显得过于简单。《金丹篇》中的“金液”方是难以破译的丹方之一。例如书中说“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太乙旬、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光石、丹砂封之成水”无须起火“但以置华池中日数足便应矣”。据推测这可能是使金的溶解度有所增加（以铁盐为氧化剂氯化物为络合剂有反应生）然后被有机酸还原为胶态金。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过程所得到的胶态金则与国外炼金术中的“金液”（potab1e go1d）是很类似的1。
在葛洪所推崇的“仙药”中雄黄（as4s4）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他记述了服食雄黄的六种方法：“饵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饵或先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肠裹蒸之于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炼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长生”2其中列举的第六法所说的“三物”即硝石玄胴肠（猪大肠或猪脂）和松脂。用这三种东西按不同组合顺序处理雄黄可分别得到单质砷或氧化砷。这些化学反应已经为模拟实验所证实3并在实验中观察到三物炼雄黄需要控制温度否则过一定温度就要起火爆炸。因此在古代既有成功的记录也有失败的记录而后一情况则是原始火药的萌芽。在以上第六法中“三物”与雄黄合炼的产物“白如冰”一般来说是砒霜（氧化砷as2o3）。葛洪的这段文字是我国人工制取纯净砒霜的最早记录在制药化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铅的化学变化葛洪在《黄白篇》中也有较生动的记述。他明确指出胡粉[pbnetbsp;和黄丹（pb3o4）都是“化铅而作”即由铅经过化学变化而制造出来的。他还说“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这指的是如下的反应：3pb＋2o2＝pb3o4pb3o4＋2netbsp; 对于铅与铅丹（红色的四氧化三铅）铅白（胡粉白色的碱式碳酸铅）之间这些化学变化的认识显然是作了一系列研究之后所得到的结论。
从炼丹实践中人们早已知道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西汉的《淮南万毕术》中就已提到“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2netbsp;是天然的硫酸铜它与铁生化学反应时铁能从中置换出铜而生成铁盐。葛洪在《黄白篇》的记述则更为细致他引用郑隐的话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由于是在铁的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置换反应仅在铁的表面上进行所以才“外变而内不化”。这一反应过程的现是很重要的它奠定了宋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葛洪《抱朴子》有关炼丹术的论述多是科学精华与迷信糟粕并存其中许多内容隐晦难懂充满了神秘色彩因此还有必要更深入地挖掘和探讨。葛洪和医药学葛洪不仅在化学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在医学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他可说是东晋时期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创见最多的医学家。葛洪说：“古1 王奎克：《中国炼丹术中的金液“和华池”》《科学史集刊》第7 期196o 年。2 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篇》。
3 郑同、袁书玉：《单质砷炼制史的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 卷第2 期1982 年。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1他强调“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人不枉死为上功也”2。因此他在研究炼丹术的同时对于医药学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并在博采前人医方和注意收集民间验方、秘方的基础上撰成《玉函方》1oo 卷（《晋书·葛洪传》称《金匮药方》）。此书已佚内容难以详知但其篇幅宏大显然是一部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同时他考虑到以往的一些备急之作“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3对于“贫家野店”来说是难以立办的因而在百卷巨著《玉函方》的基础上编选和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又撰成《肘后备急方》3 卷。《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可供医家随身携带以备救急检索之用所以近世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医疗救急手册”。由于该书选方精良用药也多价廉易得之品正如葛洪自序所说方中“卒多易得之药”即使须买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其灸法也是“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由此可见这部著作具有非常可贵的实用性和群众性这也是它一直为后世所重而能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肘后备急方》经南朝梁代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以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再度整理修订并改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明洪武年间赵宜真（原阳子）又将外科医方增入杨氏附方内。全书后被收入《道藏》名为《肘后备急方》8 卷。
《肘后备急方》的内容主要是各种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内科杂病以及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急症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体例大体上是先简略叙述病源再较详细地介绍病症以便对照症候即可处方用药。葛洪在《肘后方》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和非常突出的特别是他对一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症状、预防和治疗作了正确的论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且他对一些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次记录其中有些还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例如关于天花葛洪说近年来有一种疾病流行病时先在头面和身上出疮很快遍及全身状如火疮疮头上戴白浆流出来后又产生脓浆。如不及时治疗重症者大多死亡。治好以后留有紫黑色瘢痕要一年多才会消退。这是一种恶毒之气引起的。用煮葵菜拌蒜末服下可治。大家都说在永嘉四年（31o）此病由西方向东方流行起来很快传遍全国。建武中（3o1）曾在南阳俘虏中现此病于是又叫“虏疮”。对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如何传入中国和流行情况、病的症状、传染性质、治疗及预后等整个过程都作了相当确切的描述和记载。这一记载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关于天花的明确记录。又如关于恙虫病葛洪提到一种沙虱病其病状是：初起时皮肤上出现赤红色皮疹大小如豆黍米粟粒用手摸之其痛如刺。三天后全身骨节剧痛烧以后皮肤上的病变结痂严重的可致人于死。这一记载包括热、皮疹、焦痂及其病经过均与恙虫病相同。《肘后方》中还提出了用沙虱幼虫虫屑内服或外敷以防治恙虫病的措施。恙虫病一般认为是日本桥本伯寿于181o 年最早报道的但较葛洪的描述已晚了千年以上。葛洪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创造性贡献更加突出的体现在疾病治疗学方面对于医学尚不达的古代来说这些贡献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 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篇》。
2 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
3 葛洪：《肘后备急方》自序商务印书馆1955 年。
例如在治疗狂犬咬伤时他提出“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即杀死狂犬用狂犬脑髓外敷被咬伤伤口以预防狂犬病的作。这些方法是基于古代“以毒攻毒”的思想提出来的是否真能达到“后不复”的效果尚未证实但其中所包含的免疫思想的萌芽却是十分可贵的。在免疫学史上16 世纪我国明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19 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从狂犬脑提取狂犬病毒制备狂犬病疫苗2o 世纪美国病理学家立克次从恙虫体分离出立克次体并制备防治恙虫病疫苗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创造明为人类战胜天花、狂犬病、恙虫病保护人类健康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1。追本溯源葛洪早在公元4 世纪就已提出的创见和记述就不能不更令人备加赞叹。对于危害人类健康的疟疾《肘后方》中对其种类和症状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并开列3o 多方剂其中多次用到的“常山”已被现代证实是一种抗疟特效药。葛洪还提出用青蒿治疟这种方法不仅在当时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我国现代研制青蒿素的线索由此明了一种高效、效和低毒的抗疟新药。此外葛洪对其他多种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如出血热、黄疸性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痢疾、马鼻疽等也都有精彩的和很有价值的记载。他对脚气病的症状描述也很简练精当所开列的大豆、牛乳、蜀椒和松叶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都是治疗脚气病效果较理想的药物。欧洲直到17 世纪才有治疗脚气病的办法。他所强调的灸法他所载录的捏脊疗法、食道异物疗法、食物和药物中毒疗法也都简便有效至今仍是在医院里特别是在民间常用的独特的治疗技术和急救方法。葛洪在医学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疠气”概念指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由于《肘后方》重在医方并非论述医理所以他并未对“疠气”概念有所挥。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把所有热性传染病都归入伤寒并认为是伤于寒邪所致已成为葛洪之前的经典观点。“疠气”并不是“寒邪”。这一概念连同“鬼毒”、“相注”（传染）在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突破了“伤寒”的藩篱成为后世温病学派的先声。
葛洪的科学工作除化学和医学外还涉及了一些别的领域例如他注意研究过天文学支持浑天学派的观点并撰有《浑天论》；他还探讨过潮汐涨落的问题撰有《潮说》；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杂应篇》中还记述了一种叫做“飞车”的飞行器。他写道：“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由于这种“飞车”能升上空中所以这段文字是螺旋浆和直升飞机明以前中国有关利用空气反作用力托升重物的最早历史记载。11 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明举隅》见《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 年。
1 参见王振铎：《葛洪&1t;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6 期1984 年。该文收入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 年。
第二节陶弘景生平与著述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世称陶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人。生于刘宋孝建三年（456）卒于萧梁大同二年（536）1。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有养生之志。及长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二十岁时得南齐高帝之器重引为诸王侍读“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永明十年（492）辞官于句容之句曲山隐居从孙游岳受符图经法。此期他遍历名山寻访仙药。东阳郡守沈约高其志节每书邀之不至。永元初（499）于隐居处更建楼三层自居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只家僮可侍其旁几与世事隔绝。然性好著述尚奇异惜光景老而弥笃。对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尤有研讨。梁武帝萧衍与弘景素有交往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一时誉之为“山中宰相”。天监四年（5o5）移居积金更以辟谷导引之法求养生长寿为好。卒年八十一岁遗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2陶弘景从小即迷恋于葛洪的神仙、炼丹之术但观其一生之学术研究前半生或即隐居前其著述多为古书之诠释以及天文、地理、历算之类；而后半生或即隐居后则更侧重于医药学研究和炼丹、导引养生等。他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绩也多在其后半生。
化学、医药学及其他科技成就陶弘景在炼丹术中积累和认识了许多化学知识和科学技术。陶氏的炼丹生涯深受葛洪的影响有许多可贵记述都与葛氏有着密切的联系或继承其法或弘扬其术或展其长或获新的认识几乎无不息息相关。例如：葛氏明确指出：胡粉和黄丹（四氧化三铅）都是“化铅所作”1。陶弘景则进而特别指出：黄丹是“熬铅所作”胡粉是“化铅所作”2说明这两种铅化合物都不是天然的产物而是人工制造的。又如：葛氏通过炼丹实验观察到“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3。陶弘景在其认识的基础上扩大了这一认识范围他进而指出：“鸡屎矾不入药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④使葛氏在铁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使铁表面与铜生置换反应的方法扩大而且不只限于此这一反应的现奠定了宋元时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5。
我国战国时已现有鎏金器物据检验有残汞可能使用了金汞齐。汞齐的制作也是炼丹术中一项重要内容。陶弘景的记述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指1 李鼎：《陶弘景的生卒年份考》载《上海中医药杂志》1963 年4 期。2 姚思廉：《梁书》卷51《陶弘景传》。
1 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2 曹孝忠校勘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矾石等条引用陶弘景语。3 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④ 曹孝忠校勘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矾石等条引用陶弘景语。5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
出：“水银有生熟..今烧粗末朱砂所得色小白浊不及生者甚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6。说明当时金汞齐、银汞齐已在生产、生活中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关于钢铁冶炼技术也在陶弘景的炼丹实践中涉及并有所论述：“铁落是染皂铁浆生铁是不破鑐（音柔）■（音铮）、釜之类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⑦。这是中国科技史上最早记载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灌钢）的文献资料说明我国在汉代炒钢和百炼钢的基础上南北朝时期制钢技术已出现了新的突破1。通过炼丹活动陶弘景还在石灰的烧制及硝石的鉴别技术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如所记述：“石垩。近山生石青白色作灶烧竟以水沃之即热蒸而解”2。说明他不但对石灰的原料已有正确认识而且对石灰的烧制技术和方法观察细致记述确切可信。在硝石（硝酸钾）的鉴别方法上他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强调：“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消云是真消石也”。使用燃烧的方法来鉴别硝石开了近代化学用火焰法鉴别钾盐的先河。陶氏在制造浑天象、二十八宿度数、七曜行道的昏明等天文、历算的研究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且多有专门著作。
陶弘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杰出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医药学的研究上上述化学乃至炼钢技术成就都记述在他的药学著作里。他在医药学方面的贡献约可分为药物学研究、老年保健及医疗方剂整理等三个方面。
编著《本草经集注》：陶氏自序云：“于茅山岩岭之上以吐纳余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魏晋已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不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识智有浅深。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虽未足追踵前良盖亦一家撰制吾去世之后可贻诸知音尔”1。考之《神农本草经》诸家辑本和《神农本草经集注》残卷之研究陶氏对药物学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先他淡化了方士服石炼丹以求长生不老术给予编撰《神农本草经》的影响改变其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创造性采用药物自然来源和性质将73o 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无用等七大类。陶氏新的药物分类法在我国药物学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唐《新修本草》、宋《经史证类本草》、明《本草纲目》等等其分类法几乎无不采用此法或仅加调整充实而已。在分类法上陶氏还创用了根据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分类法即“诸病通用药”。这是将若干有相同作用的药物集中在一起以便临床选用之参考的分类法显然这一分类法较之前者又是一个进步。正如陶氏自己所讲“谨按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理亦有偏著。立方之日或致疑混复恐单行径用6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九朱砂条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 年版。
⑦ 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铁精条宋曹孝忠校勘本。1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
2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九石灰条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 年版。
1 参见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梁·陶隐居序》。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本草经集注甲本》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年版。
赴急抄撮不必皆得研究今宜指抄病源所主药名仍可于此处治若欲的寻亦兼易解。”2这种按药物的临床功用进行的分类法为医学家们学习和临床治病处方用药提供了许多寻检和记忆的便利条件。陶氏在《神农本草经》仅365 种药物的基础上又增加药物365 种使中国药物展到73o 种据研究陶氏所加虽然来自《名医别录》（有人认为该书亦系陶氏所作）但陶氏在辑录梁以前药物学成就以补充《神农本草经》之不足方面仍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集注得到梁武帝的关注和支持所以现代本草学家赵燏黄认为《神农本草经集注》应该是我国第一部“药典”1。此外临床用药之剂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我国历代度量衡多有变迁如不很好掌握在学习古人医疗经验和处方用药就可能出现严重的过错。陶氏关于古今度量衡的考订也是很有成就的他研究认为：“古称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又说：“但古称皆复今南称是也。晋称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称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称若用古称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称悉用今者耳”。他的考证不但是研究古今度量衡的重要参考更是历代医学家包括现代医学家必须了解的历史实际。陶氏对丸、散、膏、丹的制备以及各种药物入汤之工艺、生药加工炮制等也都作了规范化要求而且十分严格细致具体其内容十分丰富。例如药物过筛即有多种要求：“凡筛丸药用重密绢令细”“若筛散草药用轻疏绢”“凡筛丸散药竟皆更合于臼中以杵研之数百过现色理和同为佳”。
在编辑方面陶氏采用朱、墨分书加注法严格忠实资料之依据和原始出处。他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一书中凡《神农本草经》之原文皆用朱书凡引用《名医别录》之内容则用墨书。凡属陶弘景之挥或注释则用子注。这一方法沿用了数百年。本草书由抄写改为刻印后则改为前者用阴文后者用阳文陶弘景注文作陶弘景云字样以区别之。该书于《七录》中已有著录是唐《新修本草》的主要依据。现有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19o8 年敦煌写本（718）和古抄本残卷。
编撰《补阙肘后百一方》：陶弘景不单在炼丹上受葛洪影响很大在医学上也以弘扬葛氏学说为己任这集中表现在他对葛洪《肘后救卒方》的研究和补充阐。葛洪《肘后救卒方》一名《肘后备急方》是一部颇富声望和影响深远的著作在撰写完成后即得到医学界的肯定评价言其“贫家野店所能立办”“卷帙不多可挂肘后以随行也”。其内容也十分丰富且多富有科学性在许多疾病的认识上也明显高于前代。陶弘景曰：“抱朴此制贵为深益然尚阙漏未尽辄更采集补阙凡一百一以朱书甄别为《肘后百一方》。”1他将葛氏原有之86 并为79 然后再加入自己补阙之22 成1o1 取佛教四大各一百一病之说而命名使葛氏书更富盛名。
《养性延命录》是陶弘景论述养生养性以求健康长寿的专门著作也是总结梁以前中国延年益寿经验的重要著作。分上下两卷上卷叙述教诫、食诫、杂诫、祈禳之类下卷则论服气疗病、导引按摩等其吐纳咽液、行气2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参见《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引文。
1 赵燏黄《回顾历代本草沿革概况与研究国产生药的意见》《医药学》1951 年第6 期。1 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自序见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版。攻病以及叩齿、握固、乾浴等气功导引要领和方法均对其后有着较大的影响。书末所附华佗五禽戏更是现存最早的五禽戏动作要领的文献。这些内容至今仍是人们锻炼身体和防治老年病的有效方法。
综上所述陶弘景虽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终生执着追求神仙之术但在其终生从事的炼丹研究药物学的广泛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整理校勘以及尽心为群众疾苦而总结编撰医疗方书方面作出了许多可贵的贡献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医药科学的展和进步。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评陶书“颇有裨益”同时指出“亦多谬误”。而其谬误是因“南北隔绝”“陶隐居不详北药”的关系。
第十五章祖冲之、范缜、郦道元第一节祖冲之家世与生平祖冲之（429—5oo）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明家。字文远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源）人刘宋元嘉六年（429）生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曾祖父祖台之东晋时曾任侍中、光禄大夫等要职。祖父祖昌任刘宋大匠卿是主管土木工程的官员。父亲祖朔之为奉朝请学识渊博很受时人敬重。祖氏家庭的历代成员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大都对数学和天文历法有所研究。祖冲之自幼受到科学气氛的薰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青年时代曾到华林学省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后来步入仕途先后在刘宋朝和南齐朝担任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从事史、公府参军、娄县（今江苏昆山）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等官职。任职期间曾写过《安边论》等讨论屯田、垦殖等方面应采取的政策的政论性文章。晚年齐明帝曾令他巡行四方兴造大业以利百姓但因生战争而作罢。这时他已是风烛残年老死将至不久后即于南齐永元二年（5oo）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祖冲之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对数学和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专功数术搜炼古今”广泛收集从上古时代起直到6 世纪他生活的时代止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他还“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在公余之暇坚持进行天文观测和数学计算积累了大量的新资料。经过深入研究他终于在数学、天文学和机械制造、交通工具等领域获得许多极有价值的新成果攀登上了他生活时代的科学技术高峰。
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确定了相当精确的圆周率值。中国古代最初采用的圆周率是“周三径一”也就是说π＝3。这个数值与当时文化达的其他国家所用的圆周率相同。但这个数值非常粗疏用它计算会造成很大的误差。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展π＝3 就越来越不能满足精确计算的要求。因此中外数学家都开始探索圆周率的算法和推求比较精确的圆周率值。在中国据公元1 世纪初制造的新莽嘉量斛（亦称律嘉量斛王莽铜斛是一种圆柱形标准量器现存）推算它所取的圆周率是。世纪初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灵宪》中取用π＝ 3.1547 273o232≈ 又在球体积计算中取用π＝ ≈ 。三国时东吴天文学3.1466 3.1622 1o家王蕃在浑仪论说中取用π＝ ≈ 。以上这些圆周率近似值比起142453.1556古率“周三径一”精确度有所提高其中π＝ 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但这些数值大多是经验结果并没有可靠1o的理论依据。在这方面最先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魏晋之际的数学家刘徽。他在《九章算术注》中创立了“割圆术”为计算圆周率建立起相当严密的理论和完善的算法。他所得到的圆周率值π＝ ＝ 与π＝1575o3927125o3.14＝3.1416都很精确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至今仍在经常使用。继刘徽之后祖冲之则将圆周率推算到更加精确的程度。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确定了π的不足近似值3.1415926 和过剩近似值3.1415927π的真值在这两个近似值之间即3.1415926＜π＜3.1415927 精确到小数7 位。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成果直到约一千年后才为15 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a1—kash1 16 F.Vi ta 154o 16o3) )）和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 è — ）所过。关于他得到这两个数值的方法史无明载一般认为是基于刘徽割圆术。通过现代计算验证如果按照割圆术计算要得到小数7 位准确的圆周率值必须求出圆内接正12288 边形的边长和24576 边形的面积这样就要对9 位数进行上百次加减乘除和开方运算还要选择适当的有效数字保证准确的误差范围。对于用算筹计算的古代数学家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有掌握纯熟的理论和技巧并具备踏踏实实和一丝不苟的研究精神才能取得这样的杰出成就。祖冲之的这项记录在中国也保持了一千多年。中国古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还往往用分数表示常量的近似值。为此祖冲之确定了π的两个分数形式的近似值：约率π＝227≈ 密率π＝ ≈ 。这两个数值都是π的渐近分数。其3.14 3.1415929355113中约率刘宋天文学家何承天及古希腊阿基米德等都已用到过。密率227355113是π的分母小于的最佳近似分数则为祖冲之创。关于密率1oooo355113是如何得到的今人有“调日法”术连分数法解同余式或不定方程割圆术等种种推测迄今尚无定论。在欧洲π＝ 是世纪由35511316德国数学家奥托（V.otto 155o（？）—16o5）和荷兰工程师安托尼兹（a.anthonisz1527—16o7）分别得到后通称“安托尼兹率”但这已是祖冲之以后一千多年的事情了。自从我国古代灿烂的科学文化逐渐得到世界公认以来一些学者就建议把π＝ 称为“祖率”以纪念祖冲之355113的杰出贡献。
关于球的体积公式及其证明祖冲之的另一项重要数学成就是关于球的体积公式及其证明。各种几何体的体积计算是古代几何学中的基本内容。《九章算术》商功章已经正确地解决了棱柱、棱锥、棱台和圆柱、圆锥、圆台等各种几何体的体积计算问题。但球体积的计算比较复杂《九章算术》中的球体积公式相当于＝ V d9163（d 为球的直径）是一个误差很大的近似公式。东汉科学家张衡曾经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试图通过先求出球与外切正方体的体积之比然后再来计算球体积但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魏晋时的刘徽则将球体积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指出《九章算术》少广章所说球与其外切圆柱的体积之比为π∶4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并且说明球与外切于球的“牟合方盖”的体积之比才是π∶4（两个底半径相同的圆柱垂直相交其公共部分称为“牟合方盖”好像两把扣在一起且上下对称的正方形的伞）。因此只要求出牟合方盖体积就可推算出球体积。然而刘徽始终未能求出牟合方盖体积所以也未能解决球体积问题。他在《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的注释中说“欲陋形措意惧失正理敢不阙疑以俟能言者”实事求是的提出问题留待后人去解决表现了一位杰出科学家的虚心和慎重的科学态度。以后又经过近2oo 年祖冲之及其子祖暅才对于这一问题取得了突破。祖冲之父子通过对牟合方盖水平截面面积的分析判定它的体积等于正方体与两个正方锥的体积之差从而推算出牟合方盖的体积等于2 3d 3（ 为球的直径长度）并进一步得到正确的球体积公式＝ π d V d 3 16完全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由于当时用圆周率所以他们的球体227积公式为＝ 。祖氏父子在推导球体积公式过程中还明确地提出了V11213 d一个重要原理：“幂势不同则积不容异”1即二立体如果在等高处截面的面积相等则它们的体积也必定相等。这个原理现常被称为“祖氏公理”。在西方这个原理也是一千年后才由17 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F.B.cava1ieri1598—1647）提出来的并被称为“卡瓦列里公理”。这个原理很重要它是后来创立微积分学的不可缺少的一步。
《隋书·律历志》在叙述祖冲之圆周率之后说他“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负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1。据考证这可能是指开带从平方和开带从立方法即解一般形式的二次方程和三次方程其中各项系数可正可负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要解决这类问题都是比较困难的。但因祖冲之的解法早已失传现已无法了解其具体内容。祖冲之及其子祖暅的数学成就总结在《缀术》一书中。唐显庆元年（656）国子监添设算学馆规定《缀术》为必读的“十部算经”之一学习期限为四年是数学书中学习时间最长的一种。《缀术》还曾传入朝鲜和日本被选作数学教育的教材。可惜的是祖冲之的这部数学专著早已失传其具体内容已无法详知了。
对天文历法的研究祖冲之对天文历法的研究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经过多年的实际观测和反复推算他现当时行用的何承天《元嘉历》已经与实际天象不合。例如按《元嘉历》算出的冬至时太阳所在位置与实测结果已差3 度冬1 《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李淳风注。
1 “负”字原著为“员”此据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校改。
至和夏至时刻已差1 天五星出没时间差4o 天等等。这种情况显然是必须加以改变的。因此他着手编制了一部新的历法即后世所称的《大明历》。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大都包含在《大明历》和为《大明历》所写的“驳议”之中。按祖冲之的自述《大明历》“改易之意有二设法之情有三”。所谓“改易”是指在历法计算中引进岁差和对闰周的改革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重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设法”是指推算上元积年时增加了一些条件如甲子年十一月初一为甲子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这在数学上对于同余式解法的研究有所推动但对于历法的展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祖冲之《大明历》的重要贡献是在历法计算中先考虑了岁差的影响。
冬至时刻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叫做冬至点。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最初认为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从冬至点开始经过一个回归年又回到原来的冬至点也就是说冬至点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冬至点在恒星间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星空中有极缓慢的移动每年的移动值就叫做岁差。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天文学家把冬至点确定在牵牛初度如当时行用的一种历法《颛顼历》其冬至点距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1 度。西汉末年刘歆现当时的冬至点已经不在牵牛初度而是在牛宿以西靠近斗宿的建六星附近。东汉天文学家贾逵、编、李梵、刘洪等通过实际观测和推算进一步肯定了冬至点位置的变化并指出当时的冬至点既不在牵牛初度也不在建星附近而是在斗21 度。但他们并没有深究其中的规律也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对于历法计算的影响。魏晋以后天文观测日趋精密对岁差现象的探讨也有所前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东晋天文学家虞喜。虞喜认识到经过一个回归年之后太阳并未在天上走一周天而回到原处而是“每岁渐差”明确指出了岁差现象并提出“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新观点。他还给出了5o 年差1度的岁差值。其后何承天又给出了1oo 年差1 度的岁差值。但虞喜和何承天还都没有在历法中考虑到岁差。祖冲之不仅肯定了岁差现象的存在指出“冬至所在岁岁微差”而且最早把岁差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应用到历法计算中去这对于提高所编制的历法的精度是有重要作用的并为后世历家所遵循。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经实测确定当时冬至点已移到斗15度经与后秦姜岌的观测值比较现不到百年冬至点已移动了2 度因而定岁差为45 年11 月差1 度并用于历法计算。根据现代观测冬至点大约每年沿黄道西移5o.2 秒换算成赤经则为大约78 年西移1°由此可知虞喜、何承天与祖冲之的岁差值与实际值相比还有较大的误差。尽管如此岁差现象的现将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的恒星年与反映四季变化周期的回归年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并将岁差应用到编制历法中去仍是中国历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进步。
祖冲之《大明历》中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关于闰周的改革。中国古代天文学家长期采用19 年7 闰的闰法用以调整回归年与朔望月的关系。北凉天文学家赵■先提出6oo 年间置入221 个闰月的新闰周。但直到南朝何承天编制《元嘉历》时仍未能接受改革闺周的新思想。祖冲之认为19 年7 闰确实不够精密因而在他所编制的《大明历》中大胆地采用了改革闰周的思想提出391 年置入144 个闰月的新闺周突破了已经沿袭千年的闰法。祖冲之的这一数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诸家历法中最好的结果。除引进岁差和采用新闰周外祖冲之在《大明历》中还提出了交点月的概念并给出了交点月的数值。交点月的现对于推算日食和月食生的时间和位置等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根据《大明历》的数据推算其交点月长度为27.21223 日与今测值27.21222 日仅差十万分之一日。祖冲之还改进了前代关于木星公转周期的数值得出木星（当时叫岁星）每84 年辰一次的结论这相当于求出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 年与今测值相同。他所采用的其他天文数据也都是相当精确的如近点月为27.554688 日与今测值相差不到十万分之十四日；回归年长度为365.2428 日与今测值只差万分之六日；五大行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也很精确其中误差最大的火星也没有过百分之一日误差最小的水星已经接近与今测值相合。此外他还明了用圭表测量冬至前后若干天的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这个方法也为后世长期采用。
《大明历》中有很多创造性的贡献是当时最优秀的一部历法。祖冲之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上书刘宋政府请求对新历进行讨论予以颁行。但因遭到皇帝宠臣戴法兴的反对参与讨论的人又畏惧戴法兴的权势多所附合所以尽管祖冲之写了一篇有理有据的辩驳文章事情仍然拖了下来。等到大明八年孝武帝打算于次年改元颁用新历时却因孝武帝的去世而作罢。南齐武帝时文惠太子萧长懋见到祖冲之《大明历》曾建议齐武帝施行后又因文惠太子的去世而被搁置起来。直到祖冲之去世后他的儿子祖暅又于天监三年、天监八年和九年三次上书请求梁朝政府颁行。经过实际观测检验证实新历为密这部当时最好的历法才在梁天监九年（51o）正式颁用实现了祖冲之的遗愿但这已是祖冲之死后1o 年《上大明历表》以后半个世纪的事情了。
在祖冲之上书请求颁行《大明历》后太子旅贲中郎将戴法兴曾对祖冲之和《大明历》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思想保守的戴法兴认为历法中的传统方法是“古人制章”“万世不易”1的他责骂祖冲之引进岁差改革闰周等都违背了儒家经典是“削闰坏章”“诬天背经”宣扬天文历法“非凡夫所测”“非冲之浅虑妄可穿凿”。祖冲之则针锋相对地写出了一篇辩驳的奏章（现称“驳议”亦有些学者称之为“驳戴法兴奏章”）。在“驳议”中祖冲之用观测事实证明由于岁差当时所见的天象确实已和儒家经典中所反映的春秋以前的情况不同而回归年的长度也的确比《四分历》要小。这类天文事实“非出神怪”都是“有形可验、有数可推”的只要进行精密的观测和研究完全可以掌握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艺之兴因代而推移”前代天文学家能够有所现有所前进符合实际情况得到人们的赞同。那么完全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累功而求密”因此不应该“虚推古人”“信古而疑今”假如“古法虽疏永当循用”那还成什么道理！他在“驳议”中还写下了两句名言：“愿闻显据以核理实”“浮辞虚贬窃非所惧”。为了明辨是非他愿意彼此拿出明显的证据来相互讨论至于那些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贬斥他丝毫也不惧怕。“驳议”是科学史上的名篇。这篇理直气壮语句铿锵和才华横溢的论文充分显示了祖冲之的实践精神批判精神创造精神以及实事求是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切杰出科学家所共有的科学精神。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戴法兴虽然是骄纵专断的权臣但他也是颇知古今的好学之士因此他的看法也有一些可取之处。祖冲之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但他也有缺点。1 此段引文均见《宋书·律历志下》。
例如关于上元积年问题杨伟《景初历》和何承天《元嘉历》都有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可是祖冲之却把诸如近点月、交点月以及五星运动周期等都列入了他的上元积年的考虑因素之内以至把过去已经很复杂的上元积年计算搞得更复杂所得数据也格外庞大。戴法兴的批评中就提到了这一点并且指出要“省功于实用不虚推以为烦也”这种看法无疑是很正确的。
对多种机械的研究祖冲之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对于各种机械也有研究。他曾经设计制造过水碓磨（利用水力加工粮食的工具）铜制机件传动的指南车一天能走百里的“千里船”以及类似于木牛流马的6上运输工具。他还设计制造过漏壶（计时器）和巧妙的欹器。此外祖冲之也精通音律还写过小说《述异记》1o 卷。祖冲之著述很多《隋书·经籍志》记载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51 卷散见于各种史籍记载的有：《缀术》《九章算术注》《大明历》《驳议》《安边论》《述异记》《易老庄义》《论语孝经释》等。但其中绝大部分著作都已失传现在仅能见到《上大明历表》、《大明历》、《驳议》、《开立圆术》等有限的几篇《太平御览》中还收有《述异记》的片断。为了纪念和表彰祖冲之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人们建议把密率称为“祖率”紫金山天文台已把该台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355113“祖冲之星”莫斯科大学里刻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雕像其中就有祖冲之的雕像中国历史博物馆等许多博物馆都有祖冲之的雕像或画像在月球背面也已有了以祖冲之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祖冲之之子祖暅字景烁也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曾任梁朝员外散骑侍郎、太府卿、南康太守、材官将军、奉朝请等官职。在战乱频繁的年代里祖暅的生活很不安定也不顺利甚至坐过监狱当过俘虏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工作。祖暅是祖冲之科学事业的继承者。在数学方面他与父亲共同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并提出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的原理现在称为“祖氏公理”或“祖暅公理”。数学名著《缀术》很可能是这父子两人共同劳动的成果。在天文历法方面他三次上书梁朝政府建议改用《大明历》终于被采纳颁行。他还曾亲自监造八尺铜表测量日影长度并现北极星与北天极不动处相差1 度有余纠正了北极星就是北天极的错误观点。出于研究天文和准确计时的需要他还研究与改进过当时通用的计时器漏壶并撰有《漏刻经》1 卷现已失传。晚年曾参加阮孝绪编著《七录》的工作负责天文、星占、图纬等方面的古籍。他还著有《天文录》3o 卷也已失传仅存若干片断散见于唐瞿昙悉达修撰的《开元占经》等书中。祖暅之子祖皓少传家业也精通数学和天文学。梁朝时曾任江都令广陵太守深受百姓爱戴。侯景之乱时被俘惨遭杀害。这个世代相传成绩卓著的科技世家至此也就无以为继了。
第二节范缜1范缜（约45o—515）字子真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境内）人六世祖汪移居江南。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杰出的无神论者。青年时期范缜出身于士族家庭为东晋安北将军范汪的六世孙。南阳范氏进入南朝后开始衰落几乎无人有高官显爵。祖父范璩之刘宋时官至中书郎。父范璩宋奉朝请在范缜生下后不久就病故故范缜自幼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并以孝谨闻名。他刻苦勤学十几岁时听说名儒大师沛国刘 正招收学生讲学就离家投师门下。他学业优异卓越不群刘 因而十分锺爱他亲自为二十岁的范缜行加冠礼。刘 在当时学术地位很高门生大多是所谓“车马贵游”的权势子弟锦衣玉食狂妄自大。范缜在从学的数年中经常穿布衣草鞋上下学都是步行但却并未因此自卑自愧。相反他生性倔强耿直不肯向权贵低头敢于表“危言高论”同窗士友都畏他三分因而他也受到众人的疏远和冷落。他成*人后博通经术对于《三礼》有特殊的造诣。在诸多的士人中他只与外弟萧琛情投意合结为好友。萧琛以能言善辩闻名也每每为范缜的言简意明、通达要旨的议论所折服。但是在刘宋时期范缜却很不得志他的聪明才智和满腹经纶无处施展。怀才不遇的痛苦无时无刻地煎熬着他使他未老先衰在二十九岁时就已白皤然遂写下了《伤暮诗》、《白咏》以抒内心的愤愤不平寄托自己不屈服厄运的志向。
萧齐禅代刘宋后范缜的命运有了转机。他当上了尚书殿中郎。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萧齐与北魏和亲通好范缜曾作为使者出访北魏他渊博的知识和思想的机智敏捷博得了北魏朝野的尊重和赞叹。
《神灭论》及主要思想范缜生活的时代是南朝佛教兴盛的时代。灵魂不死、轮回报应的宗教迷信的毒雾弥漫于朝野笼罩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唐朝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曾生动地勾画出当时佞佛的景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无数颗灵魂受到佛教的毒害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在佛寺僧塔的修建之中。统治阶级中一些上层人物不仅把佛教当作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自己也沉溺于对佛教的笃信中以求得充实空虚的灵魂。齐竟陵王萧子良狂热地迷信佛教他在府邸聚会名僧讲论佛典佞佛盛况自东晋以来所未有。他甚至不惜有失宰相的身份亲自为僧侣端茶上菜。萧子良还有交游宾客聚会文学名士的雅好。他在京都鸡笼山西邸官舍礼贤纳士萧衍（即梁武帝）、沈约等“八友”以及范缜等士人都游于其门。但在这些名士中几乎多是佛门信徒。他们认为人的灵魂不灭灵魂不因人的死亡而消失而是转移于其他活人的**中；又笃信因果报应认为前世、今世所行的善或恶在来世必然要分别得到富贵或贫贱的报应。唯有范缜对这套荒谬的说法嗤之以1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梁书·儒林·范缜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