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兵器火药与火器辽宋夏金时期火药随着制法和性能逐步为人们所熟识也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工业创制出各种类型的火器从而引起了武器装备和战争形式的重大变革。从此我国兵器的展进入了一个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新时代。北宋前期主要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制成燃烧性火器以作火攻器械。如《宋史·兵志》载宋太祖开宝三年（97o）“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3。开宝八年宋军用火箭、火炮与南唐作战。真宗咸平三年（1ooo）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球、火蒺藜。咸平五年冀州团练史石普又制成火球、火箭并应宋真宗之召当众作了表演1。此外还有许多记载说明宋代火攻器械的研制和展是很快的。宋仁宗时曾公亮、丁度等编著《武经总要》。曾公亮（999—1o78）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天圣进士曾任会稽知县、开封知府、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副相）、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等官职封鲁国公。他在康定元年（1o4o）与翰林学士丁度等开始编著的《武经总要》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共4o 卷其内容不仅记述了各种军事制度和史事占候而且相当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当时在6战和水战中所使用的攻守器械并绘制了相应的图形展现了宋代军事技术的重要成就。在火器方面《武经总要》较详细地记载了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火球等三个火药配方。如火球火药方：硫磺14 两、窝黄7 两、焰消（硝）4o 两、松脂14 两以及砒黄、定粉、黄丹、干漆、竹茹、麻茹、黄蜡、桐油、浓油、清油等。由此可知宋代火药配方中硝的含量增加了。同时宋代火药中还根据需要加进各种少量辅助性配料以期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等效果。《武经总要》记载的火药武器有弓弩火药箭、火药鞭箭、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竹火鹞、铁嘴火鹞等十余种并简要介绍了这些火器的形制、制作和使用方法。如火球是一种特大的火药包；毒药烟球是一种内装砒霜、巴豆、草乌头等有毒药物的毒气弹火药引燃后由抛石机抛射出去可焚烧敌方攻城器械而散的毒烟则可使敌方兵马中毒丧失战斗力；蒺藜火球内装铁蒺藜火药燃爆后有刺的铁蒺藜飞散于敌军通道上用以阻滞敌军兵马前进。
北宋的火器中虽以燃烧性火器为主但在实战中对火药的爆炸性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逐渐重视和开始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如霹雳火球是火药拌和瓷片装入长二三节的干竹节然后用纸壳裹制成的在燃放的同时能产生出霹雳般声响。北宋后期又制成威力更大的霹雳炮。据《宋史》记载宋与金战争中就曾多次使用过这种炮。靖康元年（1126）抗金名将李纲在开封（今属河南）就曾用霹雳炮击退金兵的进攻。北宋灭亡后金人占领了开封等当时制造火药、火器的中心和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名等产硝地区并大量仿制和研制各种火器明了更具威力的铁壳火球震天雷和单兵使用3 参见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
1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第234 页。的飞火枪等为火器技术的展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如震天雷是金人约在13 世纪初明的一种铁制外壳内装火药的爆炸性火器（宋人称之为铁火炮）。《金史》描述说：“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大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大兵（蒙古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1。由此可见震天雷确有令人生畏的巨大杀伤力。
在火器展史上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可从根本上提高火器射能力和准确程度的管形火器。南宋绍兴二年（1132）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6）时用“火炮药造下长竹杆枪二十余条”2。陈规明的这种长竹杆火枪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临阵点放可喷出火焰烧毁目标。这是至今已知关于我国明管形火器的最早记载。长竹杆火枪枪身较粗长笨重须三人使用一人持枪一人点放一人辅助。金末创制的飞火枪则有了较大改进。据记载其形制构造为“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1。这是一种携带和使用较轻便的单兵火枪。此外南宋还曾制造过大量突火筒可能也是类似的火器。开庆元年（1259）寿春府（今安徽寿县）人又创造了一种叫做突火枪的管形火器“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2。《宋史》没有具体说明“子窠”的质料和形状但以火药点燃后将“子窠”射出的情形不难推知“子窠”就是一种原始的弹丸。而突火枪则是一种原始的管形射击火器它已具备了管形射击火器的三个基本要素：管身、火药和弹丸。这一时期出现的管形火器是近代枪炮的始祖。
普通兵器的展辽宋夏金时期的火器制造技术有不少创新和重要进展火器在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实际作战时官兵所大量使用的仍然是各种冷兵器。当时的冷兵器种类繁多样式复杂。如长兵器有长枪、长柄大刀等短兵器以刀、剑为主还有蒺藜、蒜头、锏、鞭、棒、椎等杂式兵器。但有些长枪的枪头附近缚上装有火药的纸筒或竹筒作战时先烧后刺增强了长枪的攻击力量。许多兵器工艺精湛质量很好。如西夏制作的剑非常著名太平老人《袖中锦》称赞道：契丹鞍、夏国剑等“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1。又如西夏人经冷锻而制成的铠甲“瘊子甲”坚滑光莹强度性能好“强弩射之不能入”2是很好的防卫武器。
这一时期的弓弩和抛石机也有很大的展。如宋代制造的安在床架上1 《宋史》卷197《兵志》。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
1 《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
2 陈规：《守城录》卷4。
1 《金史》卷116《蒲察官奴传》。
2 《宋史》卷197《兵志》。
射的床子弩（二弓床弩、三弓床弩、■子弩等）最远可射一千步少者也能射二百步。又如神臂弓、克敌弓等射程可达三百余步“能洞重札最为利器”3。抛石机（时称砲今作炮）也是当时战争中的重要武器不仅用来射巨石而且在燃烧性和爆炸性火器出现后又用来射体积和重量较大的火器。如《武经总要》列举的抛石机就有十多种其中最大的可抛射一百斤重的石弹或火器射程达五十步以外。据记载金军所用的抛石机也有很多种如九梢、七梢、五梢、两梢、独梢、旋风炮、撒星炮、虎蹲炮等虎蹲炮所石弹其大如七八斗栲栳撒星炮可并数石都具有很大的威力。金军的攻城器械也很先进有效如陈规说：“城有敌楼而金人用火炮摧击城外有壕而金人用洞子填垒城高数丈金人用天桥鹅车对楼慢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谓坚固前古所未有奈何敌人攻械雄杰亦前古所未有。”1以上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辽宋夏金时期兵器制造技术的进步。
3 太平老人：《袖中锦》。一些史书称宋或北宋太平老人但从此书书名及内容看似为明人所著。1 沈括：《梦溪笔谈》卷19。
第十二节煤炭我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及煤炭开采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秦汉时期。而先秦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则最早记述了煤的地理分布。当时称煤为“石涅”2该书记载石涅有三处。最早记载煤窑洞穴的是司马迁见于《史记·外戚世家》其大意是说：西汉窦太后的弟弟窦广国年四五岁时为人所掠卖..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夜寒煤窑工人卧于煤洞内休息生了煤洞坍塌事故一百多人被压死唯窦广国不死。3由这一记述中可以想见当时的煤炭开采规模已经不小一个煤洞可容一百余人睡觉其开采延伸长度当不少于几十米。我国用煤炼铁也很早。如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曾出土煤炭可能当时已试用煤作为炼铁用的燃料。
煤在古代还称为“石墨”、“石炭”等大约在南北朝时“石炭”
这个名称已经通行但直到明代6深《燕闲录》才明确指出“石炭”即煤。据6云《6士龙集》载西晋6云在写给其兄6机的一封信中提到：“一日上三台（指铜雀、金凤、冰井三台）见曹公（指曹操）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冷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见也不？今送二螺。”1从中可见煤产量已相当可观。南北朝时雷次宗《豫章记》、郦道元《水经注》等则已有关于用煤炼铁和取暖炊饭的文字记载。唐代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寻礼行记》中提到太原西门外晋山产石炭附近的县都去购买有可能煤在唐代传入日本日本至今仍称煤为“碳”。
随着社会经济展用煤量日增煤炭开采规模日益扩大开采技术不断进步。到宋代煤炭开采与加工利用技术展到一个**。
据文献记载辽宋夏金时期下述各省区的煤炭已进行开：北京西山地区江西今高安、萍乡、丰城、玉山陕西韩城、铜川、旬邑辽宁抚顺河北曲阳、观台河南鹤壁、鲁山、宝丰、渑池、新安、怀州安徽安庆、淮北山西太原、洪赵等。
宋代采煤技术相当达。北宋时代的河南鹤壁古煤矿遗址的掘为此提供了证明。1959 年鹤壁中新煤矿在掘进中遇到了古煤井巷并现许多古瓷器。经河南省文化局考古工作队深入考察进而现了宋元时期的古煤矿遗址一处。尽管古煤矿遗址已残破不全但从中可大致看出宋元时期的开采技术水平2：(1)开拓方式为圆形竖井井深46 米井径2.5 米。井筒位置选择得合理、准确说明当时的煤田地层知识比较丰富手工凿井技术也比较成熟。(2)巷道布置已有主巷和辅巷之分。主要巷道由井底向南北两端开凿用于连接南北采区。这条残存的主巷南段长4 米北段长6 米顶高2.1 米巷宽2 米。采区辅助巷道共现4 条全长约5oo 米自井口向东、西、南2 沈括：《梦溪笔谈》卷19。
3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39 引陈规《朝野佥言后序》。
1 章鸿钊《石雅》推断“石涅”为煤的古称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据本草书记载“石涅”也指石墨。2 《史记》原文有“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句“岸”字费解故有人认为此处并非指煤窑有人则据《论衡》等认为“岸”字为“炭”字之误。关于窦广国卧煤窑洞的考证见《中国古代煤炭开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 年版第21—25 页。
三面伸延通向八个采区。采区巷道一般高1 米多上宽1 米下宽1.4 米。可能由于这里的岩层和煤层都比较紧实顶板压力不大所以均无顶柱承托。这种情况在近代山西的土法采煤中还常见到3。
(3)回采工作面共1o 个分布在井筒的四周距井口最近者1o 米左右最远者1oo 米。各工作面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并保留一定的煤柱以减少工作面的顶板压力。回采方式采用房柱法回采顺序为“跳格式”先内后外逐步后退。回采工作面的形状以狭长的椭圆形及瓢、瓶形为多很不规则。采空区面积大小不一最大者长5o 米宽3o 米；最小者长7 米宽2.5 米。(4)井下照明采用固定式点灯的方法在巷道两壁开凿了许多放置油灯的扁圆形和近似长方形的灯龛高1o—17 厘米长13—28 厘米深1o—21厘米。灯为瓷碗和瓷盘。巷道中放有贮油的瓷瓶、瓷罐可以随时为灯添油。(5)鹤壁古煤井下有许多条筐还有扁担和一个辘轳说明回采工作面采下的煤先用肩挑至井底附近再用辘轳提升到地面。遗址中还有一口排水井位于井筒东南2o 余米处近似圆形直径1 米深5 米井中尚有2 米深的积水。说明当时的排水方法是先将矿井内的水引入低洼处的积水井中然后用辘轳将盛有水的水具提至地面排出。
在鹤壁古煤井中还现一块长方形石砚和水碗等用具似是管理者在井下记帐管理的用品。
这一时期采煤业比较达是古代煤炭技术长期展和当时经济一度繁荣展的结果。据文献记载和考古现宋代已开始出现煤砖（古称炭■）、香煤饼和焦炭。金代张子和《儒门事亲》一书记载有的地区出现了“家家打炭■砲”1的情景。文学家欧阳修关于香煤饼的故事曾在文人学士中传为佳话。欧阳修《归田录》卷2 载：“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箧者。君谟闻之叹曰：香饼来迟使我润笔独无此一种佳物。..清泉地名；香饼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饼之火可以终日不灭。”
考古掘表明至迟到宋代已经懂得加工利用焦炭。1957 年—1958 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北峰峰矿区的观台镇现了三座宋元时代的炼焦炉遗址1。观台即著名的六河沟煤矿所在地盛产焦煤当地居民自古以来以煤为业传统土法炼焦延续至今。1978 年—1979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稷山县马村掘了一批金代砖墓墓中尸体不用棺椁直接置于砖床或木床上。两座墓的两床下堆满了煤炭和焦炭各约五百市斤“这些焦炭与今之炼焦无异似当为人工所炼”1。在墓中放置煤焦似是为了防潮。一座墓中尚且放置这样多的焦炭由此推测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利用焦炭的范围一定相当广泛。
这一时期煤炭除了用于炊爨烤火、冶铁、烧瓷、殉葬之外还用来制药。宋张锐的《鸡峰普济方》中记载了用于治疗血脏虚冷、崩中漏下疾患的“补真丹”药方：“禹余粮、乌金石各肆两”2。乌金石即煤炭。金代名医张子和《儒门事亲》一书曾谈到“乌金散”的配制其主要药物是“乌金石”3 原文“冷”字为“复”据赵承泽先生之意校改。“螺”可能为“籯”（竹筐）。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o 年第3 期。1 许志群：《山西之煤炭》《矿业杂志》1 卷1 期1917 年。
1 张子和：《儒门事亲》卷12。
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掘报告》《文物》1959 年第6 期。书中特别注明：“乌金石铁炭是也。”3铁炭是宋代对煤的另一称呼这也反映了当时广泛用煤冶铁的事实。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1 期。第十三节石油天然气五代辽宋夏金时期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由于民族融合和科技交流的进一步加强也为我国古代科技事业的展打下了更雄厚的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古代石油、天然气开利用技术也逐步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在新型凿井技术的产生石油地质学的萌芽以及石油粗加工技术的提高和石油、天然气应用范围的扩大等方面。
在地质凿井技术上这一时期出现了新式的凿井方法——卓筒井技术。
卓筒井是指井径仅有“碗口大小”的小口井。这种凿井技术是在隋唐时期大口井技术高度达的基础上产生的。据苏轼记载卓筒井始于庆历年间（1o41—1o48）④它是根据当地少数民族“凿地植竹”的方法1并在长期以来开凿盐井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种凿井技术实际上就是冲击式顿钻凿井法“圜刀”即是近代机械钻井的钻头。为了进一步完善这种新型凿井技术人们还明井下套管隔水法。它既能防止地层中淡水侵入又起到固井作用。这在当时世界上实属创。因为卓筒井“井口绝小”所以如何将深井内凿碎的岩屑提出是非常困难的工作。而当时明的单向阀装置则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从而使卓筒井技术更趋于完善。用这种方法开凿的井深度已达数十丈。卓筒井技术起初用于盐业开采后来传到西方展到近代成为石油开初期的重要钻井方法。
在石油地质学方面这一时期也有重要成就。石油地质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展与地质学、沉积学和古生物学的展是分不开的。北宋时的沈括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他对许多学科均有很深造诣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一定意义上开了石油地质学的先河。例如我们现在所用的“石油”这一名称就是沈括最早提出来的也是较为科学的。他根据石油“生于水际沙石”之中的特点为便于与其他油类相区别所以称之为“石油”。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石油“与泉水相杂”的油水共生性迄今人们现的各种类型的油藏都证实了沈括的推断。关于石油的储量沈括作了大胆的论述。他认为“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地下石油的蕴藏量非常丰富。这种见解在当时技术水平下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沈括还曾用石油作炭黑制墨并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2这一预言用之于石油更为确切。9oo 余年后石油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现代工业的血液。以上这些都表明沈括对石油的认识已达到较高水平。
这一时期人们已掌握石油炼制的初步技术。北宋时期我国出现“猛火油作”3这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炼油工厂。所谓“猛火油”是石油经过粗加工的产品。猛火油作是宋朝廷军器监的11 个作坊之一。由于猛火油是火攻的重要原料广泛地用于军事上因此它的炼制技术是密而不传的。1随着人们对石油性质认识的深入其用途也愈加广泛。如陕北地区的石④ 张锐：《鸡峰普济方》卷15。
1 张子和：《儒门事亲》卷12。
2 《东坡志林》卷4。
3 文同：《丹渊集·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1 《梦溪笔谈》卷24。
油含蜡量高人们用它制成“石烛”“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对于石油燃烧而产生的“石烟”北宋时也加以利用。沈括在任鄜延路经略使时亲自用它试制成墨名之为“延川石液”“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2。此外石油还被用来配制成药用以治疗疥癣等疾病。寇宗奭所著《本草衍义》中记载有用石油制砒霜伏的配方。这是石油加工后入药的最早记录。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战事频繁石油作为火攻武器挥了很大的作用。开宝八年（975）宋太祖派曹彬攻打南唐后主李煜命朱令赟从湖口兵御敌到达皖口时与宋军相遇。朱令赟“先创巨舟实葭苇灌膏油欲顺风纵火谓之火油机。至此势蹙乃以火油机前拒而反风回煽**大筏水6诸军不战而溃令赟投火死”1。这是继酒泉保卫战后又一次用石油进行火攻的著名战例。此后据《武经总要》记载人们又明使用石油的武器“猛火油拒”、“筒柜”等并用于攻城和水战。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是我国古代石油开利用技术展最快的阶段天然气的开利用相应地也有很大展。仅以四川而论以后又在重庆、陵州、泸州等地相继现了天然气。2由于天然气的广泛现人们对天然气的认识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如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ch4）此外还混有硫化氢（h2s）等有毒气体有可能熏人致死。宋仁宗时陵州推官杨佐为修复盐井明了“雨盘”。这种雨盘是“以木盘贮水穴窍洒之如雨滴然”3。这样可使有毒气体溶于水滴之中以避免对人的危害。“雨盘”利用了有些气体可溶于水的性质对于开采低压天然气及在各种场合解决有毒气体问题都不失为一种简便有效的辅助工具。
2 王得臣：《麈史》。
1 王得臣：《麈史》。
2 沈括：《梦溪笔谈》卷24。
3 马令：《南唐书》卷17。
第四章商业与货币第一节五代十国的商业与货币商业五代十国时期尤其是五代直接统治的华北地区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但通商贸易因适应各方面的需要故商业在城乡经济中仍占有重要份额；战乱较少的南方诸国保境息民展生产在农业、手工业有所展的基础上同时为了满足各个小朝廷帝王和权贵们的奢侈**交通不畅形成地区差价带来的高额利润以及各割据政权为了增加商税而采取鼓励贸易的政策都促使商业的展。由于盐、铁、铜、酒等利润丰厚五代十国时常实行“禁榷”制即由官府实行专卖以垄断商利。
自五代时都城开封、河南府到各割据政权的都城、府大多进行了复建或扩建这既是政治的需要也为商业展提供了场所。而唐代的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沿街开店情况的普遍以及乡村草市、镇市的展更促进了城乡商业的展。后唐长兴二年（931）在复建河南府城的规划中一再提到“临街堪盖店处”；后周显德二年（955）增建开封外城时原因之一即是：“东京华夷辐辏水6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④。钱镠在唐末统治杭州后不久即于唐乾宁二年（895）扩建杭州城子城“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苟或侮劫之不意”1成为扩建七十里罗城的原因之一不久即成为吴越府。此外闽国王审知于唐末、后梁初先后建福州罗城、夹城；荆南高季兴扩建江陵城吴再建金陵城等无不是扩大城内的商业区或将城郊的商业区围在新城内为这些城市的商业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吴越、闽、南汉等沿海诸国开拓海外贸易吴越明州（今浙江宁波）闽福州、泉州（今皆属福建）南汉广州（今属广东）等都是五代时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海外贸易促进了这些城市商业的展。
各地政权的皇亲国戚、达官显宦也有不少人依靠特权经商以获取丰厚的利润。后唐庄宗皇后刘氏“好聚敛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前蜀徐太后、徐太妃在“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后唐、后晋节度使赵“在礼历十余镇善治生殖货积财钜万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1等等。
商业尤其是过境贸易对于小国荆南来说更是至关重要。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八月荆南与后汉绝交以后不到一年“即因北方商旅不至境内贫乏”被迫于乾祐元年（948）六月“遣使上表谢罪”臣属于后汉2以重开南北商旅之途展荆南城的商业。
④ 李昊：《筑成都羊马城记》；乐史：《太平寰宇记》；马端临：《文献通考》；王象之：《舆地纪胜》。1 《宋史》卷333《杨佐传》。
1 《五代会要》卷26《街巷》、《城郭》。
2 《十国春秋》卷77《吴越世家》一引《杭州罗城记》。
货币唐末由于现钱缺乏规定现钱每八十五文作一百文每贯一千文折成现钱八百五十文称“省陌”或单称“省”、“陌”。唐末天祐二年（9o5）时虽诏“并须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但已是“坊市之中多以八十为陌”。
五代十国流通的主要是唐代的铜钱。后唐天成时已是“市肆买卖所使见（现）钱旧有条流每陌八十文”由于铜器价贵销熔铜钱以铸铜器出售屡禁而不止；以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及辽朝又都使用五代的铜钱屡禁输出也无效更促使铜钱缺乏。后唐天成二年（927）各地“街坊市肆人户不顾条章（指每陌八十文）皆将短钱（指每陌少于八十文）转换长钱（折算一百文）”诏令“并须使八十陌钱”（以八十文折算一百文）。由于现钱缺乏后汉乾祐中“官库出纳缗钱皆以八十为陌至是民输者如旧官给者以七十七为陌遂为常式”3。然而现钱缺乏导致现钱增值的情况直至宋朝“国初因（后）汉制其输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1这里所说的显然是指后汉、后周及“十国”后期的情况。
铜钱缺乏铸钱以供应需求五代十国大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后唐长兴元年郭在徽曾建议：“铸造新钱或一当十或一当三十或一当五十”但被认为“以一当十真谓将虚作实”而否定2。
钱荒问题日益严重后晋天福三年十一月采取“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并规定“十钱重一两”；并允许私人开矿冶炼铜不收赋税以供铸钱。次月又改为不定重量“一任取便酌量轻重铸造”仍“不得入铅并铁”但商人谋利民间私造铜钱“以铅锡相参缺薄小弱”不得不于次年七月即禁止私铸铜钱只许官铸钱。这次铸铜钱以缓解钱荒的措施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后周世宗于显德二年采取非常措施“采铜兴冶立监铸钱”“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其他各种铜制品包括废寺的佛像全都用来熔铸铜钱3铜镜等由政府制造出卖这是五代时规模最大的铸钱活动。
“十国”大都也铸钱据《文献通考》称：“诸国割据者江南（南唐）曰唐国通宝又别铸如唐制而篆文其后铸铁钱”；“两浙（吴越）、河东（北汉）自铸铜钱亦如唐制；西川（前、后蜀）、湖南（楚）、福建（闽）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湖南文曰乾封泉宝”“福建如唐制”。“十国”所造大多为铅钱、铁钱属于地方性货币通常只于境内流通“湖南地多铅铁（楚王马）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1地方性货币在某种境况下起到了促进商业的作用。
3 《新五代史》卷14《皇后刘氏传》卷63《前蜀世家·王衍》；《旧五代史》卷9o《赵在礼传》。1 《资治通鉴》卷288后汉乾祐元年六月乙酉。
2 《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旧五代史》卷1o7《王章传》。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乙未。
1 《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
第二节宋代的商业宋朝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水6交通的便捷统一的货币制度铸钱量的增加及纸币（交子、会子）的创设与行坊市制度破坏后带来的沿街开店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统一的商税制度以及与辽、金、夏的“榷场”贸易和兴盛的海外贸易都为宋代城乡的商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盐、铁、铜、酒、醋等继承五代“禁榷”制禁榷制又扩大到茶、铅等由官府专卖以垄断商利。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商业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因而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转移常常导致城市的盛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自五代后梁建都以后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展为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朱雀门（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尤以夜市著名营业“直至三更”。城内著名的“酒楼”有马行街东货行巷的丰乐楼（原名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此外“州（指内城）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等等“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营业。为了供应需要“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外城正南门南薰门）入京（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内城的“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钱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皆有。东京城内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有很翔实的记载。北宋末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城的商业宋朝重建后南迁定都（称“行在所”意为行都）临安府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全盛时人口达百万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而“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尤盛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灌圃耐得翁在南宋端平二年（1235）所著《都城纪胜》中的上述概括性记载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临安城所需米“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这些是吴自牧《梦粱录》所记临安城所需部分商品的产地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临安城的商业盛况在《梦粱录》及周密《武林旧事》中有详细的记载。
其他城市与镇市的商业开封、临安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商业市场。其他城市则各路（相当后代的省）的府（主要指转运使司所在地相当于后代的省会）所在地的府、州城既是该路的政治中心大体上也成为路内最繁荣的商业市场。各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业繁华程度。
史载北宋熙宁十年（1o77）各路府州县及镇市的商税额2二十三路府的商税额相差较大以两浙路府杭州（今属浙江）最多达8.2 万多贯而最少的广南西路府桂州（今广西桂林）只有66oo 多贯还不及杭州的十分之一大多数路的府商税额都在3 万贯以上。
从各路所属州、府城市（都是指州府城内不包括属县或镇市）及镇市“商税额”的情况来看长江流域的商业最达其次为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最不达。长江流域中最达的是太湖流域除杭州外两浙路所属的苏州为5.1 万多贯湖州为3.9 万多贯秀州2.7 万多贯常州2.6 万多贯润州（今江苏镇江）2.5 万多贯以及江南东路府江宁府4.5 万多贯各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也相当高尤其是杭州近郊的镇市如杭州城东南钱塘江边的“浙江场”商税额高达1.6 万多贯嘉会门（南门）外十里的龙山场29oo 多贯余杭门（北城西门）外六里的江涨桥镇28oo 多贯杭州城外近郊三镇市就达2 万多贯。秀州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北）远离府州县城税额也高达1.5 万多贯其东方的上海（今上海南市老城厢）虽无商税额却已设官府专卖酒和曲（造酒用的酒药）及征收酒税的“酒务”。
另一个达的地区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成都府城6.7 万多贯的商税额在二十三路府中居第二位附近的汉州（今广汉）为4.8 万多贯、绵州（今绵阳）为5.4 万多贯、彭州（今彭县）过3 万贯而且这些府州属县包括少数镇中有不少过1 万贯成都西南不远的广都县更达到2.2 万多贯这些情况和太湖流域近似不仅反映了川西平原经济的达更直接反映了城镇商业的兴盛。
水6交通条件在府、州、县城市商业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广南西路府桂州的商税额只有6ooo 多贯路内有着海上交通便利条件的雷州（今广东海康）的商税额为7ooo 多贯而海上贸易较达的琼州（今海南海口）达到1.9 万多贯成为广南西路唯一在万贯以上的城市。这种情况在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北、夔州等路反映得更为明显。
淮南东路府扬州在唐代曾是最繁华的都市有“扬一益二”之誉除了水6及海上交通便利的条件外隋代平毁东晋南朝都、扬州府建康2 《五代会要》卷27《泉货》。
城唐初又改江都为扬州以之取代建康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中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自五代时吴重建金陵城并成为南唐都城后扬州的地位下降。北宋时虽是淮南路（后为淮南东路）的府商税额也有4.1 万多贯而本路地处运河入淮河处也是南北航运交汇处的楚州（今淮安）商税额高达6.78 万多贯仅次于杭州甚至略多于成都府城但其商税中“过税”（过境税）所占的比重应较大其商业的兴盛当与扬州相近。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城市除杭州外其次应是成都、江宁、苏州等城市。
寿州是熙宁五年新划出的淮南西路的府商税额只有1.7 万多贯远比不上路内庐州的5 万多贯；荆湖北路府江陵府城商税额只有8ooo 多贯而路内交通达的鄂州城为1.4 万多贯岳州城更达2.5 万多贯；夔州路府夔州为2.1 万多贯而路内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渝州（恭州今重庆）达3.1 万多贯。
南宋时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展城镇商业也更为繁荣。南宋著名诗人6游在乾道六年（117o）入川路过鄂州时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唐、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1。鄂州已展为长江中下游三大都会之一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而且早已在绍兴二年（1132）取代江陵成为荆湖北路的府。商业达的庐州亦已取代寿州成为淮南西路的府；川东商业中心城市重庆府到南宋淳祐二年（1242）后才成川东地区及夔州路的府。
榷场贸易榷场是宋代官办边境贸易场所以通辽、夏、金的互市贸易。
一、宋辽榷场贸易宋初对与辽的互市贸易并未设官署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于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属河北）、沧（今沧州东南）五州设“榷务”“辇香药、犀（犀牛角）、象（象牙）及茶与相贸易”。宋初与辽的关系是时战时停榷场也时开时停。淳化二年（991）再设于雄州、霸州、静戎军（今徐水易州已为辽占领）、代州雁门寨（今山西代县西北）“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亦罢”。咸平五年（1oo2）又在雄州置榷场但次年又罢。景德元年（1oo4）十二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次年即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原静戎军）三地设榷场又于广信军（今徐水西）设榷场被称为“河北四榷场”。
宋方贸易的货物“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1。北宋末年“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1。宋方在宋辽榷场贸易中获利是很大的北宋与西夏、南宋与金的榷场贸易中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二、宋夏榷场贸易宋景德三年八月宋真宗在关于放行西夏青盐问题时说：“今榷场既不为买当先以文告谕之若异时（赵）德明复有恳请则当令榷场量定分数收市。”可见此前已置榷场可能即是次年十月真宗所说1 《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资治通鉴》卷274后唐同光三年末。1 《宋会要辑稿》食货15、16、17 的商税税额。
1 《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第四》。
“延州（今陕西延安）已置”的榷场1；这年七月又于保安军（今志丹）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直至“天圣中陕西（路）榷场二”天圣四年（1o26）于河东路设“置西界（西夏）和市场”。“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纵其来往”2反映了宋夏边境贸易的盛况。宝元元年（1o38）宋夏战起榷场和市贸易全部停止。庆历五年（1o45）议和次年即复设榷场。
三、宋金榷场贸易始于“绍兴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1142）先建榷场于盱眙军（今江苏盱眙）以后又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西北的花靥镇规定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下的称为小客每十人为一保留一半货物在宋方榷场带一半货物到金朝榷场交易并购买金方货物回宋寄留在榷场后再将另一半货物运往金朝榷场贸易然后统一计算往返货物的总钱数按十分之二抽息钱归官府。而所带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上的商人称为大客客商与货物都只能留在宋方榷场等候金方客商前来贸易宋方货物主要是粮食、茶叶、各种手工业品、书籍及外贸而来的药材、手工业品等。
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正月金朝为准备侵宋只保留泗州（盱眙西北）榷场南宋于同年二月也只保留盱眙榷场关闭了其他榷场。官办榷场贸易受到限制但走私贸易却更展“如楚州（今江苏淮安）之北神镇、杨家寨淮阴县（今淮阴西南）之磨盘安丰军之水寨霍丘县（今属安徽）之封家渡信阳军（今河南信阳）之齐冒镇及花靥、枣阳旧有榷场去处不可胜数”1。
“隆兴和议”后南宋于乾道元年（1165）复设盱眙、花靥镇榷场将原枣阳榷场移至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西北的邓城镇光州的榷场设于所属光山县（今属河南）北的中渡市重开宋金榷场贸易。
海外贸易与市舶司宋代海外贸易自开宝四年（971）二月灭南汉后才有了南方的海港六月设置了第一个海外贸易的一级管理机构广州（今属广东）“市舶司”。太平兴国三年（978）漳、泉（今皆属福建）“纳土”吴越“归地”后宋朝统治东南沿海地区。后于杭州设两浙市舶司淳化三年（992）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今宁波）定海县（今镇海）咸平二年（999）九月又“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听蕃从便”。
北宋中期以前只有广州、杭州、明州三地设置“市舶司”船舶到达其他沿海港口都要“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显然不能适应海外贸易日益展的需要。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请下元祐二年（1o87）十月先于福建路泉州增设市舶司；北方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今胶州）也因“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
2 《三朝北盟会编》卷14宣和二年二月一日引《茆斋自叙》。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八月己丑；卷67景德四年十月乙未。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搬）运见（现）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是一个内外贸易都兴旺的镇市元祐三年三月设置北方唯一的市舶司并升为胶西县。北宋末政和三年（1113）于秀州的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置二级机构“市舶务”后因航道淤塞而暂停疏浚后于宣和元年（1119）复设。此外镇江、平江府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自政和七年起“如有蕃商愿将舶货投卖入官即令税务监官依市舶法博买”2。
南宋绍兴元年（1131）将两浙路市舶司移至秀州华亭县说明今天的上海地区在南宋时已成为华东地区海外贸易的中心。除本处外还在临安府、明州、温州等设市舶务后又于江阴军（今江苏江阴）设市舶务。广州、泉州两处市舶司虽都未在他处另设市舶务但外贸交易规模大是南宋的主要外贸海港。南宋绍兴末年的外贸收入达2oo 多万贯过北宋最高年份的一倍以上。宋室“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钱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1加重了宋代的钱荒。
广州、泉州港主要是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东北非秀州、明州、杭州、板桥港主要是通向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宋朝的海外贸易主要是“以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等等。
行会与免行法宋代从城市到乡村镇市的商业、手工业以及其服务性行业大体上商业称“行”手工业称“作”都有同行组织称为行会类似近代的同业公会。宋代称为“团行”南宋吴自牧解释说：“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说明行会先是适应官府的需求而产生的。
官府将商铺、手工业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均按行业登记在册有关人员必须加入各行会否则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各行业都有自己的服饰“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官府需要的物品及工役都向各行会索取成为商人和手工业户的沉重负担。各行都有行头或行、行老负责安排行户向官府提供；并负责制定货物价格如南宋临安府“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径米到各铺出粜”1等等。行会也是官府对工商业各业管理的组织南宋叶適称：“其权柄足以动摇守相者今之所谓都录、行、主事之类是也。”1“行”既有官府管理行会的“吏胥”性质也是行会与官府交涉的代表。
熙宁六年（1o73）东京开封城的肉行徐中正等先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的请求官府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同年七月实行“免行法”各行按月或按季交纳“免行钱”“与免行户祗应”2 《宋史·食货志》下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七月己巳；卷1o2天圣四年二月庚午；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1 《宋会要辑稿》食货38 之38；南宋榷场贸易情况见食货38 之34 至44。1 《宋会要辑稿》职官44 之1、3、6、1o；《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o9元祐二年三月乙丑。1 《宋史·食货志》下八。
或“官为雇人代役”2。这是以赋税形式代替行户提供物品或服役是消除徭役制残余的进步政策有利于工商业的展。但在元祐时被废后经反复“宣和间市户乞依熙宁旧法纳免行钱罢行户供应民实便之至靖康间罢设”。南宋初“近来州、军、县、镇遇有抛买依前下行户供应”。绍兴十一年仍“并免供应量纳免行钱革去科扰之弊”。二十五年又废免行钱时并下“令官司不得下行买物”1。但大多仍照旧向行户取索然而毕竟有了禁约遇到清明官吏还能依法制裁如真德秀在嘉定八年（1215）时可以将向行户“买物不偿价钱”
的黄池镇（今安徽芜湖东）监镇官“押送邻郡根究”此监镇官后又依法受到惩办2。
2 《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16《米铺》。
1 叶適：《水心先生文集》卷34《吏胥》。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卷246八月丙申；卷3o8元丰三年九月甲子。第三节宋代的货币铜钱、铁钱宋代的金属货币主要是铜钱部分地区使用铁钱或铜、铁钱兼用。北宋时川蜀地区产生并使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铁钱、铜钱兼行；南宋时东南广大地区则是纸币“会子”与铜钱、铁钱兼行。
铜钱作为宋代最主要的货币每一百文“因（后）汉制其输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九月“丁酉诏所在悉用七十七为百”通常称为“省陌”或“省”而一百文仍需实数一百钱的称为“足陌”或“足”。但是“悉用七十七为百”至少到北宋后期只是“官用”的标准。北宋末年东京开封的情况：“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到南宋末年已是“元都市钱陌用七十七陌近来民间减作五十陌行市通使”3大体上反映了宋代铜钱流通区内的普遍情况铁钱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宋平诸国通常仍听用旧钱蜀地原是铜、铁钱兼用后蜀所铸铁钱精好每一千铁钱相当于铜钱四百但自宋灭后蜀大量铜钱作为“上供”被运往都开封而“增铸铁钱易民铜钱”并禁止铜钱入蜀后虽不禁止铜钱入蜀而铁钱只许在蜀地使用又“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商人争相运铜钱入蜀铜钱一可得铁钱十四。宋朝廷曾采取多种措施在蜀推行铜钱提高铁钱币值但由于铜钱缺乏而无效遂定以铜钱一当小铁钱十使用。
南唐亦铸铁钱铜、铁钱兼用。宋自太平兴国二年起采取“于昇（今江苏南京）、鄂（今湖北武汉武昌）、饶（今江西波阳）等州产铜之地大铸铜钱”及禁止铜钱渡江待江南地区铜钱日多而“铁钱自当不用悉熔铸为农器什物”④江南不久即不再使用铁钱。太平兴国八年又曾一度令福建铸大铁钱与铜钱并行每一千铁钱当铜钱七百七十。不久即停铸铁钱官私所铸铁钱1o 万贯限于本地区使用。
康定元年（1o4o）宋夏战起宋朝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运送西蜀小铁钱至陕西作军费原只使用铜钱的陕西路开始兼用铁钱。庆历元年（1o41）在河东路产铁州、军铸大铁钱晋州（今山西临汾）积铁铸小铁钱；次年又于晋州、泽州（今晋城）铸大铁钱；差不多同时在江南的江州（今江西九江）、池州（今安徽贵池）、饶州铸造小铁钱全部运往陕西。陕西的仪州（今甘肃华亭）、虢州（今河南灵宝）也铸造小铁钱。都以大铁钱一当小铁钱十。庆历五年河东路的晋州、泽州、石州（今山西离石）、威胜军（今沁县）铸造小铁钱则使用于本路。次年以小铁钱二当小铜钱一后改为小铁钱三或五当小铜钱一；以后陕西、河东统一为小铁钱三当小铜钱一。
铜钱、铁钱都是大钱一当小钱十民间盗熔小钱改铸大钱以取暴利大3 《宋会要辑稿》食货64 之66、69。
④ 《真文忠公文集》卷7《申御史台并户部照会罢黄镇行铺状》及注。
钱贬值改以大钱一当小钱三盗铸犹能获利嘉祐四年（1o52）又改以大钱一当小钱二称为当二钱、折二钱小钱也称小*平钱。
由于折二大钱鼓铸精巧民间盗铸无利可获币制才稳定“铁钱、铜钱市价无二”。吕惠卿在熙宁十年（1o77）至元丰三年（1o8o）任职陕西时“亲见本路铜、铁钱相兼使用不闻有轻重之异”。由于铁钱重“唯有行路欲将铁钱换铜钱以便赍擎有每贯（此指一千文足钱）不过加钱二十至五十文”以后逐渐加多至一千文铜钱换一千四百文铁钱“至（元祐）八年始罢铜钱方加至一贯五百”文“每欲过铜钱地分者至用二贯五、六百文方换得铜钱一贯”1。陕西随后即停止使用铜钱次年十一月又改为铜钱、铁钱兼行。崇宁四年（11o5）又诏两广铸小铁钱限两广使用也成为铜铁钱兼行地区；而陕西于政和起只准使用铁钱。
南宋时四川地区仍使用铁钱。乾道元年（1165）开始又在与金朝相邻的两淮、京西、湖北诸路逐渐改为使用铁钱禁用铜钱“其铜钱输行在及建康、镇江府”。
宋代除上述地区外都属铜钱使用区自嘉祐二年改为大铜钱一当小铜钱二称为折二钱除京都开封府外都流通折二钱是仅次于小*平钱（小铜钱）的主要的流通铜钱。此外还有折二、折三、折五铜钱、铁钱。北宋末昏君宋徽宗、奸相蔡京当政自崇宁二年（11o3）开始铸造当五（折五）及当十（折十）大铜钱民间盗铸日多又命折十钱在荆湖、江南、两浙诸路作折五钱使用。而且同一类钱在不同地区价值不同如不久后“荆湖、江南、两浙、淮南（崇宁）重宝钱（原当十大钱）作当三（即折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作当五”。此后上述诸路“当十钱仍旧（当十）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以后又行“当十”大钱蔡京更多次主持铸造推行夹锡铜钱更增加了钱币制度的混乱。政和元年（1111）才下诏：“其官私见在当十钱可并作当三（折三）以为定制”1混乱局面才稍有改善。南宋除铸小*平钱外也铸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的铜、铁钱南宋末甚至铸当百大钱。
宋初沿后汉制度铸“宋元通宝”钱。太平兴国时铸“太平通宝”钱开始了宋代以年号作钱文。淳化元年（99o）五月“又改铸‘淳化元宝’钱上（太宗）亲书其文作真、行、草三体。自后每改元必更铸以年号元宝为文”形成系列年号钱。仁宗改元宝元（1o38）次年三月铸新年号钱“文当曰宝元元宝”因钱文重复改为“皇宋通宝”以后改元又恢复“冠以年号如旧”1。年号带宝字而钱文不用年号的还有南宋宝庆时铸“大宋元宝”、宝祐时铸“皇宋元宝”。北宋末建中靖国时则因建中为唐代年号而铸“圣宋元宝”。
庆历时所铸当十大钱（后改为折二）钱文为“庆历重宝”“重宝”通常只作为大钱的钱文如崇宁时所铸当十大钱（后改为折三）钱文为“崇宁重宝”南宋的当三大钱“嘉熙重宝”等。“通宝”、“元宝”原作为小*平钱的钱文。北宋中期以后铜钱、铁钱的大小钱都使用而南宋嘉定时的铁钱钱文四字中第三字更有永、兴、安、全等字样。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东京梦华录》卷3《都市钱陌》；《梦粱录》卷13《都市钱会》。1 《宋史》卷18o《食货志·钱币》。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2元符二年七月癸卯。
自宋太宗时“淳化元宝”以真、行、草三体字分别铸造小*平钱后宋代年号钱大多以篆、楷、行、草体中的两种字体如行、隶或楷、篆等分别铸造完全相同的一种铜钱或铁钱俗称“对子钱”。南宋中期以后只用一种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字”）而且钱背面加铸年数二、十一等如“淳熙元宝”背文为“十一”即系淳熙十一年所铸；“绍熙元宝”背文为“二”即绍熙二年此钱背文还有“汉”字是标明为“汉阳监”所铸不但纪年还纪铸造地。
五代以来的“钱荒”问题。宋代虽然铸钱监不断增多由初期的7 监（铜钱监4 监、铁钱监3 监）到宋神宗时展到26 监（铜钱监17 监铁钱监9监）。每年所铸铜钱也自太祖时7 万贯逐渐增多太宗至道时为8o 万贯真宗景德末为183 万贯仁宗庆历时为3oo 万贯到神宗熙宁以后每年铸铜钱共6oo 余万贯达到最高峰。但铜钱的钱“荒”问题仍然严重直至南宋灭亡始终没能解决这是由于辽、西夏及后来的金朝大量以宋朝铜钱作为货币自铸的数量很少加上大量铜钱流向海外主要是流向日本、东南亚有的还运往西亚、东北非。
最早的纸币：北宋的交子及钱引一、交子交子的起始史载：“先是益（今四川成都）、邛（今邛崃）、嘉（今乐山）、眉（今眉山）等州岁铸钱（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淳化四年993）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这是一种具有纸币某些特性而以铁钱为本位的代币券其开始行的时间应是李顺起义完全被平定后的二三年间即咸平元年（998）前后。但到景德二年（1oo5）时已是“奸弊百出狱讼滋多”。益州知州张詠采取在嘉州、邛州增铸大铁钱以增加货币的流通量与铜钱、小铁钱“相兼行用民甚便之”。这次因铁钱缺少而由私人行的交子可能即因此而暂时告一段落。可是到大中“祥符之辛亥（四年）”“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这次则是因铁钱重流通不便而由私人联合行的交子有了具体的记载是“诸豪以时聚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现）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但其后不几年即生“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在官府的干预下每一贯（一千钱）交子多的也只得到七八百钱1。这种初期交子票面的数额不定而且是临时写上的可以向接受交子的人兑取现钱最终还可以向行人兑取现钱。这种铁钱代币券的情况具有近代“金本位制”时期纸币的一些特性但更近似于现代欧美各国的“不记名可流通支票”还不具备纸币的性质。
大中祥符末转运使薛田请官置交子务行官交子而未成。天禧四年（1o2o）十一月寇瑊任益州知州后立即采取令交子户“收闭交子铺”并且不准再设私人交子铺。天圣元年（1o23）薛田接任益州知州后已是“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市肆经营买卖寥索”直接影响到商业的繁荣。薛田等人认为：“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交子）务禁1 《宋史·食货志·钱币》。
民私造。”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午1o24 年1 月12 日）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行纸币的官办“益州交子务”设立。
这次行的官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票面可能也是印刷有“屋木人物”的图案“仍起置簿历”票面的钱数也是写上的与以前私人交子是临时“书填”还是“贯（数）不限多少”所不同的官交子是预先在“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而且是只有“自一贯至十贯文”固定的票面再“合用印过上簿封押”交子制造完成；行交子还要“备本钱”即是要有“行准备金”已与近代“金本位制”时期纸币的行情况类似。世界历史上次可称之为“铁钱本位制”纸币的“交子”印制（票面书写贯数）开始的时间为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1o24年3 月19 日）起书”2。
交子印制完成后“逐旋纳监官处收掌”等待人户以大、小铁钱来兑换监官“依例准折”而且按“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将铁钱收储“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交子即成为市场流通的纸币交子已无实物传世当与传世的“钱引”相近。
印制交子的纸是用楮树皮制造的所以也称为“楮币”、“楮券”（包括南宋的“会子”）。纸质虽较好但仍不适于长时间使用以及可能为抑制假币交子是分“界”（分期）行与使用的前期是每二年为一界（跨三个年头因而也常称为三年一界）都在二月开始行新交子并收回旧交子以后每界改为七月行。熙宁五年（1o72）又定为仍是每二年行一界每界行额也仍为125 万多贯但新旧两界交子同时行使每界行使四年实际流通量增加了一倍基本上仍在社会需求的数量之内有时由于朝廷的措施失当造成交子的贬值。元祐元年（1o86）苏辙说：“蜀中旧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头（一贯）有卖一头一百者”由于“官自买茶”“近岁（一贯交子）止卖九百以上”1。
交子票面的面额自宝元二年（1o39）起固定为五贯和十贯两种五贯者占总行量的十分之二十贯占十分之八。但这两种交子面额的数额过大实际上大量数额较小的商业贸易不得不仍使用沉重的铁钱。熙宁元年将交子的面额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半贯）两种一贯的占总行量十分之六五百文的占十分之四适应了商业贸易的需要。
熙宁二年曾设交子务于潞州（今山西长治）推行交子于河东路因恐“有害入中粮草”及“矾、盐不售”于次年七月即罢。熙宁四年正月时交子法已行于陕西但同年四月亦罢。熙宁七年又行交子于陕西的永兴军、秦凤两路；到九年时又因“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而再次罢行。元祐末四川交子可能又已行用于陕西以致绍圣元年（1o94）时“商人以交子通行于陕西而本路（成都府路）乏用请更印制”。哲宗“诏一界增造十五万缗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淳化元年五月乙未；卷123宝元二年三月丁巳。《宋史·食货志·钱币》。1 李攸：《宋朝事实》卷15《财用》；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61《财用门·楮币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二月庚辰及卷1o1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宋史》卷181《食货志·会子》。但《山堂考索》、《宋史·食货志》记此次私人行交子是真宗时“张詠镇蜀”期间所为似误因张詠自景德四年六月至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任昇州知州。
（贯）”。“是岁通旧额书放百四十万”多缗1。元符元年（1o98）又增印48 万道（贯）增为每界印制188 万贯。到北宋末宋徽宗时因“陕西用兵”自崇宁元年（11o2）至大观元年（11o7）数年间增印交子少则2oo 万多至11oo 万共增印24oo 多万缗四川交子大量行用于陕西地区。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务”以推行交子于京西地区。
二、钱引崇宁“四年今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钱引”推行于除福建、两浙、江南、荆湖、广南以外的江北、华北广大地区。只有四川仍称交子并按原式样印制。但“钱引”“诸路行之不通”次年即不再印制而已在“民间者许贸易”流通逐渐收回。
“大观元年（11o7）改四川交子为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此后史亦称旧交子为钱引而新钱引有时亦称为交子。由于大量印制纸币引起严重贬值贬值至票面的十分之一甚至面值一千钱的只值十几钱。大观三年只得从第四十四界起将行量限为天圣时的125 万多贯流通地区也限在使用铁钱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同时又对第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数以千万计的钱引不再换给新钱引。次年又以5oo 万贯钱作为成都钱引务行钱引的“本钱”（行准备金）。当政和元年（1111）行四十五界钱引时为减少纸币流通量决定停止行四十五界新钱引如生流通量不足则增印一部分四十四界钱引。经过十多年的整顿至“宣和中（张）商英录奏当时所行以为自旧法之用（指限量行）至今（钱）引价复平”1。数年后北宋即被金所灭。
南宋时成都钱引务仍按每二年行一界钱引行用于川陕地区钱引票面面额仍固定为一千和五百钱两种虽仍以天圣时的行量为额但从一开始就增加行量少的6o 多万多时以千、百万计大大过流通量的实际需要因而不断贬值。庆元时“每引钱一千民间直（值）钱七百以上”。嘉定初“止直铁钱四百以下”。换界之际有时“仅售百钱”。嘉定元年（12o8）、三年两次收兑九十、九十一界钱引共25oo 多万贯（缗）钱“引直（值）遂复如故”。四川钱引通常是二界、三界通使常是快到界满时才下令延期使用引起旧钱引价值的波动。淳祐九年（1249）改为每界钱引使用1o 年。
宝祐四年（1256）南宋朝廷决定四川改行会子称“四川会子”咸淳五年（1269）“印造毕功”“岁以五百万额”使用新纸币“会子”1。南宋的纸币：“会子”、“关子”
一、关子、公据南宋初除川陕继续使用纸币“钱引”外并无其他纸币。绍兴元年（1131）因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需要经费“乃造（见钱）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商人将现钱在婺州换取“见（现）钱关子”后到设在都临安的“榷货务”取铜钱或换取盐引、茶引等性质类似现代的汇票“见钱关子”不久即扩大至浙西地区。绍兴六年一月张澄任都1 《宋朝事实·财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o1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又学者多以咸平元年前后或大中祥符四年为纸币创始时间撰者以为票面数额固定是纸币的重要标志天圣二年才是纸币的创始时间。1 《栾城集》卷36《论蜀茶五害状》。
1 《宋史·食货志·会子》；《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督行府“专一措置财用”请依四川交子法造交子与铜钱并行同年二月设“行在交子务”印造3o 万贯行用于江淮地区接着又欲造15o 万贯作为“和籴本钱”准备行用于两浙、江东、江西等路广大地区而大臣们以为没有“本钱”（行准备金）必然导致物价暴涨等于是将交子改为关子这次由朝廷行纸币“交子”的措施因而失败。绍兴二十九年面临金军可能南侵作为军费的一部分又行关子、公据两者性质相同淮西、湖广称关子各8o 万贯行使三年；淮东称公据为4o 万贯行使二年。票面自十贯至一百贯分为五种性质都与绍兴元年的关子或北宋早期的交子相同或相近。
至于南宋末景定五年（1264）所行的“金银见钱关子”则其性质与“会子”相同属于纸币1。
二、会子随着经济的展及商业的兴盛纸币已成为时代的需要。绍兴二十九年（1159）行关子、公据时都临安城的富豪已私自行“便钱会子”。绍兴三十年九月初权户部侍郎钱端礼兼权临安知府“始夺其利归于官”临安府印造纸币“会子”“许于（临安府）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同年十二月初开始行用“会子”。
次年正月钱端礼专任权户部侍郎行会子遂改由“户部为之”。二月丙辰（1161 年3 月11 日）设“行在会子务”是由朝廷设置的纸币行机构。在钱端礼主持下以1o 万贯钱为行准备金行“会子”是铜钱本位制纸币习称“铜钱会子”、“官会”是由朝廷行的纸币（此前的交子、钱引、会子都是地方官府行的）。会子用铜版印制票面分为一贯（千）、二贯（千）、三贯（千）三种隆兴元年（1163）又增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同年还决定在会子上用“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2。会子使用徽州制造的纸币专用纸“会子纸”后改为成都制造乾道四年（1168）又在都临安设会子局制造。“会子纸”是以楮树皮为原料制造的称为楮纸会子因而也称为楮币、楮券或单称楮。
会子的行最初未定行数额也不设“界”“自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1166）共印过二千八百余万道（贯）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椿管循环外其在民间者有九百八十万道”由于“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以致不少商人在外地以低价收买会子然后到都支取铜钱因挤兑而引起喧闹。宋孝宗立即采取“尽出内藏及南库银以易会子官司并以钱、银支遣民间从便”的措施1。至次年正月初的不到两个月内已收回会子1oo 多万贯到六月时还有49o万贯会子未收回即存留民间流通。
乾道五年正月诏令会子定界行每三年行一界每界1ooo 万贯两界相沓而行从第二界开始的实际流通量为2ooo 万贯以后的行量虽有增加但仍有所节制且备有较充足的行准备金以及遇会子稍有贬值即行“秤提”以金银及铜钱等回收会子以提高会子的币值。史称孝宗时“楮（会子）未至于滞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行准备金）1 《宋史·食货志·会子》；《山堂考索·后集·财用门·楮币类》。又学者对行钱引的时间有崇宁四年说与大观元年说今采崇宁四年说大观元年为四川交子改钱引时间。2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四川钱引》、《钱引兑监界》；《宋史·食货志·会子》。1 《宋史·食货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东南会子·见前（应作钱）关子》。以给之；楮未至于轻（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行量）未至于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行量）之数”。淳熙七年时“会子与见钱等（值）”“民间尤以会子为便却重于见钱也”1。但自“光（宗）、宁（宗）以来造（会子）愈多而敝（贬值）愈甚”。李心传在宁宗嘉泰二年（12o2）前不久称：“自会子创造至今四十年遂与见缗并行。”“今江浙会子一千率得铜钱七百五十”。开禧时筹措攻金的军费不仅改为三界会子并行总流通量近7ooo 万贯（第七界起每界行量为23oo 多万贯）第十三界行量更增为47oo 多万贯引起会子大贬值。嘉定二年（12o9）在采取多种措施“秤提”后会子币值才有所回升“行在（临安府）会子每千为（铜）钱七百诸路州县才得其半”。但此后史弥远独相二十多年会子愈印愈多至绍定五年（1232）“两界会子已及二亿二千九百余万”贯达会子初行时的十倍以上直至史弥远死端平元年（1234）理宗亲政才不得不于会子换界之际用大量金银、铜钱收换旧会子经过数年收减会子至淳元年（1241）“楮价粗定不至折阅”。淳祐七年又“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用”以后也不再行新一界会子以控制流通量但到景定四年（1263）十月后“复日增印（十八界）会子一十五万贯”本已贬值的会子更加贬值1。
三、铜钱关子景定五年初决定行新纸币“铜钱关子”也称金银见（现）钱关子、见钱关子、金银关子这是一种新的铜钱本位制纸币其称为金银见钱关子、金银关子意味着关子的贵重不同于已经贬值的“铜钱会子”。同年十月先停用十七界会子限一月内换易十八界会子；随后即诏行用新纸币铜钱关子“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第三天理宗死度宗即位后于同年十二月诏令重申此旨。但纸币关子的行更促使物价暴涨史称：“关子行物价顿踊”2关子行后只十余年南宋即为元所灭。
此外南宋还在与金接界的淮南行铁钱会子乾道二年开始行时称交子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票面分为二百、三百、五百、一贯四种后亦称两淮会子。隆兴元年在西北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金州（今安康）、洋州（今洋县）行票面为一百、二百、三百的三种铁钱会子。隆兴元年还在湖北行“直便会子”票面分一贯、五百两种也称湖北会子。
南宋“银会子”
南宋初还行了历史上最早的银本位制纸币“银会子”这是南宋名将吴玠（时任四川宣抚副使）于绍兴七年二月十四日（1137 年3 月7 日）开始行于驻地河池（今甘肃徽县南）票面分为一钱、半钱两种每一券称为一纸“一钱纸”四张或“半钱纸”八张折合四川“钱引”一贯一钱纸行14 万纸、半钱纸行1o 万纸（折合一钱纸5 万纸）当时可能称为“银纸”银会子应是后来的名称或是“银纸”后来的别称流通于阶（今1 《宋史·食货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卷1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辰。
1 《宋史》卷33《孝宗纪》；《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2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6乾道三年正月引《大事记》；卷58淳熙七年九月。甘肃武都）、成（今成县）、岷（今岷县）、秦（今天水）、凤（今陕西凤县东）、兴（今略阳）等州都在剑门关（今四川剑阁北）外因而也称为“关外银会子”银会子是由吴玠统率的右护军行的直到绍兴十年吴玠去世后才归四川的地方官府行。银会子每年更易绍兴十七年七月改在大安军（今陕西勉县西南）印制行时改为“再岁一易”。乾道四年又增印一钱银券3 万纸并扩大行用于文州（今甘肃文县）。到宁宗初年“每二年印给六十一万余纸共折川钱引十五万缗”1。银会子的行反映了宋代白银货币性能的增强白银在宋代作为皇帝的赏赐及官员、兵士俸禄的一部分商业流通中有时也使用白银但主要还是和黄金、珠宝等一样作为贵金属并没有真正进入货币行列银会子流通区域始终只限于关外地区也反映了白银的货币性能不强。银会子虽是以银为本位可能是虚的本位制一钱、半钱只作为银会子的币值的符号也许并不兑付相应的白银。
1 《文献通考·钱币考》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二年五月甲寅；《宋史·食货志·会子》。
第四节辽代的商业与货币商业牧业经济从来都离不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了满足商业贸易的需要辽太祖三年（后梁开平三年9o9）耶律阿保机“建羊城（今河北沽源西南）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2。随着版图的扩大经济成分的增加境内外商业贸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展。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1。据后晋亡后被俘入辽的胡峤所见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斡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今山西太原西南）、汾（今汾阳）、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之人为多”1。可见上京的修建除政治需要外也是中原农业、手工业者和儒、释、道等各色人士流入的结果。他们带来了各种技艺也有了更多的需求促进了城市的展和商业的繁荣。汉城中的回鹘营为安置回鹘商贩所设看来上京的商贸活动相当繁盛。
南京（今北京）的繁华富庶为五京之“城北有市6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2。
东京（今辽宁辽阳）“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3是东京道商业贸易的中心。
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建成后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1这当是中京的商业区。“在这些壮丽的商业城市中商旅辐凑邸店骈列贸易相当活跃”2。辽在上京、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置都商税院设点检、都监、判官等主持征收商税和市场管理；西京、东京设转运使分别管理通商、贸易等事。五京属下州县根据不同情况设有钱帛司、盐铁司、商曲院和征商榷酒等诸务。在重要关隘、路口辽朝也设有征商机构。税收数目有记录可考者重熙中“燕京（今北京）出钱三百余万”3；道宗时贪吏日索东京鞠院官钱2ooo其征榷岁入当不少于7o 万④。
五京之外东京道的乾（今辽宁北镇南）、辽西（今锦县北）等州西京道的朔（今属山西）、蔚（今河北蔚县）诸州中京道的兴中府（今辽宁2 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3景定五年正月；《宋史》卷45《理宗纪》五、卷46《度宗纪》《宋史·食货志·会子》。
1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关外银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o9绍兴七年二月乙巳。又“银纸”系撰者推测之说。
1 《辽史·太祖纪》上。
2 《辽史·地理志》一。
3 《契丹国志》卷25《胡峤陷北记》。
1 《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2 《辽史·地理志》二。
3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 引路振《乘轺录》。
④ 参见张正明：《契丹史略》第三章第二节四“商业”。
朝阳）、锦（今属辽宁）、宜（今义县）、泽（今河北平泉西南）、松山（今内蒙古赤峰西南）诸州南京道的顺（今北京顺义）、营（今河北昌黎）、蓟（今天津蓟县）等州及潞县（今北京通县）、范阳（今河北涿州）等地还有西京道的儒州（今北京延庆）上京道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索博日嘎）、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哈达英格）等同样也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场所如南京蓟州的新仓镇（今天津宝坻）“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雾集百城之常货”5。西京朔州（今属山西）榷场也是宝货山积功作迭兴。
与游牧业经济相适应上京道的交易除固定的场所外行宫所在皆有市场并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诸事项。
与五代的贸易辽对外联系相当广泛。建国后随着社会的展对经济往来、物资交流的要求更加强烈迫切需要同境外开展贸易交往互通有无。建国初同五代的梁、唐、晋、汉和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经济往来。后来与北宋、高丽、高昌回鹘和女真等在建立政治联系的同时更积极开展了商业活动。辽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后晋时辽除每年得到3o 万匹绢帛贡献外双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规模不断扩大。辽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辽、晋间并置邸大梁（今河南开封）存贮货物停居商贩。这时不少契丹人到后晋境内经商。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辽朝甚至借道后晋远至南唐进行交易。会同元年（938）、二年辽太宗及其弟东丹王安端曾分别遣使入南唐除使节所带礼品外又另带羊、马贩卖以换取“罗纨茶药”。使者虽以结好相约实则更重视经济交往。
辽、宋贸易宋初曾许缘边商民与辽市易但未设官司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开设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霸州）、沧（今沧州东南）、静戎军（今徐水）和代州雁门砦（今山西代县西北）等处榷场以常参官和内侍同管榷务向辽提供香药、犀、象及茶等。但双方政治关系不稳定时有军事冲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往来榷场时开时禁。直至澶渊之盟后宋于雄、霸两州及安肃军（静戎军改）、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等处置场设官“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6。双方贸易往来日渐正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辽以银、钱、布、羊、马、驼、皮毛换取宋的茶、瓷、犀（角）象（牙）、香药、缯帛、漆器和《九经》等书籍。辽每年仅于河北就向宋贩易羊数万只。同时双方也各有禁令限制某些商品出入。如宋方严禁铜、铁、矾、米、私茶和《九经》以外的印本书籍出境禁止辽盐私自贩入河北；辽也严禁马匹、牝羊和粮食入宋。但除榷场贸易外双方民间私自交易也难以禁绝辽朝私盐的涌入冲击着宋朝的河北食盐专卖制度；5 《全辽文》卷8《张绩墓志铭》。
6 《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铭》。
而宋朝的印本书籍和文人诗赋也不断流入辽境。对宋的边界贸易是辽境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它满足了辽朝境内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宋朝在榷场贸易中每年也可有4o 余万的收入。以致每年交纳辽朝的岁币可以从榷场交易中收回。
辽与西夏及其他周边国家、部族的贸易与宋朝榷场贸易之外辽还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等边界地区开互市与西夏、女真、回鹘、高丽等交易。“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诸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1。鹰鹘、鹿、细白布也是东北部女真输入辽境的重要商品。夏向辽输入沙狐、鹘、兔、马、驼、毛织品和药材、矿物■石等。在与西夏阻卜等属部交易中辽朝严禁铜、铁等出境。
除互市贸易外使者往来所携礼物和辽朝所赐礼品也是一种互相交流的手段。高丽所进有纸、墨、米、铜、人参、粗布；西夏、回鹘所进有珠、玉、犀、**、琥珀、镔铁器、马、驼和毛织品。辽朝回谢礼物则有鞍马、弓箭、皮毛、丝织品。辽朝除以本地所产与周边各属国贸易外还以互市所得转贸于他地从中渔利。如宋徽宗时宫室所需北珠皆由契丹得之于女真又转贸于宋。辽朝赐与宋使的徐吕皮（又称斜喝里皮即回鹘野马皮）、红虎皮（回鹘獐皮）等皆得自回鹘至为珍贵深受契丹人喜爱因而作为礼物转赠给宋人。也因其宝贵甚至有以熟皮染色冒充者。宋使者在辽朝寺院所见的供具有些则是宋朝馈赠高丽者。显系由高丽再转而至辽的。通过各族、各政权、各国间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出自回鹘、女真、夏、宋、契丹和高丽的各种物品得以在上述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循环交易。
辽朝的货币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而从考古掘所得和保留至今的辽钱考察最迟在辽太祖时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22 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现。货币铸造由朝廷统一管理严禁私铸和外流。太宗置五冶太师掌四方钱铁。景宗时置铸钱院岁铸钱。此后长春州（今吉林乾安北）、平州（今河北卢龙）、辽西、蔚州等地都设有钱帛司以都监或提点掌管司事。
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长期以来布帛、羊马曾与金属货币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故辽世宗时胡峤在上京看到的是“交易无钱而用布”自辽圣宗至道宗前期朝廷屡申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入市之禁。直至辽道宗大康七年（1o81）才废除“绢帛尺度短狭之令”布帛作为货币的职能正式废除。前期与羊、布作为流通比价的同时辽贵族也曾使用秤量货币穆宗就曾“以银百两市酒”。除辽朝自铸货币外流通中大量使用汉、唐、五代和宋朝钱币。太宗时后晋石敬瑭曾献沿边积钱助辽军实。1 《全辽文》卷6《广济寺佛殿记》。
圣宗时凿大安山（今北京房山境）取刘仁恭所藏钱与辽钱共同流通。澶渊之盟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宋钱不断流入辽境。苏辙说：“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1近年掘的几处辽朝窖藏钱币出土的汉、唐至宋所铸钱币数量远远过辽朝自铸货币当可反映辽朝货币流通情况。
1 《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
第五节西夏的商业与货币商业西夏的商业比较达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和河西走廊地区的甘（今甘肃张掖）、凉（今武威）、瓜（今安西东南）、沙（今敦煌西）等州城都已成了联结内外商业贸易的中心城镇。如建于夏天祐民安五年（1o95）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记载凉州“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描绘了西夏城镇商业贸易的繁盛景象。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出土的西夏文书中有描绘市镇开设的肉店杀鸡宰鸭、出售羊肉情景的《肉商图》十分生动。出土的西夏文卜辞残卷有占卜经商的辞语如“辰日买卖吉午日求财顺未日恶远行戌日有倍利”1。西夏文文书中记录瓜州商人“有铸银近万乃持裂用诸处为贩”1。汉文的史书中也有关于西夏国内市场商品物价的零星记载。如夏景宗时由于宋朝断绝对西夏的“岁赐”和“和市”西夏国内一时物价飞涨“尺布可直数百”2“一绢之直为钱二千五百”1仁宗时国内因饥荒“民间升米百钱”2。
与宋、辽、金等国及其他民族的贸易西夏与宋、辽、金、回鹘、吐蕃等邻国与民族都有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关系西夏在与宋、辽、金的边境地带设有共同使用的榷场进行和市如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吴堡（今陕西吴堡北）、银星；辽、夏边境的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云内（今呼和浩特西南）等处榷场。在榷市中有固定的贸易场地和牙人评定货色等级由双方官府派遣的监督、稽查人员共同管理市场征收税务。
西夏对外贸易的种类：宋朝“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3西夏还向宋朝输出池盐、枸杞、大黄等药材输入粮食、茶叶、丝帛、百货与金、银、铜、锡等金属及其制品。西夏和宋朝的贸易额很大仅青盐一项西夏每年向宋朝卖出1o 万石成为西夏的重要财政收入。又如宋仁宗曾下诏保安军、镇戎军榷场每年向西夏“各市马二千匹博买羊一万口”④。所以宋朝一旦断绝和市对西夏的影响极大宋人所谓“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5。
1 《辽史·食货志》下。
1 《栾城集·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2 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1 参见陈炳应：《西夏商业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8。
④ 《西夏书事》卷35。
5 《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除官设的榷市贸易外西夏和宋、辽、金民间也通过“私市”进行交易。私市交易的商品则无所不包民间买卖金属等违禁品主要通过私市进行宋朝曾多次下令“禁止边民不得与夏国私相交易”1但是“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2。此外西夏出使宋、辽、金等国的使臣也多兼营商业。西夏使臣入宋朝自由出人于民间市肆“纵其为市”或在馆舍内进行贸易。西夏使节到辽、金时允许于“馆内贸易”三日或“许贸易于市二日”3。西夏的货币西夏建国后为了适应国内商业贸易迅展的需要自己也开始铸造货币。据史书记载西夏于仁宗天盛十年（1158）正式设立通济监铸钱。但根据已现的西夏钱币以夏景宗时所铸汉文天授通宝钱为最早以神宗时汉文光定元宝为最晚西夏除献宗、末主两朝外其他各朝都有铸钱实例。西夏钱币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以币材分则有铜、铁两种。西夏钱币铸造数量不多但多铸造精美轮廓规整书法秀丽如天盛、皇建、光定、乾祐诸品俱佳。新出土的钱币中现有光定元宝篆、真对品钱尤为珍品。传世的西夏钱币以天盛年号钱居多反映了当时货币经济比较达。根据考古现的西夏窖藏钱币品种与数量分析都以宋代钱币为主说明西夏境内主要流通宋朝钱币后期也使用金朝钱币西夏铸天盛钱后仁宗曾下令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说明西夏自铸钱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是不足的所以经常使用邻国货币。也使用金、银或在以物易物的交易中以钱币作为相互交换的等价尺度。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
2 《西夏书事》卷2o。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
第六节金代的商业与货币商业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展商业也迅展起来。当时出现一些新的城市北宋时比较达的商业城市也得到恢复分布在各城间的乡镇也6续恢复和展起来。“商旅所集”“于时居人市易井肆连络”呈现一种繁荣的景象。
金朝为“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直”④在中都（今北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南京（今河南开封）、太原（今属山西）等地置“市令司”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当时城镇有油、面、布、银等行参加同一行的商人为“行人”同业商行头人为行头、引领往往由大商人兼任以垄断本行商业和控制小商人。一般行人除受行头和引领压榨外还受皇室贵族和官僚的盘剥。金朝宫廷所需货物往往“强市”于商行。金朝接待宋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赠礼品在南京出卖物有定价责付行人尽取现钱。各地权贵也经常纵使家奴侵渔商铺名为和市其实胁取。金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负责征收商税及巡察漏税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税院务经常苛留商人及行旅披剔行旅甚于剽掠。大定二年（1162）八月罢诸路关税。二十年正月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5。大定间中都税务司每年收税额达16444o 余贯。
金与宋、夏及其他民族的贸易金朝很重视通过互市加强与周围民族和政权的经济来往和贸易。金初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北羊城之间置榷场（今河北沽源西南）以易北方牲畜。皇统元年（1141）又应西夏之请置榷场。熙宗与南宋议和后皇统二年五月金朝同意宋的请求双方各在沿边地区置榷场。金置于寿（今安徽凤台）、蔡（今河南汝南）、泗（今江苏盱眙西北）、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属河南）、秦（今甘肃天水）、巩（今陇西）、洮（今临潭）、凤翔（今属陕西）；宋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今属湖北）、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盱眙军（今江苏盱眙）。海陵时由于对宋战争正隆四年（1159）除泗州一场外余皆停罢宋也只留盱眙一场。世宗与宋南北修好榷场贸易又重新恢复起来。南宋向金输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犀角、**、生姜、陈皮、丝织品、木棉、钱、牛、米等；金向宋输出的物品有：北珠、貂革、人参、松子、甘草、北绫、北绢、蕃罗等。金榷场之法大约仿宋之制金对前来北方交易的商人除征收一般税钱外尚课入场税。世宗大定间泗州榷场每岁收入53467 贯；秦州西子城榷场每岁收入33656贯。到章宗承安元年（1196）泗州榷场的税收又增加一倍而秦州西子城榷场税收增加了四倍大有助于金朝廷的经济收入。在金宋榷场贸易的过程中因常有私人参加所以禁私与走私的斗争也很激烈。当时商人除按规定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5。
5 《金史》《章宗纪》一、《礼志》十一、《夏天骥传》。
正常贸易外还私相交易违禁品。
金代的货币（铜钱）
商品的展也促进货币经济的展金初无钱占领辽及北宋的地区后始用辽、宋旧钱。海陵王迁都把统治的中心南移到中都为满足商业的展需要贞元二年（1154）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制交钞与钱并用。正隆三年（1158）始铸金朝自己的铜钱“正隆通宝”大定十八年（1178）铸“大定通宝”。章宗泰和四年（12o4）铸大钱以一当十而与钞参行宣宗贞祐三年（1215）因钞价低落遂禁止铜钱使用。
金朝铸钱一直受铜来源不足的限制章宗明昌三年（1192）在官铜数可支十年之用但到五年已苦铜不足乃仿唐元和限钱法定出“官民存留见钱法”1。限钱法的规定与当对官豪之家多积铜钱有关而多积铜钱又与滥纸币和铜制品缺乏有关。在北京顺义、陕西耀县、黑龙江省泰来塔子城、张家口下花园等地都现金代窖藏铜钱。北京顺义窖藏约5 万多枚耀县窖藏铜钱达3ooo 余斤最少的下花园也有3oo 余斤。由于金代铜缺乏加之后来朝廷维持钞价禁止使用铜钱铜钱便逐渐为钞所驱逐银与钞相兼流通。
金代的纸币与银币金代纸币称“交钞”其行早于铜币。钞有大钞小钞之别。初依宋先例规定流通期限以七年为一限界至七年兑现或换新钞。章宗时始将原定期限一律废除改为永久流通的货币这是中国币制史上的一大变革。惟字文磨灭不现者则可向所属库司换易新钞是为交钞字昏方换之始。
银在金代交易中作为货币流通已很盛行在章宗承安二年（1197）以前银以锭来计算锭重五十两价格百贯文。因为银锭的使用还是一种秤量的货币所以银锭在民间颇有截凿者其价格亦显见上下。这样从形式、重量以及价格加以规定铸成为一种法定货币便成为流通所必需。承安二年朝廷改铸银币名“承安宝货”。其制：“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两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1由银锭改铸为铸币这是中国历史上银由流通进入法定货币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用银币的开始。金自“承安宝货”铸造施行后钱钞的行如故且益滥杂。例如钞的名称有四贯值银一两的“通宝”钞有“兴定宝泉”钞又有用绫印刷的“元光珍宝”。结果钞名日杂其价日贱而银日贵。另外由于把银作为计算货币之故伪造随之而起杂铜而私铸的时有所闻因而流通渐为滞钝承安五年十二月遂罢。但民间银之使用却逐日增加元光、正大间民间但以银论价在各种交易中也只有用银了。
1 《金史》卷57《百官志》。
1 《金史》卷49《食货志》。
第五章城市和镇市唐代后期商品经济达促进了城乡工商业的繁荣城市中居住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的坊市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展的需要如都长安除原有的两个商业区东市、西市外部分居民区的“坊”内已有了商业店铺还有夜市。尽管唐末以后长安衰落了但整个社会经济仍继续向前展五代时各地的城市又有了新的展。唐代后期的城市近郊和农村出现的商业中心被称为草市南方称为墟市这是新兴的常设或定期的集市突破了原先只能在县城以上设“市”进行交易的规定五代时有了进一步的展。到了北宋城市经济向着近代化开放式城市展完全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以适应新的商品经济十分达的城市管理制度“厢坊制”到南宋末年部分城市又演变为“隅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只是沿用旧的名称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宋时已是街、巷的别称、美称类同现代的城市。
“镇”已由原先带有军事性质的要地演变为县以下的乡村经济中心；“市”则是未设“镇”的乡村经济中心。
第一节五代、宋的城市五代、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开封（今河南开封）唐代为汴州后梁开平元年（9o7）建为东都开封府成为都城除后唐外晋、汉、周三朝也建都开封。建隆元年（96o）正月北宋代周仍建都东京开封府至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军占领开封北宋亡。
后梁建都开封时城周2o 里余以原宣武节度使牙城为皇城后周显德三年（956）建外城城周48 里余形成外城（新城、罗城）、内城（旧城、里城）、皇城（宫城）三重城池的格局。宋建隆三年（962）扩展皇城的东北部并按照洛阳宫殿图修建宫殿。北宋朝廷“中书”（中书门下、政事堂、都堂）和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以及一些机要机构也都设于皇城内的西南部。内城是开封的中心区不仅大部分朝廷机构设在内城区而且也是工商业最繁华的地区。外城区原是五代时开封城外的草市及乡村后周修建新城后居民日渐增多工商业也更加兴盛。宋朝建立后新城外又兴起了新的草市不仅有不少军营设在这里而且也有不少官员因城内已无空地而建造房屋于新城外由于人口的增加与工商业的展形成开封城外的新市区。
北宋开封是11—12 世纪时世界上最大城市史书还保存了11 世纪初叶这一大城市户数的具体记载：天禧“五年（1o21）正月..（开封）新旧城里八厢左军第一厢管二十坊人户约八千九百五十户..；第二厢管十六坊人户约万五千九百户..；城南左军厢管七坊人户约八千二百户..；城东三（应作左）军厢管九坊约二万六千八百户..；城北左军厢管九坊人户约四千户..；右军第一厢管八坊人户约七千户..；第二厢管南（应作两）坊人户约七百户..；城南右军厢管十三坊人户约九千八百户..；城西右军厢管二十六坊人户约八千五百户..；城北右军厢管十一坊人户都所（两字误应作约）七千九百户”1。
开封城内1o 厢128 坊有普通居民9775o 户。开封城外由于“都城之外人户军营甚多相度合置厢虞候管辖”早于大中祥符二年（1oo9）设置了9 厢14 坊缺少具体户数记载以城内每坊平均764 户计算城外新市区14坊约有1o696 户全城共约有1o8446 户。即使每户以5 口计也有54 万多加上未计入普通户籍的2.3 万多僧道（天禧五年1o21）数量不小的皇宫内的人员、至少有数万禁军和厢军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军人家属还有大量流动人口11—12 世纪的开封城内及城外9 厢的人口当有百万左右（不含乡村及属县人口）。
北宋都开封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向南的大街称为御街（天街）经州桥（天汉桥）、旧城（内城）正南门朱雀门、龙津桥直至新城（外城）正南门南薰门是开封最主要的大街州桥至龙津桥是全城的商业中心尤其以夜市著名州桥附近的东西大街、朱雀门外的东西大街、宫城东华门外的1 《金史》卷48《食货志》。
南北大街等都是重要的商业街著名的相国寺内每月初一、十五和逢三、八开放贸易是著名的“瓦市”还有许多“瓦子”进行各种伎艺演出如说三分（三国）、五代史、神鬼的说书说诨话、合生的早期相声小唱、诸宫调、舞旋、散乐等音乐舞蹈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傀儡等木偶戏以及各种杂技等。各种酒楼、茶馆更是热闹异常许多街市清晨五更就开始营业直至后半夜三更一些饮食店通宵营业繁华之情况是唐代所不能比拟的1。
开封自靖康元年（1126）被金军攻占后遭到破坏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虽然伪楚、伪齐和金后期都建都于此改称汴京、南京但已不能恢复旧貌。
吴越西府杭州、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五代时为吴越国都城西府又是未经唐末战乱破坏的少数城市之一。北宋时仁宗称赞为“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1。城西的西湖经唐代白居易主持开修五代时又多次疏浚再现西湖的美景促进了杭州的繁华。北宋欧阳修在嘉祐四年（1o59）时盛赞杭州“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1。说明当时的杭州是座风景如画居有五六十万人的繁华的外贸港城市。尤其是元祐五年（1o9o）苏轼主持的大规模的疏浚西湖是一次带根本性的水利建设奠定了西湖的基本格局增添了为后人称美的苏堤及六桥使西湖景色更为秀美。
南宋初年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南宋定都临安此后修宫殿建城池虽远不能与旧都开封相比但繁华兴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称之为“行在所”只是表示“都”名义上仍是东京开封府而已。
南宋临安府城是在五代吴越国的西府城基础上修建的北部紧缩而东南部扩大并改土城为砖城南北长而东西窄呈腰鼓形俗称腰鼓城城周36 里。宫城是原杭州知州的牙城所改建在临安城内东南部的凤凰山下前朝后寝前朝主要宫殿为文德殿是最主要的大殿始建于“绍兴和议”签订之际因用度不同而更易殿牌文德、紫宸、大庆、集英四殿及明堂实为一殿；也建有收藏先帝文集的阁虽有龙图、显文等九阁名实只一阁宫城是南宋最辉煌的建筑群。
临安也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御街（天街）由于南宋宫城建在临安城的南部这条御街因而从宫城的北门“和宁门”开始先是南宋朝廷的中枢机构都堂、枢密院、中书门下省、尚书省及六部等御道两侧也是商业中心区茶馆酒楼更是遍布全城各商业街区每日清晨五更早市开始直到后半夜三四更才停业而有一些饮食店更通宵营业昼夜不停。也有集各种杂技、说1 《金史》卷48《食货志》。
1 《宋会要辑稿》兵3 之3、4参见同书方域1 之2。开封新旧城内原为八厢因城南、城北两厢分别划分为左、右军厢遂成1o 厢。又关于北宋开封的户口及各种制度参见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中州学刊》1982 年第1 期。
1 北宋都开封的繁华情况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唱艺术于一地的瓦子主要集中在御街两侧及附近地区有大瓦子（又名上瓦子）、中瓦子、下瓦子（又名北瓦子）、南瓦子等以北瓦子为最大有勾栏十三座有说书、讲史、杂技、乐舞、木偶戏以及早期杂剧、说唱等瓦子中或附近通常有大小酒楼著名的熙春楼在南瓦子三元楼在中瓦子日新楼在下瓦子等城外郊区也有不少瓦子。还有不少专业性的商业街道供应这百万人口大都市的各种货物北关外的米市桥、黑桥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的米市是供应全城食米的集散地。此外如炭桥的药市、官巷的花市、融和坊南官巷的珠子市以及肉市、菜市、布市等等。2华北的主要都市唐代后期的财赋几乎完全依靠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通过运河将江南财赋运往关中地处运河要津的汴州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并成为军政要地。后梁建都汴州改为东都开封府而以洛阳为陪都建为西都河南府虽然后唐时改都洛阳而以长安为陪都但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都以汴州为东京开封府作为都；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作为陪都。长安、洛阳在唐末、五代逐渐衰落到北宋时才又逐渐繁荣起来河南府（洛阳）是京西北路府是华北仅次于都开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河东地区的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是唐代的北都后梁时是晋王李克用父子据有河东时的府后唐、后晋、后汉都以此为据地而夺取政权为兴王之地建为北都、北京后周时北汉割据河东以太原府为都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灭北汉后降太原府为并州平毁旧城移治榆次（今属山西）；七年二月移治阳曲县唐明镇（今太原）后为河东路府是河东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嘉祐四年（1o59）十月又升为太原府。
大名唐末为魏州（今河北大名东）是魏博节度使驻地为河北地区重镇后唐庄宗即帝位于此建为都城东京兴唐府灭后梁以后移都于东都洛阳魏州改为邺都作为陪都之一。后晋改为广晋府后汉改为大名府后晋、后汉、后周都曾建陪都于此称为邺都直至后周太祖末年才废。北宋时为河北东路府和大名府路帅司所在地庆历二年（1o42）建为北京成为陪都之一此地地处河北平原南部中心地带西临黄河是水6交通要冲河北南部的经济中心城市规模略次于开封、洛阳。
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唐末为镇州是成德军节度使驻地西控井陉为河东、河北交通门户。后唐初建时曾以镇州为北都升为真定府。后晋末辽太宗攻占中原地区时曾建为中京作为攻取河东的基地。北宋时为河北西路府、真定府路帅司驻地是河北中部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五代后梁宣武军（后唐改归德军）节度使驻地为大运河上的重镇后周疏浚运河后日益繁荣。它是宋朝的兴王之地后升为南京应天府京东路、京东西路府是京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著名的应天府书院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
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唐代的都由于五代、宋代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宋代经济重心已南移京兆府在全国的地位下降后梁改为大安府（一2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临安府》。
作雍州）设佑国（后改永平）军节度使降为地方性城市后唐时升为西京京兆府（陪都）废节度使军额再次成为中心城市。后汉、后周虽仍称京兆府又设节度使军额已作为地方城市。北宋时为西北地区要军事重镇虽称京兆府但长官只称知永兴军军事因素远重于经济因素。直至北宋末“宣和二年（112o）诏永兴军守臣等衔不用军额称京兆府”3。北方的军事重镇还有秦州（今甘肃天水）、延州（今陕西延安）、定州（今属河北）等。
南方主要城市扬州（今属江苏）地处长江、运河交汇处唐末遭战乱破坏加上运河北段淤塞一度衰落。五代时吴国割据淮南、江南地区建都扬州改为江都府经济逐渐恢复。南唐建立迁都西都江宁以江都为东都。后周时占领江都复称扬州运河重新修通。北宋时扬州是两淮东路府再次成为东南财赋的汇集转运地也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唐代为昇州五代时吴改为金陵府南唐建为都城改为江宁府。自隋灭陈六朝故都建康被平毁南唐重建府城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宋初又降为昇州是江南路江南东路府后升为江宁府。南宋时成为陪都改为建康府与镇江（今属江苏）同为江防重镇是江南的重要经济中心。
苏州（今属江苏）五代时属吴越国宋属两浙西路北宋末改为平江府是唐宋时期的东南财赋中心农业、手工业达商业兴盛北宋末成为外贸商港南宋时更为繁荣是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1说明苏州与杭州的富庶与繁华。而“苏湖熟天下足”1又说明以苏州和湖州（今属浙江）为代表的江南农业之达程度为苏州等城市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州（今浙江宁波）唐代后期即是外贸港口城市五代时属吴越国继续得到展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南宋升为庆元府。设有外贸机构市舶司是宋代尤其是南宋与日本、朝鲜友好往来与通商贸易的主要港口与东南亚和广东、福建的贸易也很兴盛是与广州、泉州并列的三大海港还是重要的海船建造基地。
泉州（今属福建）自唐代中叶建城后不久即成为东南沿海的四大外贸海港之一。五代时闽国虽以福州为都城而海外贸易仍以泉州为主。闽国灭亡后留从效、陈洪进相继割据漳（今属福建）、泉地区3o 多年即以泉州为府海外贸易更是其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是北宋前期只在广州、明州、杭州设外贸机构市舶司遂使唐末五代繁华的泉州不能公开地进行海外贸易。元祐二年（1o87）才设立市舶司外贸得到迅展到南宋后期成为最大的外贸港口越了长期占位的广州。
广州（今属广东）历来是外贸的主要港口唐代即设有市舶司成为3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4o《有美堂记》。
1 都临安的繁华情况参见耐得翁《都城纪胜》、佚名《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
1 《宋史》卷87《地理志》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