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本卷论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到元顺帝退出中原的历史。大蒙古国建立于12o6 年这是蒙古人建国之始也可说是蒙古人由许多分散的部落转向统一民族的重要标志。1271 年忽必烈又建大元国号而原来的国号仍未废弃全称为“大元大蒙古国”。元顺帝于1368 年退出中原。此后元廷迁往漠北继续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但元廷自中原的退出就意味着它在全国性统治地位的终结而逐渐成为明代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这将在本书第九卷加以论述。

本卷的主编是陈得芝同志。得芝同志 1933 年出生于福建霞浦县。195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196o 年同校研究生毕业。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元史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当选为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蒙元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并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部分图幅表有《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十三世纪前的克烈王国》、《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建置》等论文七十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的第二章第一、二节第三章第四章（与丁国范同志合写）第五章至第七章；乙编综述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第一、二节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二章的第五节第十三章；丙编典志的第七章；丁编传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一、二节第六章的第六节第七章的第一、三、四、七节第八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一、二节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第十五章的第一、三节。

1984 年4 月23 日至28 日 元史卷编写会议在南京举行会上成立了由陈得芝、黄时鉴、邱树森、丁国范、姚大力五位同志组成的编委会。

黄时鉴同志1935 年出生于上海 195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1958 年至1979 年任教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79 年迄今任教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曾兼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为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古代中西关系史。他主持编印《元代史料丛刊》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代表性论著有《&1t;大元通制考辨》、《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辽与“大食”》和《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等。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传记部分的第四章第五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并审定了丙编的稿件。

邱树森同志1937 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59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63 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并从事蒙元史研究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元朝史》（合著）、《妥欢贴睦尔传》、《元朝史话》、《回族文化志》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简史》、《新编中国通史》、《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中国史学家辞典》等。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九章第十一章；传记部分的第八章第二节第十三章第二、三、四节第十四章第十八章第二、三节。

丁国范同志1932 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1955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6o 年同校研究生毕业。此后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部分图幅。表《元末社会诸矛盾的分析》、《释兀剌赤》、《关于元代的里甲制度》、《镇海族源辨》、《至元大德年间的赛梁秉政》等学术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第一章第四章（与陈得芝同志合写）；传记部分的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章第四节第九章第一、三节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一节。

姚大力同志1949 年出生于上海。1981 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6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1993 年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专长蒙元史、中国北方民族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参加过《元朝史》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代表性论著有《元代科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论元代刑法体系的形成》、《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等多篇论文有译著三种（合作）。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三章的第五、六节；典志部分的第八章；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一、二、三节第三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二、六节第二十章第一、二节。

参加本卷编写的同志还有：刘迎胜同志1947 年出生于河南获嘉县。1981 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民族研究所所长兼元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理事。他曾于1987年至1988 年获洪堡基金会资助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和中亚学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1993 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从事研究。曾三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丝绸之路”国际考察。研究领域包括蒙元史、西域史、中亚诸国历史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主要著作有《西北民族史与察哈台汗国史研究》并曾参加《元朝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文明史”项目的编写工作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第四节第十章第十二章的第一至四节；传记部分第一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一、三节第五章第五节和第十一章第三节。

高荣盛同志1946 年12 月出生于江苏金坛市。197o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81 年获同校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元史的研究与教学。表《元代海运刍议》、《郑和航海图三议》、《隋唐时代阴山地区的室韦》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三四节第四章第一、二、三节（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同志合撰）第五章第六章；传记部分的第二十章第三、四节第二十一章的第一、二、三节。

叶新民同志1938 年出生于吉林榆树县。1964 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留本校蒙古史研究室（今蒙古史研究所）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史元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元大都研究》、《简明古代蒙古史》（合著）等书表蒙元史论文二十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章。

史卫民同志1952 年出生于北京。1982 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84 年获中央民族学院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o 年11 月至1991 年12 月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著有《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元代军事史》、《元代社会生活史》、《元上都》（合著）、《元代政治制度史》（合作）等书并表有关论文三十余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九章。

桂栖鹏同志1957 年出生于湖北黄梅县。1982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1988 年获杭州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副系主任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专长元史、中国古代文化史。表有《萨都剌卒年考——兼谈&1t; 雁门集序为伪作》、《蒙古族状元拜住事迹考略》、《关于标点本&1t; 曾巩集的一则辑佚》、《元代江南租佃关系的进一步展》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八章第一节。

张云同志196o 年出生于陕西周至县。1983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1988 年获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93 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任职于中国藏学中心。专长藏族史、西北民族史表有关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第三节；传记部分的第十五章第二节。

王颋同志1952 年9 月生于上海。1982 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89 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学位。后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论著有《元代书院考略》、《元湖广行省驿站考》、《蒙古国汉军万户问题管见》、《陈氏安南国建置考》、《元史地理志资料探源》、《辽史地理志资料探源》等。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章第三节（与胡多佳同志合写）、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十二章第一节。

胡多佳同志195o 年出生于浙江上虞县。1985 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江苏古籍出版社副编审。表有《早期蒙宋关系》等学术论文参与编著《中外社会科技大事纵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七章第五节第十章第一、二、四节。

尚衍斌同志1958 年出生于山东鄄城县。1982 年毕业于新疆大学历史系 1987 年获同校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任新疆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为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研究领域为西域史、元史。著有《古代西域服饰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表《元代畏兀儿亦都护官号考》、《高昌偰氏与中朝交往》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序说部分撰写了第二章第三节。

沈仁国同志1963 年出生于江苏江都县。1987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江苏教育学院讲师主要论著有《元代的俸禄制度》、《中国古代史简编》（合著）等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八章第三节传记部分的第八章第三、四节。

郑忠同志1968 年出生河北唐山。199o 年毕业于徐州师院历史系1993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第七章第六节（与姚大力同志合撰）第二十章第四节。第十二章第三、五节（与王颋同志合作）。

郭英德同志1954 年生于福建晋江。1988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副教授著有《世俗的祭礼——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明清文人传奇研究》、《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明清传奇综录》等著作。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九章。

蒙元时期科学技术继续展。本书科技小组撰写的稿件仍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何绍庚同志总其成。他并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制盐业、印刷业、造船与航海等部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章。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二节；传记部分第十七章第一节。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同所助理研究员。他们共同撰写了本卷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纺织业（与高荣盛同志合撰）、矿冶业、机械、建筑、兵器等部分。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讲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陶瓷业部分。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三节中的水利部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六章。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石油天然气部分。

薄树人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六章第一、二节。

赵翰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二节。

廖果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教授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三节。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三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四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七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八章。

本卷书成后尚有目录编制、章节调整等方面需要加工刘雪英同志做了不少具体工作。

本卷的特点是：史料搜集得广考核精审立论平实可说功力相当深厚。序说编对各方面的文献和研究概况叙述甚为详审。民族史是本书计划中的重点。

民族史在一部通史中应如何安排是一个大问题。在本书各卷中已按照具体情况做了相应的处理。本卷民族章是按照第四卷的办法处理的。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蒙元时期很重要的人物按照本书通例应分别为之立传。但本卷并未这样做而是把比较重要的材料集中于综述中这既可加强综述的纲领性地位又可以为历史人物的活动提供时代的背景以重现历史人物的面貌。为避免重复此二人不另立专传。

如果说本卷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这主要应归功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这个研究室是著名元史专家韩儒林鸿庵同志创建的。鸿庵去世后陈得芝同志继续负责一直贯彻朴实治学的学风在国内外学人中享有盛誉。我与鸿庵同志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本书倡议时鸿庵曾参与筹划。今天元史卷的完成也可以说是实现了他的遗愿。最后感谢蔡美彪同志、刘乃和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

白寿彝于北京1995 年7 月24 日中国通史第八卷甲编序说第一章汉文资料第一节基本史料《元史》《元史》21o 卷明宋濂等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乙亥（初四日）夺取元末农民战争胜利果实的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同年八月庚午（初二日）明军占领元朝大都（今北京）元亡。朱元璋为把自己取得政权的经过说成是“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统”1并为了总结前朝成败得失的经验作为本朝统治的鉴戒2乃决意仿唐朝以来新建王朝必组织一定人力设局纂修前朝历史的做法于当年十二月命令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宫东）正式开局编写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结束参加的人有总裁宋濂、王祎及纂修汪克宽、胡翰、宋僖等16 人仅用了188 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纪37 卷志53 卷表6 卷传63 卷共159 卷。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猝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祎为总裁率领赵埙朱右、贝琼等15 人继续纂修经过143 天七月初一书成增编顺帝纪1o 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1 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6 卷共计53 卷。然后合前后二书厘分附丽共成21o 卷也就是现在的卷数。两次纂修历时仅331 天。

《元史》正文由《本纪》、《志》、《表》和《列传》等部分组成。

早在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原金朝状元王鹗就奏请纂修成吉思汗的实录了1。此后自成吉思汗到宁宗十三朝代代都有实录这是明初纂修《元史》的主要材料之一《元史》47 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主要就是依据十三朝实录编撰而成。十三朝实录早已不存幸赖《元史》本纪尚得保存其部分内容故本纪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58 卷志和8 卷表的史料来源除顺帝朝部分之外大体上是根据元文宗时所修的《皇朝经世1 见李善长《进&1t;元史表》。

2 《宋濂目录后记》云：“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可为证。

1 《元史》卷一六o《王鹗传》。

大典》编撰而成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只能从《元史》志表中略知梗概因此《元史》的志、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97 卷列传大体根据墓志、神道碑、家传、行述之类编写而成；部分列传的史料来源则为《元朝名臣事略》和今已不存的官修后妃功臣列传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在总体上不及本纪、志和表。

当然《元史》由于其成书仓促等原因存在不少缺点和弊病遭致时人的不满和后来学者的讥议。朱元璋本人就曾命解缙进行修改原编修之一朱右撰有《元史拾遗》均可为时人不满的证明不过因《元史》是奉敕纂修的所以明人不敢推翻重修只作了些补遗、续编之类的工作。清代部分学者对《元史》的讥议更多如顾炎武指出《元史》有“一人作两传”的现象；“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等等1。钱大昕也指出：“古今史成之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等等2。

鉴于《元史》的成书草率和它所受到的种种指摘自明朝以来就不断有人企图增续和重修先后成书的有：明代胡粹中的《元史续编》清代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民国以后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的《新元史》等。

《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洪武三年秋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镂版讫功”。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版损坏的版面加以补刊一般版心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是为南监本。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三十四年（16o6）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是为北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又仿北监本重刻《元史》是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对辽、金、元三史的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版重新印刷通称乾隆四十六年本这是最坏的版本毫无可取之处。道光四年（1824）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是为道光本。以后还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通常为治元史者所不取。1935 年商务印书馆以99 卷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版是为百衲本此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为治元史的中外学者沿用了四十余年。1976 年4 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元史》以百衲本为底本用其他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还吸收了前人对《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校正了有关史文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1 《日知录》卷二六《元史》。

2 《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

《元典章》本书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6o 卷附《新集至治条例》编者不详。元成宗大德七年（13o3）曾规定各地官府编类中统建元以来的“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吏遵循的依据。所以沈家本于光绪戊申（19o8）为《元典章》撰写的跋文中即认为“此书当日乃奉官刊布以资遵守非仅为吏胥之钞记”。但有人以为此书“殆吏胥所钞记然主其事似为坊贾也”1。

本书是一部元朝法令公牍文书的汇编上起世祖中统元年（126o）下迄英宗至治二年（1322）。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八大类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81 门、467 目、2391 条。

此书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书中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的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和过程。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是研究元代经济极为宝贵的资料。有关土地买卖、租佃关系、会种科差、课税制度、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元代币制、高利贷盘剥及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等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生动的反映。吏部各卷对元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记载。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本书可以补充和印证《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

《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其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这就为一般读者和初学元史者带来困难。今可参读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一文1作为打开《元典章》等史籍之门的一把钥匙。

《元典章》过去通行的是光绪戊申（19o8）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的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惟此刻本错误极多错字、漏字且不说其中整段、整页脱漏者亦不在少数；陈垣据元刊本作《沈刻元典章校补》及《元典章校补释例》勘正“伪、误、衍、脱、颠倒诸处一万二千余条”1读1 昌彼德：《跋元坊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见台湾影印元刊本《元典章》后。1 见《元史论丛》第1 辑中华书局1982 年版。

1 两书分别于1931 年、1934 年由国立北平大学研究所刊行。1958 年中华书局重印《元典章》沈刻本时将两书收入同时重印。

沈刻本时当对照利用此书。1972 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已将所藏元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影印出版为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对该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分别于1964 年和1972 年出版了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册、第二册。

《通制条格》本书现存22 卷官修。元仁宗即位之初允中书所奏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时则若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刘正等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纲有三：一《制诏》、二《条格》、三《断例》；另将错居于《条格》、《断例》之间的内容亦汇辑成《别类》。书成于延祐三年（1316）夏五月名为《风宪宏纲》命监察御史马祖常作序。书成之后又命“枢密、御史、翰林、国史、集贤之臣相与正是凡经八年而是事未克果”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才审定颁行题名《大元通制》2。全书88 卷凡2539 条。此书仅有第二部分《条格》的一部分流传至今故名《通制条格》现存的22 卷是：卷二至九（户令、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卷十三至二十二（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卷二十七至三十（杂令、僧道、营缮）。

本书的性质与《元典章》相似亦是元朝法令文书的汇编故其史料价值极高研究元代历史尤其是各种制度时必须参考此书。惟其通读的难度也和《元典章》相仿。本书仅有原国立北平图书馆193o 年影印本凡6 册。日本冈本敬二编《通制条格研究译注》3 册（国书刊行会刊）将《通制条格》全部加以句读然后译成日文并详加注释。1986 年3 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黄时鉴点校本用新式标点对全书进行分段点校为读者通读本书特别是难度很大的“硬译”公牍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经世大典》本书全名《皇朝经世大典》88o 卷目录12 卷公牍1 卷纂修通议1 卷。此书是元文宗时官修的一部政书。天历二年（1329）冬元文宗下令“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命赵世延、虞集等主其事。次年（133o）四月十六日开局至顺二年（1331）五月一日成书。全书分1o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4 篇为“君事”由蒙古局担任纂修；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6 篇为“臣事”由虞集等编纂。

《经世大典》书成之后仅有“缮写呈上”的写本未有刻本今不传。2 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

现据《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可以略见各“典”的子目而“政典”部分的若干类子目除序录外还收录了一部分子目的内容其中以“征伐”、“招捕”两类收录较多内容涉及元朝的统一、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方面。根据《元史》各志可以略知是书的内容梗概。阅读《永乐大典》残卷中保存的《经世大典》残文尚可窥见其部分内容其中主要是出自《政典·驿传》类的“站赤”1出自《赋典·漕运》类的“海运”2出自《宪典·仓库》类的“仓库”3。翻检《广仓学窘丛书》所收的《大元马政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元代画塑记》、《元高丽纪事》、《大元官制杂记》等6 篇又可知道《经世大典》的部分内容此6 篇都是清朝末年徐松和文廷式由《永乐大典》中钞出的这些原文除《仓库》一卷尚存外其余上述各卷如今亦已散失。此外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中尚转载有《元经世大典地图》一幅据魏氏在说明中称该图“得自《永乐大典》即《元史》地理志末附西北地名二页”。如今刊载原图的《永乐大典》业已不存幸赖《海国图志》得以保存。

《经世大典》是元代官修的政书其内容大都来自有关机构的档案故其史料价值极高。惜保存至今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尽管如此它仍然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台湾苏振申对《经世大典》作了较详细的研究著有《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1984 年5 月版。可供参阅。《元朝名臣事略》本书15 卷元苏天爵编。苏天爵本卷另有传。他曾预修《武宗实录》及《文宗实录》其著作流传至今的除本书外还有《元文类》和《滋溪文稿》。另有《松厅章疏》和《春风亭笔记》等都已散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苏天爵此书“记元代名臣事实始木华黎终刘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据诸家文集所载墓碑、墓志、行状、家传为多其杂书可征信者亦采纳焉一一注其所出以示有征”基本概括了本书特点。此书取材极广博其中有不少碑传早已散佚全靠此书保存下来成为研究蒙元史的珍贵资料。清朝末年福建重刊姚燧《牧庵集》时曾取此书“互相考证借资审定”；缪荃孙辑元明善、阎复等人的文集也从此书中搜集了许多资料。明朝初年纂修《元史》取材于此书的更多例如木华黎传差不多全采用此书。又此书47 篇事略都是元朝前期的名臣前4 卷都是蒙1 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一九四二三。

2 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一五九五o。

3 见《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

古人、色目人其余是汉人（其中无南人）；而《元史》列传前32 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卷三十三以下都是汉人和南人可见《元史》连列传的编次也是仿照此书的。

此书元刊本极少见。1962 年中华书局根据元统乙亥（1335）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重新影印开头有韩儒林撰《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序文介绍了本书作者简况、史料价值和版本状况。这是目前最好而又容易找到的版本。过去通行的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刊本是依据《四库全书》于敏中家藏本刊印的因为校勘不精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错字和脱文脱文多的竟达千字以上甚至因《赵良弼传》和《贾居贞传》中间有缺页竟把两传并为一传而且人名、官名、地名都遵照乾隆皇帝的谕旨一律加以改译给研究蒙元史的人带来很大的不便对一般读者而言更是莫大的障碍。《历代名臣奏议》本书共35o 卷明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永乐间朱棣命翰林编修黄淮、杨士奇等编辑此书采古名臣奏疏之类汇集以备观览。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书成进览命刊印赐皇太子、皇太孙及诸大臣。是书所录自商、周迄于宋、元分64 门名目过繁然搜罗甚富历代典制的沿革、政事的得失等均可一一披阅而知。

本书搜集元代诸名臣的奏议对了解和研究元代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搜集的元代两种重要的奏议一是元世祖末年“东平布衣”赵天麟所上的《太平金镜策》今虽有元刊本8 卷传世但极罕见一般读者很难有机会睹其庐山真面目而本书中已加收录散见于有关各门；另一种是大德七年（13o3）郑介夫所上的《太平策》未见单刻本传世。单就这两种奏议而言其涉及元代政治生活和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内容广泛如投下、驱口、匠户、钞法、盐法、军站、田制等均有所论述对了解元代各种制度有很大的帮助1。本书有明经厂刻本、明崇祯八年张溥删节本和四库全书本以前者为最佳。张溥删节本非足本重要内容如赵天麟所上奏文均遭删削故此本价值甚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于1989年1o 月影印出版此书的明永乐内府刻本（即经厂本）为学人利用此善本书提供了极大方便。

《国初群雄事略》明末清初钱谦益编撰。本书共收集元末农民起义及地方割据势力计有韩林儿、郭子兴、徐寿辉、陈有谅、明玉珍、张士诚、方国珍、李思齐、扩1 参见陈高华：《中国古代史史科学》页329北京出版社1983 年版。

廓帖木儿、纳哈出、陈友定、何真等人的起兵或割据的史料广征博引使一些今已散失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为研究元末明初历史的一部重要史籍。全书“采自诸书抵牾处不改定参差处不画一仍是长编之例实非刊定之书”1。

从本书作者的生卒年代及书名用“国初”二字即可知是书编成于明朝。其具体年代一说“大约编撰于明天启六年（1626）前后”2。本书有钞本多种各种钞本的分卷也不尽相同有15 卷、14 卷、不分卷等。近人张钧衡校订是书定为12 卷本收入《适园丛书》中。1982 年9 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德信、韩志远点校本（14 卷）。是本以沈韵斋钞本为底本参照清钞本和《适园丛书》本加以标点校勘。《出版说明》云：“对书中所引资料其书尚存者均取原书校核；所注资料出处不够明确的予以查补。凡钞本中因讹、舛、衍、脱而有乖文义者加以改正并作校勘记附在每卷之末。”“书中所引资料原书今已散失者用有关史料校勘不动原文只在校勘记中说明。”因此中华书局版为是书最好而又易得的版本。

1 《国初群雄事略》《适园丛书》本张钧衡跋。

2 198o 年12 月中华书局出版说明。

第二节行记《西游录》本书为上、下卷耶律楚材著。耶律楚材本卷下册别有传。1218 年耶律楚材应成吉思汗之召至蒙古怯绿连河畔的大斡耳朵。次年春随成吉思汗大军西征往返西域凡7 年之久。据《西游录·自序》说他于戊子（1228）驰传到燕京很多人问他西域的情况因著此书以省应对之烦。本书未有“戊子清明日”题记一行可见书成于1228 年。《自序》写于己丑（1229）为书成后翌年刊印时所作。原刊本末有“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一行表明系家刻自印之本。

全书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专记自北京出以及西域各城的情形；第二部分是专门抨击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著名学者向达在校注本书时于其未完之作《前言》中说：“记地理和反道教的两部分都很重要。”他又指出《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二书“都是十三世纪记述天山以北和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历史地理最早最重要的书。第八世纪中叶以后关于天山以北以至于葱岭以西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一带游历其地归而以汉文记载游踪的绝无其人、其书。《宋史·高昌传》只凭王延德所记略及北廷如大食、拂林诸传不过得之传闻而已。到了十三世纪《西游录》、《西游记》二书始先对于上述诸地目识亲览所得著成文字公诸于世。”他还说：“二书也是研究十三世纪楚河、锡尔河以及阿姆河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向达的《前言》系未完之作故对本书第二部分的价值未及作评价。今就其内容看来反映当时释、道两教的矛盾由来已久斗争之激烈跃然纸上也可见当时释门中多方诋毁道家的一斑。《西游录》刊行以后最早收录它的是元代盛如梓的笔记《庶斋老学丛谈》1但仅节录其西游地理的一部分凡八百余字。1926 年日人神田信畅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现一旧钞本足本1927 年神田据以排印出版后《六经堪丛书》曾据之重印是为过去通常使用的足本。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向达校注本虽注释偶有疏忽之处但仍不失为目前最佳而又易得的版本。

《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北使记》金乌古孙仲端撰刘祁记。乌古孙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金史》卷一二四有其传。

本书记作者出使北朝（蒙古）、西域期间沿途的所见所闻对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物产状况等均有记载可供了解十三世纪二十年代的蒙古和西域1 见《知不足斋丛书》。

情况作参考。

王国维《古行记校录》四种曾收有此书对书中磨里奚等几个部族名作了注解见《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此外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及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祁《归潜志》点校本亦收有本书。《长春真人西游记》共2 卷为金元之际李志常撰。志常（1193—1256）字浩然号真常子又号通玄大师是金、元之际全真道领袖邱处机（1148—1227号长春子）的弟子后掌全真道门（1238—1256）。己卯（1219）冬成吉思汗遣侍臣刘仲禄持诏至莱州（今山东掖县）敦请邱处机赴西域“问道”。次年正月邱处机率门徒尹志平、李志常等18 人启程在燕京（今北京）、宣德（今河北宣化）等地盘桓多时。辛巳（1221）春二月离宣德取道漠北西行中经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抚州（治今河北张北）、盖里泊（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鱼儿泺（今内蒙古达里诺尔）东北行至斡辰大王帐（今内蒙古新巴尔虎旗东）转西北行至6局河（今克鲁伦河）入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处沿河南岸西行又经窝里朵（当在杭爱山北麓）、阿不罕山（今蒙古科布多省东部之宗海尔罕山）北、金山（今阿尔泰山）、鳖思马（即别失八里）、昌八剌（即彰八里今新疆昌吉）、阿里马（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东13 公里之阿脱诺克）、大石林牙（即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布拉纳古城）等复经霍阐没辇（今锡尔河）及其以西诸地于同年11 月18 日至邪米思干（即撒马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壬午（1222）三月复经碣石（今撒马尔罕以南之沙里夏勃兹地方）过铁门。渡阿母没辇（今阿姆河）东南行于同年四月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晋见成吉思汗。五月返回邪米思干。八月再抵成吉思汗驻地入帐论道。九月下旬三抵邪米思干。十月离此东还。癸未（1223）六月初渡碛。宿渔阳关（当即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之吴公坝）复经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下水（今内蒙古岱海）等地于同年秋八月回到宣德并于甲申（1224）回到燕京；丁亥（1227）七月病逝。

邱处机死后李志常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以亲随其师西游之经历记述所经山川道里和沿途所见风俗人情等见闻并兼及邱处机生平是研究十三世纪漠北、西域史地的重要资料。此书过去鲜为人知乾隆年间钱大昕从苏州玄妙观《道藏》中钞出并为之作跋加以表彰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人王国维为之作校注是目前较好而又易得的本子见《王国维遗书》。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南宋赵珙撰。此书原题“朱孟珙撰”误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已辨正。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赵珙奉其上司贾涉之命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至燕京见到总领蒙古大军攻金的木华黎国王。他将自己出使期间的见闻著录成书。全书分立国鞑主始起国号年号太子诸王诸将功臣、任相、军政、马政、粮食、征伐、官制、风俗、军装器械、奉使、祭祀、妇女、燕聚舞乐共17 目为研究当时蒙古国和幽燕一带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是《说郛》本1926 年刊行的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是通行诸本中较佳而又易得的本子见《王国维遗书》。

《黑鞑事略》南宋彭大雅撰徐霆疏。大雅字子文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嘉定七年进士官朝请郎出为四川制置副使。史书载其嘉熙四年（124o）使北。淳祐三年（1243）守重庆蜀地残破大雅重筑重庆城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根柢人德之为立庙。卒谥忠烈。据王国维《黑鞑事略跋》之研究彭、徐二人分别于壬辰（1232）和乙未至丙申（1235—1236）年间作为南宋使节的随员前往蒙古大汗居留的草原。彭大雅是书状官先将自己的使蒙见闻写成书稿徐霆随使归宋亦将其见闻记录编撰成稿。后二人相遇各出所撰以相互参考遂以彭著为定本把徐霆的不同记载作为“疏”写在各有关事项之下合成本书。书中顶格书写者为彭大雅原书其低一格者是徐霆之疏。本书内容丰富从多方面介绍了蒙古国的主要人物、地理气候、游牧围猎、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法和占筮、差赋税、贸易贩贾、官制和习惯法、军事装备、行军扎营布阵破敌、作战方法、军马将帅以及所属各投下状况等等。全书共分“其主”、“其子”等48 条。所记内容为作者身历其境、耳闻目睹的记录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国历史的重要资料。王国维1925年为本书作跋指出“此书所贡献当不在《秘史》、《亲征录》之下也”。本书通行诸本中以1925 年王国维笺证本为佳见《王国维遗书》。

《纪行》、《西使记》《纪行》1 卷张德辉撰。张德辉《元史》卷一六三有传。他是金朝御史台的下级官吏金亡后为真定军阀史天泽幕僚充当经历官。《元朝名臣事略》卷十载其事迹。1247 年忽必烈在漠北潜邸召他北上询问当世事。德辉从中原北上途经驴驹河（今克鲁沦河）、浑独剌河（今土剌河）、和林城及塌米河等地而达于忽必烈驻地。本书是他记录这次北上的经历及沿途所见所闻对于当时蒙古族居住的大漠南北风土人情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地理情况记述颇详对研究蒙古国时期的历史和地理状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原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oo《玉堂嘉话》卷之八常见的有《四部丛刊》初编本。

《西使记》1 卷刘郁撰。元宪宗蒙哥即位后命其弟旭烈兀西征征服木剌夷、黑衣大食及西亚大片土地。蒙哥九年（1259）正月常德（字仁卿）奉命驰驿西觐旭烈兀他从和林出途经昏木辇（今蒙古与新疆交界处布尔根河）、龙骨河（今新疆乌沦古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忽章河（今锡尔河）、撒麻耳干、阿姆河等地到达旭烈兀驻营地往返共14 个月。归国后口述其经过见闻由刘郁加以记录而成此书。书后有“中统四年（1263）三月浑源刘郁记”。

常德的西使比起耶律楚材和邱处机来要晚四十年左右在此期间经过蒙古的几次西征等重大历史事件之后中亚的面貌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本书的有关叙述为人们了解十三世纪中期中亚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本书对旭烈兀西征的经过以及西亚等地的风土人情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正可补其他汉文史籍之所缺。

本书原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九四《玉堂嘉话》卷之二。后被收入《古今说海》等多种丛书之中。王国维为本书作过校录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古行记校录》。

《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安南行记》《真腊风土记》1 卷周达观撰。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温州路永嘉县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六月决定遣使者赴真腊命周达观从行。次年二月离明州（今宁波）二十日自温州开船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风不行于是年秋七月始达；大德元年（1297）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回到四明往返历时一年半左右在该国居住约一年。他返国后据其亲身见闻写成此书。

真腊即今柬埔寨。公元十至十三世纪为其文明最灿烂的时代也称吴哥时代。本书便是反映吴哥时代情况的著作。它记载柬埔寨十三世纪末叶多方面的事物所记凡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麴、蚕桑、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共4o 则。前有总叙。书中城郭等则记载了国都中许多伟大的建筑和雕刻此外本书还广泛记述了当地人民的经济活动、生活状况、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等情况是现存的关于柬埔寨中古时代文物风俗生活的唯一记载。夏鼐先生在本书《校注者序言》中指出“连柬埔寨本国的文献中也没有像这样一部详述他们中古时代文物风俗生活的书籍所以研究柬埔寨历史的学者对它极其重视。”元廷元贞遣使真腊一事《元史》不载赖此书存其梗概；又《元史·外国传》未列真腊此书可补其缺。本书对研究十三世纪元廷与真腊的通商等友好关系也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的版本甚多元末所刻陶宗仪《说郛》收有此书盖为本书最早的刊本。夏鼐先生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以影印明刻《古今逸史》本为底本对勘各本并采中外各家之长加抒己见进行注释是目前最好而又便于阅读的本子。

《岛夷志略》1 卷原名《岛夷志》现存诸本并作今名当系明人抄本所改。作者汪大渊曾两次随商船游历东西洋许多国家所到地方皆记其山川、习俗、风景、物产以及贸易等情况。至正己丑（1349）冬大渊路过泉州适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命吴鉴修《清源续志》（清源泉州旧名）遂请熟悉东西洋诸地情况的汪大渊撰《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次年作者携《岛夷志》归南昌单独刊印以广流传。

本书共分1oo 条除末条“异闻类聚”系抄撮前人旧记而成者外其余99 条皆记作者亲身游览耳目所亲见之事每条大抵记述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些条还附带提到邻近的若干地方。全书所记涉及的国名和地名达二百二十余个其中有不少是次见诸我国著录。本书涉及的地理范围东至今菲律宾群岛西至非洲。此书上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番志》下启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其价值更过了宋明诸作因作者所记皆为亲历而非凭耳闻所以本书是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和十四世纪亚非各国史地的十分珍贵的资料为中外学者所瞩目。从近人沈曾植开始为此书作校注、翻释、考释者颇不乏人。此书及《清源续志》的元刻本均佚。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集诸家之说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并考其未备为最新研究成果。是目前较好的本子。

《安南行记》一作《天南行记》1 卷徐明善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十一月命李思衍为礼部侍郎充国信使以徐明善等为副使同使安南。本书即记此次出使事。

本书有商务印书馆排印《说郛》本宛委山堂《说郛》本题作《天南行记》。

《北巡私记》刘佶撰。作者元末供职于朝廷跟随元顺帝一行仓皇北逃并将此事美化为“北巡”故名其书为《北巡私记》。全书记载自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之事所记多为元顺帝仓促北逃以及最后死去的经过其中对逃亡的路线、途中的狼狈情状、统治阶级间的倾轧及腐朽劣迹等均有生动的记载。关于这段史实本书是现存的唯一汉文记载且为作者所亲自经历故有较珍贵的史料价值。柯劭忞于光绪戊申（19o8）得此书时称之为“希世之秘笈”“如获海外奇珍自诧为平生第一幸事”。此言不无道理。本书有《云窗丛刻》本。

第三节其他史料《平宋录》、《庚申外史》《平宋录》1 卷刘敏中撰。刘敏中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诸朝《元史》有传。平生著述除本书外尚有《中庵集》25 卷其中11 卷是碑铭、墓志、行状有关元前期的资料十分丰富1。

本书专记元朝征服南宋经过。常见有《守山阁丛书》本。

《庚申外史》权衡编。权衡字以制号葛溪元末明初江西吉安人。

元顺帝至正年间曾隐居于河南漳德府一带28 年。不应元聘著书甚多。本书记元顺帝妥欢贴睦尔一朝历史因元顺帝生于庚申年（延祐七年132o）称庚申帝故书用此名。本书上起元统元年（1333）下迄至正二十八年（1368）全书用编年体写成。所纪史实多为《元史》和其他著作所无叙事生动、具体；由于作者在整个元末农民战争期间都在河南一带对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多耳闻目睹故本书对研究元末农民战争以及当时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在地名人名及事件年月上由于作者根据一时传闻记录无文书可以检寻故不免有所抵牾这是本书的不足之处。

此书《宝颜堂秘笈》、《学海类编》、《学津讨原》、《海山仙馆丛书》、《豫章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均曾收入各本文字互有异同。1991 年中州出版社出版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为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明氏实录》1 卷明杨学可撰。学可名敏字学可以字行人号清风先生四川新都人。曾拜元儒杜圭为师博通经史。当其学成之时适逢元末兵起乃避居云南昆明讲论六经。后复归西蜀其时适当明玉珍强盛之时明玉珍授他国子助教他坚辞不受。入明以后赴京诉老疾辞归西蜀继续从事教书工作。明刘惟德为之撰《清风先生传》1。

本书记元末农民起义四川领明玉珍及其子事迹始末较之《明太祖实录》中的《明玉珍传》次序大体相同而内容更详细就具体史实而论则互有异同兹举二例：其一关于明三其人《明氏实录》称明三原姓万名胜是明玉珍手下的一名战功卓著的人物明玉珍称帝后复其姓名为万胜拜为司马。但《明太祖实录》卷一六《明玉珍传》及张廷玉《明史·明玉珍传》均将万胜作“明二”。徐松在《明氏实录》校补中已指出后两书的这一错误1 见《北京图书馆馆藏古籍珍本丛刊》。

1 见张奉书等：《新都县志》卷十一《艺文》。

并说“明三为是”。其二关于明玉珍对待宗教的态度问题《明氏实录》与《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亦互有异同相同的是两书均称明玉珍曾“去释老二教”；不同的是《明氏实录》载明玉珍在去释老二教的同时一并去弥勒堂而《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则与此截然不同说他是“去释老而专奉弥勒法”这一问题既涉及明玉珍的宗教信仰及其对弥勒法的态度又涉及他与元末南方红巾军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可见本书确有其重要价值它既足与正史相互参考又可订正如《明太祖实录》等史料价值很高的史籍的某些错误。此外本书的成书年代很有可能早于明建文时以方孝孺为总裁而编修的最初之《明太祖实录》1。若如此则本书更值得人们重视。加之作者为四川人对明玉珍父子在四川的所作所为耳闻目睹了解较深刻。这些均说明本书的史料价值较高。

本书原无注清徐松据《明太祖实录》等为之校补节省了后人翻检之劳且在有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收于《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第五集。此外尚有《学海类编》本等。1983 年四川重庆现明玉珍《玄宫之碑》为研究明玉珍事迹及整理本书提供了新的资料。

《保越录》、《高丽史》《保越录》1 卷徐勉之撰。本书记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与张士诚两部争夺绍兴事。是年朱元璋遣胡大海攻绍兴张士诚将吕珍据守三月不下胡大海退去。当时张士诚已降元本书作者站在元朝的立场褒张贬朱。但对战争经过叙述颇详可补史文之缺。

本书常见有《学海类编》本。

《高丽史》139 卷朝鲜李朝郑麟趾撰。作者奉王命修撰此书书成于李朝文宗元年（明景泰二年1451）。全书用汉文写成体例悉仿中国正史。全书计分世家46 卷志39 卷表2 卷传5o 卷目录2 卷记载朝鲜历史上高丽王氏王朝的事迹。高丽王氏王朝起自918 年迄于1392 年大体与我国辽宋金元时期相当。凡32 主其中熙宗至恭愍王凡11 主在位期间（12oo—1368）约当成吉思汗兴起至元朝灭亡。本书为了解高丽与蒙古、元朝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且对了解元朝的政治、经济、农民战争的活动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本书有日本明治四十一年缩印三册本。1957 年朝鲜平壤影印三册本。

1 参见丁国范：《杨学可及其&1t;明氏实录》《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 辑1983 年。第四节笔记小说《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归潜志》、《山居新语》《齐东野语》2o 卷周密撰。作者字公谨自号草窗又号弁阳啸翁、萧斋、泗水潜夫、华不注山人、弁阳老人等。祖籍济南。其曾祖泌自济南迁居吴兴至密四世。其家世代为官本人在宋宝祐年间任义乌令；入元不仕寓杭居癸辛街以南宋遗老自居交游很广故见闻甚博。是书用《齐东野语》之名乃作者不忘祖籍之意。书中所记多宋元之交的朝廷大事很多可补史籍之不足如“李全始末”“端平入洛”“二张援襄”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本书以中华书局1983 年张茂鹏点校本最为方便。

《癸辛杂识》6 卷这是周密寓居癸辛街时所写的另一部笔记。主要记载宋元之际的琐事杂言这是区别于《齐东野语》的地方。书中所记如“襄阳始末”、“佛莲家资”、“方回”（降元宋臣）等条史料价值甚高。本书以中华书局1988 年1 月吴企明点校本最为方便。

《归潜志》14 卷刘祁撰。作者为金末元初人。书名“归潜”乃作者未仕元时自署其居。本书一至六卷为金末诸人小传；七至十卷杂记轶事；卷十一记金哀宗亡国始末保存了大蒙古国窝阔台汗攻灭金朝的宝贵史料。后元修《金史》多采此书。本书以中华书局1983 年崔文印点校本最为方便。此外尚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等。

《山居新语》本书4 卷一作《山居新话》杨瑀（1285—1361）撰。

作者字元诚号山居晚年自号竹西居士。其五世祖自婺迁杭遂为杭人。文宗天历间至京师历仕广成局副使、中瑞司典簿。后至元六年（134o）参预逐权臣伯颜之谋以功授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继升同佥院事。至正十五年（1355）起为宣政院判官改建德路总管。十七年以浙东宣慰使致仕。二十一年七月卒。杨维桢《东维子文集》有其神道碑。本书是作者致仕退隐杭州时所作书中有不少关于典章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记载对于了解元末史事颇为有用。常见有《武林往哲遗著》本。

《庶斋老学丛谈》、《静斋至正直记》、《遂昌山樵杂录》、《农田余话》《庶斋老学丛谈》3 卷盛如梓撰。此书辨论经史亦间及朝野轶事。

盖作者犹及与元初故老游故所记俱有根据。如刘好礼任吉利吉思、撼合纳、谦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期间曾亲见北边昼长夜短之现象即载于此书常为研究北边历史地理者所引用。本书通常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静斋至正直记》4 卷一称《静斋类稿》别名《静斋直记》通称《至正直记》。前人以为此书系元孔齐著。其实本书作者应为元孔克齐1。克齐字肃夫号行素一号静斋孔子55 世孙荐授黄冈书院山长召为国史编修元末避兵居鄞之东湖记其见闻备得人情物态之详对了解当时情况颇有参考价值。从所记内容可以得知是书之成书年代当不会早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书中关于文人逸事的记载甚为精彩如《松雪遗事》条即为一例。常见有《粤雅堂丛书》本、1972 年台湾世界书局影印清抄本。

《遂昌山樵杂录》郑元佑（1292—1364）撰。作者生于元中叶上及见宋诸遗老下及见泰不华、倪瓒（云林）等人。是书记述以宋代轶闻较多有《学海类编》、《稗海》、《读画斋丛书》本。

《农田余话》2 卷长谷真逸撰。作者本名张翼一称长谷真逸吴人1。是书多记作者亲身经历的元末及张士诚割据东南等史事常为研究元末农民战争的学者所引用。通行有《宝颜堂秘笈》本。

《乐郊私语》、《草木子》、《辍耕录》《乐郊私语》1 卷姚桐寿撰。本书系作者自桐江移居海盐后之作品书成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所记多平日耳闻目睹之事全系条文式各条互不联系。书中对杨完者苗军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及张士诚在嘉兴的活动记载较详对研究元末江南农民起义有参考价值其自称以“乐郊”名书之故为“天下土崩余犹得拈弄笔墨如此海上真我乐郊也”。通行有《学海类编》本。

《草木子》4 卷叶子奇撰。作者为元末明初文人。其书凡8 篇自天文、地理、物象等皆一一辨析其记元代故事亦颇详核。研究元末农民战争者常引此书。通行有中华书局1959 年断句本。

《辍耕录》一名《南村辍耕录》3o 卷。陶宗仪撰。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元末明初浙江黄岩人生卒年月不详1。元末兵起宗仪避乱松江华亭之泗泾诸生买地结庐命其宅曰“南村草堂”由杜待制为之书额2。遂居以老。晚年闭门著书作品甚多世传除本书外尚有《说郛》1oo 卷《书史会要》9 卷《四书备遗》2 卷等。时人孙作（大雅）《沧螺集》中1 丁国范：《&1t;静斋至正直记三议》《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 辑1987 年。1 《千顷堂书目》卷十二《小说类》。

1 陶宗仪的生卒年月其友孙作《沧螺集陶先生小传》及《明史·文苑传》等均未述及。1924 年《通报》刊载法人伯希和《说郛考》一文推测陶氏生年“或在132o 年前后”；1938 年日本京都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九册刊登渡边幸三《说郛考》一文主陶氏为元至元元年前后生；1963 年6 月《大6杂志》第26 卷第11 期表昌彼得《陶宗仪生年考》考定陶氏生于延祐三年（1316）。2 见（康熙）《松江府志》卷二四《第宅》。

有其传。

本书是作者避兵松江华亭期间于耕作之余的随手札记至正末由其门生加以抄录整理分类汇编而成。此书内容庞杂“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凡**之内朝野之间天理人事有关于风化者皆采录之”3。由于作者知识的广博对元代掌故、典章制度的熟悉尤其对元末东南地区农民起义等状况更是亲身见闻再加之本书取材广泛从而使本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成为一部享有盛名的笔记。《辍耕录》相当大的一部分条目系抄自前人或同时代人的著作但这些被抄录的著作有些现已不存它们的部分内容反而赖本书得以保存。如卷二一“宫阙制度”条原当出自《经世大典》但原书今已不存仅见于此。又如卷一“氏族”等条对元史研究有很重要的价值可与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部分相互参考常为中外学者所引用。还有部分条目如卷二七《旗联》、《扶箕诗》、卷二八《刑赏失宜》、卷二九《纪隆平》等对研究元末农民战争有重要史料价值一再为学者们所引用。此外卷二四《黄道婆》等条为了解元代生产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卷一九《射字法》等条目则为研究元代松江方言提供了参考资料。总之《辍耕录》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辍耕录》有元末刻本及明刻本多种。1959 年中华书局据武进陶氏影元刻本为底本断句重印读者称便。

3 分别参见孙大雅：《南村辍耕录叙》；邵亨贞：《南村辍耕录疏》。

第五节政书《宪台通纪》官修编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本书系元代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的汇编主要记载世祖至元五年到顺帝至元二年的御史台建官定制、司属沿革、员额损益及有关诏敕等。为研究元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史料之一。原书早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o八中。

《宪台通纪续编》官修本书亦为元代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的汇编主要收编后至元二年到至正十三年的典制掌故等文书。为研究元代监察制度的另一重要史料。原书亦早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o九中。

《南台备要》刘孟琛等撰。刘孟琛至正初为南台令史。本书是南御史台的有关典章制度的汇编。书中还保存了一些元朝政府策划镇压农民起义的档案资料原书已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一o至二六一一中。

《秘书监志》11 卷王士点、商企翁编。士点字继志东平人。至顺元年起历任通事舍人、翰林修撰、秘书监管勾等职。企翁字继伯济阴人。国子监贡士至正元年由翰林典籍迁秘书监著作佐郎。两人于至正二年合撰此书。本书记述秘书监及其所属各机构的组织、规模、官吏、工匠的题名、待遇天文阴阳人员的考试程式等。对编纂《大元一统志》的经过本书亦有详细记载。此外书中还登录了北司天台译写域外天文资料的名称。故本书对研究元代科学文化有很高价值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也有重要意义。本书有《广仓学窘丛书》本。1992 年6 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高荣盛点校本为本书最新而又方便的本子。

第六节地方志研究元代历史地方志中的有关史料日益为学者们所重视。这类史料在元代纂修的方志中固然较多地存在在明清两代编纂的方志中也时有现；它们的涉及面很广山川形势、地理沿革、物产状况、经济生活、赋役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方组织、阶级斗争、名胜古迹、人物传记、艺文图籍等无不与之有关。虽然就每一种具体的方志而言其涉及面不可能如此广泛它们之间的价值也各有差别但就总体而言则确是如此。其中有些史料既不见于明初官修的《元史》甚至也不见于元人的文集。如果说史学界前辈陈垣先生当年曾主要依据元人文集的有关史料而撰成其名著《元代西域人华化考》则可以预料在今后的年代里将有人依据方志中有关元代的史料写出别开生面的论著。当前的关键是：我国现存方志卷帙浩繁这一宝库中的有关史料尚有待人们认真去掘。这里只能将现存的元代方志分别介绍于下。

《大元大一统志》官修。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下令“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具体由秘书监负责此项工作。秘书监于至元二十三年试图根据“汉儿田地里”原有的文字图册45o 册加上“回回图册”将其合成“一个图子”。至元二十四年又得到了湖南秀才虞应龙编成的《统同志》稿本其数量颇为可观达两驿船之多再加上在其他各地采集到的图志进行综合添改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完成了此书的大部“编类天下地理志书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赐名《大一统志》”。凡483 册计787 卷。但边远地区的有关资料这次并未收齐因而这些地区的图志也未编出。成宗即位后遵其祖父忽必烈的遗愿继续这项编纂工作。在他即位不久云南、辽阳等边远地区6续“报到沿革及各处州县多有分拨6改不同去处”乃以集贤大学士卜兰禧、昭文大学士秘书监岳铉主其事于大德二年（1298）二月编成云南等处图志通计58 册。次年又编成辽阳等处图志并至元《大一统志》全部目录共计8 册。大德四、五两年又对原已编就的787 卷《大一统志》进行仔细校勘并添改沿革在此基础上组织人力抄清。直到大德七年（13o3）才最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共6oo 册13oo 卷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书中并有“彩画地理图本”1。

本书的编纂时间前后长达18 年之久。本书是一部地方总志涉及面广1 《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情况均见《秘书监志》卷四《纂修》《广仓学窘丛书》甲类第一集。《元史·地理志》多取材于此书《大明一统志》当亦以此为蓝本。

此书所引事迹如大都寺观之壮丽古迹之纷繁多他书所未见。书中延安路狄青、韩琦等人事迹均出《宋史》但与今本《宋史》多不合因其所据是元初所修《宋史》而非现存的元末脱脱所修的《宋史》所致。此书于元至正六年（1346）曾有刻本今仅存其残本。明万历进士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三称“《元一统志》一千卷”表明此书当时尚散失不多。魏源《海国图志》载：“闻国初昆山徐尚书修一统志时元一统志尚存而灾于传是楼之劫。”2本书散失经过于此可见一斑金毓黻曾有辑本并加考证收在《辽海丛书》内。后赵万里又加辑录分成1o 卷名《元一统志》196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云南志略》、《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大德南海志》《云南志略》1 卷李京撰。京字景山河间人大德五年（13o1）任乌撒（今云南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宣慰副使参与了镇压当地少数民族起义的活动。作者在其任职期间“周履云南悉其见闻为《志略》四卷”3。原书早佚。陶宗仪《说郛》收有1 卷为“云南总叙”和“诸夷风俗”两部分并非完本。但就其内容而言仍然很有价值因为它是元代有关云南民族状况的较为详尽的文献。

本书现存《说郛》本以商务印书馆本较佳而《说郛》宛委堂本虽亦收有此书但内容较少。

《至元嘉禾志》32 卷徐硕纂。硕曾任嘉兴路教授。此书修于至元甲申（1284）至戊子岁（1288）刊行。此书记元嘉兴路事。嘉禾为宋秀州（后改嘉兴府）郡名。全书凡43 门序次甚详。“其时江南初入版图惟沿革、城社、户口、赋税、学校、廨舍、邮置数门稍有增改其余大率沿宋《志》之旧文耳。”1本书有清道光十九年（1839）刊本《四库全书》本等。

《大德昌国州图志》7 卷冯福京修郭荐纂。福京潼川（今四川三台）人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判官。荐乡贡进士鄞县教谕。书成于大德二年（1298）七月原本卷有三图故名图志今图缺而志存。全书分为8 门：《叙州》、《叙赋》、《叙山》、《叙水》、《叙物产》、《叙官》、《叙人》、《叙祠》。多记当代事然较简略对了解当地赋税、学校、寺观及其占地状况等均有史料价值。

2 《海国图志》卷二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

3 虞集：《云南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1 钱大昕：《跋至元嘉禾志》《潜研堂文集》卷二九。

此书有《四库全书》本、《宋元四明六志》本。

《大德南海志》陈大震、吕桂孙纂修。书成于大德八年（13o4）。原书2o 卷已散佚现残存元大德刻本5 卷（卷六至十）其中有关元代广州的赋税、物产以及舶货等记载很有价值特别是卷七《舶货》后附“诸蕃国”名是研究当时海外交通的珍贵史料。本书除上述残存的元大德刻本外《永乐大典》残卷中亦保存了该志的部分内容主要见于卷一九o五至一九o七《广·广州府》门。

《延祐四明志》、《至顺镇江志》、《齐乘》、《至正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2o 卷袁桷（1266—1327）等撰。桷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元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人自大德初年起历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国史院编修官集贤直学士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等职“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元史》卷一七二有传。书成于延祐七年（132o）分《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赋役》等12 考每考各系小序。作者熟悉风土掌故本书材料较丰富考证较精审为当时所推重。

原书2o 卷现缺卷九至十一。有《宋元四明六志》本、《四库全书》本。

《至顺镇江志》21 卷俞希鲁纂。希鲁字用中永嘉平阳（今浙江平阳）人。从其父德邻侨寓镇江。曾官从仕郎衢州路江山县尹。宋濂为其撰《俞先生墓碑》1。此书前列郡县表、官制表次分地理、风俗、户口、土产、田土、赋税、山水、神庙、僧寺、道观、学校等27 门研究元史的同行们认为这是元代编得最好的一部方志对于研究元代地方政府组织、城市经济、赋税制度、宗教活动都很有好处。例如书中关于也里可温教的记载就是珍贵的史料。

本书常见的版本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丹徒鲍氏刻本199o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齐乘》6 卷于钦纂。钦字思容益都人历官国子助教兵部侍郎益都路总管。时人柳贯为之撰《于思容墓志铭》1。此书所叙以益都、般阳（治今山东淄川）、济南三路为主附述高唐、禹城、聊城、东阿等州县分为沿革、分野、山川、郡邑等8 门。《四库简明目录》称本书：“尾淹贯而叙述不冗不漏在元代地志之中极为有法。”其实此书着重古今沿革对当代制度等则甚为简略为人们提供的史料并不多。

1 见《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一。

1 见《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本书有元至正刻本及明刻本常见的有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本。

《至正四明续志》12 卷王元恭纂。元恭字居敬号宁轩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至元六年（134o）任庆元路（治今宁波）总管续补《延祐四明志》而撰此书。书成于至正二年（1342）内容有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城邑、山川、河渠、土产、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等类其中关于“市舶物货”的记载为研究海外贸易的重要资料。本书有《宋元四明六志》本。

《至正金陵新志》、《昆山郡志》、《无锡县志》、《析津志》《至正金陵新志》15 卷张铉纂。铉字用鼎光州（今河南潢川）人奉元路学古书院山长。书成于至正四年（1344）分地理图、山川志、官守志、田赋志、兵防志等17 门。本书详于历史沿革其他部分比较简略但其中关于元代官制、兵制的记载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有元刻本、元刻明修补本传世。《四库全书》亦收有此书惟书名误作《至大金陵新志》。

《昆山郡志》6 卷杨譓纂。作者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元昆山州州治即今江苏太仓系当时一个新兴的港口此书载有关于海运和市舶的资料。常见版本为《太仓旧志五种》本。

《无锡县志》4 卷王仁辅纂。作者字文友梁溪人。他刻苦读书颇有学问里人倪昭基延以教其弟瓒。是书成于至正元年（1341）四库馆臣谓其“不著撰人名氏”“是明初所修也”。未必正确。南京图书馆有旧抄本谓是书作者为“元巩昌王仁辅”共3 册。

《析津志》熊梦祥撰。梦详字自得江西丰城人人称松云道人。元末以茂才异等荐为白鹿书院山长授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以老疾归年九十余。作者出任崇文监期间不但有接触大量内府藏书和文献资料的机会而且可周览大都（今北京）及所属地区的山川名胜对当地作实地的考察为撰写本书创造了条件。

元大都旧称为析津。析津本古冀州之地。辽时改称南京析津府治析津宛平（即今北京西南）。故本书为最早记述今北京地区的一部专门志书是研究这一地区地理、历史的宝贵资料。书中对元大都的城池、坊巷、官署、庙宇、人物、风俗、学校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惜原书早已亡佚今由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从《永乐大典》等古籍中辑佚而成名《析津志辑佚》1983 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可窥其梗概。

第七节诗文集《元文类》、《天下同文集》、《元诗选》《元文类》7o 卷本名《国朝文类》苏天爵编。本书是元代最重要的一部总集编者生平事迹可参见《元朝名臣事略》条。苏天爵以2o 年的努力“搜摭国初至今（元顺帝即位之初——引者）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凡得若干为七十卷”。其编选与取舍的原则如下：“然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致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全书共收诗、文八百余篇（其中大半为文）按文体分作43 类。时人陈旅评论说“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1。

《元文类》对于元史的研究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先不少元代的重要文献赖其保存如史料价值极高的《经世大典》现已不存但我们从《元文类·经世大典序录》可以略见各“典”的子目甚至部分“政典”的内容如“征伐”、“招捕”等即是显例；又如元代著名文人王鹗、李谦、阎复、元明善、宋子贞等的文集今均不存他们的部分作品赖此书得以保存；再如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的神道碑和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的行状也仅见于此书。第二是书收有当时著名文人姚燧所作碑铭、墓碣四十余篇而现存姚燧《牧庵集》的文字经过清朝四库馆臣的妄改使人感到不知所云现赖此书得以恢复其部分原貌故《元文类》又有校勘的价值。

本书版本通常以《四部丛刊》影印至正二年（1342）杭州路西湖书院刊大字本为佳而易得。

《天下同文集》前甲集5o 卷（缺7 卷实存43 卷）周南瑞编。南瑞字敬修安成*人乡贡进士《元史》无传此书编成于元成宗大德年间所收诗文限于元代前期内容不如《国朝文类》丰富但其中有些诗文亦为他书所无如黄文仲《大都赋》有助于了解元代政治中心大都的情况；赵壁的《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有助于了解元代佛教的情况。本书有《雪堂丛刻》本。

《元诗选》清顾嗣立（1665—1722）编。嗣立字侠君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博学工诗曾被召入京分纂宋、金、元、明四代诗选一生博览群书著述繁富。全书分初集、二集、三集每集又按天干分为十集惟癸集为全书附后之总编因此初、二、三集均无癸集。本书为规模最大的一部元诗总集但仍属选编而非全集性质。编者当时通过各种途径据以采择的元人专集几近四百家如今不少诗集已经散佚赖此书得以保存其部分。

本书有顾氏秀野草堂刊本1987 年中华书局标点本（已出初集、二集、1 以上均见陈旅《国朝文类序》。

三集共6 册）。

《遗山文集》、《湛然居士文集》、《陵川集》、《许文正公遗书》《遗山文集》4o 卷附录1 卷金元好问（119o—1257）撰。作者字裕之号遗山祖系出自拓跋魏太原秀容（今山西析州市）人。金兴定五年（1221）进士官至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构野史亭以著述存史自任元末修《金史》多采之1。元好问于金末在学术上名重一时。本书凡诗14 卷文26 卷其中记序、碑铭志碣甚多保存了金末元初人物和事件的丰富资料。通常有《四部丛刊初编》本。

《湛然居士文集》14 卷耶律楚材撰。本书是别人据楚材作品而汇编成集最早编成于公元1233 年共9 卷；系当时中书省都事宗仲亨辑录这9卷就是现在本书的前9 卷写于公元1233 年以前。后来又有人补辑了公元1233—1236 年的作品是为本书的后5 卷2。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则谓：“《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中书都事宗仲亨辑。”

全书以诗为主也有一些序、疏等文章反映了作者的部分经历、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因此是书为治元史者研究耶律楚材的思想和十三世纪初我国北方和西北史地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向达在其校注《西游录·前言》中指出耶律楚材自西域东归“并不如旧史所说扈驾归和林而是另走天山北面长春西行的那条路。由阿里马北行过阴山至不剌城由不剌城而东经轮台、北庭、高昌出伊州出大漠以至肃州”。向先生在作出这一结论时即参考了《湛然居士文集》卷八《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辨邪论序》、卷十三《糠孽教民十无益论序》及卷三《过夏国新安县》诸篇。谢方在其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前言》中也指出了“文集中还保存了不少不见于”正史的重要史料。如关于窝阔台的医官郑景贤的事迹就是一例。本书中耶律楚材的西域诗是作者亲至其地身历其境而写成的具有很高的价值是我们研究西域地区民族历史的重要史料。

本书过去通行的是《四部丛刊》本此外尚有《渐西村舍》本和据它排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另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湛然居士集》35 卷今未见不详何人所辑。《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已记载是书35 卷“缺七卷至十二卷又缺二十二卷、二十三卷”。钱氏撰《补元史艺文志》时殆亦未见此35 卷之全貌。中华书局于1986 年出版本书的谢方点校本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上述诸本书后收有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1 《金史》卷一二六有其传甚简略郝经为之撰《遗山先生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三五。2 参见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前言》页6中华书局1986 年版。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等作为附录为目前最佳而又最易得到的版本。《陵川集》39 卷郝经（1223—1275）撰。本书全称《郝文忠公陵川集》。郝经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家世业儒。曾为忽必烈藩邸旧臣和重要谋士之一。世祖即位以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使宋被宋相贾似道扣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达16 年之久至元十一年（1274）始得还朝翌年卒。《元史》卷一五七有传。本书对研究忽必烈即位前后的政治形势以及元朝各项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常见有清乾隆三年凤台王氏刻本、清道光八年增补重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91 册。

《许文正公遗书》12 卷许衡（12o9—1281）撰。衡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历任国子祭酒、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等职。本书中的《时务五事》、《汰冗官疏》等奏疏对研究元初政治情况很有价值。通常有清乾隆五十五年怀庆堂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明万历二十四年江学诗刻本《鲁斋遗书》14 卷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91 册。《紫山先生大全集》、《秋涧先生大全集》、《藏春集》、《雪楼集》《紫山先生大全集》26 卷胡祗遹（1227—1293）撰。作者字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于世祖朝历任户部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太原路治中、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济宁路总管及山东、浙西提刑按察使等职以精明干练著称所至颇具声誉。《元史》卷一七o有本传。其在朝廷和地方为官期间对政事颇多建言均收入文集是了解世祖朝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书中之序记碑铭亦可据以考证史书本书常见有《三怡堂丛书》本惜其中有关北方民族之专名已被妄改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另北京图书馆藏有清乾隆翰林院抄本。

《秋涧先生大全集》1oo 卷王恽（1227—13o4）撰。作者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北方儒士。历官世祖、成宗两朝生平凡五任风宪三入翰林遇事论列随时记载故著述甚多。《元史》卷一六七有本传。本书是了解世祖、成宗两朝政治、经济、典制及农民起义等的重要史料如《中堂事记》载世祖中统初政务甚详；《乌台笔补》记任职御史台时的言事文稿一百五十多条；《玉堂嘉话》则是对翰林院典制沿革的追记；《论草寇钟明亮事状》为研究农民起义的学者经常引用。又本书自卷四十七至卷六十一共收行状、传、墓志铭、碑铭、碣铭共84 篇涉及116 人次在这些人中《元史》有传者仅1o 人其中大部分均为不见于《元史》记载的地方官吏其事迹可补正史之缺者甚多。如程瑞为定宗、宪宗时奉命至襄汉间的互市官《浑源刘氏世德碑》记刘祁、刘郁事详于他书等均是证明。本书常见有《四部丛刊》初编本系商务印书馆当年据明弘治刊本影印。1985 年4 月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出版《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亦收有此书系据元至治刊本之明修补本影印而成虽间有残损不清处仍可供校勘文字之用颇为珍贵。

《藏春集》6 卷刘秉忠（1216—1274）撰。《四库》馆臣谓“原书十卷今佚其杂文四卷惟诗仅存”。现存作品多是作者随从忽必烈在藩府和进攻大理时的咏唱对了解元初社会有一定参考价值。本书有《四库全书》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商挺（元世祖时期的名臣）编集之《藏春集》明刻本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91 册；南京图书馆也藏有清钞本。另1985 年台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亦收此书系依明天顺刊本过录之旧钞本影印。

《雪楼集》3o 卷程钜夫（1249—1318）撰。作者本名文海号雪楼又号远斋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人。为出身南人儒士之名臣受忽必烈重用。曾预修成宗、武宗两朝《实录》。本书涵诏制册文1o 卷序记书文15 卷内容丰富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平云南碑》、《拂林忠宪王神道碑》、《济南公世绩碑》等为治元史者所经常引用。本书常见有清宣统庚戌（191o）阳湖陶氏涉园刊本。台湾孙克宽曾撰《程钜夫与其雪楼集》一文。《牧庵集》、《石田集》、《吴文正公集》、《圭斋集》《牧庵集》36 卷姚燧撰。姚燧字端甫号牧庵《元史》有传。燧之学得于许衡是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和文章巨匠。许多名臣世勋、官宦富室之家都争相求他撰写碑铭墓志、记序之文。泰定元年（1324）江西行省刻其文集未全收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或即出此。至顺三年（1332）门人刘时中刊行其全集5o 卷久佚。今本系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记序59 篇碑铭墓志家传行状等88 篇及诏制诗词经义等文约当其全集十之六七惟其非汉语人、地名等均被改译至不可识需用《元文类》及抄本或其他资料比照改正始可利用。

《石田集》15 卷马祖常（1279—1388）撰。祖常字伯庸先世为雍古部人。自仁宗朝至顺帝朝历任监察御史、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江南行台中丞、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在职期间曾劾罢权相铁木迭儿参加修撰《英宗实录》。

本书因作者所居号“石田山房”故名。其包括诗赋5 卷、文1o 卷、附录3 篇（虞集撰《桐乡阡碑》、许有壬撰《马文贞公神道碑》、《石田山房记》）保留着许多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其中《建白一十五事》及杜瑛、元明善、忙兀的斤、伯颜、燕铁木儿等碑铭均可补正史之阙。元人苏天爵编撰《元文类》选其文集中篇章多达21 篇。还间有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作如《石田山居》、《室妇叹》等。现存版本有至元五年（1339）扬州路儒学刻本系苏天爵编次祖常诗文请于御史台交付扬州路学所刊行的。另有明弘治六年（1493）熊翀刻本凡15 卷附录1 卷是清《四库全书》所依据的本子。通行的版本是古书流通处影印的《元四大家集》本。

《吴文正公集》1oo 卷吴澄撰。又名《支言集》为其孙吴当所编。

前9o 卷文后1o 卷诗其中纂言部分是元代理学研究的珍贵资料而碑、铭、表、志部分诸如董士选、洁实弥尔、伯都（忙兀氏）、邓文原神道碑岳元镇、赵思恭、邢聚、述哥察儿墓碑董文用、张弘刚墓表等均可补正史之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些碑、铭还保留了许多宋、元道教的宝贵资料。

有明永乐四年（14o6）、宣德十年（1435）刻本《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另有明成化间刊行的《临川吴文正公集》49 卷本乃是将百卷本归并而成。通行的版本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万氏刻本题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47 卷卷1 卷、外集3 卷。

《圭斋集》16 卷欧阳玄撰。欧阳玄字原功号圭斋浏阳（今属湖南）人宋欧阳修之后。延祐间举进士第任太平路芜湖县尹。致和元年（1328）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文宗时参预纂修《经世大典》。顺帝时修宋、辽、金三史为总裁官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关于此集揭傒斯序称原本44 卷为欧阳玄门人王师模所辑。有诗流者3 卷鈆中者1o 卷、驱烟者15 卷、强学者1o 卷、述直者3 卷、脞语者3卷。而宋濂序则谓原集多至一百余册毁于兵火仅存辛卯至丁酉七年之作24 卷由其孙佑持编。两本皆已失传。今存本为其宗孙铭、镛编辑于明成化七年（1471）由刘圩刻印。明清各本皆据以重刊。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本。《圭斋集》所存碑、铭、制、表虽不多但所涉及的皆为欧阳玄同时代的重要人物或事件。

《清容居士集》、《揭文安全集》、《滋溪文稿》、《金华黄先生文集》《清容居士集》5o 卷袁桷（1266—1327）撰。袁桷出身南宋官僚世家。成宗大德后入居翰林长达3o 年。泰定初辞归。袁桷文章“博硕伟丽、文风风流”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所著有是集与《延祐四明志》等。《清容居士集》凡辞赋2 卷诗14 集文34 卷。所撰碑铭、墓志、行状、传记达八十余篇均可用以补证史事是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献。通行版本为《四部丛刊》影印元刻本。

《揭文安全集》14 卷补遗1 卷。揭傒斯撰。傒斯（1274—1344）字曼硕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元后期著名文士。幼年家贫刻苦读书延祐初以程钜夫、卢挚荐入翰林国史院为编修官。此后又历仕集贤学士、翰林直学士、侍讲学士等职。文宗、顺帝朝先后参与编修《经世大典》和辽、金、宋三史并任修辽、金、宋三史的总裁官。至正四年（1344）《辽史》成傒斯因寒疾卒。傒斯诗文为时人所称道。他与当时虞集、范梈、杨载并称为“元诗四大家’。是集共收傒斯诗4 卷制、表、序、记、碑、志、杂文8 卷续集2 卷。其门人燮理溥化校录传世者仅见钞本。补遗一卷不知何人所补。集中多记元成宗朝至宁宗朝时事史料价值较高。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乌程蒋氏密韵楼所藏旧钞本所录诗文较他本完备。另有《四库全书》本、《豫章丛书》本。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揭傒斯全集》。

《滋溪文稿》3o 卷。苏天爵撰。因其藏书之滋溪书堂而得名。原为37卷今诗稿7 卷已佚而余3o 卷。系苏天爵任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时其属掾高明、葛元哲所编。集中所收碑志、行状、传等凡1o8 篇叙事详明典赅对研究元代典制、人物、史传略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一部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集。

《滋溪文稿》有北图元刊本但仅存5 卷（二十六至三十卷）。《四库全书》亦有收录。常见有《适园丛书》本。

《金华黄先生文集》43 卷黄溍撰。黄溍（1277—1357）字文晋、晋卿婺州义乌人（今属浙江）。延祐二年登进士第授台州宁海县丞转诸暨州判官压抑豪强平反冤狱颇有政绩。后调任翰林应奉、同知制诏、兼国史院编修官升翰林直学士。至正十七年卒。

是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初稿3 卷（内诗2 卷和文1 卷）为黄溍未及第时所作临川危素所编次。另一部分为续集4o 卷（诗3 卷文37 卷）为其登第后所作门人宋濂、王祎编次。集中行状、碑铭、墓志、世谱、家传达22 卷之多其中拜住、也带儿、答失蛮、合剌普华、刘国杰、董士恭、董守简、揭傒斯等人的神道碑王都中、韩性、许谦、袁易、杨仲弘等人的墓志铭以及《答禄乃蛮氏先茔碑》、《马氏（月忽难）世谱》等均可补史传之阙对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常见有《四部丛刊》、《续金华丛书》本。又有明嘉靖九年刻《黄文献公集》乃虞守愚、张俭据危素所编23 卷本删订重刻。《四库全书》所录以及清代所刊刻者均出此本。

《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至正集》《道园学古录》5o 卷虞集（1272—1348）撰。虞集“平生为文万篇”然而稿存者仅十之二三传世凡5 种。即《道园学古录》5o 卷、《道园类稿》5o 卷、《道园遗稿》6 卷、《翰林珠玉》6 卷、《伯生诗续编》3 卷。元代皆有刊本。《道园学古录》是至正元年（1341）由虞集的幼子翁归及门人李本等人搜集整理由他自己亲自审订类目编定而成并交付福建廉访副使斡玉伦徒刊刻的书名亦为其亲题。是集分在朝稿2o 卷、应制录6 卷、归田稿18 卷、方外稿6 卷共计5o 卷。

《道园学古录》是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史的一部重要的元人文集。集中保存着大量有价值的碑、铭、墓志、行状、传、记、序、题跋、制诏等史料内容丰富为史学工作者所借重。如对于仁宗朝奸臣铁木迭儿之专权跋扈虞集在贺胜、杨朵儿只、张珪等三人的神道碑、墓志铭中所记甚详。他以当时人记当时事屡赞三人刚直不阿对研究仁宗、英宗二朝的政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序、跋部分也是研究宋元文学、艺术、理学的重要材料。此外《道园学古录》中还保存着许多有关南方道教的资料。虞集家居江西深受当时龙虎山道和建康（今南京）茅山道的影响并与玄教宗师吴全节等道士有着密切的交往还为他们撰写了诸多碑板记事之文多见于方外稿中。台湾学者孙克宽在《元代文化之活动》一文中提到《道园学古录》的价值时这样说：“《道园学古录》全集的价值仍在传志碑铭、序跋之文。尤其是方外稿的全部文章皆是元代道教史的宝贵资料”。陈垣先生在他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以《道园学古录》中的《岳德文碑》与吴澄所撰的《天宝宫碑》相佐证考订了宋元之际大道教派产生和展的状况。再有虞集在《道园学古录》中对元代典章制度也有别具特色的注释对研究元代政治制度有重要价值。

《道园学古录》的版本有明景泰七年（1456）郑达、黄江翻元刊本常用的《四部丛刊》初编本即据此本影印。

《道园类稿》5o 卷是虞集传世5 种文稿之一刊刻于《道园学古录》之后。至正六年（1346）当时任职于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的虞集门人刘沙剌班以所流传的《道园学古录》“字画差小、遗逸尚多”为由责成临川郡学重新刊印将《道园学古录》中的在朝稿、应制录、归田稿三部分中的篇目混合按碑、铭、序记、题跋、应制等文体重新分卷而删除方外稿总成5o 卷是为《道园类稿》。欧阳玄为其作了序。

尽管删除了方外稿但对于元史研究者来说《道园类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价值上都不次于《道园学古录》。先《道园类稿》按类编次分类清晰在篇目安排上优于《道园学古录》其次从史料内容来看《道园类稿》总共13oo 多篇诗文中《道园学古录》所未收的多达443 篇其中重要的碑铭、序记、题跋等文字达164 篇就史料价值而言《道园类稿》和《道园学古录》是相辅相成、并存不废的。关于《道园类稿》在元史研究上的价值台湾学者刘元珠曾作过专门的论述1。

《道园类稿》自元至正六年初刊以来即属罕见的古籍。在重刊的次数和流通方面都不及《道园学古录》。清乾隆间敕修《四库全书》时《道园类稿》虽经地方官进呈但却未被采用。现存版本有元抚州路儒学本北京图书馆馆藏不全卷十七至二十配清抄本。南京图书馆馆藏16 册清抄本附补遗一卷陈琦、李昌隆、黎久序。台湾中央图书馆有明初复刊元抚州路儒1 刘元珠：《&1t;道园类稿在元史研究上的价值》（台）《食货月刊》第16 卷第11、12 期合刊。学刊本现收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刊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五、六辑中。

《至正集》81 卷许有壬（1287—1364）撰。有壬延祐二年进士自仁宗至顺帝诸朝历任内外职近五十年顺帝时官至中书左丞为元后期名臣《元史》有传。其文章、词赋均臻上乘与欧阳玄齐名为时人所重。本集系在世时其门生所编似未刊刻流传不广《元史》本传亦不详其卷数。现存明、清抄本及《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皆81 卷《四库全书》即据抄本收录。宣统三年聊城邹道沂始用家藏抄本石印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将此本影印收入。有诗词赋33 卷序记14 卷碑志26 卷公移4 卷其余为题跋、赞、颂等文。碑志多载重要人物及官署公移22 篇皆建言时政尤以英宗时所上《风宪十事》、泰定初所上《正始十事》议论剀切涉及当时诸多重要政事。

许有壬又有自编《圭塘小稿》13 卷（圭塘为其所居安阳别墅名）别集2 卷（其弟有孚编）续集1 卷（五世孙颙编）附录1 卷。多有《至正集》未收诗文如《怯烈公（镇海）神道碑》等重要碑志。

第二章蒙、藏、回鹘文资料第一节蒙古文资料蒙古文资料包括用畏兀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写成的两类。

畏兀字蒙文资料畏兀字蒙古文创制于成吉思汗时代。据《元朝秘史》第2o3 节载成吉思汗建国后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命他“把一切领民的分配和判断的案件都造青册写在上面”并下令“[凡] 失吉忽秃忽向我建议拟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可见青册（k.k.-debter）是蒙元前期最重要的档案文书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说成吉思汗命蒙古人习学畏吾字把所颁札撒（jasaq法令）书写在卷帙上称为札撒大全保存在为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大会就拿出这些卷帙依照上面的话行事1。这就是汉文史料所载的“太祖金匮宝训”或“祖宗大札撒”1。《大札撒》原本今已不存只在汉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史料中保留有其中的一些条款2。

《元朝秘史》最重要的蒙古文资料自然是始编于1228 年后又增补了续编部分的《元朝秘史》——这是明初（洪武年间）译者根据原文书题记“忙豁伦纽察脱察安”（monggo1-un ni’uфaTob6a’an蒙古的秘史）转译的书题。许多学者认为其真正书名应是原文行的“成吉思合罕纳忽札兀儿”（net-uhuja’ur成吉思汗的根源）。此书无疑是用畏兀字蒙古文写成的原本保存在元廷档案中后为明人所得用汉字音译全文逐词旁注词义并分段（共282 段）加上汉文节译。由于原本早已佚失这部明初汉字音译本就成为此书现存唯一的完本；因其译音用字非常规范可据以较准确地了解和恢复原文。此外元、明间应当还有原文抄本流传在蒙古地区但今已不存幸有清初成书的罗卜藏丹津《黄金史》（蒙文）从某一抄本采录了全文的大约三分之二虽有不少抄误、脱漏和改动之处但仍是我们认识原文的最好依据。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海涅士、苏联学者柯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法国学者伯希和、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先后表了原文（根据汉字音译）的拉丁字音译本。1987年我国学者亦邻真在充分研究汉字音译本和《黄金史》所抄录的原文以1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8。

1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柯九思《宫词》注。

2 参看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1929 年哈尔滨出版（英文本）；拉契涅夫斯基：《成吉思汗的札撒及某问题》第12 届国际亚洲学会报告集。

及中古蒙古语诸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元朝秘史》的畏兀字蒙古文复原工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刊行）这是本书第一部完善的复原本。本书有各种文字译本多种1。今列《元朝秘史》文献要目如下：明初翰林译员《元朝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汉字音写、汉文傍译及总译oe netbsp;o Чиhгиcxahe俄文译本（据汉文总译）

19o7（日）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日文译注本*193a’an 拉丁字音写本1941（德）B.haenisnetbsp;gesnet 德文译注本*1941（俄）c.a.ko3иh：netbsp;cka3ahиe拉丁字音写及俄文译本1941（日）小林高四郎：《蒙古の秘史》日文译本1943（日）白鸟库吉：《音译蒙文元朝秘史》拉丁字音写、校注本1947（蒙）Ts.damdinsuren：mongho1 un nihunet 近代蒙文译本*1949（法）p.pe11iot：histoire senet1s 拉丁字音写及法译（前六卷）本*1949（土）ahmed Temir：mong11arin giz1i Tarihi 土耳其语译本195o（伊朗）：Tarikh-i sirri-ye moghu1an 波斯文译本（据pe11iot法译）

1951（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1955（捷）p.pounetgo1u 捷克语译本1956（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据damdinsuren）

1957（蒙）Ц.Дamдиhnetbsp;hyyцтo6Чoo新蒙文译本（1976 年再版改订）

196o-61（中）姚从吾、札奇斯钦：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汉文译注本* Titkos T.rtenete 匈牙利文译注本a1ey：The senetongo1sand other pienetbsp; 197o-76（日）村上正二：《モンゴル秘史——チンラス·カン物语》日文译注本*1 下列诸译本据括注者外均系据汉字音写蒙文译出。有*号者为重要文献。本表参阅了原山煌编：《元朝秘史文献目录》日本蒙古学会1978 年。

1971（匈）L.Ligeti：histoire senetgo1s 拉丁字音写本*1971-83（澳）I.de Ranetgds英文译注本*1972（澳）I.de Ranetdex to the senetongo1s（附）拉丁字音写本ンンチ1979（中）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汉文译注本1981（中）巴雅尔：《蒙古秘史》古蒙文复原、近代蒙文译本1982（美）F.go1s 英文译本*1987（中）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本*碑铭及其他现存最早的畏兀字蒙古文资料是1225 年所立的一块石刻（国外学者称之为“成吉思汗石”）文仅5 行21 个词述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大聚会时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合撒儿之子）射中远的。其后有124o年河南济源紫微宫碑上的三行蒙文：1246 年贵由汗谕教皇信（波斯文）上所钤蒙文印玺；1257 年外剌部驸马所立释迦院碑上的蒙文碑记；1259 年、1261年和1268 年的少林寺圣旨碑等。至元六年（1269）颁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以后规定凡元廷诏敕及其他官文书均用新字。但在其他场合特别是蒙古地区和各汗国仍继续通用畏兀字蒙古文。现存文献有碑铭、汉籍和佛经的蒙文译本、牌子、伊利汗文书等。中外学者对这些文献分别做过大量研究（详本书“元史的研究”篇）。1971 年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所编的《蒙古语文献汇编》（monumenta Linguae mongo1inetbsp;co11enetbsp; 和14 世纪》于布达佩斯出版此书收集了世界各地现的畏兀字蒙古文遗物六十多件原文均用拉丁字音写并说明其形状、来源、保存地和年代附有参考文献书目。这是迄今最完全的一部蒙元时代畏兀字蒙古文文献总汇。1983 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道布编辑、注释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文）。

八思巴字蒙文资料八思巴字的正式名称是“蒙古国字”（初称蒙古新字）。忽必烈即位后鉴于辽、金朝都制有“国字”遂令国师八思巴制作蒙古字以代替原先借用的畏吾字拼写蒙古语并作为通用字母译写各民族文字。八思巴及其助手们依据藏文字母参照蒙古语音、汉语语音并仿汉文方体字型加以改造制成字母41 个至元六年下诏颁行定为“国字”。此后凡诏敕及诸王后妃令旨、懿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书事目等规定都要用蒙古字书写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机关都设了蒙古必阇赤。大都设蒙古国子学（上都设分学）诸王位下、各蒙古千户及各路均设蒙古学校用蒙古字译《通鉴节要》等典籍作为教材推广教习。用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虽比用畏兀字更准确但因字形繁难且各音节分开把多音节的蒙古语词割裂了很不便识读故难于推广应用。至于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就更难通行了。因此其实际使用范围很有限。现存文物有八思巴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圣旨、令旨、帝师法旨（绝大多数为碑刻只有少数文书原件）、官印、牌子、钞币、碑额文字、崖刻、器皿题字以及居庸关石刻、元顺帝上皇太后尊号玉册、《孝经直解》蒙译本残页等。此外还有为译写汉字需要而编的《蒙古字韵》和《百家姓蒙古文》。

早在上世纪中叶学术界就开始注意到八思巴字文物资料的价值并进行研究。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韩儒林、蔡美彪、亦邻真、照那斯图国外学者伯希和、鲍贝、阿尔托、李盖提、福赫伯、博森、小泽重男等人都在考释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方面作出了贡献（详本书“元史的研究”篇）。1941年出版的鲍贝著《方体字》（kbaдpaтha Пиnetockba；英文本改书名为《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The mongo1ianmonuments in hphags-pasnet1957）一书刊布并译释了十余件圣旨和牌子研究了八思巴字蒙古文的正字法、语音学和词态学特点。1971 年李盖提所编《蒙古语文献汇编》第三部《八思巴字文献》（monuments en enetbsp;hphagspaBudapest）出版此书汇集了元世祖至元顺帝时代的圣旨、令旨、懿旨12 件1牌子4 件居庸关石刻及其他文物多种（均用拉丁字译写并有简短介绍）收罗颇富。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文献》第二册《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收圣旨、懿旨、令旨、法旨等碑刻、文书27 件牌符4 件书籍残页2 件及居庸关石刻等是目前最完全的元代八思巴字资料汇集。我国各地现存的碑刻、文书及其他文物尚多近年6续有新现有待于专家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1 其中13o5 年怀宁王海山赐给乌思藏沙鲁寺的令旨为原件（意大利藏学家图奇现刊布于其所著《西藏画卷》第2 卷由伯希和作考释）其余均为碑刻。

第二节藏文资料藏文资料有综合性通史、教法源流、世系、传记、文集以及档案文书、金石碑刻等相当丰富。

《红史》元代是藏族史学展成熟时期其代表性成就无疑推公哥朵儿只（kun-dgah rdo-rje13o9-1364）所著《红史》（蒙古语书名hu-1andeb-ther藏语作deb-tber dman-po）。公哥朵儿只出身噶尔氏贵族至治三年（1323）任搽里八万户（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地在今拉萨东南）万户长至正十二年（1352）让官于其弟出家为僧。他博学多才著述甚丰。《红史》始撰于1346 年成书于1363 年。全书内容次第为：1.从世界开创至释迦牟尼诞生的传说王统、佛教的建立和传承、印度王统；2.汉地历史简述：周至唐、唐朝帝系及唐代吐蕃（据译成藏文的《资治通鉴·唐纪》及《唐书吐蕃传》摘录）、梁至南宋灭亡；3.西夏历史；4.蒙古王统——至元顺帝失国（元末部分系后人所增补）；5.吐蕃王统——至朗达磨被杀和吐蕃分裂；6.佛教在吐蕃的后期弘传、纳里（今译阿里）王统及其地佛教的传播；7.萨斯迦世系与历任帝师、本钦、都元帅；8.吐蕃佛教的传承；9.噶当派传承；1o.噶举派各派的传承——达波、加尔麻（噶玛）、伯木古鲁（帕竹）、必里公（止贡）、搽里八（蔡巴）。最后以元成宗护持吐蕃僧人诏书作结。所载吐蕃各教派历史尤详于元代是研究元代西藏史的最重要史料；有关南宋和元朝历史部分也有一些不见于他书的珍贵资料如宋少帝在元英宗时被害于萨斯迦元顺帝即位前的皇位空悬期间由燕铁木儿摄政等。《红史》是藏族史学中第一部综合性的通史著作其体裁为后来的藏文史籍所承袭。1961年锡金甘托克出版了此书排印本；1964 年日本学者稻叶正就、佐藤长的日文译本（有校注）在京都出版。1981 年北京民族出版社所出校注本系我国学者东嘎·洛桑赤列利用北京和西藏所存九种本子校勘整理而成根据西藏档案馆存的两种写本增补了国外刊本所缺的4o 页内容并征引汉、藏文资料详加注释是目前最完备的版本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即据此译出。

《佛教史大宝藏论》元代著名高僧布思端所著《佛教史大宝藏论》（亦名《善逝教法史》bde-gshegs bstan-pai-netg）记述印度和西藏佛教的历史、来藏的印度高僧和西藏译师名单及所译经典目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郭和卿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6）。

《汉藏史集》明、清时期藏族史学更加繁荣出现了大批各种类型的著作。其中对元史研究具有特殊重要价值的是班卓儿藏卜（sTag-tsha■-rdzo■-padpa1hbyor-■za■-po）所著《汉藏史集》（rgya-Bod-kyi-yig-tsha■）。作者为后藏达仓宗人生平不详。此书著于1434 年但“汉地之王统”一篇记事迄于景泰五年（1454）。其体裁与《红史》基本相同而记述史事更为详细。特别是元朝时期除叙述蒙元历朝皇帝外还记载了元朝的行政制度（中央各主要机构和各行省）在吐蕃的括户和驿站的设置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建置及其户口数伯颜丞相和桑哥丞相的传记等。与《红史》比较所载萨斯迦派和伯木古鲁万户的历史以及西藏与元廷的关系均更详尽；还增加了沙鲁万户、达那宗巴（当即《元史》所载之熬笼答剌万户）的历史和江孜法王世系等内容也主要是记述元代史事。作者生活年代去元不远得以利用许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如现已大部分散失的《大元通制》、乌思藏宣慰司档案文书等以及遗民故老口述的亲身见闻因而所载元代史事就更为丰富、可信且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汉藏史集》传本甚少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据我国藏学家王尧提供的国外抄本铅印出版有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青史》、《新红史》软奴班（gZhon-nu-dpa11391—1481）所著《青史》（deb-t-her s■on-po）成书于abs）是一部大型著作。第一篇述释迦族起源和佛教的建立、吐蕃王统（迄于朗达磨诸子）、汉地王统（周至明成化年间包括蒙元帝系）第二、三篇述佛教在吐蕃的后期弘传和密藏的翻译第四篇述萨斯迦派历史及历任帝师、本钦、都元帅事迹第五篇以下述吐蕃各部教法的传承。作者为乌思（前藏）地区一寺庙住持曾受教于各派名僧博学多才。他利用了大量文献包括寺庙志、高僧传记、古编年史以及《红史》、布思端《佛教史大宝藏论》等取材宏富。此书大部分内容是各部教法传承含有大量元代西藏高僧的传记和各派、各寺庙的历史十分珍贵。所载史事、人物的年代较他书更为详细、准确。《青史》著成后即付刊刻原版于乾隆末散失了一部分复刻新版。俄人藏学家列里赫译为英文附有详细索引分两册于1949、1953年在加尔各答出版（The B1ue anna1sRoya1 asiatinetonograph series T.VII）。1985 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铅印本。有郭和卿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锁南札思巴（ bsod-nams-gras-pa 1478 — 1554）所著《新红史》（deb-ther-dmar-po gsar-ma）成书于1538 年体裁仿照《红史》而叙事简要。此书主要特点在于不是按教派而是按各地方政治势力来分别叙述除依藏文史书体例略述印度、吐蕃、汉地、西夏、蒙元王统外逐个记载了萨斯迦、牙不藏、加麻瓦、必里公、思答笼、伯木古鲁及琼结、仁蚌等2o 家地方大小势力尤详于伯木古鲁对我们了解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的情况和元末明初伯木古鲁（明译帕木竹）地方政府兴盛的历史非常有用。有图奇的英译本（罗马1971）和黄颢的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史家巴卧·祖拉称瓦（dpah-bo sTsug-1ag phren-bahas-pa■idga■-ston民族出版社1986 年原文刊本）综合叙述西藏教法史和政治史。作者充分吸收各类文献大量抄引在注释中因而资料尤为丰富。成书于1643 年的五世**喇嘛的名著《西藏王臣史》（Bod-kyi deb-ther dpyid-kyi rgya1-mo■ig1u-dbya■s。有郭和卿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3）从历史传说起一直写到明末顾实汗入主西藏。书中分别叙述了萨斯迦派、蔡巴（搽里八）噶举派、止贡（必里公）噶举派和帕竹（伯木古鲁）噶举派的政教史以及仁蚌巴等十余家地方贵族、大臣的世代事迹是研究元代西藏史必须利用的资料。

其他资料元代以降西藏各教派和各地贵族出于维护本家势力的需要编出了大批世系宗谱和先贤传记等类著作。其中著名者如《朗氏宗谱》（rLans-kyipo-ti bse-ru详细记载伯木古鲁派和掌握此派政、教大权的朗氏家族历史）、《萨斯迦世系》（sa-skyagdun-rabs最详细的萨斯迦派历史且收录有元朝诏诰和萨斯迦高僧章奏、文告等档案文书）、《沙鲁世系》（Zha-1ugdunrabs）、《萨斯迦班智达传》、《布思端译师传》（Bu-ston 1o-tsa-■bahi rnam-par-thar-pa）、《历辈噶玛巴简传》（neta-■pasku-hphren rim-byon-hyi rnam-thar mdor-bsdus）等都是很重要的元史研究资料。此外有两部晚出的教法史也是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一是松巴堪布（sum-pa mkhan-po名也摄班珠尔ye-shes dpa1-hbyor）的《印度、汉地、西藏、蒙古佛教史如意宝树》（hphags-yu1 rgya-nag net-po bodda■ sog-yu1-du ■dam-pahi net-net-bzan1748年成书）搜罗资料极为丰富书中的《方格年表》（Rehu-mig）自1o27年至1746 年每年皆列有史事是研究西藏史最佳的工具书；二是1819 年蒙族僧人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gu-shri-dka- bnetg-tshe-‘phe1）所著的《蒙古佛教史》（hor net）对藏传佛教与蒙古的早期关系有详细的记载。此书同时有蒙文本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其抄本199o 年陈庆英、乌力吉根据藏、蒙文本译为汉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西藏地区还保存有许多元代的档案文书这是最珍贵的原始资料。沙鲁寺所藏十一件帝师法旨经意大利藏学家图奇收入其所著《西藏画卷》（Tibtan painted scro11s罗马1949）并译为英文已为学界所熟知。在萨斯迦寺和其他寺庙保存的此类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掘利用。此外还有印章（如“白兰王印”）等各种实物资料。

第三节回鹘（畏兀）文资料八世纪时七河地区的突骑施人最初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突厥语其后回鹘人在此基础上创制了回鹘文主要在西迁到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元代改译为畏吾、畏吾儿或畏兀、畏兀儿）中通行直到十五世纪以后逐渐被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维吾尔文完全取代。

现存回鹘（畏兀）文资料大别之可分为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两类。前者有佛教、摩尼教、景教的经典和宗教歌诗、故事；后者有历史、文学作品医学、历法、语言书碑刻以及二百多件官私文书包括谕令公文（主要是有关赋税徭役的）和私人间的钱物借贷契约土地和人口的买卖、典当、租种契约养子过继文书货物贸易合同等等。可以确定属于十三、十四世纪蒙元时期的回鹘（畏兀）文官私文书在11o 件以上1这是研究元代畏兀人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状况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回鹘（畏兀）文文献的不断现中外学者6续刊布文献的原文、译写和翻译表研究论文。重要者有俄国拉德洛夫的《回鹘语文献集》（1928）马洛夫的《古突厥文献》德米特里耶娃等编的《亚洲民族研究所藏突厥语手稿文献概述》一、二（19651975）德国米勒编的《回鹘文献研究》4 卷（19o8—1931）班额、冯加班合编的《吐鲁番突厥语文献》6 卷（1929—1934）前东德科学院编的《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中的回鹘文献各册法国出的《伯希和中亚考古丛刊》中的回鹘文文献册（1971）我国学者冯家昇与他人合撰的《回鹘斌通卖身契三种》（《考古学报》1958）耿世民的《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1983）。冯家昇、耿世民以及俄人吉洪诺夫、基比罗夫、马寥夫金、伯恩斯坦德人勒柯克、茨麦、冯加班日人护雅夫、山田信夫、庄垣内正弘、梅村坦等许多学者对各种文书分别作了深入研究在他们的论文、著作中也刊布了多件文书的译写和译文。1961 年京都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四册刊有羽田明、山田信夫编的《龙谷大学所藏回鹘资料目录》以及多篇有关研究论文。1987 年以来新疆《喀什师院学报》连续刊载袁丁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选注》；李经纬的《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选注》汇集了1o8 件文书（即将出版）是目前国内收罗最多的一部回鹘文书集。

蒙元时期的回鹘（畏兀）文碑铭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在甘肃武威）《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碑》（在甘肃酒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在酒泉）。耿世民、卡哈尔、刘迎胜先后对这些碑铭作过研究介绍。

1 美国学者克拉克（V.c1ark）所著《十三—十四世纪东突厥斯坦畏兀儿世俗文书概论》（1975）中说在其研究的141 件文书中可断定是十三—十四世纪遗物的有11o 件。这还没有囊括所有已现的文书七十年代以来6续又有新的现。

第三章国外资料第一节波斯文资料三部蒙古通史十三世纪蒙古征服的结果使所有说波斯语、用波斯文的地区都处于蒙古统治之下先后受大蒙古国的阿姆河行省和元世祖之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国的统治达一百多年（河中地区受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时间更长）。波斯文化素称达留下了大量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三部大型史书：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都丁主编的《史集》、瓦萨甫的《瓦萨甫史》。

《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a1a’u a1-din‘ata-ma1ik-i-Juayni1226—1283）呼罗珊志费因（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西北）人。其祖任花剌子模国财政大臣（sahib-dian）；父巴哈丁1233 年为蒙古人所俘被呼罗珊蒙古长官成帖木儿录用为财政官（仍称sahib-dian）其后一直在阿姆河行省担任此职。志费尼以大臣子出任阿姆河行省长官阿儿浑的书记曾三次随阿儿浑入朝前两次皆中途折回第三次于1252 年复抵达蒙古都哈剌和林至1253 年秋返回。在蒙古逗留期间他开始撰写《世界征服者史》（Ta’rikh-i-Jahan-gusha）。此后他跟随旭烈兀讨灭木剌夷（亦思马因派）和报达哈里国。1259 年被任命为报达副长官直到去世可能因公务繁忙126o 年以后就不再继续写他的著作了。其书始于蒙古兴起只写到1257 年灭木剌夷国还有若干拟定的章节没有写是未完成的著作。书分三部分第一部述蒙古建国及其征服畏兀儿、西辽和花剌子模窝阔台至贵由时期的蒙古政事和拔都西征；第二部述花剌子模兴亡史和统治波斯的历任蒙古长官（成帖木儿、阔里吉思、阿儿浑）事迹；第三部述蒙哥登基和旭烈兀西征木剌夷兴亡史。作者精熟中亚历史且所记载的大部分是亲身见闻故非常详细、确实尤其是成吉思汗西征、旭烈兀西征和蒙古对波斯的统治等部分。作者亲睹蒙哥登基后对政敌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大臣的无情镇压这段史事在《元史》中多被删略或隐瞒所以他的详尽记载更是珍贵。此书一直以抄本流传本世纪初伊朗学者卡兹维尼以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最古的129o 年抄本为底本用其他多种抄本进行校勘于1912、1916 和1935 年先后出版了一、二、三卷波斯原文集校本（《吉伯丛书·旧编》第十六号伦敦）。英国波斯学家波义耳据此译为英文并加详细注释（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58）。何高济据英译本重译为汉文（上、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史集》主纂者拉施都丁（Rashid a1-din Fad1 a11ah1247—1318）哈马丹人先任伊利汗阿八哈（1265—1282 年在位）御医后为合赞汗（1295—13o4 年在位）赏识擢任宰相辅佐合赞汗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政绩甚著。完者都汗（13o4—1316 年在位）时期仍任宰相权位益隆诸子并任地方长官。1317 年因政敌进谗被不赛因汗（1317—1335 年在位）罢黜。次年处死。拉施都丁于13oo 年奉合赞汗旨主持编纂蒙古历史。13o7 编成进呈复依完者都汗之命增编世界各民族历史和舆地图志1311 年完成。全书定名为《史集》（Jami a1-Taarikh）按原书总目录分作三卷（moja1ad）。第一卷为蒙古史系奉合赞汗旨所修完者都汗钦定称为《合赞汗祝福史》（Tarikh-imubarak-i ghazani）分两章（bab）：第一章——蒙古、突厥诸部族志；第二章——成吉思汗先世纪成吉思汗纪窝阔台合罕、术赤、察合台、拖雷、贵由汗、蒙哥合罕、忽必烈合罕、铁穆耳合罕纪传旭烈兀、阿八哈、帖古迭儿、阿鲁浑、海合都、合赞六代伊利汗传。第二卷也分两章：第一章为完者都汗传；第二章为世界史包括古代波斯诸王、穆罕默德和历代哈里、波斯诸穆斯林王朝（哥疾宁、塞尔柱、花剌子模、法儿思、木剌夷）以及乌古斯、中国、犹太、拂朗、印度诸民族史。第三卷为《诸域志》（saara1-aqa1im）。现存各种抄本均无第三卷和第二卷中的完者都汗传可能并未编成。1927 年土耳其学者托甘在伊斯坦布尔Topkapi sarayi 图书馆现了《史集》的一个附编的单独抄本称为《五世系谱》（shu‘ab-ipanjgana）包括阿拉伯、犹太、蒙古、拂朗、中国五民族可能原是第二卷的附录。

《史集》是伊利汗国的官修国史拉施都丁及其助手们利用了伊利汗宫廷档案如《金册》（a1tan debter可能就是元朝颁给各汗国的《实录》）等以及波斯、阿拉伯历史著作如《世界征服者史》、伊本·阿昔儿的《全史》等还征询于任职伊利汗国的蒙、汉及其他民族官员收集了大量书面和口头资料 尤其是熟悉蒙拉施都丁《史集》刊本、译本表年代译校者书名出版地内容1836 e.Quatrem.re djami e1-Tevarikh; histoire des mongo1sde 1a perse.paris 旭烈兀汗传原文校订、法文译注本1841 F.vonFrdmannVo11st.ndige .bersinett.rkisnetdmongho1isnet V.1kerst.mme,k a3aи部族志德文译本neтoпиnetbsp;дыВocтohoгooтдeлehияИmпepaтopckoгoАpxeoлoгиckoгoО6щecтba(简称TBo),T.V部族志俄文译注本1861 同上同上,TBo,T.VII, 部族志原文校订本1868 同上同上,TBo,T.xIII,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至即位)原文校订及俄文译注本1888 同上同上,TBo,T.xV成吉思汗纪(即位至死) 原文校订及俄文译注本19oo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一上、下《太祖本记译证》成吉思汗纪汉文译文(据Бepe3иh1911 e.B1onetbsp;e1-T.varikh; histoire g.n.ra1edu monde: histoire des mongo1s, vo1.2 Leiden元太宗至成宗纪原文校订本194o kar1 Jahngesnet’s aus demTa’rikh-i-mub ■ rak-i ■■ z ■ n ■des Ra ■■ d a1-d■ nLondon合赞汗传原文集校本1941 同上Ta’rikh-i-mub ■ rak-i ■■ 1 ■ n ■ desRa ■■ da1-d ■ n;gesnete ab ■■■ bis gaihatu,praha阿八哈汗至海合都汗传原文校本(附德文摘要)neтoпиnetbsp;monetbsp; 邵循正《剌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元世祖纪(前半)汉文译注1951 kar1 Jahnhis toir universe11e de Ra ■■ d a1-d■n:histoire des Frannet拂朗史原文校本、法文译注本neтoпиnetbsp;kh.1mockba部族志俄文译注本1952О.И.netbsp; 同上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俄文译注本1957Ю. П.ВepoxobckийДж■mиaгТabapиx,T.ap; 旭烈兀汗到合赞汗传原文集校本及俄文译本196om-T.d ■ nesh-pajuhm.modarresy neteтoпиnetbsp;mockba元太宗至成宗纪俄文译注本ebичa.axeтaгypobJ ■ mi‘a1.Ta■ r ■ kh(part of the Ism■‘■ 1 ■ s history) Tehran亦思马因史原文合校本1965 Джamи‘aтТab■pйx,Т.1.ч.1. monetbsp;部族志原文集校本续表年代译校者书名出版地内容1965 дж■mи aт-Тabapиx,т,kh. 1 Бaky 部族志原文集校本1965 Rash ■ d a1-d ■ n’s history of India The hague 印度史原文影印本1969 同上die gesnet des Ra ■■ d ad-d ■ nien 乌古思史原文刊本1971 同上The netagesnetbsp;des Ra ■■ d ad-dinien 中国史原文刊本1971 J.a.Boy1e The sunetghis khan, ne york 元太宗至成宗纪英文译注本198o Д жa m и‘a т -Т a b ■p йx,T.2 ч.1monetbsp;元太宗纪原文集校本1983 余大钧、周建奇《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卷第二分册(据俄译本)北京部族志、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1985 同上同上第二卷(据俄译本) 同上元太宗至成宗纪汉文译本1986 同上同上第三卷(据俄译本) 同上旭烈兀汗至合赞汗传汉文译本古典故和元朝制度的孛罗丞相给了拉施都丁以最大帮助。这使得此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部族志》一章一一记载了蒙古高原上的所有部族、部落正好弥补了汉文史料对十至十三世纪这一地区记载的贫乏；有关蒙古兴起和蒙古早期历史的记载也远较汉文史料详细。《史集》有多种抄本传世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先后出版了各部分的原文校勘本和译本（见表）。

《瓦萨甫史》T’artkh-i ap; 是瓦萨甫（shihab a1-din‘abd a11ahsharaf shirazi1264-1334）所著《地域之分割与岁月之推移》（kitabtajziyat a1-amsar ap;tazjiyat a1-a’sar）一书的简称。作者为泄剌失人担任伊利汗国税务官得到宰相拉施都丁的赏识和庇护。他编撰此书意在续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故始于1257 年旭烈兀灭木剌夷后进兵报达之役体裁亦仿志费尼书。1312 年因拉施都丁之荐谒见完者都汗于新都孙丹尼牙呈献其书并献颂辞由此获得“御前赞颂人”（assaf-ihadrat）的赐号此后即以号行。此书初为四卷第一卷述蒙哥之死元世祖、元成宗两朝暨旭烈兀、阿八哈、帖古迭儿三代伊利汗时代史事；第二卷述伊利汗阿鲁浑时代暨法儿思、罗耳阿塔毕史；第三卷述伊利汗海合都至合赞时代暨起儿漫、德里算端史；第四卷述元成宗之死武宗、仁宗暨伊利汗合赞后期和完者都汗时代史事并于卷末采志费尼书简略补叙成吉思汗至蒙哥前四汗史。1328 年又续编成第五卷述伊利汗完者都后期、不赛因汗时代（迄于1328 年）暨窝阔台、术赤和察合台后裔史事。《瓦萨甫史》是以伊利汗国为主体的大蒙古国全史面面俱到其所载元朝与海都等西北诸王的关系尤为可贵。但作者声称要用华贵文体写作目的不单是记述史事更在于树立文采的典范以致铺陈过当反使史事淹没在满纸华丽词藻之中。有1853 年孟买刊全书石印影本极佳。1856 年维也纳出版了哈默尔校订的第一卷原文及其德文译本。

伊利汗国时期的其他历史文献《纳昔儿史话》（Tabaqat-i nasiri）作者术兹札尼（minhaj b ·sirajmuhammad Juzjani 1193—？）先仕于呼罗珊之古耳朝蒙古入侵后逃奔德里苏丹国任法官。书成于1254—126o 年共23 章述阿拉伯帝国及波斯、印度穆斯林王朝史最后写到蒙古的入侵。有关成吉思汗蒙古军在阿富汗地区的战事记载最为详细多有不见于他书的资料。有.n.Lees 校订本（第1117—23 章加尔各答1863—1864）h.g.Raverty 英译本（第7—23章伦敦1981）。

《完者都算端史》（Ta’rikh-i u1jaitu su1tan）哈沙尼（abu’1 Qasim’abd-a11ah a1-Qashani）著。作者自称是《史集》的真正作者。此书为伊利汗完者都一代之详细编年史包括了有关这一时期察合台汗国的史事。有1969 年德黑兰刊本（ed. by mahin hamb1y）。

《拉施都丁书信集》（mukatabat-i Rashidi）系其秘书所编集主要为拉施都丁写给他的担任各地方长官的儿子们和其他官员的有关政治、财政事务的信件是研究伊利汗国史极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有苏联学者法林的俄文译本（莫斯科1971）。

《兀外思史》（Ta’rikh-i shaikh uais）胡特比·阿哈里（abu Bakra1-Qutbi a1-ahari）著。作者为阿塞拜疆人生活于十四世纪前、中期。此书著成后呈献于札剌亦儿朝算端兀外思（1355—1374 年在位）故名像其他穆斯林史书一样此书也是从亚当讲起。其蒙古王朝史部分前半取材于《史集》等书愈接近作者的时代独立的叙事渐多对伊利汗国后期及其后继者札剌亦儿朝历史以及阿塞拜疆地区的史地记载尤详伊利汗国与钦察汗国的关系和钦察汗国史事也有很多记载。仅有一种抄本传世最后一部分（第134—184 页即伊利汗国和札剌亦儿朝历史部分）有J.B.Van Loon的英译本并附刊原文（海牙1954）

《命官文书规范》（dastur a1-katib fi Ta‘yin a1-marateb）纳黑乞瓦尼（muhammad nakhneti）编。编者可能是伊利汗不赛因朝宰相吉雅太丁（拉施都丁之子）下属书记员吉雅太丁奉旨命他集伊利汗国的官文书历3o 多年至1366 年始完成呈献于札剌亦儿朝兀外思算端。除序言、结语外分两部第一部为书简第二部为任命文书范例计收蒙古长官、宰相及财政长官、伊斯兰圣职者三类任命书95 件是研究伊利汗国制度史的第一手资料。有苏联学者阿里札德校订本（分三卷莫斯科h-i guzida）可疾维尼（hamd-a11ahmustaufi Qazini）著。133o 年成书。第四章波斯诸穆斯林王朝史含蒙古王朝除主要依据《史集》外还参考了其他二十多种史籍也属于当代人所著史书。有布朗的原文摹写本和英文节译（2 卷莱顿一伦敦191o1913）。

《心之喜》（nuzhat a1-Qu1ub）可疾维尼的另一部著作1339 年成书。是蒙古时代的波斯地理志详载各州行政区划、城乡情况及税额、道里等非常有用。有斯特朗治的原文校订与英译本（2 卷莱顿—伦敦19151919）。这个时期还有多部波斯各地方史志留传下来如《也里史志》（Ta’rikhnama-i harat作者saifi herai）、《泄剌失志》（shiraz-nama作者IbnZarkub shirazi）等。

帖木儿朝时代的史书帖木儿朝时代编纂的许多史书也有不少重要的蒙元史资料特别是有关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的史料。著名的有：尼咱马丁·沙密（nizam a1-dinshami）的《胜利之书》（Zafarnama14o4 年写成）和撒剌法钉阿里（sharafa1-din’a1iyazdi）的同名著作两书都是帖木儿的传记前者有nenetbsp;Luga1的土耳其文译本（安卡拉1949）后者有petis de1anetbsp;的法文节译本（de1ft1723）以及法文本的英文重译本（伦敦1723译者J.darby）。《木阴历史选》（muntakhab a1-Taarikhmu‘ini）作者为muin a1-dInnatanzi编年史可能利用了蒙古文或畏兀文史料所载察合台史事较他书为详（有关察合台汗国部分已译为俄文收入《吉尔吉斯史资料》莫斯科1973）。

哈菲兹·阿布鲁（hafiz-i abru沙哈鲁汗廷史家）的《全书》（majmu’a-i hafiz-i abru）为通史著作其伊利汗完者都、不赛因至札剌亦儿朝后期的波斯史部分已由k.Bayani 以《拉施都丁史集续编》（dhai1-i Jamia1-Taarikh-iRashidi）之名刊行（德黑兰1931）并译为法文加上注释后出版（《伊朗蒙古诸王编年史》巴黎1936）。

《贵显世系》（mu’izz a1-ansab）著者佚名内容为成吉思汗系和帖木儿系诸王世系及其后妃、诸大臣姓名表其成吉思汗世系是以拉施都丁之《五世系》为根据编的或疑此书亦哈菲兹所作（作者称系奉沙哈鲁汗之命编纂）经后人增补。

迷儿宏（mirkhand1433-1498）《洁净园》（Raudat a1-safa）通史著作其第五、六卷分别为蒙古史、帖木儿朝史。其外孙宏达迷儿（khandamir1475-1535）于十六世纪前期也编有一部通史题为《旅行者之友》（habiba1-siyar）其第三卷为蒙古时代至1524 年的历史此书有m.netbsp;法文节译及注释本（《突厥斯坦与河中的蒙古诸汗史》巴黎1853）。祖孙二人都是也里（明译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著名史家他们的著作于察合台汗国事记载较详。

第二节阿拉伯文史料《全史》伊本·阿昔儿（’Izz a1-dinabua1-husaynaami1 a1-Taarikh）。作者精通历史著作丰富。编年史巨著《全史》是其代表作分12 册始于人类开创迄于1231 年。第12 册中记述了122o 年以来蒙古入侵河中、波斯、美索不达米亚、谷儿只等地战事是最早记载蒙古西征的穆斯林史书属于同时代亲身见闻的记录（多得自目击者的讲述）十分可贵。俄国学者齐曾高曾将这一部分译为俄文收入《金帐汗国历史资料》之第1 卷（圣彼得堡1884）。

《札兰丁传》奈撒维（shihab a1-din muhammad a1-nasai）著有《札兰丁传》（sirata1-su1tan Ja1a1 a1-din mangubirni）。作者为呼罗珊之奈撒人与花剌子模高官有往来熟悉其国事且目睹蒙古之入侵。1223 年蒙古军班师东还后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从逃亡地印度返回波斯复兴破败之故国奈撒维被任为书记自此追随札兰丁直到他败亡（1231）。此书著于1241 年从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在位后期写到札兰丁之死所载多亲身见闻尤详于呼罗珊地区情况是记述蒙古攻灭花剌子模的主要史料。有o.houdas 的校本及法译（2 卷巴黎18911895）。

《苏拉赫词典补编》札马勒·哈儿昔（Jama1 Qarshi 123o-？）的《苏拉赫词典补编》（mu1haqata1-surah）是留传至今唯一的元代察合台汗国人所著的历史。作者出生在阿力麻里先仕于该城主、哈剌鲁领昔格纳黑的斤及其继承者1263 年移居可失哈耳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曾游历锡尔河流域各地并在海都处服务过。1282 年他用波斯文编译了十一世纪词典家朱哈里（Jauhari）的阿拉伯文词典称为《苏拉赫词典》（a1-surah fia1-Lughat）其后又用阿拉伯文撰写了《补编》（完成于十四世纪初）。书中简略叙述了蒙古早期（前四汗）史而对海都和察合台汗国史则有较详细的记载还分别记述了牙老瓦赤、麻忽的生平、政绩以及当时阿力麻里、可失哈耳、和阗、忽毡、费尔干纳、察赤、巴耳赤邗、毡的等地的情况及其显贵、名流（主教、学者）的事迹正好弥补了汉文和波斯文史料对中亚地区、特别是这一地区社会状况记载的不足。由于是当时当地人亲身见闻的记录更加可贵。十九世纪末俄人安德烈夫在中亚现此书抄本转送彼得格勒亚洲博物馆。巴尔托德据此抄本节录、校订收入所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一卷《史料》中此后学者都通过这个节录的刊本利用该书资料未有他种文字译本最近才由华涛译为汉文并加简单注释（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o、11 期1986、1987）。

《伊本拔图塔行记》作者拔图塔（13o4—1377）摩洛哥丹吉尔人1325 年开始游历世界到麦加朝圣后游历了阿拉伯半岛、波斯各地、叙利亚、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钦察汗国、河中。1333 年至印度在德里留居八年。1242 年奉德里算端之命随元朝使臣来朝未及登舟而船因风漂没遂辗转马尔代夫、僧加剌、马八儿等地大约1245 年始从朋加剌乘船至泉州。在游历了广州后复从泉州北上大都但大概只到杭州即折回1347 年还印度随即返回故里。后摩洛哥国王命他口述旅行见闻由书记官术札伊笔录著为旅行记。由于卷帙浩繁此书一直以节本流传有多种欧洲文字译本。十九世纪中法国人在摩洛哥现其全文手稿由德弗列麦里等校勘并译为法文分四卷出版（巴黎1853—1858）。吉伯据此本译为英文作了详细注释（剑桥1956—1971未完）。拔图塔行踪几遍大蒙古国全境对所到之处都有详细记述其中国行记部分记载了泉州、广州、杭州、大都等城以及所经沿途各地状况尤详于这些地区的穆斯林情况；对中国与印度、波斯湾和阿拉伯交通、贸易往来也有不少极可贵的记载。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据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书中的英文摘译本译出了一部分关于中国的内容。近年马金鹏将埃及出版的阿拉伯原文本译为汉文（《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为全译本但错误较多。

埃及的历史书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125o—1517）于1259 年击败旭烈兀西征军从蒙古人手里夺取了叙利亚；其后又多次与伊利汗国生冲突和战争并力图和钦察汗国建立联盟以对抗伊利汗国。马木鲁克王朝与波斯、钦察蒙古王朝频繁的敌对和友好关系使这个时期的埃及历史家对蒙古有相当多直接或间接的了解并载入他们的著作。当然这些著作对我们的主要价值在于记载了蒙古与埃及的关系。其中重要的有：诺外利（a1-nuayri1279—1332）所著《应用于文学各门之成果》（nihayat a1-arab fi Funun a1-adab）为马木鲁克朝三大百科全书之一。分五部第五部为教俗历史始于亚当传说迄于十四世纪初。其蒙古史部分取材于《札兰丁传》、《全史》价值不高而所载埃及与伊利汗国关系史事则系其亲身见闻翔实可信。

乌马里（Ibn a1-umari13o1-1349）著有《眼历诸国行记》（masa1ika1-absarfi mama1ika1-amsar）。书中所载贵由汗与拔都的冲突、阿里不哥即位后曾得到西北宗藩的承认等内容可补其他史籍之缺极为可贵。德国学者莱西（k.Lenetbsp;年出版了此书阿拉伯原文摘录与德译文合璧本题为《蒙古世界帝国——乌马里在其&1t;眼历诸国行记中对蒙古帝国的描述》（韦斯巴登）。

第三节欧洲文字资料《蒙古史》普兰诺·卡尔平尼（giovanni de p1anoneti118o-1252）著有《蒙古史》（historia monga1orum）。作者出生于意大利中部佩鲁贾附近之p1anoneti。他是方济各会创始人圣方济（saint Frannetbsp;assisi）的弟子先后在德意志、西班牙担任大主教学识渊博忠勤教务为建立北欧、西欧的方济各会作出很大贡献。此书是他1245—1247 年作为教皇使节出使蒙古汗廷（出使经过见本书《中外关系》章）归来所写的报告分九章前八章分别记述蒙古的地理、人民、宗教、习俗、国家、战争、被征服国家、对付蒙古人的方法第九章叙述其往返路程和在蒙古宫廷的情况。这是欧洲人根据亲身见闻所写的关于蒙古的第一部详细报告同时人文森特（VinnettdeBauvais）的百科全书式名著《大鉴》（spenetbsp;majoris）第四部《史鉴》（specu1umhistoria1e）中收录了其部分内容。原书抄本传世者有五种。十六世纪以来出有多种刊本和译本重要者有1839 年达维扎克（d’avezac）的拉丁原文校订与法文译注合刊本（巴黎地理学会《旅行记与回忆录丛刊》）；19o3 年必兹里（c.R.Beaz1ey）的原文校订与英译合刊本；1929 年温加尔（p.a.yngaert）的原文校订本（《中国方济各会》sinineta第1 卷佛罗伦萨。最好的原文刊本）；193o 年里希（F.Risnetbsp;年道森（net）编《出使蒙古记》所收英译本；1957 年莎斯齐娜（Н.n.bsp; 年马列英maдeиh俄文译注的订正和补注）；1965 年贝凯（d.J.Becqet）与韩百诗（L.hambis）的法文译注本。此外普兰诺·卡尔平尼使团的随员波兰人本笃（Benedict）也著有一篇简短的出使记附录贵由汗致教皇信的拉丁译本达维扎克次将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此件抄本与前述《蒙古史》一起刊行。《东方行记》卢勃鲁克（gui11aume de Rubruquis）著有《东方行记》（Itinerariumad partes orienta1es）。作者出生于法国佛兰德尔之Rubruquis 村生卒年不详。他是法国国王圣路易身边的许多方济各会教士之一1248 年从圣路易东征（第7 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4）。1253 年奉命以传教士身份前往蒙古探明虚实。1255 年回到塞浦路斯圣路易已回法国大主教命他留在阿克尔（acre今以色列海法地）讲授神学将蒙古之行写成书面报告派人送呈国王。这篇很长的报告书（即《东方行记》）详细记述了其往返行程和所历各地山川湖泊、城郭以及蒙古、钦察阿兰、不里阿耳、畏兀儿、吐蕃、唐兀、契丹等各民族情况（他最早指出“大契丹”即中国的居民就是古代所称之seres 人）对蒙古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信仰、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记载得尤为详细特别是着重报告了拔都斡耳朵、蒙哥汗廷及蒙古国都哈剌和林的情况记载了所见所闻的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报告之末他要求到法国面见国王大概获得了准许因为不久后罗杰·培根（Roger Banet）在法国曾遇见他并听他谈了蒙古之行培根在其著名的《大著作》（pousmajus）地理门中大量收录了他的报告书内容。原书抄本现存者有五种相互差别不大应是同源。自1599 年哈克鲁特（R.hak1uyt）次刊布其部分内容（拉丁原文与英译）以来出了多种原文刊本和译本重要者有1839年巴黎地理学会《旅行记与回忆录丛刊》原文校本（最早的全文刊本）；19oo年柔克义（..Rockhi11）的英文译注本（含普兰诺·卡尔平尼行记的译注）；前述1929 年《中国方济各会》第1 卷所刊原文校本；1934 年里希的德译本；前述《出使蒙古记》中的英译本和莎斯齐娜俄文译注本（道森编的《出使蒙古记》有吕浦、周良霄的汉文译注本1983 年出版）。1985 年出版的克劳德与卡普勒（netekapp1er）法文译注本吸收了前人（主要是伯希和的《中亚与远东基督教徒研究》）的成果是最新、最好的译本。

《寰宇记》马可波罗（marnetbsp;po1o1254—1324）著有《寰宇记》（Le di- visamentdou monde）。马可波罗旅居中国达17 年游历了很多地方（详见本书《中外关系》章）1291 年从泉州启程回国1295 年返抵故里。次年他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被俘在热那亚狱中讲述其东方见闻同狱比萨人鲁思梯切诺（小说家）笔录成书1298 年完成。同年获释回家因其东方旅行经历和拥有巨大财富而声名显赫被称为“百万”（I1 mi1ione）。其书原稿使用法、意混合语写成（已佚）传抄中又出现拉丁语、意大利语及其他欧洲语译本现存各种文字抄本达数十种相互歧异甚多其中最接近原稿文字者为巴黎国立图书馆藏B.n.fr.1119 抄本最古老、最完整者为西班牙托莱多图书馆藏哲拉达（Ze1ada）拉丁文抄本。十五世纪以来出版的各种文字本子也数以百计最重要者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伦敦1871 年初版19o3 年戈迪埃改订本）；伯内德托（L.F.Benedetto）校订本（佛罗伦萨1928）；穆勒、伯希和合作完成的诸本集成、英译本（伦敦1938）。汉文译本有四种以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记》（据沙海昂法文译注本译出1936）最通行。1传教士书信1 本书多采用伯希和、穆勒英译本书名则仍沿用冯译本作《马可波罗行记》。来华方济各会教士书信（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先后奉教皇之命前来中国传教的孟特戈维诺、安德鲁、帕列格里纳都曾写信给本国教友报告其经历与见闻）是了解元代中国天主教会情况的最重要第一手资料。梵蒂冈和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这些书信的写本。方济各会史家瓦丁（L.adding1588-1657）现了这些书信编入其巨著《方济各会年鉴》；玉尔据瓦丁书译为英文收在所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书（1866 年初版第1 卷）中。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也收有这些书信的英文译本（据《中国方济各会》第1 卷所刊拉丁原文）。

鄂多立克、马黎诺里行记鄂多立克（odorinete1274 或1286—1331）著有《旅行记》。他出生于意大利弗留里省的pordenone年轻时即进入乌弟纳的方济各会僧院。大约于1314 年开始到东方游历传道先在亚美尼亚、波斯各地过了7 年1321 或1322 年由忽里模子乘船到达印度西海岸之塔纳（Tana元代译作靼拿）再到俱兰（今奎隆）乘船到马八儿由此渡洋东来经苏木都剌、爪哇、占城等国到达广州。他从广州到泉州由此北行经福州、杭州、金陵、扬州、临清等城到达大都。在大都居住了3 年然后由6路西行经东胜、甘肃诸地取道波斯北境（原木剌夷国）回到故乡。133o 年5 月他在帕度亚（padua）口述旅行经历和见闻由教友威廉（ap; ofso1agna）用质朴的拉丁文笔录下来。此书有很多种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抄本传世。十六世纪以来出了多种刊本最好的是1928 年出的《中国方济各会》版拉丁文校订本。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收在《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初版第一卷1866）戈迪埃的法文译注本（巴黎1891）。清光绪十五年（1889）留学意大利的郭栋臣将鄂多立克旅行记译为汉文并加注释刊于武昌名《真福和德里传》后香港《公教报》重印其译文。最近何高济根据玉尔译本译成汉文（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

马黎诺里（giovanni da marigno11i）著有《东游回忆录》。他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贵族世家生卒年不详。为当地圣克鲁契（ santanetbsp; 年奉教皇本笃十二世之命出使元朝（见本书《中外关系》章）1353 年回到阿维尼翁向教皇（英诺森六世）呈递了元顺帝的书信。1354 年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南部小城比西纳诺（Bisignano）的主教。同年他受到前来意大利接受教皇加冕的德皇卡尔四世的赏识被聘为皇家牧师遂从皇帝至布拉格奉命重修《波希米亚编年史》。次年在编撰此书第一部“世界史”开头部分世界创造之后讲到伊甸乐园随即插入了他本人的奉使元朝回忆录记述其往返行程和所历各地见闻。其中关于阿力麻里基督教情况他在元廷受到的接待和汗八里（大都）基督教情况“蛮子”（江南）地区和刺桐城（泉州）情况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此书仅有一种完全的古抄本（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传世藏于布拉格但在威尼斯另有一摘抄本（十五世纪）包含了其有关亚洲记述的所有最重要内容。182o 年德人梅纳特（J.g.meinert）次将马黎诺里的东方旅行记述辑录出来加以整理和注释刊于《波希米亚科学学会论文》第7 卷始显于世。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编入《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866 年初版第2 卷）张星烺从玉尔书中摘译了一部分编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其他资料在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档案以及中世纪各种史籍中还保留有大量蒙元史史料包括书信（如各国君主和教会有关蒙古问题的通信教皇致蒙古诸汗的书信和给来华教士的命令书底本蒙古方面来信的原文和译件来华教士写信给教友的书信）使者的报告和旅行记有关与蒙古通使和交涉的记载等。例如1245 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多明我会教士阿塞林（assnet）等出使波斯西境蒙古军统帅拜住营地西门在归来后著有题为《鞑靼人史》的报告书原书已佚幸而同时人文森特的《史鉴》收录了其大部分得以保留下来。伯希和所著《蒙古人和教廷》第二章对这份史料进行了精密研究；理查德（J.Richard）从《史鉴》中辑编出西门的《鞑靼人史》（simon de saint-Que-ntinhistoire des Tartares拉丁原文校订、注释《十字军史有关文献》Ⅶ巴黎1965）。1248 年法国国王圣路易派多明我会教士安德鲁（andre of Longjumeau）率领使团出使贵由汗廷庄维尔（Joinvi11e）的《圣路易传》和其他同时代史籍对此次出使有详细记载大量引述了安德鲁的出使报告。伯希和在《蒙古人与教廷》中也有一节专门研究这些重要史料。前已提及的温加尔神甫所编《中国方济各会》第1 卷除普兰诺·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外还收入了许多重要档案资料。伯希和在得到此书后进一步研究有关蒙元时期历史的拉丁文史料其成果《中亚与远东基督教徒研究》（遗著之一1973 年巴黎）旁征博引 包含有丰富的以前未曾被利用的原始资料。最近 哥肯扬（h.g.netey）将几种有关蒙古进兵东欧的拉丁文史料译为德文并加注释汇编为《蒙古风暴——目击者和同时代人的报告》（1985 年出版）其中包括大约1236—1237 年旅行到蒙古人统治区的玉连（Ju1ian）写给意大利佩鲁贾主教的信（这是欧洲人对蒙古西征的最早报导）、匈牙利一教区两位副监有关蒙古入侵的详细记载、匈牙利国王别剌四世、主教及贵族写给教皇等的书信。

第四节亚美尼亚文资料《海屯行记》系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hethum I 1224—1269 在位）赴蒙古朝见大汗的往返旅程记载。小亚美尼亚（西利西亚）是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基督教国家1244 年归附蒙古成为臣属国。1254 年春海屯一世遵从拔都之命亲身入朝蒙古大汗。他与随臣经大亚美尼亚、谷儿只境过高加索山5 月至拔都营帐（伏尔加河下游）谒见然后渡扎牙黑河（今乌拉尔河）东行9 月到达蒙哥汗廷（哈剌和林）朝见、贡献得到蒙哥颁赐的庇护诏书；11月离汗廷西还经畏兀儿、河中地区、波斯北境、阿塞拜疆和大亚美尼亚行程8 个月回到本国。这篇《行记》收录在其随员、历史家乞剌可思·刚扎克（kirakos of gandjak12o1—1272）所著的《亚美尼亚史》中因记载行程尤其是回途所经各地地名甚详作为十三世纪东西交通和中亚地理的重要资料早就受到学者的注意先后被译成俄、法、英、德各种文字。以前布莱资奈德（e.Bretsneteider）的英文译注（收在《中世纪研究》第1卷191o）最通用有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收）、唐长孺（《海桑东游录》载《国学论衡》1935 年）汉译本。1964 年波义耳（J.Boy1e）在《中亚杂志》表的英文译注利用了1961 年出的乞剌可思《亚美尼亚史》原文精校本并吸收了巴托尔德、伯希和、米诺尔斯基、哈密尔顿等人的新研究成果是最佳译本（有何高济汉译本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亚美尼亚史》乞剌可思的《亚美尼亚史》是蒙古征服时代亚美尼亚历史家的多部同类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书中除收有上述《海屯行记》外还有得自亲身见闻（乞剌可思本人曾被蒙古人俘虏）的关于蒙古征服西亚史事以及蒙古人面貌、习惯、语言等多方面情况的珍贵记载。其他历史家如瓦尔丹（VardanVardapet12oo 或121o—约127o）、斯蒂潘（stephan orbe1ian）、森帕德（sem-pad of netetab1e）等人的亚美尼亚编年史著作也都含有不少有价值的蒙元史史料。都洛里埃（e.du1aurier）的《亚美尼亚史家所载之蒙古人》（《亚洲杂志》1858、186o）摘译乞剌可思、瓦尔丹书有关章节为法文；帕特卡诺夫（k.П.Пaтkahob）的《根据亚美尼亚史料的蒙古史》（Ⅰ218731874）摘译乞剌可思、瓦尔丹、斯蒂潘书中有关部分为俄文；a.Г.Гaлcтяh从十几种十三到十四世纪亚美尼亚编年史及其他文献手稿中辑录有关资料译为俄文编成《关于蒙古人的亚美尼亚史料》（1962莫斯科）。

《引弓民族史》另一种重要的亚美尼亚文史料是格里哥尔·阿堪赤（gri-gor ofakanc125o—1335）的《引弓民族史》。帕特卡诺夫于187o 至1871 年出版了此书的原文刊本和俄文译注本题为《僧侣马迦基的蒙古史》但根据的是一种很晚的有破损的手抄本。晚近布雷克（ R.p.B1ake）与弗莱（R.n.Frye）利用耶路撒冷亚美尼亚修道院收藏的更好的古手稿（写于1271年有187o 年刊本）为底本进行校订出了新的原文与英文译注合璧本（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9）。据其考订此书著者并非马迦基而是格里哥尔；他不是蒙古征服事件的目击者其书主要取材于著名亚美尼亚长老、史家瓦纳堪（Vanakan Vardapet乞剌可思和瓦尔丹的老师曾被蒙古人俘虏）的一部已佚历史著作并加进了他自己掌握的资料。书中着重记述了蒙古西征军统帅绰儿马罕、拜住和伊利汗旭烈兀、阿八哈对西亚各国的征服和统治尤详于谷儿只、小亚美尼亚史事迄于海屯一世去世（1271）和其子列昂三世（Leon 31269 年奉阿八哈汗之命嗣父位）在位初年。《东方史精华》历史家海屯（hethum patmich）著有《东方史精华》（LesF1eurs deshistoire de 1a terre d’orient）。海屯是小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之侄格里哥斯（grig os）公国王公13o5 年向国王海屯二世交还封国出家至塞浦路斯为僧。不久赴法国阿维尼翁晋见教皇教皇克力门五世授以普瓦提埃（poitier在法国西部）修道院13o8 年于此去世。其书系13o7 年著成于普瓦提埃（以法语口授）分6o 章包含亚洲诸国志、蒙古诸汗史、圣地及东方基督教情况三部分对蒙古与小亚美尼亚关系记载尤详。有多种法文、拉丁文抄本。玉尔曾摘译其第一部分中的“中国”章为英文编入《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刊本有19o6 年巴黎出版的《十字军历史家丛刊（亚美尼亚文献2）》本。

第五节叙利亚文史料《东方总主教雅八剌哈与巡视总监列班扫马传》十四世纪前期一位佚名聂思脱里派教士所著。列班扫马（ Rabbansama123o-1294）大都人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大约在1275 年与其弟子、东胜洲人马忽思（marqos1245-1317）决意同赴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循6路西行至蔑剌哈城（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谒见了正在该城的聂思脱里教会总主教马儿·腆合得到他的谕令参观了报达（巴格达）和西亚许多地方的修道院与先贤圣迹但因伊利汗国与马木鲁克王朝的敌对关系未能去耶路撒冷。马儿·腆合授马忽思为“契丹”与汪古教区主教（易名雅八剌哈yahbh a11aha）列班扫马为巡视总监命他们东归主持教务但由于中亚有战事而中途折回。1281 年马儿·腆合亡故马忽思被选为总主教（称雅八剌哈三世）他一直得到伊利汗的优遇在聂思脱里教会事业中挥了特殊作用。列班扫马于1287—1288 年奉阿鲁浑汗之命出使拜占廷（君士坦丁堡）、罗马教廷、法国（巴黎）和英国（至当时英王爱德华驻地、法国西部之波尔多）；从欧洲归来后先后主管桃里寺（Tabriz伊利汗国都今大不里士）、蔑剌哈教堂1293 年至报达辅助总主教。此书佚名作者应是雅八剌哈身边的亲信教士所撰“雅八剌哈三世传记”叙事甚详；其述他们师徒二人由大都至西域各地的旅行经历和列班扫马的欧洲之行出自列班扫马的旅行记（由波斯文节译为叙利亚文）。第一个原文刊本是1888年由贝占神父（ p.Bedian ） 在巴黎出版的； 1895 年法国学者夏博（J.B.chabot）出了法文译注本。同年贝占得到更好的抄本又出了第二版（修订本）；1928 年出的布治（e.a.Budge）英译本系据贝占修订本与其他抄本校勘后译成题为《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有一篇很长的绪言引用其他史料（如把·赫卜烈思《教会编年史》关于两位僧侣系奉忽必烈之命西来朝圣的记载）对本书内容作了扼要考述并略叙东方聂思脱里教派情况但译文无注释。1958 年又有彼古列夫斯卡娅（Н.В.Пигyлebnetbsp; 《叙利亚编年史》与《教会编年史》把·赫卜烈思（Bar hebraeus1226-1286）著有《叙利亚编年史》和《教会编年史》。把·赫卜烈思阿拉伯语名阿布·法剌兹（gregory abu’1-Faraj）犹太人出生于马拉提亚（在今土耳其东部）。父为医生1243年曾服务于一蒙古将领次年举家迁居安条克。把·赫卜烈思17 岁为修士历任阿勒颇等地雅各派主教126o 年以后在伊利汗国从事宗教活动升任总主教（maphrian）并成为伊利汗宫廷医生。他学识渊博精通叙利亚、阿拉伯、希伯来诸语及科学、文学各科知识有著作三十余部最有名的就是这两部历史著作。《叙利亚编年史》叙述从创世迄于当代的政治史包括蒙古诸汗史；有关蒙古的记载除利用同时代波斯、阿拉伯史料外多基于亲身见闻十分可贵。《教会编年史》主要记述安条克及东叙利亚教会、雅各派、聂思脱里派的历史也有不少有关蒙古的珍贵史料。前者有1789 年出的叙利亚原文与拉丁文译本（莱比锡）1932 年出的布治英译本（含原文题为《格里哥里·阿布·法剌兹编年史》伦敦）；后者有1872—1877 年出的原文与拉丁文译本（鲁文）。

第六节俄、日文资料俄文资料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对俄罗斯各公国的征服和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统治在当时俄罗斯各公国、各城市的编年史著作中留下了大量记载。记载较多者有《诺甫哥罗德编年史》、《拉甫连齐耶夫编年史》、《伊帕齐耶夫编年史》、《尼康诺夫编年史》、《罗戈日编年史》等。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俄国6续出版《俄罗斯编年史全集》（Пoлhoe netbsp;pynetbsp;лeтoпиceй）卷帙浩繁检索颇难。尼柯拉叶甫娜（m.Т.Ниkoлaebha）编集了一部《十二—十四世纪俄罗斯编年史故事》（莫斯科1968）摘录蒙古统治时代主要史料译为新俄文并加注释便于参阅。

日文资料元代为日本的镰仓幕府（1192—1333）中后期和南北朝（1336—1392）

前期这个时期的日本史籍十分丰富包括朝廷、幕府和诸家贵族的记录、寺院文书、地方史志、僧传及高僧著作、私家著述等许多类。有关元朝与日本外交、战争及民间交往的记载散见于各类史籍中。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集的《大日本史料》第四编和第五编是镰仓时代史料第六编是南北朝时代史料用编年体逐年辑录注明出处便于查检。

至元十一年（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和十八年（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的两次元朝侵日战争是元代中日关系史中最重大的事件。日本方面的主要史料有《八幡愚童记》、日澄的《日莲圣人注画赞》和竹崎季长的《蒙古袭来绘词》。文永、弘安两役期间京都石清水八幡社举行诵坐祈祷祈求保佑战胜来犯之敌《八幡愚童记》旨在记载此事以说明祈禳之功。此书著成于弘安之役不久主要利用从战地送达京都的战情报告详细记述了两次战役的经过史料价值很高唯作者居于京都不谙九州地理常有讹误。《日莲圣人注画赞》第五篇《蒙古来》内容与前书大略相同而较简约其资料来源也是送到京都的报告文书。竹崎季长（竹崎五郎兵卫尉）是肥后国御家人文永、弘安两役中战功卓著的武将为传扬其功勋令画家土佐长隆父子二人作战况图卷自撰词文记其亲身参加的历次战斗始末地点、战况均翔实可信无疑是元代中日战争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图中对元军将卒、战船、服饰、兵仗、战法等都有生动描绘尤为可贵。明治二十四年（1891）山田安荣搜集有关文永、弘安两役的文书、日记、朝野记录等各类史料编成《伏敌篇》两册甚便参阅。

僧人语录、诗文集和传记中包含了大量元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由于来元日僧和赴日元僧基本上都是搭乘商船来往的他们的记录就反映了当时中日间贸易之繁盛。至于这些记录在反映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史料价值那更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章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第一节明代的元史著述据《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明人的元史著述有二三十种但多半不传。洪武初年设局纂修的《元史》由于仓促成书缺漏、谬误甚多刊行后不久曾参与史局的朱右就另撰《元史补遗》12 卷惜其书佚。洪武二十三年解缙因代人草疏为被处死的李善长讼冤而遭解职朱元璋令他居家著述十年后解缙致书董伦言及此事谓“《元史》舛误承命改修及踵成《宋书》删定《礼经》凡例皆已留中。奉亲之暇杜门纂述渐有次第”1。据此知解缙曾奉旨改修《元史》并已进行了一部分但似乎没有完成其稿亦失传。永乐初胡粹中（名由以字行）撰成《元史续编》16卷据称他“以《元史》详于世祖以前攻战之事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顺帝时事亦多缺漏乃作此以综其要”2。其书用编年体全仿《通鉴纲目》体裁大书提要小字分注间附议论起世祖至元十三年迄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实际上是续明初陈桱的《通鉴续编》不能称续《元史》。资料基本上取自《元史》增益甚少议论每多迂腐价值不高。现存有永乐间刊本及诸抄本四库全书本。成化间商辂等编《续资治通鉴纲目》元代部分即以此书为本。其后薛应旂、王宗沐各编有《宋元资治通鉴》所采之书甚少尤略于辽、金、元仅备一体裁而已；其他如王洙《宋元史质》、周复浚《元史弼违》等书皆无足取。唯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立题颇当能综括有元一代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重大事件不失为初学者有用的参考书；取材虽大体不出《元史》但也略有补充如《治河》篇全文收录了欧阳玄的《至正河防记》《律令之定》篇摘录了郑介夫的奏议。此外冯从吾著《元儒考略》4 卷以《元史·儒学传》为主兼采志乘资料附益之略具一代学术专史梗概有一定参考价值清初全祖望续纂《宋元学案》时当利用了此书。王光鲁编《元史备忘录》分谱系、氏族（转录自《辍耕录》）、诸臣、重名、俚名诸篇。其“诸臣”篇将《元史》所载蒙古、色目重要人物（杂入耶律楚材等数名汉人）按仕历时间先后编为名单分列于诸帝之下（自“太祖诸臣”至“顺帝诸臣”）再分为创业、守成、推戴、文翰、奸臣、反臣等类名下各略举主要事迹。这种分类方法后为清代史家采用。元代蒙古、色目人同名者颇多此书“重名”篇一一辑出注明其身份为清代汪辉祖编《三史同名录》所取法。

总的说来明代的元史著述成就不大因为《元史》是本朝太祖诏修的官史明人虽然不甚满意也不敢多加非议或立意重修受其拘限故难有1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2 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创新。入清以后学者不再有此顾忌对《元史》的阙失作了严厉批判。中国传统史学最重综纪一代的“正史”纰漏百出的《元史》实在不餍人望于是重修一部元代信史便成为史学家们努力的主要目标。

第二节清中叶以前的元史著述《元史类编》康熙间邵远平著成《元史类编》42 卷（1699 年进呈）。邵远平康熙三年进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曾参与纂修《一统志》。其高祖邵经邦于明嘉靖间著有《宏简录》一书本意欲续郑樵《通志》而仅编成唐、宋、辽、金诸朝纪、传远平继高祖之业续编了元代纪、传故又称《续宏简录》。其书以《元史》为基础改编自谓曾兼采《元文类》、《经世大典》、《元典章》及元人文集以补其缺遗。卷一至十为本纪卷十一至四二为列传无表、志凡天文、地理、律历制度和诏令按年编入诸帝本纪故本纪特详；列传仿王光鲁《元史备忘录》之例分类并增补了十余人其中有赵天麟、郑介夫传分别收录了二人所上《太平策》的主要内容；正文之下酌加注语考订异同。不过邵氏并没有全面搜罗史料当时能见到的资料而他没有见到的还有很多其著书目的也仅在于续“祖录”而不是重修一部元史。此外清初学者孙承泽编有一部《元朝典故编年考》（1o 卷）将元代重要史事分年编次除《元史》外还采取文集、说部资料作了补充其第九卷收录了12 卷本《秘史》的末两卷（续集）总译指出这是蒙古人所编记可“补正史之所不载”。

钱大昕对元史学的贡献真正立意改造《元史》、重构新史的第一人是乾嘉学派代表人物、史学大师钱大昕。本书第十卷别有传。他学识渊博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建树对史学的贡献尤大而以元史研究的成就最为突出。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掘多种重要元史史料的价值都是经他慧眼现、表章而显于世。如《元朝秘史》明初即有刻本但一直没有受到史家的足够重视乾隆十三年（1748）万光泰曾据总译改编成《元秘史略》2 卷却谓其“文不雅驯好述委琐之事”将大量重要记载视为“荒诞”而删略。钱大昕得到了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15 卷本《秘史》抄本（洪业推测可能就是他本人抄出见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即据以补正《元史》屡屡引述在《跋元秘史》一文中指出：元初史事唯《秘史》所载得其实“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其必于此书折其衷欤。”对其重大史料价值作了高度评价。后他又得见明刻12 卷本著录于《元史·艺文志》并提出《秘史》可能就是元代内廷秘笈《脱必赤颜》之说。《长春真人西游记》收在《道藏》中知之者鲜。钱大昕在苏州担任紫阳书院院长（1788—18o4）期间乾隆五十九年（1794）到玄妙观阅读《道藏》现了这部重要史料立即借来抄出并写了一篇跋指出其“于西域道里风俗多可资考证者”从此这部长久湮没无闻的子部附庸之书才一跃成为史部的要籍先后有著名学者徐松、程同文、沈垚、洪钧、王国维等作了考释。《元典章》作为元政府的文书汇集史料价值之高无与伦比而四库馆臣竟谓其“多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瞀乱漫无端绪..不足以资考证”乃仅存目而不予收录可见时人对其重要性并无充分认识。钱大昕早已留意此书从友人处得到一抄本后即作跋绍介特引其中一“俗语”（硬译体）公文以证明其价值。据日人岛田翰《访余录》记载19o5—19o6 年他到江浙一带访书曾见到有钱大昕疏注的《元典章》抄本这些疏注写在书的“行间栏上”“多未之秘”可见钱氏对《元典章》曾做过仔细研究惜此本今已失传1。此外经他表彰而得到史家重视的还有《圣武亲征录》等史籍。广泛搜罗金石文字资料是钱大昕在掘元史史料方面特别值得称道的功绩。他搜集的元代金石资料达四百多件2为其中125 件撰写了跋文用金石文字与《元史》及其他文献记载相参证现了很多可以补充或订正《元史》的资料（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是《元史》的考订。《二十二史考异》1oo 卷是钱大昕的主要史学著作也是乾嘉学派代表性的考史名著其中考订《元史》（卷八六——一oo）占15 卷。后复得三十余条收入《诸史拾遗》卷五。他以多方面（音韵、金石、舆地、典制、历算）丰富的学识对原书逐卷审核或勘同、录异或纠谬、补缺所明者不胜枚举。此外他的《金石文跋尾》和另一名著《十驾斋养新录》中补正《元史》者也甚多。三是《元史稿》的编撰。重修一部元代信史是钱大昕的最终目标。他在《元史艺文志自记》中说任职翰林院时以《元史》“冗杂漏落潦草尤甚”拟仿范晔（著《后汉书》）、欧阳修（著《新唐书》、《新五代史》）之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二稿尚留箧中”。据其自编《年谱》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条下其曾孙庆曾的补记：“其余纪、传、表、志多已脱稿惜未编定。是年精力少差先以氏族、艺文二稿缮成清本。”可见他重修元史的工作已完成了大部分只是没有最后定稿这就是道光年间其侄孙钱师璟《钱氏艺文志》所著录的“《元史稿》百卷在金陵汪氏处”19o5 至19o6 年间岛田翰在江浙访书还见到过其“残本二十八巨册”（缺卷至卷二五）系“钱竹汀手稿本”。此后下落不明“或云..藏山东某氏家”1。传世者只有他生前定稿的《元史艺文志》（18o1 年刊）和《元史氏族表》（18o6 年刊）两篇。元代蒙古、色目氏族“考稽尤难”《辍耕录》之《氏族》篇所列蒙古72 种、色目31 种“见于史者仅十之三四而译字无正音记载互异”钱大昕博采正史、杂1 参见方诗铭等著《钱大昕》页12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2 见《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

1 见方诗铭等著《钱大昕》页127 引范希曾《南献遗征笺》。

史、碑刻、文集、题名录等资料审其异同其蒙古诸氏族主要根据《秘史》记载厘定由于他精音韵之学又懂蒙语族名、人名的勘同多数准确。在《史集·部族志》传入中国之前能有这样的成绩诚为难得。此外他还著有《元诗纪事》也已失传。

其他史家的著作同时代著名史家赵翼（1727—1814）的主要著作《二十二史札记》36 卷中第二九、三o两卷为元史札记。此书与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同为乾嘉史学的代表性名著但赵氏治史方法与钱、王不同。他自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考订”又认为不可据稗乘以驳正史之讹是以“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这种以本书证本书的方法用之于漏误特甚的《元史》虽然也能现一些问题（如相互歧异记载不实等）但就考订而言则显然很不足。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就是善于抓住一代重要的政事、制度及其特点运用归纳法将有关史料综合条贯列举多证加以阐明并作出评论所论述的都是元代“有关于治乱兴衰”的大事。故钱大昕誉之为“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

同时代史家考订《元史》者还有汪辉祖（173o—18o7）所著《辽金元三史同名录》4o 卷卷十六至三五为元史（又“总录”、“附录”4 卷收异史同名者亦多元人）以蒙古、色目及契丹、女真人名为主凡纪传表志所见同名（含异译者）悉予收录按韵部编次注明出处并加考证。他的更重要著作是《元史本证》5o 卷（18o1 年成书）因系尽据《元史》本书之文相互参证故名包括“证误”23 卷“证遗”13 卷“证名”14 卷。《元史》出于众手又草草交差未加互校审订自相歧异处甚多。作者对全书作了仔细校勘凡记载歧异者辨其正误本篇漏略者取散见他篇资料补之同名异译者一一辑出（如《同名录》例）共得三千数百条就校勘而言比钱大昕《考异》更加完备。但因《元史》本身疏漏太甚用“本证”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难免有许多失误、漏校之处。

嘉、道之际先后有祁韵士（1751—1815）著《皇朝藩部要略》（蒙古诸部）、《西陲总统事略》（述新疆诸部）徐松（1781—1848）著《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等书都涉及元代史事地理。徐松还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跋》考订所载金山以西地理；并拟重修元史但未成。与徐氏同时稍晚的大学者龚自珍（1792—1841）和沈壵（1795—184o）也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龚自珍通满、蒙、回、藏语曾撰《西域置行省议》并着手编撰《蒙古图志》已完成一半惜其手稿及所搜集资料并毁于火仅存拟进呈表和序文数篇。沈壵著有《新疆私议》、《西北地名杂考》、《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补徐松之未备）等文（均收入《落帆楼文集》）。他们开始摆脱乾嘉学派烦琐考据的局限重于经世致用尤为重要的是开启了晚清学界研究西北史地的风气对此后元史研究的展有很大影响。

第三节鸦片战争后的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边患日益严重遂有更多学者致力于边陲史地的研究期收经世致用之效。而要明确新疆、蒙古及其相邻境外诸地的沿革自以研究蒙元时代最重要如梁启所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间竞言训诂音韵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另一方面出于认识世界的迫切需要外国史地著作被译成汉文者逐渐增多中国学者从中了解到前人未详的元代西北宗藩国的历史并且知道域外还有许多元史史料可补中国史料之缺于是开始注意搜集和利用逐渐突破前人所受的局限把元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魏源与《元史新编》最早利用境外资料研究元史的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家魏源（1794—1857）。他与龚自珍同以讲求经世之学闻名并且也很注意研究西北史地在其名著《圣武记》中对新疆、蒙古给予了特别的重视。1841 年林则徐将自己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嘱托他扩充改编为《海国图志》。在编撰此书时他读了许多外国史地著作始“知元代西域远徼皆西北接鄂罗斯、西南连五印度与今西洋夷接壤”（《拟进呈&1t;元史新编表》）疆域甚广遂撰《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等文。鉴于旧《元史》的疏漏他在编成《海国图志》后就着手重修元史“采四库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参订旧史”西域事则补充以外国书中资料著成《元史新编》95 卷但未及完全定稿就去世了。后其族孙魏光焘觅得原稿托邹代过、欧阳俌校定到19o5 年才完成、刊行。其书本纪14 卷世祖以下袭用邵远平《元史类编》；志32 卷表7卷其中《艺文志》、《氏族表》全取钱大昕书；列传4o 卷按开国、世祖、中叶、元末四个时期人物主要事迹分类编次（如功臣、相臣、武臣、文臣等）并增立了《太祖平服各国》、《太宗宪宗平服各国》、《中统以来屡朝平服诸藩》诸传多叙漠北、西域史事以明元代疆域所至之广。其所补充外国资料主要在这些传中自谓“西北疆域颇如指掌”邹代过也盛赞其“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元史新编跋》）。其实魏源所见外国之书都是一般的史地著作（如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士《地理备考》）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不过他第一个突破中国史料的局限并创西北诸传其“开榛莽而启津途”之功仍不可没。

其他西北史地与元史学者的成就同时以精于西北史地之学著名的学者还有张穆（18o5—1849）和何秋涛（1824—1862）。张穆应祁巂藻之请复核其父祁韵士所著《皇朝藩部要略》觉得应有地志与之“相辅而行”遂著《蒙古游牧记》16 卷按蒙古各盟旗分述其山川、史迹其中涉及元代蒙古历史地理者甚多每有精辟的参证。书未及完稿而病卒由何秋涛整理、补充而成1859 年刊行。张穆还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元秘史》总译部分与他本校勘后刊入《连筠簃丛书》使之得以广泛流通。何秋涛亦究心时务以为俄罗斯地与我国北境相近和边防关系甚大而未有专书论述乃采官私载籍著《北徼汇编》初仅6 卷后复广泛搜罗有关俄罗斯和新疆、蒙古、东北三边区历史地理以及中俄交涉的史料和中外著述扩编为8o 卷1858 年进呈咸丰帝赐名《朔方备乘》。其中与元史有关者有历代北徼诸国、诸王、将帅传的元代部分和《元代北方疆域考》等多篇。何氏还在张穆协助下出了《圣武亲征录校正》。

张、何以后清末民国初从事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时称“道咸时学”）的学者更多他们中在元史方面贡献大者有李文田、洪钧、丁谦、柯劭忞、屠寄等。李文田（1834—1895）的主要著作是《元朝秘史注》15 卷（据《连筠簃丛书》本）利用了很多宋金元明史籍以及清人西北史地著述以考释史事、部族、地理、人物。由于所据的仅是不完全的总译李氏又不通蒙古、西域语言而颇多错误但在提供考证资料方面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作为第一部《秘史》注释1它在这部重要史籍的研究上占有一定地位。当时著名学者文廷式（1856—19o4）也很注意研究《秘史》他为李注书增补了许多有价值的眉注。李文田编撰的其他元史书有《西游录注》、《圣武亲征录校正》、《和林金石录》（据俄人拉德洛夫所编《蒙古古物图谱》录出）等。在他之后研究《秘史》的还有施世杰（著《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宝铨（著《元秘史李注补正》）、丁谦（下详）等人。

丁谦（1843—1919）是晚清著名的舆地学者尤精于西北历史地理研究。自汉至唐各史之西域传和历代西域纪行之书他都做了考证而特别着重于元代著有《元秘史地理考证》（附《元史》特薛禅、曷思麦里、郭宝玉诸传地理考证）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西使记》、《张德辉纪行》、《经世大典图》等书的地理考证并撰《元太祖成吉思汗编年大事记》、《元初漠北大势论》等文。他自谓其考证西域地理乃“合中西各史书参互推究”观其所撰元史诸篇“西史”、“西图”资料主要就是用了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和《中俄交界全图》。当时我国边疆图籍出了不少丁氏搜罗殆遍又得洪钧书译介之外国资料相参证因而能比前人有所进步。不过他涉及的范围太广又缺乏必要的语言学修养错误颇多。

1 岛田翰《访余录》称他曾见过黄丕烈所撰《元朝秘史疏证》其言似不可信。同时代对蒙元史有研究的著名学者还有沈曾植（185o—1922）和文廷式。他们都是光绪进士长于史学喜治元史和西北史地。沈曾植初任职刑部多年后任总理衙门章京。时俄人雅德林切夫、拉德洛夫现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元碑刻拉氏编为《蒙古古物图谱》4 册（1892—1899 年出版）驻华俄公使送了一部给总理衙门沈曾植为其中的阙特勤碑写了一篇跋文。他的蒙元史重要著作有《蒙古源流笺证》、《岛夷志略广证》（据新旧各图及中外学者著述考证南洋各地古今地名、航路）和《元秘史注》。文廷式任职翰林由编修升侍读学士。时《永乐大典》大部分尚存他从中抄辑出不少元代文献如《大元官制杂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等后被王国维刊入《广仓学宭丛书》中。沈、文都是维新人物拥护变法并曾赴日考察学术眼界也宽。文氏在日本结识了内藤虎次郎受其托抄录了一部《元朝秘史》寄给他那珂通世遂据以将汉字音译蒙文转译为日文。当时研究元史诸家中还有曾廉（1857—？）。他长期在家乡湖南邵阳教书思想极端保守反对戊戌变法。19o2 年客居贵州后从事于改编元史著成《元书》1o2 卷1911 年刊行另有《元史考证》4 卷。他虽取同乡先贤魏源的《元史新编》为蓝本而宗旨却与魏源以来诸家致力于广搜中外史料、考订史实以补正《元史》者全然不同自称欲继孔子作《春秋》之志申明纲常大义。其书主要依据《元史》作了大量删节仅少数重要儒臣列传及忠义、孝友、列女等传按其编纂宗旨增补了许多内容（如忠义由85 人增至16o 余人列女由1o7 人增至16o 余人）所议论亦多迂腐。此书无论在资料上和方法上都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在重修元史诸书中最无价值。

第四节清末民国初的三部元史著作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洪钧（1839—1893）同治七年（1868）状元官至内阁学士光绪十三年（1887）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十六年归国迁兵部左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出使前他已致力于元史和西北史地研究驻欧期间乃加意搜访外国资料。适其时欧洲蒙古史研究兴盛多桑《蒙古史》（法文）、哈木耳《金帐汗史》和《伊利汗史》（德文）、哀德蛮《史集·部族志》德文节译本和《不动摇的铁木真》（德文）、华而甫《蒙古人史》（德文）、贝勒津《史集·部族志》和《史集·成吉思汗纪》俄文译本、霍渥士《蒙古史》（英文）等名著先后出版获得如此丰富的珍贵资料使他欣喜异常遂假使馆译员之助译成中文“愈读西书而愈有兴味”于是在驻欧的后两年中即肆力著述撰为《元史译文证补》。归国后继续修订整理不幸未及全部定稿而病卒。临终前他将已定稿的清本托付沈曾植和6润庠而将稿本交其子洪洛保管。不久洪洛亦病故稿本散失。6润庠于光绪23 年（1897）将清本刊行目录上分3o 卷其中1o 卷有目无书当在散失之稿本中。本书第一卷《太祖本纪译证》上、下为全书主要部分约占四分之一正文为《史集》之《成吉思汗先世纪》与《成吉思汗纪》的详细节译并采同书《部族志》一些资料补入复据汉文史料及其他外国资料考释其部族、人物、史事、地理分注于正文之下。第二至二五卷（存15 卷）分别为《定宗宪宗本纪补异》、《后妃公主表补辑》以及术赤和拔都以下诸金帐汗、阿八哈以下四代伊利汗、阿里不哥、海都、哲别、西域（上、下述花剌子模及蒙古对该国的征服和统治）、报达、木剌夷补传主要取材于多桑书兼采中西史料补充编成仍夹注考证文字。第二六至三十卷（缺1 卷）为《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西域古地考》、《元世各教名考》和《旧唐书大食传考证》。洪钧本熟谙元史和西北史地又得见大量域外史料和俄人所绘较为精确的《亚洲俄罗斯及其邻地》图（他将此图译出改绘为《中俄交界全图》光绪十六年刊行）有同如鱼得水故多能前人之所未。但他所据贝勒津俄译《史集》有很多缺陷其余诸书皆后人著述加以译者缺乏专业修养故错误不少。尽管他的域外史料译述今天已经过时（有了更完整、更准确的译本）其考证文字则仍具有参考价值。

《元史译文证补》的面世使治元史的学者眼界大开宛若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于是洪钧开创的利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互补互证的方法成为我国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谈元史者几乎无人不称引“西史”大抵皆据洪书可见影响之大。

柯劭忞《新元史》柯劭忞（1848—1933）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任内外官职。尤喜治元史任职翰林时即从《永乐大典》中抄辑出很多元史资料自此不断搜集博访私家藏书及元碑拓片所得甚富多有稀见者复得洪钧书及其他东西学者著述遂决意重修元史。入民国后更专心著述1914 年起入清史馆任总纂、馆长仍继续编撰元史至192o 年成《新元史》257 卷含本纪26 卷表7 卷志7o 卷列传154 卷。次年大总统徐世昌（柯氏同年进士）颁令列为“正史”。《新元史》利用了明清以来诸家研究成果包括新出之屠寄的《蒙兀儿史记》被认为是集大成之作。此书以取材广泛、内容丰富著称尤其是列传部分比旧史增加了很多除根据《秘史》及“西书”资料增立者（如东西道诸王、初兴将帅、西域诸国等传）外主要是采录文集之碑传墓志和金石文字；诸志则采《元典章》及《经世大典》遗文作了许多补充。然而其于旧史所增删改动之处都不注明出处读者不知其所据为何以致惮于利用虽然后来刊行的他的遗著《新元史考证》中说明了所补资料来源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不足以弥补这一最大缺陷。所用外国资料除大部分采自洪书外还增加了一些新译的内容如洪书有目无文的《部族考》篇（当据俄译《史集·部族志》译编稿本佚亡）柯氏称他“据未译本辑补”收入《译史补》卷六但他所据的并非《史集》而是哀德蛮《不动摇的铁木真》一书之导论（根据《史集》及其他资料略述蒙古部族）其译名多有错误柯氏据以补缀新史之《氏族表》难免造成许多错误所以他的新译资料也难以完全凭信。此外译名混乱、考订不审之类问题甚至比旧史还多是以其书不足为据。

屠寄《蒙兀儿史记》屠寄（1856—1921）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二十一年奉命到黑龙江查办漠河金矿事后被留任黑龙江舆图局总办主持编绘《黑龙江舆地图》。早年他就曾用心研读过《元史》、《秘史》及其他蒙元史籍这时为研究黑省（当时省境包括呼伦贝尔地区）沿革更广泛地搜集有关史料和诸家著述并亲率属员进行实地测量“测绘所及”除黑省外还旁涉奉天、吉林、内外蒙古及俄境毗连之地因而对以前研究者不甚了然的蒙古初兴史事及东道诸王分封之地理有了更真切的认识益感《元史》之疏漏与前人研究之不足。在编绘黑龙江舆图的同时研究兴趣开始转向蒙元史。二十五年舆图告成并著《黑龙江水道记》等书。在此期间还撰有《元秘史地理今释》、《元秘史注》（稿本在南归途中遭劫失落）自谓略胜前贤。二十六年因俄人入侵绕道蒙古南归沿途仍留意考察地理风俗。后相继担任京师大学堂正教习、奉天大学堂总教习、淳安知县等职公务之暇肆力编撰《蒙兀儿史记》。1913 年辞武进县知事职“自是一意著述朝夕寝馈于蒙兀儿史者前后凡五年”1。从1911 年起先后三次将先写成部分在常州自家刻印并继续撰写、修订全书未完成而病卒。其子孝宦将已刊及未刊稿本汇总整理于1934 年刊行共28 册16o 卷含本纪18列传129表12志1。内14 卷有目无文包括初刻本已有的两篇列传；另据屠寄后人所藏稿本尚有已写成的4o 篇列传未刊入2。《蒙兀儿史记》的优点一是广泛利用中外史料和前人研究著述增述了大量旧史所缺内容除对旧史纪传表志作了很多补充外还增立列传四百余人及西域诸国传、蒙古色目氏族表。其外国资料除采洪钧书外还用了多桑《蒙古吏》“原书”、美国学者乞米亚可丁（Jeremiah net）的三部著作——《蒙古人史》、《俄国的蒙古人》和《南西伯利亚旅程》俄人所著《蒙古泉谱》、《马可波罗行记》、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等等；二是对史料和前人著述进行了仔细考订择善而从订正了旧史及前人著作中的许多错误；三是增订内容皆注明出处对资料的取舍、考订皆说明根据使读者得以审辨、复核；四是统一译名这是治元史最难之事屠寄所用的译名（主要用《秘史》）及其勘同虽不尽妥当但颇能自成体系其失误之处因注有出处亦便于读者审订。屠寄本人不通外文所用外国资料除洪钧书外都是靠朋友（如周秉清为他译述多桑书）和儿子（孝实译乞米亚可丁书孝宦译英人新著《史家之历史》等）为之翻译这些资料多非原始史料而是出于后人著述本身就有不少讹误而译者又非元史专家难免错上加错故多有不确切之处。屠寄缺乏科学的语言学修养在非汉语名词对音勘同上错误颇多如以“主因”为“朱邪”、“斡脱”即“犹太”之类。有不少考证不够严谨牵强武断如误从《蒙古源流》成吉思汗祖先来自吐蕃之说而断定《秘史》所载腾汲思海即青海湖之类。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如同洪钧一样主要是受时代的局限所致）《蒙兀儿史记》仍是重修元史诸书中最好的一部。

1 见其子屠孝实等撰：《先君敬山先生年谱》。

2 参见余大钧：《论屠寄的&1t;蒙兀儿史记》《元史论丛》第3 辑。

第五章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第一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在元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洪钧、柯劭忞、屠寄诸家的元史研究固然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但他们受时代和自身条件的局限语言工具和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缺陷与当时外国东方学家的蒙元史研究相比显然落后了一段距离。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仍未能跳出旧史学的窠臼。民国初年以来在西方汉学的影响下研究元史的学者遂另辟蹊径采用新方法进行专题的深入研究突破了数百年来补缀或重修《元史》的老路。开辟新路径的是史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陈垣（188o—1971）和陈寅恪（189o—1969）。他们都通晓外文兼精中西之学；他们在蒙元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标志着我国这一学科的展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王国维1898 至19oo 年在沪工作期间入东文学社攻习英、日文和哲学等科是为“治新学之始”。19o1 年以老师藤田丰八和罗振玉之介助赴日留学旋因病归。他初治西洋哲学19o6 年后改治文学史尤倾心于古典戏曲研究。其名著《宋元戏曲考》（1912）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书中对元杂剧和南戏的渊源、时代与作者、结构、文采等诸方面作了精辟的考述也可以说是他有关元史的第一部论著。1911 年他随罗振玉流亡日本（1916 年回国）自此转向经史和古文字研究。承晚清西北舆地之学的余绪王国维也十分重视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善于利用考古现新资料借鉴外国东方学家成果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使他的成就大大过了前辈。他还将徐松、文廷式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元《经世大典》遗文《大元马政记》等六种（各一卷）以及出自元刊本的元《秘书监志》（11 卷）抄本编刊入《广仓学宭丛书》（1916）。1925 年王国维受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后专注于蒙元史研究短短两年多出了大量卓越成果。论文有《鞑靼考》、《萌古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黑东子室韦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界壕考》、《蒙古札记》等还撰有《耶律文正公年谱》以及多种元代史籍的序跋。其《鞑靼考》依据对宋辽金和蒙古史籍记载的对比分析与地理考证精辟地论证了辽金史所载之“阻卜”即是鞑靼。《萌古考》一文广泛搜集汉、蒙文和域外史料对唐代至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部落晦暗不明的历史活动作了考述指出蒙古部（唐蒙兀室韦）早先所居之地望建河即额尔古纳河《金史》于用兵蒙古事多所忌讳而所征之广吉剌、合底忻、山只昆实皆蒙古部落（弘吉剌、合答斤、散只兀）。《黑车子室韦考》论证此为室韦一部之名即唐之和解室韦并考述了此部于唐末叶南迁的史实。金朝为防御北方诸游牧属部而修筑的界壕边堡曾在蒙金关系和蒙古兴起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蒙古地区的重要历史遗迹。《金界壕考》最早全面研究了其修筑过程、各段走向以及沿线边堡军镇和部族的地理方位为后来的考古和历史地理研究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证此名应即金朝的乣军列举大量资料对金元之际乣军的情况和“乣”字的读音作了缜密的分析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国维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用很多精力从事校勘、注释完成了《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刘祁北使记注》、《刘郁西使记校注》等多种不仅为后学者提供了这些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而且对诸书所载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风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释。如考定《蒙鞑备录》作者应为赵珙而非原题之孟珙《亲征录》载西征事系年皆晚一年辨明屠寄以《西游记》所载宣差阿里鲜即札八儿火者之误考证鱼儿滦即达里泊浑独剌河（土拉河）西之契丹故城（在喀鲁哈河东）应即辽代之镇州可敦城以及关于窝鲁朵城（古回鹘城即哈剌八剌哈孙）、鳖思马（别失八里）城及其东之三小城、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即《西游记》之大石林牙）的考证等等精采之处不一而足。这些史籍校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上述论文同为对元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此外他还有二十多种有关蒙元史的未完成遗稿和古籍校、批。若不是昆明湖水过早淹没了这位旷世学术巨子其嘉惠于后学者必将更多。1陈垣早年就具有深厚的史学根柢1913 年入京从政后利用北京藏书丰富的条件阅读益广且见政局日益混乱乃渐潜心于治学和任教自1922年出任北大研究所国学导师和京师图书馆馆长后一直在北京著名大学工作。1917 年他准备撰著一部中国基督教史先研究的课题便是当时国人还不甚明了的元代也里可温1完成了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此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广泛搜集有关汉文资料分15 章作了全面的考述正确指出也里可温是“元时基督教之通称”。文章表后当即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此后他在宗教史、元史、历史年代学、校勘学等方面连续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1924 年完成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31 年完成的《沈刻元典章校补》和《校补释例》1933 年完成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以及《十四世纪南俄人之汉文学》（1927）、《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1929）、《马定先生在内蒙见之残碑》（英文1938）等。长达十万言的《华化考》对这一元史上极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课题作了充分研究旁搜博引正史、文集、笔记、碑刻等书近2oo 种“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陈寅恪序中语）至今仍是元史研究者必读的参考书。《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考察了《秘史》的版本源流和汉字音写及汉译年代以细密的方法分析了其译音用字规律是《秘史》1 参见余大钧：《从王国维的蒙古史研究论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基本特点》《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

1 国外学者卡法罗夫（巴拉弟神甫）、伯希和、穆勒对此也先后作过一些研究。研究的重要文献。他以1925 年从清宫现的元刻本《元典章》校补错漏甚多的沈家本刻本（19o8）计达一万二千多条其校勘极为精细为研究者提供了这部重要史料的较完善本子。他的另一部名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利用大量文献、碑刻资料对金元之际北方全真、大道、太一三派道教作了全面考察揭示了其思想、宗旨和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影响。

陈寅恪自幼就接受中、西学教育（其祖父是清季以推行新政、新学著称的陈宝箴）191o 年起留学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佛大学等欧美著名学府达十余年专攻比较语言学和佛学；1925 年起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文史哲三系教授并曾兼职于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解放后一直执教于中山大学。他通晓梵文、中亚古文字和多种东西方语文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学、古代语言与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大贡献。其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论文作于193o 至1931 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旁征博引大量汉、藏、蒙文资料相考证纯熟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考释甚多明。其中《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考定蒙文名Turmegei 即灵州Temegetu 为榆林Irghai 为宁夏（今银川）订正了前人的误说；《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考察了蒙古先世历史传说的演变及其来源揭示出其“逐层向上增建之历史”的实质。此外他的《元代汉人译名考》（1929）一文根据《至元译语》所载并取波斯文《史集》、蒙文《秘史》和其他汉文资料为证充分证明元代蒙古人称汉人为“札忽歹”。陈寅恪的蒙元史著述虽少但已足以作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始进入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和运用新方法为特征的新时期的标志。

同时代学者张星烺（1888—1951）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他曾留学美国、德国。1913 年开始翻译玉尔的英文译注本《马可波罗行记》1923年表了《导言》部分1929 年出版了译本第一册（原书第一卷的大半）但此后未再续出；1937 年又出版了他据Benedetto 意文本的英译本重译的行记全文（书名《马哥孛罗游记》）。还撰有《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的记载》（载《燕京学报》1928）。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 册（193o）分载历代中国与欧洲、非洲、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伊朗、中亚、印度之交往其中元代部分占有较大比例。此书汉文资料搜罗甚广外国资料则主要取材于玉尔的《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8 年戈狄埃增订本）等书玉尔书中所辑资料及其考释大部分都被译出编入甚便读者唯考证颇多失当。岑仲勉（1886—1961）受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从事这方面研究著述甚富。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史札记》、《再谈钦察》、《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等多篇。冯承钧（1887—1946）从二十年代起致力于法国汉学家著作的翻译和中西交通史、蒙元史研究二十多年中所译名家专著、论文近百种（其中尤以伯希和的著述为多）多是学术价值很高、专业性极强的研究文献。其译名和考证文字的准确译述需要有多方面丰富的专业知识决非译书匠所能办到。可以说他的译著（还加有不少补充、订正）本身就是一种专门家的研究工作对我国学术的进步贡献甚大。他在蒙元史方面的译著有《多桑蒙古史》（1936 年）、沙海昂译注本《马可波罗行记》（1936）伯希和的多篇文章以及格鲁赛《极东史》中的蒙古部分（译本名《蒙古史略》）、布哇的《帖木儿帝国》等。此外还翻译了伯希和的名著《蒙古与教廷》。他自己编著的蒙元史书有《元代白话碑》和《成吉思汗传》并表有《辽金北边部族考》、《元代的几个南家台》、《评元秘史译字用音考》等论文。所译论文后汇编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册1957 年又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

第二节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在元史研究上的贡献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三位大师的研究范围都很广蒙元史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从事的时间都不长。在他们奠定的基础上三十年代崛起的一批以蒙元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把我国的蒙元史学科推进到新的高度。其中最著名、对以后的蒙元史学界影响最大者有姚从吾（1894—197o）、韩儒林（19o3—1983）、翁独健（19o6—1986）和邵循正（19o9—1972）等。姚从吾于1922 至1934 年留德期间（除1929 至1931 年在波恩大学工作外均在柏林大学）曾从汉学家傅朗克、蒙古学家海尼士等学习并钻研名史家兰克等人的著作深受兰克治史方法的影响。此时他就开始了蒙元史研究译出柯劳斯的《蒙古史凡》（载《辅仁学志》1929）撰《金元两代史源的研究》（载asia major1933）。归国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49 年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并创办辽金元史研究室开创了台湾地区的蒙元史研究造就了不少人才贡献甚大。他毕生锲而不舍地在辽金元史的广阔领域中耕耘著述宏富。其蒙元史著述有《辽金元史讲义·元朝史》（《全集》第四集）及专题论文数十篇（收入1959 年自编之《东北史论丛》及后来门人所编《全集》第五、六、七集）。专题论文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蒙古人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如《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代蒙古人的军事组织与游猎文化》《说元朝秘史中的篾儿干》《旧元史中达鲁花赤初期本义为“宣差”说》《说蒙古秘史中的推选可汗与选立太子》等多篇；一类是蒙古统治中原的政策演变和汉人的因应态度如《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忽必烈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成吉思汗信任丘处机及此事对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忽必烈汗与蒙哥汗治理汉地的歧见》《元世祖崇行孔学的成功与所遭遇的困难》《元好问上耶律楚材书与其中五十四人行事考》等多篇。蒙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与札奇斯钦合作完成的《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这是第一部我国学者据汉字音写蒙文译成汉文的全译本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还出版了《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和《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并收入《全集》）。无论《讲义》或专题论文都贯穿着他重视史料批判的治学方法从文献资料的分析入手与史事的考述紧密结合起来列举多证以阐明一事一理头绪清楚。他对历史上中原汉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文汇融合有独到见解提出“国史扩大绵延观”1这与他兼治辽金元三史显然有很大关系。

韩儒林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得到陈垣、陈寅恪教授的指点开始研读外1 参见萧启庆：《姚从吾教授对辽金元史研究的贡献》《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用比较语言方法考释西北史地的成就所吸引。1933 年赴欧留学先后就读于比利时鲁文大学、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从伯希和、海尼士等进修蒙古史、中亚史并学习拉丁、波斯、蒙、藏、突厥等各种语言文字。其间他着重研究唐代突厥文诸碑相继完成了《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的译释和《暾欲谷碑》的翻译。1936 年回国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1949 年改南京大学）。194o 至1943 年间在抗战后方的艰难条件下表学术论文达二十多篇多半是蒙元史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文章。他在194o 年写的《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指出元史史料中人、地、部族、制度等名称有待考证者甚多。洪钧、柯劭忞、屠寄诸家虽然融合中西史料改编元史使元史学面目一新但他们所用的域外史料都是假手他人从西方学者的译文和著述中转译而来。重要的域外元史史料多为波斯、阿拉伯文字形与音点最易讹错如果不用其他史料（主要是汉文史料）与之比勘则各类名称很难定其写读。西人译文中未经考订随意译写的错误很多依赖重译必然跟着出错（还加上原译不误而译人不懂专业致误者）。因此他主张“必须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汉文史料作比较之研究”相互订正、明始可扫除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中的大量谬误。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二则》（《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雪尼惕与合卜秃儿合思的译名）等篇就是采用《史集》波斯原文与汉文史料“直接互校”的方法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进行考释订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讹误。关于十三翼组成及蒙古氏族《史集》的记载远详于汉文史料但贝勒津、哀德蛮之刊、译本中部名、人名每有舛误洪钧重译舛误更多韩文据波、汉、蒙文史料一一勘同。《蒙古答剌罕考》一文追溯此号源于柔然而为突厥人袭用考证蒙古答剌罕之号最初系授予对大汗及其子孙有救命之恩者并考察了其享有的种种特权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演变。《蒙古的名称》一文将唐代以来此名的二十多种异译分为五组分析了不同译写的音值及其语言来源指出“蒙古”一名是根据女真语译写来的。《爱薛之再探讨》一文主要利用前人未能辨认而被忽视的《牧庵集》中爱薛一家追封制将四库馆臣改译的名字一一复原据以考证其世系行实覆补缺者甚多。其名物制度考证之精当多类此。五十年代以后韩儒林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培养人才和科研组织工作1956 年创立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977 年创办了《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o 年起组织了中国元史研究会并任会长。期间仍著述不辍先后撰有《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勘同》多篇论文主持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图幅的编绘和两卷本《元朝史》的编纂。1982 年出版了自编论文集《穹庐集》；1988 年出版了由其门人整理的《韩儒林文集》。

翁独健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即受洪业、陈垣教授的影响开始研究元史1932 年完成学士论文《元田制考》；继入同校研究院1935 年提交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对前代著述中的疏误补正甚多；同年赴哈佛大学留学1938 年以《爱薛传研究》获哈佛博士学位。此文充分利用中外史料周密地研究了爱薛的家世、生平其在蒙元朝廷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此后他转到巴黎大学就教于伯希和进一步学习了从事蒙元史研究必须的各种语言文字和方法。1939 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燕京大学。这期间他表的重要论文有：《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通过缜密的考证订正柯劭忞、屠寄二书谬误达十余处；《斡脱杂考》对元代史料中所见“斡脱”一词的用法作了全面研究指出除少数情况下用于译写ordu（斡耳朵）和otok（又译月脱意为进酒元代汉译“喝盏”）外斡脱系指元代的官商此词源于突厥语ortaq（意为合伙）所谓“斡脱钱”即斡脱们营运的官本钱债从而纠正了洪钧以来诸家以斡脱为犹太的误解；《元典章译语集释》列举职官制度译名33 个考释了达鲁花赤、札鲁忽赤、怯里马赤、必阇赤、怯薛等名称；《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考察了从成吉思汗建国至元朝灭亡的法典编纂和颁行过程及其历史背景。解放后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领导工作晚年起成立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元史研究会并被选为会长、副会长为培养人才、组织和指导我国民族史、蒙元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他主持并亲自参与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多种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元史》的点校、《蒙古族简史》的编写和波斯史料的汉译。

邵循正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近代史时受陈寅恪指教和影响开始钻研蒙元史。1934 年赴欧留学先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从伯希和专攻蒙古史并学习波斯文及其他东方语文继转入柏林大学继续研究。193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1952 年转入北京大学。留学期间他就着手搜集和研读波斯文蒙古史料回国后不久即表了《元史、拉施特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直接用《史集》（B1onetbsp;刊本）、《贵显世系》（写本）原文与《元史》比勘互证互补是为继陈寅恪之后我国学者直接利用波斯文史料研究元史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另一篇论文《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也是用波斯文与汉文史料比较研究的方法写成。其后他从事于《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据B1onetbsp; 年在《清华学报》表了《剌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其余《蒙哥汗纪》、《忽必烈汗纪》（下）和《铁木耳合罕本纪》的译释生前未曾刊布后由其门人整理这部分残稿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译释》诸篇以汉文和其他文字史料与波斯原文对勘订正了原文中许多译名的讹误使得各种文字史料得以互证互补；并旁征博引阐释涉及的种种名物制度多有卓见表现了深厚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功底。此外他在多年从事蒙元史教学和研究中还有不少创见惜多未成文。1982 年《元史论丛》第一辑收集到他四十年代前期所写的四篇论文一并表其中《元代的文学与社会》和《蒙古的名称与渊源》曾在报刊上登载过《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和《释natigainacigai》是未刊手稿。在这些文章中他以丰富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知识对许多译名作了精当考释。五十年代以后他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但也讲授蒙元史并指导这方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晚年参与并指导《元史》的点校作出了贡献。韩、翁、邵三位学者有许多共同点：都是在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影响下走上蒙元史研究道路都在三十年代出国深造而且均曾受业于伯希和；都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善于借鉴国外东西方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历史语言比较方法）；研究的基本路子都是利用各种文字史料进行比勘着重名物制度的考证纠正洪钧、柯劭忞、屠寄元史著作中的谬误。他们的研究代表了三十年代以后我国蒙元史学科展的主导倾向。同时代的另一些学者则注意于元代政治、社会和经济史的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第三节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蒙思明于1936 年表《元代的阶级制度》一文1938 年以《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为题作为《燕京学报专号》刊行。这是我国学者详细研究元代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第一部著作资料之丰富论析之全面都远过箭内亘的《元代社会三阶级》。作者利用的各类史籍达二百多种其中仅文集就有六七十部就一项专题研究而言搜集之广为前所未见。全书分五部分分别论述了宋、金社会原有之阶级（作者将地主与贫民称为“经济阶级”）元代的种族四等制（作者将此称为“种族阶级”）两种阶级系统之冲突及其混合混合后元代社会阶级之实况元末革命及元代阶级制度之崩溃。作者认为阶级形态之决定力实为经济关系故元代之种族阶级制日渐被经济势力“潜移”但终未能根本破坏。虽然所用“种族阶级”、“经济阶级”二名未必妥当但建立这一观点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实况》是本书主体部分分为贵族官僚僧侣地主富商联合组成之上层阶级、各种户计之中间阶级、奴隶与佃户组成之下层阶级三类。1962 年作者在此书重版的前言中对这种划分方法作了自我批判不过此书是以例证资料丰富见长分析欠当并不影响它的参考价值。这篇前言还对元史上的一些问题表了新的看法如认为元代阶级的矛盾与民族矛盾基本一致不能说那一种是主要矛盾。

吴晗主要以明史研究的卓著成就享有盛誉其有关元史的著述都是与明朝的兴起相联系的元末农民起义及其历史背景——元代社会、政治状况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研究。1936 年他连续表了《元代之社会》、《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元明两代之匠户》三文1939 年表《投下考》。1941 年表的《明教与大明帝国》提出大明国号出于明教（摩尼教）之说。他认为元末红军宣传的“明王出世”典出明教的《大小明王出世经》韩林儿既称小明王则韩山童必自称大明王其徒众亦为明教徒；朱元璋本小明王部下其部曲多红军为迎合民心故用“明”为国号。此说曾长期为史学界所采纳影响颇大近年才受到质疑。1946 年又表《元史·食货志·钞法补》。以上诸文皆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二卷（1986）。其名著《朱元璋传》对元末社会与农民起义也有详细论述。

其他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也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蒙元史论文。唐长孺著有《巴而术阿而的惕斤传译证》、《蔑儿乞破灭年次考证》、《蒙古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等后文对前四汗时期中书省和燕京行尚书省的职掌、官称作了考证指出太宗时的所谓中书省、尚书省“实为汉人习惯上之称谓。中书为治汉回文书之机构其省官正称应是必阇赤；尚书省为治汉地财赋及刑政之机构其省官正称应是札鲁火赤”。这无疑是确切不易之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著有《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元陕西四川行省沿革考》。元初行省因事而设置罢分合无常治所屡易名称多歧《元史》地理、百官二志均有误。谭文搜集纪传及其他资料加以考定理清了两省建置变易的年代和名称。其晚年所撰《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订正了《元史》所载“合兰府水达达路”之误考述了两路的设置年代的辖境。三十年代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受到重视这与当时进行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有关。除上述蒙思明、吴晗的著作外陶希圣撰有《元代江南的大地主》、《元代西域及犹太人的高利贷与头口搜索》（按：作者误以“斡脱”为犹太）、《元代佛寺田园及商店》、《元代弥勒白莲教会的暴动》等文鞠清远撰有《元代的寺产》、《元代系官匠户研究》及补篇等。全汉升所撰《元代的纸币》一文以丰富的资料论析了钞法的演变和崩坏有较高参考价值。

杨志玖于三十年代末开始从事元史研究。其时他先后入中央研究院和北大当研究生师从向达、姚从吾选择了元代回回人作为研究课题写成论文《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未刊）并相继表《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赛典赤赡思丁生年问题》、《元代回汉通婚常例》等文。据他分析回回一名初出于民间对回鹘的谐音俗称十三世纪前期的汉文文献里它与回鹘（回纥）同被用于泛称西域民族这是因为回鹘西迁的地域很广而且在人种、语言上与中亚其他突厥人基本相同不易辨别。随着西域各地人大量东来人们知道了回鹘人与其西面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不同必须加以分别于是至迟在元世祖时期的公文诏令中就很明确地用回回专称伊斯兰教徒而称回鹘人则用新译名（畏兀儿或畏吾儿）取代这一唐时的旧译从此确定下来。不过文人笔下仍常混用旧名所以《元史》中还能见到称回回人为回鹘（回纥）的情况。在搜集回回人资料时他现了《经世大典·站赤》著录的一个文件记载遣三使者由海道前往阿鲁浑大王处事三人的名字与《马可波罗行记》所述同行西还的阿鲁浑汗三使者完全一样；同时波斯史料中也有阿鲁浑遣使来元求婚于故妃亲族使者带回阔阔真公主及大汗礼物的记载。他将新现的史料与西方史料相参证推断马可波罗离华时间应为1291 年初撰写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表在1941 年的《文史杂志》上。此文的意义不仅在于上述准确的考证更在于证明了马可波罗的记载及其经历的真实性。四十年代他表的重要论文还有《新元史阿剌浅传证误》。五十年代以来他主要在元回回人问题、马可波罗问题、探马赤军问题三个方面作了研究表论文二三十篇（大部分收入其论文集《元史三论》1985）。

三十至四十年代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对元史上的若干问题作了研究如王崇武关于朱元璋和元末红巾军的几篇论文刘铭恕关于色目人的起源、户口青册等问题的论文以及文献学家、科技史家、文学史家所写的各方面专题论文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六章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第一节蒙元史研究的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史学工作者积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努力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来研究历史蒙元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学科的主要领头学者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杨志玖等继续在高等学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在培养人才和组织、指导研究工作方面挥了很大作用后来在蒙元史领域最活跃的一批学者多出于他们门下。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大的研究项目在他们主持下已着手进行如《元史》的校点元朝断代史的编撰域外史料的翻译等。这个阶段的重要学者还有余元庵、蔡美彪、刘荣峻、贾敬颜、方龄贵等。余元庵于1949 年表《元朝秘史远箭近箭官号新释》、《元史志、表部分史源探讨》等文五十年代著有《成吉思汗传》和《内蒙古历史概要》。蔡美彪参与范文澜主持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编写着重研究辽金元史注意收集和研究元代汉、蒙文碑刻出版了与罗常培合著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和他整理考释的《元代白话碑集录》并表多篇研究元代戏曲史的论文。此后他在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献的考释和蒙元制度、文化诸方面研究上又取得很多新成果。刘荣峻以多年精力译出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经典名著《蒙古社会制度史》原著广博精深译者下了很大功夫为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准确的译本。贾敬颜擅长考证和文献研究表多篇考释蒙古名物制度和研究蒙古部族的论文（部分成果收集在《民族历史文化萃要》一书中）并完成了《圣武亲征录》的校注。方龄贵在考释元杂剧中的蒙古语词和搜集、研究云南元代碑刻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其所编《元朝秘史通检》是研究者很有用的工具书。一批共和国建立后培养的年轻学者也相继表论文并在老一辈学者指导下参与研究工作。

这个阶段的蒙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元末农民战争及与之相关的元代社会矛盾问题古代蒙古社会性质问题人物评价问题（主要是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三个方面都表了不少论文大部分出自年轻学者之手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都面目一新其中不乏资料充实、论证精细的专题研究。几项重要的蒙元史研究项目均已在进行中包括近代史研究所通史组承担的《中国通史》和历史研究所宋元史研究室承担的《中国史稿》元史部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承担的《元朝史》专著等。

“文革”开始正常的学术活动基本停顿仅有个别项目在几年后恢复工作《元史》的校点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就是在那时的政治运动夹缝中进行的。十年动乱结束后蒙元史研究很快就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大量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继表。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不再局限于农民起义、社会性质、人物评价几个课题。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得到扬注重广泛收集资料进行详尽的考释辨析作深入的创造性的专题研究不务空言。有更多的学者善于利用民族文字及外国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相互考订、补充这是我国蒙元史研究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研究工作的蓬勃开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了一批基础扎实、学风端正的新一代年轻学者（多数是“文革”后培养的博士、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都拥有多位蒙元史研究者形成研究中心。1979 和198o 年在翁独健、韩儒林等倡导下先后成立了两个主要蒙元史研究学术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元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会刊《元史论丛》和《蒙古史研究》集中表较高质量的专题论文并出版报道国内外研究情况的《通讯》。两个学会都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对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合作起了很大作用。

五十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蒙元史研究也有很多成就这先应归功于其开创者姚从吾。姚氏早期弟子、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著名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在七十年代寓居美国之前任教于台湾大学。他着重研究蒙元前期的蒙古制度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主要著作有《蒙古史论丛》（上下册）、《蒙古的社会与文化》并与姚从吾合作完成《汉字音译蒙文蒙古秘史译释》在元代蒙藏关系史研究方面也很有贡献。同时有另两位学者成果也很丰富：孙克宽主要研究汉文化在蒙元治下如何延续及其影响著有《元代汉军与汉文化研究》、《元代汉文化的活动》以及有关南北道教、儒学等方面的数十篇论文；袁国藩的著述涉及蒙元前期制度、习俗、政治、人物等多方面。与大6情况相似进入六十年代以后一批卓有成就的第二代、第三代学者相继崛起他们中许多位出于姚从吾门下。有些人后来虽寓居海外仍经常回岛内讲学、表论文和出版著作其中以萧启庆成就最为显著。

蒙元史是一门世界性学科。由于涉及多种语言文字以及制度文化的多样性等特殊困难过去我国学人以此为专业者较少研究者人数和许多方面研究成绩反不如外国。建国以来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展基本上改变了这种落后状态不仅成果数量居各国之冠总体学术水平也已进入世界前列。李治安、王晓欣所编《元史学概说》一书（1989）对各方面研究成果已有详细评述本章仅择要介绍略加补充。

第二节史料整理与研究汉文史料数百年来学者们对明初官修《元史》做了大量校订工作。由翁独健主持主要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周清澍、亦邻真等多位学者承担的《元史》点校本不仅总结了前辈学者的成果还利用大量文集、碑刻和域外史料增添了数以千计的校勘条文为研究者提供了最佳版本。姚景安根据此本编了一部《元史人名索引》利用前人成果尽可能地勘同辨异甚便读者。《元史》漏误甚多订正补缺不是点校本的任务翁独健提出“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就是搞一个史实订误”。这个工作更艰巨需要做大量细致的研究近年来许多专题研究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的。

翁独健还提出“进一步搜集和整理”史料的任务如《元典章》的整理《经世大典》的辑佚专题史料的辑录碑刻资料的汇集蒙文和其他文字史料的研究与翻译等。这些工作都已6续有了成果。专题资料辑录方面最丰富出版有陈高华的《元代画家史料》杨讷、陈高华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杨讷的《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黄时鉴的《元代法律资料辑存》等。元代史籍的点校也出了很多种如《通制条格》（黄时鉴）、《吏学指南（外三种）》（杨讷）、《庙学典礼》（王廷）、《秘书监志》《高荣盛）以及《湛然居士集》、《增订湖山类稿》、《揭傒斯集》等多部诗文集。赵万里的《大元一统志》辑本和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析津志辑佚》部分恢复了久已散佚的这两种重要史籍。史籍的注释是更艰苦的研究工作先后出有向达的《西游录校注》（未完本）、苏继顷的《岛夷志略校释》、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6峻岭的《异域志校注》、贾敬颜的《圣武亲征录校注》、萧启庆的《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任崇岳的《庚申外史笺证》、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等。碑刻资料的辑注有蔡美彪的《元代白话碑集录》。这里所谓“白话”指的主要是按蒙古语结构用当时的口语、俗语将蒙文文件直译为汉文元代史料（特别是《元典章》）中此类文体的公文非常多较难理解。亦邻真撰《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从蒙文语法结构和某些特殊用语的蒙汉文对应上作了阐释为阅读这些史料提供了方便。

蒙文史料一类是史书：出了7 种《元朝秘史》的新译（或加注释）、复原本其中谢再善汉译本（1956）系据达木丁苏隆新蒙文本译出；姚从吾、札奇斯钦译注本（196o—1961）据汉字音写蒙文重译姚氏还表了多篇考释文章；亦邻真的畏兀儿字复原本加有简要的注释（蒙文）并附有一篇关于版本、文献及复原方法的详细导言。其他蒙文史书有留金锁翻译的《十善福白史》朱风、贾敬颜的《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等。另一类是碑刻、文书资料：元代使用两种蒙古文字都留有遗物。道布汇辑了一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1983）收集文献22 件附有新蒙文转译和简要说明。八思巴字蒙文资料比较丰富蔡美彪做了许多搜集、研究工作表《元代圆碑两种之考释》《泾州水泉寺碑译释》《河东延祚寺碑译释》《元代开化寺碑译释》等多篇文章。照那斯图汇辑了一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1991）收集碑刻、文书达4o 件并撰写了《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等多篇译释；他与道布合撰的《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对新近出土的同一块碑上所刻的宪宗九年、中统二年、至元五年、皇庆元年四道圣旨（前三道为回鹘式蒙文后一道为八思巴字蒙文）作了详细的语言和历史的研究译注。亦邻真《读1276 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在注释中讨论了若干古蒙古语语法问题对鲍培的译注作了订正。

藏文史料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利用十余种刊、写本进行校勘完成了重要史籍《红史》的校注本根据西藏档案馆藏写本增补了国外刊本所无的四十多页尤有价值；其注释参阅了多种藏文史料注明出处便于查检。此书已由陈庆英、周润年译为汉文。整理出版或译成汉文的其他藏文史籍还有《青史》、《汉藏史集》（有陈庆英汉译本）、《智者喜宴》、《萨迦世系》、《朗氏宗谱》、《佛教史大宝藏论》（即《布顿佛教史》、郭和卿汉译本）、《西藏王臣记》（郭和卿汉译本）、《新红史》（黄颢汉文译注）、《蒙古佛教史》（陈庆英、乌力吉据藏、蒙文两种本子合译）等。藏学家王尧表《山东长清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考释》对这通在内地现的藏文碑文作了研究。

畏兀儿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元代畏兀儿文（回鹘文）碑刻、文书存世者也有不少。五十年代冯家升表《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和《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约三种》二文是我国学者在这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此后耿世民对多种文书、碑刻作了研究相继表《几件回鹘文文书译释》、《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重修文殊寺碑译释》等多篇文章。刘迎胜、卡哈尔进一步研究高昌王世勋碑表了新的校勘和译注。在中国各地还现了不少元代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碑刻其中泉州现者最多。五十年代吴文良曾编有《泉州宗教石刻》一书1984 年又出版了陈达生编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收集各类石刻二百多件主要是元代阿拉伯文碑铭有图版、原文及汉、英译文。

域外史料在翁独健的倡导和组织下域外史料的翻译取得很大成绩。与《元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前者由何高济据英译本译出后者由余大钧、周建奇据俄译本译出均经翁独健审校。这两种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汉译本的出版实现了史学界多年的愿望对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其他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还有不少。韩、翁、邵等前辈学者曾提出要创造条件积极开展直接用这些史料原文与汉、蒙文史料互校互证并出版从原文翻译过来的本子。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具备了这个条件正6续出成果如刘迎胜研究察合台汗国史的多篇论作中就大量利用了《完者都史》等波斯文史籍资料华涛将札马勒·哈儿昔的《苏拉赫辞典补编》的阿拉伯原文节录本译为汉文马金鹏据阿拉伯文本译出《伊本巴图泰行记》。其他文字史料的译本还有何高济译的《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行录》（据英译本）吕浦译、周良霄注的《出使蒙古记》（含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及孟特戈维诺等信件据道森编英译本）耿升、何高济译的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据英、法文译本）。蒙元史外文史料语种很多要全面翻译过来还有很大距离不仅需要懂这些语文还要有相当程度的专业训练个别译本水平不高往往是因为专业知识不足之故。

第三节通论性著作和工具书的编撰一般中国通史著作元代部分多比较薄弱这主要是因为元史难点多若非专家执笔难免左支右绌。由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撰写的《中国通史》第七册和由陈高华执笔的《中国史稿》第五册元史部分则以崭新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两书都是建立在坚实的专门研究基础上的综合贯通著作各有特点。《通史》篇幅较大故许多方面能展开论述尤其对元代各项制度的因革元中期政治史边疆各民族（特别是蒙古、藏族）都有详细、精辟的考述。《史稿》受篇幅限制以简约明快为特点精择典型史料讲清史实阐明论点其社会经济一章为作者最专长领域尤显精采。两书都有不少独到见解。韩儒林主编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施一揆等著的《元朝史》（上、下册）是一部较大型的断代史专著对元代史作了全面的论述其特点一是能广泛吸收国内外重要研究成果并注明有关论著所在便于读者作进一步研究时查阅这是综合性著作应该做到的；二是在若干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引证中外史料较为丰富并对许多名物制度和史实作了必要的考证能就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本书被认为“大体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元史研究水平”。此外邱树森、黄时鉴分别出版了简明的《元朝史话》。台湾李则芬出了一部四册的《元史新讲》。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分册（韩儒林主编1985）

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辽夏金元卷（蔡美彪主编1986）是目前最佳的元史工具书。两书都是我国元史专业研究者的集体工作成果。前者有一百八十多条包括人物、制度、经济、文化、中外关系、史籍各方面释文较详并有一条元朝史总述可作为研究元史的入门书。后者条目3ooo 条包罗甚全释文简明准确知识量相当大。此外6峻岭编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周清澍编的《元人文集版本目录》方龄贵编的《元朝秘史通检》都是很有用的工具书。

第四节政治史研究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研究。研究成吉思汗的论著甚多其中重要者有韩儒林、杨志玖、亦邻真、周良霄所撰诸文。他们都深入论析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国家的历史背景及其对蒙古民族形成与展的贡献并探讨了蒙古统治者进行征服战争的原因和影响在指出征服战争给各民族（包括蒙古族自身）带来危害的同时从历史展角度作了分析认为蒙古灭夏、灭金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由分裂局面走向再统一和进一步展起了积极作用西征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展。邵循正、周清澍分别著文考证成吉思汗生年以充分证据考定为1162 年否定了1155 年或1167年之说。蒙元前期其他人物和事件的研究主要有6峻岭、何高济合撰的《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和杨志玖、刘迎胜关于“定宗征拔都”记载的阐释都结合中外史料考述了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统治集团围绕汗位争夺不断生的或明或暗的斗争。蔡美彪《脱列哥那后史事考辨》据汉文、波斯文史料考定她应是太宗六皇后订正了以前提出的大皇后说并论析了她与耶律楚材、镇海等大臣的关系和在蒙古国政务中的作用。对失吉忽秃忽、镇海、耶律楚材和牙老瓦赤等主政大臣都有学者作了专题研究尤以对耶律楚材的研究比较深入有韩儒林、余大钧所撰论文和黄时鉴写的传记。萧启庆《元代蒙古四大家族》详细考述了开国功臣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家的起源、封建及其后裔的政治地位并列有相当完备的世系、仕进等表。蒙金战争时期中原各地出现了一批地方武装头目蒙古统治者在他们归降后即命为世袭管领本境军民长官形成类似藩镇的大小“世侯。到何之撰《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分地区考察了地方武装势力的兴起、归向和在蒙古统治下的地位与作用。孙克宽分别论述了真定史氏、藁城董氏、保定张氏三家事迹。

忽必烈及其在位时代向来是蒙元史研究的重点。总论其一生功业和一朝史事的主要有周良霄所撰《论忽必烈》和《忽必烈》传记（1986）。专题的研究涉及许多方面。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对其藩府侍臣、谋士班子的集结过程和不同类型作了细致分析。这些人物多是后来辅佐他立国中原“遵用汉法”建立元朝的重臣其中刘秉忠、廉希宪、郝经等都有学者写过专论。陈得芝、王廷合撰的《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考察了忽必烈即位前与其兄大汗蒙哥在中原汉地控制权和统治方针上的矛盾与分歧以及因此引的阿兰答儿钩考事件。白钢、孟繁清研究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都认为获得汉族地主阶级支持依托中原雄厚的人力、财力优势是他得以战胜阿里不哥的主要原因。关于李璮叛乱事件孙克宽、周良霄等作了专题研究周撰《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指出这一事件对忽必烈政策的变化有重大影响尤其是从此怀疑汉人的忠诚而转向重用西域人。其他中外学者也多持这一看法。关于忽必烈与海都、都哇的战争刘迎胜表多篇论文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记载相比勘对史事作了详细考述。关于以乃颜为的东道诸王之乱主要有姚大力、叶新民的研究姚文考证战事地理尤详。有关忽必烈行“汉法”的论文很多以姚从吾的研究最为详尽。论者多充分肯定行“汉法”的进步作用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为维护蒙古贵族特殊权益保存了许多蒙古旧制）白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一文尤其强调后一方面。对其重用阿合马等“聚敛之臣”理财多数学者仍持传统的批判态度认为阻抑了汉法加重了剥削。萧启庆著《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分析了西域人得势的原因、汉人的态度和对元代政治的影响。丁国范、黄时鉴先后撰文研究以太子真金为代表的汉法派与权臣阿合马的斗争。

有关蒙夏、蒙金、蒙（元）宋战争的研究以后者成果最丰富先后出了三部著作：陈世松、匡裕彻、朱清华、李鹏贵合著的《宋元战争史》（1988）李天鸣的《宋元战史》（台湾1988）胡昭曦等著的《宋蒙（元）关系史》（1992）。专题研究比较重要的有陈高华的《早期宋蒙关系与端平入洛之役》和胡多佳的《早期蒙宋关系》。

元中期政治史的专题研究不多。萧功秦《论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和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对忽必烈以后统治上层各派势力争夺皇位的斗争作了系统考察都认为蒙古忽里台选汗旧制的保留是造成纷争不断的重要原因。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和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围绕英宗与丞相拜住被杀事件考察了行汉法与反汉法派的斗争。有关元后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矛盾和农民战争论著甚多讨论的问题有元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何者为主以及相关的元末农民战争性质问题红巾军与白莲教、明教的关系朱元璋政权性质的转化等等。近十年来研究更深化注重史实的考证和专题论析。重要论文有杨讷的《“扶箕诗”不是农民军的口号》、《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述论》、《元代的白莲教》邱树森的《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韩山童、刘福通义颍州考》、《彭莹玉事迹考略》韩志远的《白鹿庄起义说辨伪》等。杨讷考证红巾军领导者为白莲教徒“明王出世”的宣传和“大明”国号均出自白莲教经典与明教无关订正了前人误说。四川现的明玉珍墓“玄宫之碑”提供了一些新史料与史籍记载有异胡昭曦、刘孔伏撰文作了研究。邱树森著《妥欢贴睦尔传》（1991）全面论述了元顺帝生平及元后期史事。

政治、军事制度研究。李涵《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阇赤和燕京行省》论证断事官（扎鲁忽赤）是蒙古国政务主管燕京行省是由此展来的统治汉地的政务机构；必阇赤本怯薛中主文书者太宗时因承担征赋任务而分化出来成为政务机构“中书省”。前此札奇斯钦曾撰文分论扎鲁忽赤与尚书省、必阇赤与中书省的关系立论相近。另一篇重要论文为姚大力的《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认为忽必烈即位后建立的中书省乃是从以断事官及其辅佐必阇赤构成行政中枢的蒙古旧制向中原王朝体制（直接仿自金尚书省制）的实质性转变尽管仍保留有某些蒙古成分。关于其他朝廷机构有李涵、杨果对枢密院的研究郝时远对御史台监察制度的研究达力扎布对宣徽院的研究张帆对翰林国史院的研究等。台湾学者杨国藩所著《元代中央政治制度》全面论述了省、部、台、院等各种机构及忽里台、内廷会议、朝议等各类政事制度。关于行省制度有台湾学者丁昆健、袁国藩的概述性论著。王廷《元代行政地理研究》考述了腹里（中书省直辖）、辽阳、陕西、四川、江西、江浙诸省沿革。杨讷的《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和台湾王民信的《元朝的录事司考》是两篇研究下层地方制度较深入的论文。

实行投下分封制是元朝的一大特点周良霄《元代分封制度初探》和台湾洪金富的《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对此作了总体研究。周文认为太宗分封中原州邑民户后实行投下五户丝制对蒙古旧制而言是进步但对中原则是历史的倒退。洪文认为分封制是“蒙古人的公产私产观念在国家组织形态上的反映”太宗以后的投下食邑化政策并未能贯彻元代投下始终与州县制并存没有完全中央集权化。李治安的专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对草原兀鲁思分封和中原食邑分封、投下私属人口、宗王出镇制度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详尽论析有不少独到见解。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也讨论了成吉思汗的子弟分封与功臣千户分授认为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才是封主后者则是地方长官。

元代官员的选用要害之职多授予有“根脚”的勋贵之家一般官员则以吏出身者为多。许凡《论元代的吏员出职制度》及其所著《元代吏制研究》对吏员的类别、等级、职能和升迁规定作了详细论述。元太宗时曾举行过一次儒士选试其后直到仁宗时才正式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杨树藩有一篇总述的论文《元代科举制度》。姚大力撰《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时代背景》更深入探讨了科举长期停罢及延祐初恢复的原因元代科举的作用及其局限等问题并对一些史实作了考证。

怯薛制是蒙元军政体制的核心萧启庆的《元代宿卫制度》作了总体研究尤详于世祖即位后的演变及其政治上（决策中的作用和出任官职）、经济上的特权。叶新民《关于元代的四怯薛》主要是考订四怯薛长的承袭世系和轮值日期。关于蒙元初期的军事组织史卫民撰有《元秘史九十五千户考》和《蒙古国时期左右翼千户沿袭归属考》前文认为成吉思汗初组千户当如《元史·术赤台传》所载只有65 个后文主要考证木华黎所统攻金军队的组成。他的另两篇论文对元代侍卫亲军的组织、职能、建置沿革作了系统研究。姚家积《元代的“驱军”与军驱》认为卫军中的色目诸卫主要是由放免色目俘奴组成。学界对探马赤军的意义、组成、职能等问题曾有各种不同阐释杨志玖撰《元代的探马赤军》和《再探》、《三探》诸文进行深入探讨贾敬颜、黄时鉴亦著文讨论这是元代军制研究进展最大的一个课题。唐长孺、李涵合撰《金元之际七万户》论述蒙古灭金前后汉军诸万户的设置；黄时鉴、王廷先后撰文讨论其设置的时间、数目等问题互有歧见。萧启庆《元代的镇戍制度》就此制建立原因、镇戍军的分布、统辖系统和军士轮戍制作了全面论述。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考述了军户的种类、来源、赋役义务、轮换制与奥鲁制。贾敬颜《奥鲁制度与游牧民族》认为此制源于游牧民的社会组织。

元代法律制度的研究重要论文有姚大力《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和黄时鉴《&1t;大元通制 考辨》。姚文从元初对金泰和律的沿用、改造和废除考察了元刑法体系形成的三个阶段并揭示了其包含汉、蒙、回多元因素的特点；黄文不同意元代无成律的通行说法论证《大元通制》就是一部完整系统的法典基本精神和模式都是承袭唐律而来的。

第五节经济史研究户籍与赋役制度。元代户籍分军、民、匠、站、僧道、儒、医等等种类台湾学者黄清连表两篇论文全面考察了诸色户计的划分及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陈高华《元代户等制略论》论证元代有户等制度并探讨了户等与赋役和财产的关系。他还对军户、站户分别作了研究。萧启庆《元代的儒户》详细考述其设立经过、数目、权利与义务以及出路问题指出其地位略同宗教教士优于军站民匠所谓“九儒十丐”并非事实。李景林《元代的工匠》讨论了匠户的来源和地位。元代户口资料极不完备邱树森、王廷合撰的《元代户口问题刍议》推断最高时当达19oo 万户近9ooo 万口。还有学者作了更高的估计。关于赋役制度华山撰有《元代赋役制度考略》文中对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有关部分提出商榷。陈高华的《元代税粮制度初探》就此项主要赋税的演变作专题深入研究订正了《元史·食货志》记载的多处疏误考明北方丁税、地税是以不同户计为征收对象即民户纳丁税僧道站匠验亩纳地税全科户每丁所纳粟应为二石而非三石并讨论了江南田赋（两税）的一些问题。他还对《食货志》失载的役法与和雇和买分别作了考述。多数学者论述投下五户丝赋制均以王恽《中堂事记》为依据认为每五户纳丝额由一斤增为二斤始于中统元年但郝经的《河东罪言》已讲到每五户纳丝二斤陈得芝《蒙元史读书札记》指出郝经这篇奏议应作于宪宗五年五户丝增额当在宪宗时。关于课税陈高华的《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和高荣盛的《元代的茶叶生产和茶政》分别研究了盐、茶的生产、流通和盐课、茶课征收办法及课额的变化。

土地制度与租佃关系。经济史家梁方仲撰有《元代的土地制度》总论各种土地占有状况认为官田比前代增加农民失去土地对地主阶级的依附加强了。韩国磐《试论金元官田的增多》得出相同结论。高荣盛《元代江南官田刍议》具体分析了江南地区官田的种类、数量和租率估计三行省共达2o 万顷以上。孟繁清《元代的学田》论述学田的设置、租佃关系和赋役以及寺院、地主对学田的争夺。李景林研究了寺院土地占有状况。郭庆昌、马明达、王廷、周继中等先后对屯田作专题研究讨论了屯田的分布、来源、种类、经营方式、屯户义务等问题。罗贤佑《元朝蒙古贵族的庄田》对此类庄田的来源（赐田、投献与侵夺）、管理（各地“田赋总管府”和庄官）作了论述。施一揆《元代的地契》介绍泉州丁氏族谱中现的8 件土地买卖文书考释了元代田宅买卖过程。陈高华《元代土地买卖的过程和文契》利用更多文书资料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刘和惠《元代徽州地契》刊布了安徽博物馆的13 件藏品并作了分析。

农业、手工业生产。多数学者认为蒙元前期农业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世祖时逐渐恢复和展。师道刚等所撰《从三部农书看元朝的农业生产》论证元代农业确有长足进步工具的改进尤为显著。史学通、周谦、洪用斌对元代棉花生产与棉纺业地域的扩展和技术的进步都有详细论述。与农业相关的元代水利建设金曰寿表过一篇总述文章。邱树森《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专论元末黄河的治理对贾鲁的治河思想、方法、工程技术作了论析。梁方仲《元代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展》根据对八个手工业部门生产力的考察认为比宋代有所展有力反驳了倒退说。郑天挺《关于徐一夔&1t;织工对》考定此文所记为元末杭州丝织业雇佣劳动情况是研究元代民间手工业的重要资料。冯家升《我国纺织家黄道婆对棉纺业的伟大贡献》详细论述了元代棉纺工具与技术的重大进步。刘新园、白彬表多篇论文对瓷器生产特别是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官局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和图画风格等作了一系列深入研究。范金民《元代江南丝织业述论》认为元代江南蚕丝生产有了新展民间丝绸业已普遍化设在建康、镇江、杭州、苏州的官营织局规模甚大产量、质量都很高。

商业、都市与交通。元代全国统一国内贸易有很大展但除几部综合性著作外尚无深入的专题研究。海外贸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陈高华、吴泰合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对市舶制度、官本船贸易、舶商经营方式、输出入商品以及贸易关系的国家政府的控制等作了全面论述。关于都市的专题研究主要有陈高华著《元大都》他与史卫民合著的《元上都》以及贾洲杰《元上都的经济与居民生活》和叶新民论述上都官署、宗教、交通的系列文章。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对驿传制度作了全面概述。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主要考述连结中原与漠北的帖里干、木邻两条站道并论及和林通往吉利吉思和西域的站道。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6路交通》对通西域诸驿路有更详细的考述。李逸友据亦集乃古城现的文书对另一条通往西北的重要驿路“纳邻道”作了考述。郭毅生研究了辽阳行省驿道王廷、祝培坤研究了湖广行省驿道蔡志纯、洛桑群觉等研究了元代吐蕃地区设置的驿道。开通南北大运河和开创江浙至直沽的海运是元代的两大建树赖家度《元代河漕和海运》对此作了概述章巽《元海运航路考》和高荣盛《元代海运试析》是两篇较深入的研究论文。高文论述海运兴衰的全过程对管理机构、海运船与船户有较详细论述。陈得芝《论元代海外交通的展》从港口增加、交通范围扩大和航海知识进步三方面作了分析并据《元秘书监志》的记载说明元人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人的航海图说知识。第六节思想文化史研究哲学思想。唐宇元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元代主要理学家许衡、刘因、吴澄的思想和朱学、6学合流问题其分撰的《宋明理学史》上卷第三编《元代理学》集中了这些研究成果。陈高华的《6学在元代》着重讨论了朱6合流问题。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详细论析了程朱学说的北传及其与蒙古统治者和北方各思想流派的关系。萧功秦《元代理学散论》从理学的“适应力”角度考察了其在蒙元时代的社会政治作用。研究其他思想家的主要有：任继愈最先著文表彰《长期被埋没的民主思想家邓牧》；容肇祖撰《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认为其世界观基本上是朴素唯物主义仅有时表现出神秘主义倾向。邱树森撰《邓牧和他的&1t;伯牙琴》、《刘基和他的&1t;郁离子》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宗教。孙克宽表多篇文章全面研究了蒙元时代的各派道教。郭旃《金元之际的全真道》深入论析了邱处机及其门人投机的政治态度和在战乱时局下的特殊作用并涉及元初的佛道之争。陈智《金元真大道史补》利用新资料详细考述了此派盛衰历史及其思想理论。扎奇斯钦《十三世纪蒙古君长与汉地佛道两教》详细论述了蒙古诸汗与佛道关系的演变认为蒙古人基于萨满教泛神观念采纳各种宗教为汗祈天祝寿；其所以最尊崇喇嘛教是因为他们与吐蕃人在文化类型上的相近。陈高华《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对佛教各派的消长、僧籍、僧官制度以及寺院组织有全面论述。陈得芝《论元代的“诗禅三隐”》考述江南禅僧圆至、本诚、大忻三人的生平和思想对江南士人由儒入佛的现象作了分析。刘迎胜《元代西北地区的佛教》利用畏兀儿文书和中外资料论证元代佛教在西北地区仍有相当势力以哈剌火州、哈迷立为中心最西分布到海押立。杨讷的长篇论文《元代的白莲教》对这一源于净土宗的佛教宗派的产生、教义、传播、组织及其与官方和农民起义的关系诸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它并非民间秘密宗教亦未与明教合流。丁国范《元代的白云宗》论述了另一非正统佛教宗派。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是这一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在总论元朝对基督教（也里可温）的政策和管理之后按地区考察了基督教的分布和活动。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就周文所未及的畏兀儿、阿力麻里、海押立等地基督教情况作了考述。杨志玖《元代中国伊斯兰教派试析》指出当时中国穆斯林中有大量什叶派苏菲派也很盛行。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据对碑刻、方志、族谱资料的分析认为此次战乱是泉州穆斯林逊尼派与什叶派争夺市舶权的斗争。刘迎胜对泉州元清净寺碑所记伊斯兰教诸职名作了考释。

教育。元代各类学校数量甚多有关资料相当丰富但学者多注重儒人地位、出路和学田等问题对教育本身的专题研究很不足。关于书院的论文稍多王廷《元代书院考略》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详细论述了书院的类型、分布、数量、学田、课程以及山长的任命等问题。马明达对“三皇庙学”——医学教育作了研究。

史学。官修宋辽金三史是元代的主要史学著作有关三史的论著很多。

从元代史学成就角度讨论的主要有刘凤翥、李锡厚合撰的《元修宋辽金三史再评价》和邱树森的《脱脱和辽宋金三史》。前文认为元人摒弃大汉族正统观念为辽金两朝单独修史较完整地保存了辽、金原始史料使后人得以全面了解当时的中国历史。许多学者对马端临《文献通考》和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的思想和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分析评论。

文学艺术的研究重点为元曲论著甚多其次为书画、诗文。科学技术方面以有关天文历法和郭守敬的研究为多其次为农书与农业技术、数学、水利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第七节民族和边区史研究蒙古史研究主要研究课题有蒙古族源、早期蒙古社会性质、蒙古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和元代的蒙古地区等方面。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通过文献资料的考订和语言的比较研究论证构成蒙古族的核心部族是“原蒙古人”即室韦—鞑靼人他们属于古东胡诸后裔的一支。作者还分析了十至十二世纪“尼鲁温蒙古”各氏族的分衍认为这些“氏族”实质上是草原贵族通过掳掠别部人口编成的比邻公社原始的氏族制度已经瓦解了。同作者《关于十至十二世纪的孛斡勒》一文论证孛斡勒（汉译“奴婢”）是游牧经济中的早期农奴而非奴隶；“斡脱古·孛斡勒”一词在蒙汉文合璧《竹温台碑》中对应于汉文“元勋世臣”是升入贵族阶层者的美称（原意为“老奴婢”）。六十年代曾对蒙古建国前后的社会性质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多数研究者主张建国前处于父权制氏族公社阶段建国后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后来高文德在专著《蒙古奴隶制研究》中提出蒙古从十世纪开始形成奴隶制成吉思汗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但研究者对此尚有不同意见。关于蒙古高原各部族的研究有周清澍的系列论文《汪古部事辑》四篇分别考察了其族源、统治家族世系等认为此部应源于回鹘；陈得芝《十三世纪前的克烈王国》探讨了蒙古建国前漠北最强大的克烈部的族源、地域和历史活动认为此部与唐中叶迁入漠北的“九姓鞑靼”有渊源关系；此外姚从吾《说元秘史中的蔑儿乞》札奇斯钦《说元秘史中的亦乞烈思》姚家积《蒙古人是何时到达三河之源的》白拉都格其《弘吉剌与特萨禅》等文都分别对各部族作了较深入研究。周清澍《元朝的蒙古族》全面论述了元代蒙古族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陈得芝的《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中、下）对元代蒙古地区的政治史和军事、行政机构的设置作了系统考述。同作者还有《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称海城考》、《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等历史地理考证文章；其《元外剌部释迦院碑札记》考征了立碑人八立托驸马和外剌部居地并对中原佛教在蒙古的传播作了考察。

韩儒林的《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和周清澍的《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考察了蒙古西北境诸部的历史。杜荣坤、白翠琴《试论斡亦剌部十三、十四世纪政治经济的变化》论述了此部归附蒙古后由氏族向封建制的转化。过去论者多低估元代蒙古人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甚至认为采取抵制态度。萧启庆先后撰写《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及其续篇《再探》和《论元代蒙古人的汉化》三文搜集大量资料详尽地考述了元代蒙古人特别是入居内地者研习汉文化的背景与原因及其汉学造诣所列蒙古儒者、文学家、书画家达百人以上并对蒙古人在观念、礼俗方面吸取汉文化的情况作了考察证明熟谙汉学的蒙古人为数甚多旦有与日俱增趋势有力地纠正了前人旧说。

藏族史研究元代藏族史的研究成绩十分突出。1959 年韩儒林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统治西藏地方的》对统辖吐蕃地区的宣政院、分镇吐蕃的亲王奥鲁赤家族和乌思藏十三万户名称与方位作了系统考述为此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周清澍撰《库腾汗——蒙藏关系最早的沟通者》论述了阔端与西藏领的关系。陈得芝《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讨论了世祖以乌思藏赐八思巴为“供养”的时间、乌思藏行政机构的建置和萨迦本钦的职名等问题。同作者还撰有《元代内地藏僧事辑》对胆巴、沙罗巴、辇真吃剌思等人事迹作了考述。陈庆英精通藏文除译出《红史》、《汉藏史料》等重要藏文史籍外还表了一系列研究论著主要有：《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与史卫民合撰的《蒙哥汗时期的蒙藏关系》、与王辅仁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元代乌思藏本钦纪略》等诸篇均能充分利用藏文史料多有明。藏族学者仁庆扎西表《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据《汉藏史集》的记载考证桑哥为藏族噶玛洛部人并对他的政绩作了肯定的评价；此外他还撰有《西平王府今地考》、《西平王与吐蕃的关系》等近十篇论文（均收入《仁庆扎西藏学研究文集》1989）。沈卫荣专事元代藏族史研究连续表《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行政体制研究》、《略论元与元以前的沙鲁派》、《元代西藏佛学大师布敦的生平及其著述》、《论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建立》等多篇论文成绩引人注目。著名藏学家王森所著《西藏佛教展史略》是全面研究藏传佛教的代表性著作对元代西藏各教派及其与元廷的关系有详尽的考述在总体研究上迄今还没有人能过。

西北地区各族史研究畏兀儿等族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也有显著进展。程溯洛《宋元时期高昌回鹘初期农业封建社会的若干特征》和张承志《元代畏兀儿内部状况》利用畏兀儿文文书与其他史料相参证考述了畏兀儿地区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程氏另一篇文章《元代维吾尔人对祖国文史的贡献》叙述了入仕元廷的畏兀儿文人事迹。张氏《关于阿力麻里、普剌、叶密立三城的调查及探讨》对三城方位及其在蒙古统治西北地区格局中的重要性作了考察和分析。耿世民、张广达合撰的《唆里迷考》据一份新出土的回鹘（畏兀儿）文文献结合穆斯林史料及汉文史料考定前人未能确知方位的“唆里迷”实即焉耆的另一个名称。刘迎胜《元代曲先塔林考》考证了该地方位和元朝于此设置元帅府的意义。有关其他西北民族的研究论文有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6峻岭、何高济《元代的阿、钦察、康里人》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华涛《穆斯林哈剌鲁人、阿儿浑人早期史研究》白钢、史金波《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和史金波《蒙元时期党项上层人物的活动》等。刘迎胜着重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史料相参证对察合台汗国史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表《早期的察合台汗国》、《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国》、《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察合台汗国的分裂》、《元末的察合台汗国》、《&1t;史集察合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等十余篇论文填补了我国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

东北和西南各族史研究东北各族研究有姚大力的《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王廷的《元代极东北三族杂考》和杨保隆的《浅谈元代的女真人》。三篇文章分别对女真、兀者野人、吉里迷、骨嵬等各族的分布地域及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作了论述。关于西南各族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利用大量方志及土官族谱资料以补正史对史事、地理多有精当的考订迄今仍是研究元代傣族史最好的著作。杜玉亭《元代云南土官制度》认为元朝统治西南各少数民族的这一制度对促进国家统一和这些地区的社会展起了积极作用。杜玉亭、陈吕范的《忽必烈平大理是否引起傣族的大量南迁》以充分论据否定了这一误说。杜氏所著《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较全面搜集了有关史料考订亦多新见；其《忽必烈与云南》对元朝设立云南行省和实行土官制度作了高度评价。罗贤佑《略论元朝与西南各族土酋大姓的关系》较全面地讨论了元朝统治西南各族的政策。方龄贵近撰《大理五华楼元碑的现及其史料价值》是他多年搜集和研究云南元碑资料的一部分成果他已将这些珍贵资料汇编为一册并表了部分碑文和注释。

回族史研究杨志玖除论文集《元史三论》所收十余篇有关论文外近年续有新作并正在收其研究成果汇总、扩充为《元代回族史稿》一书绪言和第一章《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第二章《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已在《回族研究》杂志上连续刊载。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收集回族史专家撰写的重要回回人传记二十多篇考说详明并附原始资料。赛典赤在元初政治特别是云南的治理上起过重大作用其后人也一直居于高位所以有关的论文很多。陈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也讨论了赛典赤早年事迹以及《元典章》所载“禁回回抹杀羊做纳”文件等问题。刘迎胜表有《13—18 世纪回回世俗文化综考》、《&1t;回回药方与中国穆斯林医学》、《&1t;回回馆杂字与&1t;回回馆译语研究》等文。有关泉州回回人的研究较多此不赘述。

第八节中外关系史研究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由专家分国撰写其中中缅、中印、中意、中朝、中泰、中国与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与阿拉伯诸篇对元代都有较多叙述是目前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专题研究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元与日本、高丽关系王启宗撰有《元军第二次征日考》和《元军第二次征日前夕情势的分析》二文；余又荪撰有《元代之中日贸易》；陈有和撰文讨论了《忽必烈侵日的原因及历史影响》认为导致了元末至明代的倭患；方安、孙国珍分别对元代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作了论述；陈高华《十四世纪来中国的日本僧人》从诗文集中辑录了二十多名来华日僧资料很有参考价值。萧启庆《元丽关系中的王室婚姻与强权政治》全面考述了联姻的背景、实行情况及其对高丽的影响认为它是蒙元强权政治的产物旨在以公主下嫁加强对高丽的控制；郝时远撰有《蒙古东征高丽概述》；朴真奭《元与高丽的科技交流》叙述了棉花、火药、印刷术传入高丽及其影响。

元与东南亚诸国关系吴紫金《元代我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叙述了成宗至顺帝朝12 次爪哇来使情况及中国移民对印尼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陈高华《元代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引用《玩斋集》中的《四明慈济寺碑》一段记载证明泰国史家关于暹王坤兰甘亨（敢木丁）曾访问元朝的说法是可信的；邹启宇、尚芳分别撰文进行讨论尚文认为来访者当是敢木丁之子。凌纯声《元代在缅设置缅中行省考》是一篇较深入的专题研究；高荣盛《元代中缅关系略述》对元缅战争经过、入缅道路和设官置府作了进一步考察。吴景宏表了长篇论文《元代中菲关系之探讨》。

元与印度、伊朗、阿拉伯关系桑原骘藏《蒲寿庚考》先揭出了《东国通鉴》（实本于《高丽史》）

中一段关于印度王子孛哈里投奔元朝的记载陈高华从《中庵集》中现了此人的更详细资料《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证实和补充了《高丽史》的记载（见所撰《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元新考》）；刘迎胜进一步考证此不阿里之祖贯“西域哈剌哈底”即《马可波罗行记》所载之ca1atu《大德南海志》之加剌都今波斯湾口南岸（阿曼境）古城Qa1hat并论述了当时中国、印度、波斯湾间的交往（见所撰《从&1t;不阿里神道碑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元与波斯关系刘迎胜撰有《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任荣康的《元初的元伊联盟与中亚交通》考述了元与伊利汗国的关系和往来交通路线。元与阿拉伯的关系在多篇通论历史上中阿关系的文章中都有论述其中以纳忠《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较详；叶文程《宋元时期泉州港与阿拉伯的友好往来》主要根据新现的海船等考古资料作了研究。李希义撰文介绍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来元经历及其行记；沈福伟表《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周游非洲的历史意义》认为元人所绘世界地图上非洲图形之准确与此有关。但此说依据不足。

元与欧洲的关系余大钧所撰《最早来到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迦儿宾和他所写的&1t;蒙古史》对此次使节及其奉使报告书的版本、内容作了详细介绍。罗贤佑撰有《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利克》。陈得芝《元代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概述元代中欧关系提到元人朱德润《存复斋文集》所载延祐间“佛林国使来”认为可与西史所载罗马教皇遣教士安德鲁等来大都协助孟特戈维诺传教一事相印证。马可波罗研究最为学者所重视著述甚多。余士雄收集诸家论文三十余篇汇编成《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大体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前的研究状况。杨志玖继现《经世大典》的有关重要资料之后又撰写了多篇论文进一步研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种种经历有力驳斥了认为马可波罗未至中国的说法（诸文均收入《元史三论》）。黄时鉴《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考证了其离华、抵波斯和在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中被俘的年代日期。王廷《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认为Tingiu 应为通州Vuguen应为侯官。陈得芝《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考证其由大都前往云南和到扬州、镇江、泉州的经行路线与年代认为他只走过这两条驿路行记中的南京、襄阳两地显为插叙并未亲至。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习用波斯语文他不是作为色目官员而是作为一名色目商人在中国各地以至南海诸国从事商业贸易。

第七章国外的蒙元史研究第一节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西方学者的早期著述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欧洲东方学初兴阶段。其时法、英、意、德、荷等国都已拥有相当数量的东方文献一些著名大学先后开设了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土耳其语等东方语课程创立了科学研究的条件并出现了第一批东方学家。曾是东方历史上最强盛、并对欧洲生过很大直接影响的蒙古帝国的历史自然成为东方学家们十分注意的研究领域。法国的东方学居于领先地位收藏的穆斯林文献写本和汉文文献最为丰富东方语言、文化的研究起步也最早。十七世纪法国产生了第一部蒙元史专门著作这就是克鲁瓦（petis de1a croix1622—1695）所著《古代蒙古和鞑靼人的第一个皇帝伟大成吉思汗史》。克鲁瓦通晓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语曾任法国国王的土、阿语翻译熟悉穆斯林文献。他根据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欧洲旅行家的行记用十年功夫译编成此书分四册内容包括成吉思汗传以及其继承者（迄于十七世纪）的略传古代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和法规蒙古、突厥、钦察、畏兀儿及东西方鞑靼人的地理。书末附有所据穆斯林作者和欧洲旅行家著述名录及生平简介。此书于作者死后十五年即171o 年在巴黎出版1722 年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克鲁瓦是最早利用穆斯林史料编著蒙元史的西方学者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后来多桑在这方面又前进一大步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十八世纪法国的汉学有很大展汉学家通过汉文史料的译编和利用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个时期的来华耶稣会士以法国人居多且都具有很好的学术修养热心于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耶稣会士宋君荣（a.gaubi11689—17591722 年来华）就是一位十八世纪最优秀的汉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家他毕生不知疲倦地研究和翻译中国的经籍和历史。时邵远平《续宏简录》（即《元史类编》1699 年成书）新出不久他将此书前十卷本纪译为法文题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朝诸帝史》1739 年出版于巴黎。耶稣会士冯秉正（de mai11a1669—174817o2 年来华）则译《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为法文编为《中国通史》13 卷1777—1785年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九卷为元朝史除据《续纲目》外还参考了《元史》。宋、冯二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不识汉文的西方学者获得元朝史知识和利用汉文元史史料的主要依据。

同时期法国汉学家德基涅（de guignes1721—18oo）完成了五卷本巨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1756 至1824 年先后在巴黎出版。其第三卷为蒙元朝史（1757）第四卷为帖木儿朝史（1758）。德基涅通汉文、阿拉伯文因而能直接利用大量原文资料书中还对蒙古史上的重大问题如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原因和性质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此书是西方学术文献中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亚游牧民族历史的名著尽管其资料和见解在今天看来多已过时但在蒙元史研究文献中仍占有要重地位。沙皇俄国自十六世纪末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进行扩张十七世纪中叶先后侵占了额尔齐斯河至叶尼塞河及贝加尔湖东、西各部并开始了对这些地区和蒙古地理、民族、物产的调查。十八世纪帝俄科学院组织了大规模的西伯利亚考察。考察团成员密勒（g.F.mu11er）指导史料的搜集工作并著有《西伯利亚诸王国志》（175o 年圣彼得堡出版）；菲舍尔（I.e.Fischer）根据密勒搜集的资料著《西伯利亚史》（1768 年圣彼得堡出版德文本）。二书都含有卫拉特和布里雅特蒙古历史的内容。被聘为帝俄科学院教授的德国博物学家帕拉斯（p.s.pa11as）参加了西伯利亚考察他通过译员的帮助收集卫拉特史料编纂了《蒙古族历史资料汇编》（2 卷1776、18o1 年圣彼得堡出版）此书曾是西方学者研究蒙古史的基本资料之一。俄人还在西伯利亚、蒙古等地收集了不少蒙古文文献写本和刻本为以后俄国蒙古学的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俄国的蒙元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根据1727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允许俄国正教会派传道团驻在北京每十年轮换一批并许派留学生来华学习。俄国早期的著名汉学家都出在这些人中他们在蒙元史籍的翻译和蒙元史研究上有很大贡献。

蒙元时代欧洲旅行家的东方行记早已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英国史家哈克鲁特（R.hak1uyt1583—1616）的名著《英语民族主要海6路旅行与现》（1598—16oo 修订版1625 年purnetbsp;氏增补版）就包含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鄂多立克等人的行记。其后又有贝热伦（Bergeron1634）的法译本彼特（pietervan der aa17o6）的德译本及其他多种英、法、德文译本多是基于哈克鲁特书的英译和原文。用察合台文写成的阿布哈齐的《突厥世系》先后被译成德文（1716178o）、法文（1726）、俄文（177o）和英文（178o）此书有关蒙古早期史的记载多含传说成分史料价值不高但由于是最早译成西文的蒙古史籍故在当时很受重视。

十九世纪是东方学重大展时期一方面是由于科学的进步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都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体系尤其是比较语言学对东方学的推动最大；另一方面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不仅促进了西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使他们易于获得更丰富的东方文献和实物资料。作为东方学若干分支（汉学、蒙古学、伊斯兰学等）交汇的蒙元史研究因此也有了显著进展。

法国法国学者雷慕沙（abe1 Rémusat1788—1832）和德国学者克拉普罗特（m.J.k1aproth）是十九世纪前期杰出的东方学家新研究方法的代表者。雷慕沙幼眇一目资质聪慧精通汉语兼晓其他东方语言23 岁即著《中国语言文学评论》（1811）。1814 年创设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担任任教授直到去世； 1822 年创立法国亚洲学会并任其机关刊物《亚洲杂志》（Journa1asiatique）主编。182o 年出版了专著《鞑靼诸语言研究》（Renetgues tartares）第一卷涉及满、蒙、维、藏诸语。

蒙元史研究方面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基督教君王特别是法国国王与蒙古皇帝的政治关系》（载《皇家研究院论文集》1822、1824）；《哈剌和林城及中世纪鞑靼诸不明地理考》（《皇家研究院论文集》1824）；《波斯蒙古王朝创立者旭烈兀之西征（摘自续宏简录）》（载《亚洲杂志》1823）；《蒙古诸王撒里答》；《蒙古将军不台》；《畏兀儿大臣塔塔统阿》；《鞑靼大臣耶律楚材》；《海山》（以上诸文皆载于1829 年出版的论文集《nouveaux me1anges asiatique》第2 卷）。

他还将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译为法文1819 年巴黎出版。对中国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包括西藏佛教）史也很有研究并写过论述萨满教的文章。克拉普罗特的研究领域也很广主要有中国的佛教和满文文学等方面。

其有关蒙元史的论著都表在《亚洲杂志》上（法文）：《马可波罗所记澉浦港和剌桐港研究》（1824）；《关于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天德州》（1826）；《马可波罗所记中国西部诸省地理考释》（1828）；《关于纸币之起源》（1822）；《拉施都丁史集有关元代中国的记述译注》（1833）；《亚美尼亚王海屯行记译注》（1833）；《十三世纪蒙古入侵谷儿只、亚美尼亚概述（亚美尼亚史料译注）》（1833）。

雷慕沙和克拉普罗特的著述显示他们已将汉文史料与波斯文、拉丁文、亚美尼亚文等各种文字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创了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

欧洲尤其法国浓厚的东方学研究风气和巴黎图书馆丰富的东方写本收藏还培育了另一位十九世纪前期杰出的蒙元史学者——多桑（a.net1779—1851）。多桑是君士坦丁堡出生的亚美尼亚人其父仕于瑞典王国任外交官也是历史学家1784 年离土耳其赴巴黎之任在那里一直居住到18o7 年去世。多桑从小在巴黎受教育后亦任瑞典外交官先后为驻巴黎（至1814 年）、海牙、柏林公使。他精通欧洲诸国语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又得以利用巴黎所藏东方文献具备了研究蒙元史的优越条件。在西方学者中他第一个最全面地检查了有关蒙古史的穆斯林文献充分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以及拉丁、亚美尼亚等各种文字史料并利用了宋君荣、冯秉正翻译的汉文史料用法文著成四卷本《蒙古史》。其第一卷初版于1824 年后又据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译本、俾丘林的《元史》前三卷俄译本作了较大补充全书于1834 至1835 年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出版。第一卷述蒙古起源、诸部族及成吉思汗一代史第二卷述窝阔台合罕至元顺帝之元朝全史第三、四卷述波斯之蒙古王朝（按历世伊利汗顺序）史。他把丰富的原始资料组织到系统而完整的叙述中并标明出处因此长期以来此书一直是学者们了解蒙元史全貌和有关资料（特别是波斯、阿拉伯文重要史料）的主要参考书。多桑书无疑是十九世纪最优秀的、划时代的综合性蒙元史著作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称誉说：“汉学家们的蒙古史著作无一能与多桑书相匹敌”并非溢美之辞。当然多桑不懂汉文未能更广泛利用汉文史料是此书最大的缺陷；此外他所用的一些穆斯林文献不是最好的写本人名、地名、部族名的译写也不太规范这是早期西方蒙元史著作的普遍毛病（我国清末民初学者通过这些著作接触域外史料译名常因此致误）。他没有设立专章叙述察合台汗国和钦察汗国史还不能算做完整的蒙古帝国史。现在一些最重要的穆斯林史料如《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已有了经过校勘的刊本和译本研究者们不再取材于多桑书但多桑书以其系统性和材料宏富仍不失为蒙元史研究者最好的入门书。

与多桑同时的法国东方学家卡特麦尔（e.m.Quatremère1782—1857）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的卓越研究者拉施都丁《史集》研究的先驱和典范。他先后在法兰西学院和东方语学校担任教授初研究伊斯兰埃及史后主要从事波、阿文史籍的校勘和翻译成果甚富。1836 年他的《波斯的蒙古史》第一卷由法国国家印刷局出版于巴黎这是拉施都丁《史集》“序言”及“旭烈兀传”的波斯原文校勘和法文译注合璧本加上一篇长达百数十页的《拉施都丁生平和著作》论文。其语言学和历史学注释达五百余条极其丰赡利用了大量波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阐释考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很多条注释实际是篇幅相当长的专题研究。《汉学书志》作者戈狄埃（h.netbsp;年曾听说法国国家出版局准备出版此书之第二卷但后来未见问世可能已经散失。此外卡特麦尔所著《马木鲁克算端史》（1837）对蒙古与埃及的关系有较详细的论述并将埃及史家马克利齐《诸王国志绪言》的部分内容译出收入书中。

一些法国学者研究蒙元时代西方使节的旅行记和元与罗马教廷的关系。1824 年菲鲁萨（m.Ferussanetert）刊布罗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马黎诺里的旅行记（182o）之后表了研究论文《马黎诺里行记释》（《地理学会会刊》）。1831 年雅克（e.Jacquet）也表《元朝与阿维尼翁教廷外交关系诸考》（《亚洲杂志》）。他还刊布了133o 年前后驻伊利汗国孙丹尼牙城主教让·柯拉的《大汗国记》拉丁文写本部分内容（《亚洲杂志》183o）后来玉尔即据此译为英文收入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这方面最好的成绩是1839 年出版的达维扎克（d’avezac）用莱顿、巴黎和伦敦所藏写本合校的卡尔平尼行记《蒙古史》随同刊布了其从行者本笃（Benedict）关于卡尔平尼出使的简短报告并译为法文加了很有价值的注释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东方学家都劳里埃（ed.du1aurier）和布洛塞（m.J.Brosset）先后研究了有关蒙元史的亚美尼亚文史料前者著《亚美尼亚史家所记载的蒙古人》（《亚洲杂志》1858）后者著《两位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刚札克和乌黑塔内·乌尔哈》（圣彼得堡）187o）两书都含有《海屯行记》的法译。德弗列麦里（c.defremery）和桑吉涅底（B.R.san-guinetti）合作的《伊本拔图塔行记》全文校勘、法译本（1853—1858）使人们第一次获睹这部重要史料的全貌其功甚大。

《马可波罗行记》当时已出了很多版本。1865 年法国汉学家颇节（g.pauthier）又刊行一种新版本。这是次依据巴黎帝国图书馆所藏出自马可波罗本人赠送给谢波哇领主迪博之原本的三种抄本整理而成除异文校勘和说明外还加了丰赡的历史、地理注释利用了大量《元史》及其他汉文史籍资料进行考证。此书不仅在版本学上很有价值在马可波罗行记的史地研究上也前进了一步。但他错误地考证马可波罗就是《元史》所载元世祖时的枢密副使孛罗而且特为加上一个汉文书名《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长期地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甚至附会日甚直到1927 年才由伯希和彻底纠正1。颇节在八思巴字研究方面也有贡献。他继雷慕沙和贾柏莲（德国）、施密特（俄）、伟列亚力（英国）之后于186o 年著文介绍了爪哇泗水现的八思巴字钱币（载《亚洲杂志》）。1862 年他又将《元史·八思巴传》和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有关八思巴字一节译成法文并通过与藏文、梵文、蒙文字母对照构拟出八思巴字母的音值著成题为《八思巴蒙古字字母表》的长篇文章（载《亚洲杂志》）。这是到当时为止最有份量的八思巴字研究论文。

戈狄埃（henri netbsp;1849—1925）和沙畹（ed.netes1865—191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杰出东方学家他们在蒙元史研究上也有很大贡献。戈狄埃在1869 至1876 年以美国一商会职员身份驻上海期间开始从事东亚史地研究1881 年就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职后与著名荷兰东方学家斯勒格（gustav sch1ege1）一同创办了东方学专门刊物《通报》（189o）。他著名的成绩是编纂了《汉学书志》（其中著录了迄至十九世纪末西人有关蒙元史的几乎所有著译书目）、《日本学书志》、《印度支那学书志》以及专著《中国及其对外关系通史》。有关蒙元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增订了玉尔的《马可波罗书》（19o3 年再版本和192o 年的《注释与补遗》）和《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3—1916 年再版本）。此外他还撰有《元代中国与中亚的基督教》（《通报》1917）等论文。汉学大师沙畹18891 伯希和《评沙海昂译注本&1t;马可波罗书》《通报》1927。

年起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开始从事《史记》的翻译；1893 年起就任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他一生著述宏富除《史记》（部分）法译外主要集中于中西交通（如西域求法高僧行记的译注）和西域史（如《西突厥史料》等）的研究。辽、金、元史方面的研究有《宋人使辽、使金行记译释》（原题《到辽、金的中国旅行家》载《亚洲杂志》 18961898）《居庸关刻石初释》（《亚洲杂志》1894）《元代中国碑铭与官文书》（即白话圣旨碑文和文献研究《通报》19o4、19o5、19o8）等。其《中国的旅行家》一书含有元代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张德辉、常德等人旅行记的简单介绍。此外1895 年波拿巴亲王（Ro1and Bonaparte1e prinnetbsp;刊印了法国所藏元代畏兀字和八思巴字文献（石刻、信件、钱币等）的原件或拓片根据这些材料德维里雅（g.deveria）撰有《蒙-汉文碑铭考释》（《亚洲杂志》1896）德鲁恩（ed.drouin）撰有《波拿巴亲王所刊元代钱币释》（同上）等文。

1896 年列昂·加恩（Leon net）出了一部长达53o 页的《亚洲史导论：突厥人和蒙古人从起源到14o5 年》。其中199—4oo 页是讲蒙古人和蒙古统治下的亚洲。加恩是一位作家叙事生动可读性很强但他对东方的语言和历史却缺乏较深的了解未能理解资料随意解释并加以引申因而错误很多。

俄国第九届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иhф Бичypиh 1777—1853）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杰出的汉学家和蒙古学家。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他广泛研究了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并搜集了大量中国典籍。但因沉湎于研究而怠忽职守被判流放1826 年召回任外交部译官。他著译甚丰主要有《蒙古志》（1828）、《十五世纪至现代之卫拉特史概述》（1834）、《中亚古代各族史料汇编》（中国历代正史中部分四裔传的俄译1851）等。他将《元史》前三卷即太祖、太宗、定宗、宪宗本纪译为俄文并据《通鉴纲目续编》相应部分增补编为《成吉思汗皇室前四汗史》（1829）俄国和西方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长期以此书为采用汉文资料的主要来源。此外还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许多刊物上表多篇有关蒙古史的论文。因其业绩被选为帝俄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巴黎亚洲学会会员。

同时期的俄国东方学家、科学院院士施密特（I.e.snetbsp;idt1779—1847）以其对东方语言特别是蒙古语以及蒙古历史文献的精湛研究而享有盛名被授予法国和英国东方学会特别名誉会员荣衔。他著有最早的《蒙古语语法》（1831）及《蒙德俄辞典》（1835）等。1824 年他表了研究中亚诸族特别是蒙古、藏族古代宗教、政治文学形成史的论著；同年又将雷慕沙所公布的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信件原文（畏兀儿字蒙古文）译为德文并作了语言学评注。施密特最有名的著作是蒙文本《蒙古源流》的德文译注本名为《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圣彼得堡1829）与蒙古原文对照极便利用。这是最早的也是极好的《蒙古源流》欧文译本其注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他还写有译释1225 年移相哥刻石铭文（《科学院论集》第2 卷1833）和研究八思巴字蒙古文（他称为“方形字”。载《帝国科学院历史学部通报》1848）的文章。

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柯瓦列夫斯基（О.kobaлeb-ckий18oo—1878）被认为是俄国蒙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1828 至1832 年在外贝加尔、蒙古和北京从事考察研究为学习东方语言加入了正教会传道团在北京居住了3 年。他对蒙古语言、文学和历史都有研究曾编集了两卷本《蒙古史料集》（喀山1836—1837）。其主要贡献则是编纂了三卷本《蒙俄法辞典》（喀山1844—1849）这部辞典收词完备质量上乘至今仍是学习古蒙文的重要工具书。他还著有蒙古史、蒙古文学史等书惜已不存。杰出汉学家和东方语言学家瓦习理（B.и.Вacилbeb1818—19oo）是184o—185o 年的北京传道团成员。在北京十年间他研究了汉、蒙、藏、满诸语言和中国的儒、佛、道、伊斯兰教史由于通汉、藏文（这一点同时代学者中无人可比）其佛教研究的成绩尤为突出所著《佛教：其信条、历史和文献》（2 卷18571869）非常有名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他的蒙元史研究成绩主要是将《蒙鞑备录》译为俄文并对蒙古古史及其与金朝关系作了详细阐述题名《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历史》载于《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四卷（1859）。这个时期在蒙元史史料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汉学家卡法罗夫-巴拉弟神甫（Пaллaдий kaфapob1817—1878）。他也是于184o 年成为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后来担任了两届传道团团长在北京居住了3o 年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宗教（尤其是佛教）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将极其重要的三部蒙元史汉文史料译成了俄文：（1）《元朝秘史》的汉文总译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故事》（载于《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1866）这是《秘史》最早的欧洲文字译本； （2）《长春真人西游记》（同上1868）；（3）《圣武亲征录》译注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国故事》（载于《东方文集》第一集1877）。此外他还翻译了张德辉应召赴漠北的《纪行》并加注释（《帝俄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部报告书》第9-1o 册1867）。这些重要汉文史料的译介应该大有助于欧洲的蒙元史研究但由于俄文的限制被利用面不太广。而较晚的俄国东方学家布莱资奈德（e.V.Bretsneteider1833—19o1）用英文表的论著在西方学界影响更大。布氏生于里加1866 至1883 年担任俄国驻北京使馆医生期间研究汉学和中国植物学。时英国玉尔的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和《马可波罗书》新出促使他以浓厚兴趣研究中世纪中西交通和西域史地。他以玉尔书未能直接利用丰富的汉文史料为憾遂加意搜集和研究有关汉文史料特别是旅行记在1874 到1877 年间表了一系列论文1887 年汇集并增补为两卷本巨著《基于东亚史料的中世纪研究》。书中含有耶律楚材《西游录》、乌古孙仲端《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常德西使记》、《辽史·天祚帝本纪附耶律大石传》、《元史·耶律希亮传》等重要汉文史料的译文及详尽的注释。此外还转译了《史集》（据多桑书）的部分内容和亚美尼亚文史料《海屯行记》等。其注释引用大量俄国和西方的史料、地理和科学考察报告以及其他学术著作对涉及的史事、地理和物产进行考释至今仍很有参考价值。

这个时期俄国东方学家也开始注意研究和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184o 年喀山大学教授、德国人哀德蛮（F.erdmann）将拉施都丁《史集》中的《部族志》译成德文（有删节）刊行书名题为《古代突厥、鞑靼和蒙古诸民族概况》。后来他又根据《史集》之《成吉思汗本纪》以及译成俄文的有关汉文史料（如俾丘林的《前四汗史》和瓦习理所译《蒙鞑备录》等）著《不动摇的铁木真》（德文莱比锡1862）。另一位杰出东方学家格里戈里耶夫（BГpитopbeb）通晓波斯文、蒙古文等多种东方语言在他还是彼得堡大学学生时（1834）就将帖木儿帝国历史家宏达迷儿的《历史概要》（波斯文）译成俄文出版题为《从古代至帖木儿时代的蒙古史》并作了语言学和历史学注释。这部译著作为最早译成俄文的穆斯林史料得到了俾丘林的肯定评价。此后格里戈里耶夫继续从事蒙元时代史特别是金帐汗国史、中亚史和钱币学的研究。他的论文《论游牧民族与定居国家的关系》（1875）分析游牧民入侵定居地区的原因提出了游牧经济特殊条件下为解决牧地不足而形成相邻民族一浪推一浪向外扩展的观点被称为“推动论”。他还写过一篇有关八思巴字起源的通讯（《亚洲杂志》1861）。

对波斯文蒙元史史料研究贡献最大的是俄国杰出东方学家贝勒津（И.Н Бepe3иh1818—1896）。他是哀德蛮的学生精通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语有可能直接从穆斯林史料入手进行研究。他的最大功绩是出了拉施都丁《史集》的原文刊本和俄译本。在从事这项巨大工程之前他先出了一部“预备性著作”《东方历史家丛书》（1849—1854）并对金帐汗国史进行了研究撰有《从可汗诏敕看金帐汗国的内部制度》（185o）以及论述蒙古对俄罗斯的第一次入侵和拔都侵俄之役的文章。他的博士论文《术赤兀鲁思的内部制度纲要》也是基于诸汗诏书研究而完成的一种重要著作（载《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8 卷1864）。1858 年其《史集》第一部分《部族志》俄文译注本出版（《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5 卷）；1861 年刊出《部族志》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7 卷）；1868 年出版了《史集》的《成吉思汗纪》从述其先世至他即位前部分的俄文译注与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13 卷）；1888 年出版了《成吉思汗纪》从即位至去世部分的俄文译注和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15 卷）。作为《史集》中最重要部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纪》的最早刊本和完整译本贝勒津书的译文在他那个时代无疑具有相当高价值出版后数十年中一直为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所利用。他的注释特别在语言学方面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但他所根据的底本是最差的一种抄本（即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1576年抄本）他又未能直接利用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大大影响了其校、译的质量。

稍后在蒙元史穆斯林史料研究方面作出贡献的俄国学者还有齐曾高曾（B.T.Ти3ehг3y3eh1825—19o2）。他广泛搜罗该时代阿拉伯文（主要为埃及马木鲁克朝史籍）和波斯文著作中的有关资料辑录、编译为两卷本《金帐汗国史资料汇编》。第一卷阿拉伯文著作选辑（原文和俄译文）出版于1884 年包含有伊本·阿昔儿的《全史》、乌马里《眼历诸国行记》、诺外利书、拔图塔行记、埃及马木鲁克朝算端哈剌温传、贝巴尔思传等等至今仍十分有用（因为其中几种尚无其他文字译本）。但第二卷波斯文著作选辑迟至1941 年才由他人整理出版。

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亲王阿古丁斯基（argutins- ky）就将乞剌可思《亚美尼亚史》中所收录的《海屯行记》译为俄文（《西伯利亚杂志》1822克拉普罗特法译本即据此转译）。后来俄国学者帕特卡尼扬（k.Пaтka hияh即Пaтkahob1833—1889）进一步研究亚美尼亚文蒙元史史料187o 年在彼得堡刊行由他整理的《引弓民族史》原文；其俄文译注本也于次年出版题为《僧侣马迦基蒙古史》。自此这部重要史籍始为西方学者所知。他还选辑多种亚美尼亚史家著作译编为两册《亚美尼亚史料中的蒙古史》（1873、1874）。

十九世纪中有许多俄国人深入中国蒙、藏、新疆等地区进行自然、物产、民族、历史、语言等各方面的考察他们在蒙古搜集了不少历史文献现了多处古迹和文物写下了大量旅行记和考察报告其中不乏有关蒙元时代的历史、地理资料。最重要的是1818 年在额尔古纳河支流昆兑河上游找到的1225 年移相哥刻石（最早的畏兀字蒙文实物资料）。1889 年雅德林切夫（h.m.Яaдpиhцeb）现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代与元代碑刻189o 年拉德洛夫（B.B.Рaдhлob）考察了和林及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的古城废墟和碑刻。1892 至1899 年拉德洛夫出版了《蒙古古物图谱》4 册展示所现的古迹、文物图片并标明地图位置极为有用。以前中外学者曾对蒙古国都位置以及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做过许多探索多未中鹄的和林城及其附近古遗址的现使元代蒙古历史地理研究跨入了一个新时代。蒙古学家波兹德聂也夫（a.m.Пo3дheeb1851—192o）两次进行实地考察1892 至1893 年完成了从恰克图到北京、从科布多到库伦的纵横蒙古旅行收集了大量蒙文史籍。其所著旅行记《蒙古与蒙古人》（2卷1896、1898）对《秘史》及其他古代蒙古史籍、传说均有论述。其中记录了许多漠南北的元代古迹和遗物。

十九世纪俄国的蒙元史研究还应该提到毕业于喀山大学的布里亚特族学者班咱罗夫（Дopжи Бah3apob1822—1855）。在极短促的一生中他留下了多篇佳作如《黑教：蒙古人的珊蛮教》（1846）《两种中亚字母》（关于八思巴字母的研究1848）《叶卡德琳诺斯拉夫省现之蒙古文银牌考释》（1848）《蒙古汗敕令“牌子”考》《蒙古名称考》与《论卫拉特与畏兀儿》《移相哥碑铭考释》（1851）等。他的所有论文于1955 年逝世1oo 周年时由语言学家桑热也夫结集出版。

杰出的俄国东方学巨子巴托尔德（B.B.Бapтoлbд1869 —193o）其学术生涯与法国的戈狄埃、沙畹一样都是跨世纪的。他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在著名伊朗学家门下受过严格科学训练。1896 年他调彼得堡大学任副教授第一部著作《成吉思汗帝国的形成》（授课讲义）就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札记》第五卷刊出；同年又表了评论法国加恩所著《亚洲史导论》的文章反映他在学术上已经成熟。他把蒙元时代的中亚史定为自己的重点研究课题为此广泛搜集波斯、阿拉伯和突厥文史料——大多数是抄本编成《原文资料选辑》作为其预定著作《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的第一编于1898 年出版。19oo 年其第二编即本人著述也完成出版。巴托尔德治学极其严谨坚持在尽可能全面搜检史籍和严格审查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著述做到言必有据据必确切。为了弄清蒙古西征前中亚的历史背景他用大量精力根据原始资料研究蒙古时代以前的中亚史以致这一部分竟写到占全书的五分之四弄成“文不对题”（见作者前言）因此在1928年出版英译本时书名改为《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本书绪论部分详细介绍史料（分“前蒙古时期”、“蒙古入侵”、“欧文著作与文献”三部）第一章为“河中地区地理概观”第二章为“迄至12 世纪的中亚”（从穆斯林征服至哈剌汗朝衰亡）第三章“西辽与花剌子模”第四章为“成吉思汗与蒙古人”（从蒙古建国至成吉思汗之死主要述其西征）最后附有大事年表与参考书目。1963 年莫斯科开始刊行巴尔托德著作全集《突厥斯坦》作为第一卷先出版并增补了作者生前未定稿的第五章（从1227年成吉思汗之死至1269 年的中亚史）。1968 年出的英译本第三版也据此增加了第五章。巴托尔德未能直接检查和利用蒙、汉文史料尽管他充分利用了多种蒙、汉文史料的译本难免有若干不当之处伯希和曾著《评注》一文1提出修正意见。但除此之外此书在利用穆斯林史料方面可说十分完美堪称是蒙元史和中亚史的划时代巨著。

1898 年巴托尔德还出了一本《七河史纲》（七河地区指巴尔喀什湖以南、锡尔河上游纳林河以北之地）。二十世纪初期他表了大量中亚史、伊朗史、伊斯兰教史著作著名者如《中亚史四讲》、《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 载《通报》193o 年。冯承钧译为汉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编。等都是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其他西方诸国德国学者很早就重视东方语言的研究。贾柏莲（ h.nettz）在1838 年表《一个古代蒙古碑文的研究》（《东方艺术杂志》第2 卷1 期）公布了从赵涵《石墨镌华》中抄录的八思巴字“重阳万寿宫碑”并加转译和注释。这是西方最早研究八思巴字文献的文章。184o 年他又撰《古代蒙古碑文补释》（同上第3 卷）对前文作了补充、订正。奥地利东方学家哈默尔-普尔格施塔勒（J.F.von hammer-purgsta111774—1856）曾任驻奥斯曼帝国外交官后为宫廷官员帝国科学院院长通突厥、阿拉伯、波斯语对土耳其史、蒙古史均有很高造诣。1832 年帝俄科学院悬重赏向国内外学者征求金帐汗国史著作哈默尔于1835 年以其所著《钦察之金帐汗国史》应征虽然得到基本肯定的评价但却没有获奖。184o 年他自己出版此书。1842 年他又出了另一部蒙古史著作《伊利汗国史》。两书都是最早的元代西北汗国史专著恰与多桑书和卡特麦尔书几乎同时问世标志着这个时期欧洲蒙元史研究的长足进展。他的另一贡献是将波斯文《瓦萨甫史》第一卷译为德文1856 年于维也纳出版。

1872 年维也纳大学教授沃而甫（otto o1ff）出了一部《蒙古或鞑靼人史》篇幅也很大。此书叙事从蒙古兴起至窝阔台合罕之死和拔都从中欧班师尤详于拔都西征之役（征服钦察、斡罗思和入侵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战事）。其后又有巴希菲尔德（g.Bachfe1d）写了一本小册子《蒙古人在波兰、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1889）专述1241 年战事。斯特拉哥什（g.strakosnet）著有《1241—1242 年蒙古对中欧的入侵》（1893）可补沃而甫书之不足。

蒙元时代西方旅行家的行记也早有德文译本十九世纪这方面的主要成绩是布列克（a.Burek）所译经诺依曼补充、订正的马可波罗行记译注本（1845 年初版1855 年补订本）。

德国东方学家胡特（g.huth）于1898 年出版了清代蒙古学者用藏文著作的《蒙古佛教史》的德文译本这部重要史籍始为西方学者所知并被广泛利用于元代史研究。胡特将此书作者误认为是济美日多尔吉（济美南喀）后人多沿其误直到晚近才被订正。

这个时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贡献的英国学者主要是亨利·玉尔（henryyu1e182o-1889）和霍渥士（h.h.hoorth1842—1926）。玉尔于184o至1862 年在印度英军中服役后任总督秘书。他对东方历史地理特别是中世纪旅行记有很广泛、深入的研究成为哈克鲁特学会会员。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2 卷1866）始于鄂多立克行记的研究后扩大到其他有关中国的中世纪旅行记和地理资料。在长达253 页的“绪论”中叙述了从上古直到十七世纪初的中西交通史（含蒙古西征和元代的中西交往）并附录有古希腊、罗马及中世纪西方作者有关中国记述的摘译。本文部分分别译出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的《东游录》来元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等人）的信件、《史集·忽必烈纪》有关中国的记载（主要据多桑书转译）十四世纪前期佛罗伦萨商社代理商帕哥罗提（pego1otti）《诸国志》所载从塔纳到中国之路及中国诸地贸易和货物情况教皇使者马黎诺里的《东行回忆录》、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旅行记的中国和印度部分以及十七世纪初鄂本笃的中国行记。每篇前面都有详细的作者、版本和研究情况的说明译文注释亦较详赡。此书后经法国学者戈狄埃修订、增补改为四卷（1913—1916 年出版）至今仍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特别是元代）的重要参考书。玉尔的另一名著《马可波罗书》（1871 年初版1874 年再版修订本）是当时最权威的马可波罗行记英文译注本与1818 年出版的马斯登（marsden）英译本相比竟有天壤之别。其注释详明考证颇多精当过了同时的颇节。此书后亦由戈狄埃修订、增补更趋完善（192o）。

霍渥士年轻时代在印度殖民政府工作后任英国下院议员考古学会会长。他是一位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虽然不通汉、蒙古、波斯等东方文字却有志写一部完整的蒙古史并相信凭他的史学素养利用转手资料（欧洲学者著作以及所译东方史料）也可以完成。他的确极其广泛地阅读了几乎所有前人的著述和译著前后用数十年之功终于写出了四大卷（分五部）巨著《九至十九世纪蒙古史》第一卷为中国的蒙古史（1876）第二卷为俄国的蒙古史（188o）第三卷为波斯的蒙古史（1888）第四卷为附录与索引（1928）。此书可以视为汇集了迄至十九世纪欧洲蒙古史研究成果的综合性著作在时间和地域跨度上包罗最广叙述亦颇详重要地方注明出处不失为了解蒙古史全貌的参考书。但由于作者的蒙元史学术修养和语言知识不足所用资料全出于转手阐述史事也多因袭前人少有新意从学术性方面衡量远逊于先前的多桑书。霍渥士还表过几篇蒙元史论文如《成吉思汗及其祖先》（188o）、《钦察的白帐汗国》（1878）等。

此外在上海的英国牧师伟列亚力（a.y1ie）对元代八思巴字蒙文碑刻做过一些研究。他在上海现一件八思巴字碑刻将拓本寄往伦敦并著文介绍（《汉蒙文古碑铭》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部会报》1855）其后又相继写了《关于一件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亚洲杂志》1862）、《论居庸关古石刻铭文》（《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7o）等文。他还写了一篇关于北京元代天文仪器的文章（《第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论文集》1876） 。这个时期 表过有关蒙元史论著的英国学者还有奥尔良（ p.J.or1e-ans 《中国两个鞑靼征服者史》 1854 ） 格伦威尔德（.p.gro-eneve1dt 《1293 年元征爪哇之役》《中国评论》1875—1876为《元史·爪哇传》的英译1877）布舍尔（s..Bushe11《古蒙古都城上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75）等。1881 年兰-蒲耳（s.Lane-poo1e）出了一本《不列颠博物馆藏蒙古钱币》（馆藏东方钱币目录第六卷）绪论中叙述了蒙古历史特别是伊利汗国史并公布了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钱币目录和图版。奥立佛（e.e.o1iver）研究了察合台汗国史表有《察合台蒙古人》（《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88）、《察合台蒙古人的钱币》（《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91）。

波斯文史料的翻译有拉维尔弟（h.g.Raverty）的术兹札尼《纳昔里史话》英译本（《亚洲伊斯兰诸王朝史》1881）和罗斯（e.d.Ross）的海达儿《拉施德史》英译本（《中亚蒙人史》1898）

美国著名东方学家柔克义（..Rockhi111854—1914）的主要研究领域和业绩虽然是在藏学方面但他学识广博对宋、元时代的中西交通也有精湛的研究。他和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F.hirth1845—1927）合作的《诸蕃志》英文译注本十分有名。他在19oo 年完成的《卢勃鲁克东行记》英文译注本（含卡尔平尼行记伦敦哈克鲁特学会出版）注释详明利用了大量欧洲中世纪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很多精辟的考证迄今为止仍是研究这两种行记最好的著作。

第二节二十世纪的蒙元史研究本世纪初期涌现了一批卓越的蒙元史研究的带头人本世纪中叶许多有成就的蒙元史专家多出于他们门下。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东方学各学科析分愈细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更加专门化。但由于蒙元史涉及的民族甚多地域甚广因而又具有多学科的特点。一方面汉学、蒙古学、藏学、伊朗学以及欧洲中世纪史的专家都有不少与蒙古史有关的著述；另一方面优秀的蒙元史专家也多兼通数门语言和若干学科的知识。

法国东方学大师伯希和（p.pe11iot1878—1945）是本世纪蒙元史研究领域无可争辩的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权威这是由于他不仅汉学造诣极高而且兼精蒙古、突厥、西藏、印度、伊朗、印支等学。渊博的语言和文献学知识加上异常的天才和勤奋使他在极广的研究领域中几乎无往而不获。伯希和毕业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曾受业于沙畹。1899 年为印支古迹调查会（不久改为河内法国远东学校）研究人员后任教授。其间多次来我国搜集图书资料。19o6 至19o8 年在我国新疆、甘肃考察古迹从敦煌千佛洞等处劫走大量珍贵的古文书、写本、木简及绘画等文物。1911 年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直至去世。1925 年起担任《通报》主编1935 年当选为法国亚洲学会会长。伯希和的主要研究领域一直是古代中亚史和中西交通史其最重要阶段正是蒙元时期。从本世纪初至去世的四十多年中他写下了大量研究蒙元史的论文、著作、札记和书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后6续出版的。概括地说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种重要史料展开的。一是《元朝秘史》涉及书名、成书年代、版本和相关的其他蒙文文献以及古代蒙古语、名物、制度的考订等方面。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的蒙文标题》（《通报》1913）、《今已不音的13、14 世纪蒙文中的h 字词》（《亚洲杂志》1925）、《元秘史旧蒙文中的一段讹误》（《通报》193o）、《阔阔·迭卜帖儿与户口青册》（同上）、《释‘站’》（同上）《秘史蒙古原文中的两处脱漏》（《亚洲杂志》194o）、《忽卜赤儿》（《通报》1944）以及畏兀字和八思巴字蒙文碑铭、文书的研究。其《秘史》拉丁字转写及法译本（译文仅有前6 卷即第1—185 节）于1949 年出版。二是欧洲使臣、教士的报告和相关的东西方文献由此研究蒙元与罗马教廷及欧州国家的关系和元代基督教情况。主要论著有《唐元时代中亚及远东之基督教徒》（《通报》1914）《蒙古人与罗马教廷》（《东方基督教评论》1923、1924、1928）《中亚和远东基督教徒研究》（1973 年出版有关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雅八剌哈与列班扫马、汪古部基督教的研究札记）。三是《马可波罗行记》从他学术生涯之初便开始研究此书（19o4 年出版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就有这方面内容）后期倾注大部分精力于此。1938 年他与英国东方学家穆勒（a.c.mou1e）合作完成的基于Ze1ada 抄本的拉丁文合校本和基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法—意混合语原文抄本并用多种版本校订、增补的英文译本（书名从Za1ada 本作desnet of theor1d）在伦敦出版这被公认为研究者必用的最完善本子。伯希和的马可波罗行记注释虽未全部完成预定条目但已形成为一部煌煌巨著在他去世多年后由韩百诗负责整理按字母顺序排列分两卷出版于巴黎（notes on marnetbsp; 卷1959；第2 卷1964）；1973 年出版了第3 卷：索引。全书共有386 条每条均列各种版本的异写并考其正误有很多条文长达数十页甚至百余页。诚如韩百诗在“前言”中所说：“这已不再是马可波罗行记的注解而是展现了他极其博大精深之学识的专题论文集。”四是《圣武亲征录》的译注只完成一部分1951年出版于莱顿题为《成吉思汗征战史》第一卷。其中一部分出于韩百诗之手署名二人合著。注释中包含有蒙古诸部落、人名、地理以及成吉思汗建国前漠北历史的详细、精辟的考证。

伯希和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著作还有《高地亚洲》（1931）《金帐汗国史札记》（巴黎195o）在19o2 年译注本基础上增订的《真腊风土记》译注本（未完成 1951 年由戴密微、戈岱司整理出版）《卡尔梅克史评注》（巴黎196o）。他写了大量书评其中《评&1t;王国维遗书》（《通报》1929）、《评巴托尔德著&1t;突厥斯坦》（同上193o）、《评&1t;长春真人西游记ap; 英译本》（同上1931）、《库蛮》（《亚洲杂志》192o评班额与马迦特合著之《东突厥方言研究》）都是有关蒙元史的精辟考证文章。

同时代的东方学家伯劳舍（e.B1onetbsp; 年以来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写本部从事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的整理、编目和校勘工作著有《拉施都丁蒙古史导论》（191o）并刊行了以本馆所藏抄本为底本的《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校勘本（1911）。这个刊本尽管由于底本不佳和伯劳舍的东方语造诣不高而多有讹误但长期以来没有更好的新刊本替代它所以一直是最方便于研究者使用的本子。

以擅长编撰综合性著作闻名的东方学家格鲁塞（R.grou- sset1885—1952）开始是治希腊史的后兴趣转移到亚洲历史文化。他知识广博尤善于吸收和总结诸家研究成果取其精华有机地组织到自己的综合性著作中去因而他的书往往能反映有关学科已达到的研究水平。他的这一类著作很多蒙元史方面主要有《草原帝国：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从匈奴到清朝平定准噶尔主要部分为蒙古史1939）、《蒙古帝国》（第一阶段：成吉思汗建国前的蒙古、蒙古国的形成和后来的变迁1941）和《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传》（1944）。此外他的《远东史》（1929）和《中国史》（1942、1943、1947）等书都含有元代史内容。

伯希和时代法国的蒙元史研究达到顶峰此后就逐渐下降了。能继承其事业者为数不多其中佼佼者是他的学生韩百诗（L.hambis19o6—1978）。上述伯希和的许多种重要遗著都是由他整理出版的其功甚大。他从1942年起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蒙古语编有《蒙古书面语语法》（1946）；后为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1965 年以后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恢复了伯希和创立的中亚历史文化课程并建立了中亚研究中心（1974）从而使法国的中亚语言学、考古学研究传统得以维持。他的蒙元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元史卷一o七宗室世系表》译注（1945）和《元史卷一o八诸王表》译注（1954）两书对检索蒙元史重要人物家世、履历十分有用；《马可波罗寰宇记》法译本（1955）与《卡尔平尼蒙古史》法译本（与Benetbsp;合译1965）；《成吉思汗》（1973）此是一部学术水平和文笔俱佳的传记作品；与伯希和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明代蒙古史文献》（1971）。其重要论文有《蔑儿乞部伯颜传初释》（《亚洲杂志》1953）、《谦河札记》（同上1956）、《关于叶尼塞河上游的三个部落：乌思、合卜合纳思和帖良兀》（同上1957）、《元代高丽史札记》（《通报》1957）、《关于“成吉思汗石”》（高等中国研究所论文集196o）、《汉、蒙文史料和拉施都丁书所载成吉思汗以前之蒙古历史》（《中亚杂志》197o）、《圣路易与蒙古人》（《亚洲杂志》197o）等多篇。

奥班夫人（F.aubin）也是伯希和的学生继从韩百诗学习但她的研究方向注重于近现代蒙古史和蒙古社会史。196o 年她为拉契涅夫斯基的《元史刑法志》法译本编制了一部索引。1972 年在《蒙古研究》第3 卷表《内蒙古和中国的蒙古人：目录学基础》长达158 页是当时唯一有关内蒙古的西文书目。她在1974 年表的《蒙古的汉学：蒙古人民共和国对1o—14世纪中国的研究状况》（载《宋史研究通讯》9）系统介绍了蒙古的考古、历史、《秘史》及其他蒙元时代著作。

让·理查德（Jean Richard）是中世纪史专家他在蒙古与西方关系的研究上很有建树撰有《教廷与波斯蒙古人关系的起始》（《亚洲杂志》1949）《13、14 世纪前往蒙古的使团》（《天主教使团全史》第1 卷1956）《蒙古与拂郎》（《亚洲史杂志》1969）《蒙古的最后通牒与伪信：西方与鞑靼人的战争动机》（《中亚杂志》1973）等多篇论文。

此外五十年代以来突厥学家巴津（L.Bazin）关于突厥—蒙古语的比较研究人种学和蒙古语言学专家阿马雍（R.ha- mayon）关于蒙古语和习俗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研究叙利亚教会史的专家J.m.Fiey 所著《蒙古伊利汗国时代的叙利亚基督教徒》（鲁文1975）分十章分别叙述伊利汗治下的雅各比派教士事迹并研究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此书史料十分丰富可视为伊利汗国宗教史。

前苏联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辽阔的领土——它几乎全部都曾处在蒙元帝国的统治之下——和与蒙古的特殊关系因而蒙元时期史研究继续受到重视。成就最著者除巴托尔德外当推杰出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aдиmиpцob1884—1931）。符氏19o4 至19o9 年就学于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是著名东方学家科特维奇、鲁德涅夫和巴托尔德的学生。1912至1913 年他赴巴黎、伦敦搜集资料和进修听过伯希和的课。1915 年起在彼得堡大学任教。曾先后多次到蒙古进行语言、民族学及历史与考古调查。他早期的著述主要是调查报告和语言、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但一开始就有志于写蒙古人的历史阐述其社会制度（191o 年日记语见符拉基米尔佐娃为亡夫遗著《蒙古社会制度史》所写的前言）。1922 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蒙元史著作《成吉思汗传》。书中充分利用了他称之为“成吉思汗及其战友们的..英雄史诗作品”的《元朝秘史》以及其他多种东西方史籍资料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很好的传记读物因而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土、汉等多种文字。此后他6续表了多篇语言学、历史学的考据文章有关蒙元史者有《见于蒙古文献中的帖卜一腾格里》（《苏联科学院报告乙辑》1924）《关于达延汗称号》（同上丙辑1924）《关于在伊利汗阿鲁浑诏书中见到的一个词》（同上乙辑1929）《蒙古语那可儿》（同上）《蒙古称号别乞和别吉》（同上丙辑193o）等。1925、1926 年又两次到蒙古考察并根据文献记载试图在肯特山（即元代不儿罕山）探寻成吉思汗的葬地（见1927 年表之《库伦城、库伦地区及肯特山区的民族语言调查》的“古迹探考”一章）尽管没有现但其地理位置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和深思熟虑最后两年他集中精力撰写《蒙古社会制度史》但最后一部分没有写完就不幸病故这部遗著于1934 年出版。作者从草原游牧民经济的研究出进而阐明蒙古社会民族结构、阶级阶层关系和政治组织的演变时间跨度从十一至十八世纪初但重点是蒙元时期。在缜密研究的基础上他创立了“游牧封建制”理论。此书是他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以其资料丰富、观察敏锐、考证精细和富有创见被公认为最优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古代蒙古史研究跨入了从经济视点深入考察社会结构和形态的新阶段。它被译成多种外文成为蒙元史研究者必读之书。

蒙古学家柯津（c.a.ko3иh1879—1956）的蒙元史研究论文有《关于蒙古诸伊利汗外交文件译释问题》（《苏联科学院通讯》第七期1935）、《有关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史诗传说片断》（《列宁格勒大学学术集刊》2o卷第1 期1939）等篇。他的主要成果是根据《元朝秘史》汉字音写原文用俄文字母转写并译为俄文于1941 年出版。但其俄文音写水平不高。专门研究蒙古法律的梁赞诺夫斯基（B.a.Ря3ahobckий）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代表作为《蒙古诸部习惯法》原载《亚洲通报》51、52（19231924）后合刊为单行本（哈尔滨1929）。此书收集了散见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马克利齐书等各种史籍中的成吉思汗大札撒条文以及后代的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等资料极便参阅。他的有关论文还有《中国法对蒙古法的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1931）、《元代的蒙古法与中国法》（1936）、《古代蒙古文化与法律对俄国文化与法律的影响》（同上）、《成吉思汗大札撒》（《哈尔滨法学院学报》1o1938）等篇。

苏联学者的蒙元时期史研究更多偏重于金帐汗国史方面研究的问题大体承袭沙俄时代传统有拔都征俄之役、金帐汗的诏敕和钱币、古遗址掘、俄罗斯编年史的有关记载以及蒙古制度文化对俄罗期的影响等。本世纪初期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为维谢洛夫斯基（Н.И.Вeceлobckии）其论著多出在革命前有《毗邻萨莱之古里斯坦所在地考》（19o7。古里斯坦为金帐汗国铸造钱币的重要地方）、《有关金帐汗颁赐俄罗斯僧侣之诏敕的一些考释》（19o9）、《金帐汗国史札记》（1916）等。革命后续有新作。沙俄时代已开始进行的金帐汗国都城萨莱（拔都萨莱与别儿哥萨莱两城）的考古掘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文献资料相对贫乏的金帐汗国史研究是极有力的促进。194o 年纳索诺夫（a.Н.Нacohob）的专著《鞑靼人与俄罗斯》（蒙古统治俄罗斯政治史）出版作者主要依据俄罗斯编年史资料并利用了译成俄文的东方文字史料。在此之前雅库鲍夫斯基（a.Ю.Яky6obckий,ob）合著了一部“13—14 世纪术赤兀鲁思形成和兴盛期的历史纲要”题为《金帐汗国》（1937 年初版1941 年再版）。雅库鲍夫斯基先后就学于彼得堡大学历史系（1913 年毕业）和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24 年毕业）深受巴托尔德的影响。他是造诣很高的中世纪中亚史、西亚史专家和考古学家曾主持昔格纳黑、玉龙杰赤等古城的掘。他撰写的这两个废城的考古报告（分别载1929 和193o 年的国立物质文化研究所《通讯》和《通报》）以及《别儿哥萨莱手工业的起源问题》（同上《通讯》1931）、《东方封建制度——金帐汗国都城别儿哥萨莱》（1932）等论著都表现了他善于把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历史研究。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他对《金帐汗国》一书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增加了第三篇《金帐汗国的衰亡》195o 年出第三版改名《金帐汗国及其衰亡》（余大钧汉译本作《兴衰史》）。1952 年此书获斯大林奖金。此外他有关蒙元史的著述还有《不花剌的答剌必叛乱》（《东方研究所丛刊》1936）、《11—13 世纪蒙古史研究概述》（载《俄国东方学史纲要》1953）等篇。

1936 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制订了一项宏伟的研究计划——出版《史集》第一部（蒙古史）的全文集校本和俄文译注本。由杰出的伊朗学家罗马斯凯维哥（a.a.Рomackebиh）主持其事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班子分工进行。在此以前出过的各种刊本都不完全而且使用的底本不佳该所研究者利用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尔抄本和也是很好的古老抄本塔什干本作为底本取伦敦、巴黎、德黑兰、列宁格勒及东方学研究所五种抄本参校质量自然能过前人。工作程序是先编定原文的集校稿再据以译成俄文。鉴于当时此书之第三卷即波斯的蒙古诸汗纪除卡特麦尔刊布的旭烈兀纪外都没有刊本工作就先从此卷开始。由于注释工作难度极大准备在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另出单独的注释卷原文校本和译本都只脚注重要的异文。此卷原文由阿里札德（a.a.aли3aдc）校编经罗马斯凯维哥审订交阿伦德斯（a.k.apehдnetbsp;年完成。因战争影响该译本到1946 年才出版而其原文集校本则迟至1957 年才面世（与译本合刊）。1952 年第一卷的俄文译注本分两册出版。第一分册（部族志）译者赫塔古罗夫（a.a.xeтacypob）注释者谢麦诺夫（a.a.cemehob）；第二分册（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由斯米尔诺娃（О.И.cmиphoba）译注汉学家潘克福（Б.И.Пahkpaтob）参加了注释工作。此卷的原文集校本只出了罗马斯凯维哥、赫塔古罗夫和阿里札德校勘的第一分册（1965）。第二卷（元太宗至成宗纪）的俄文译注本（译者维尔霍夫斯基Ю.П.Вepxobnetbsp; 年出版原文集校本只刊布了由阿里札德校勘的太宗窝阔台合罕纪部分（198o）。第一、二卷的注释利用了一些汉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许多名称和语词的解释有参考价值但一般都比较简单。由于不能充分利用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因而有不少处采取了讹误的写法可以订正而未能订正译本亦从之而误。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这部集校本和译本仍是研究者最方便使用的好本子是苏联学者对蒙元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

十九世纪以来在沙俄政府扩张政策的背景下俄国学者不断地深入蒙古和中亚各地进行多方面调查出了大量对研究这些地区古代历史也很有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如普尔日瓦尔斯基、格鲁姆格济迈洛、彼甫佐夫、波塔宁、克列门茨等人的著作）。革命后这种调查仍继续进行。因此他们对蒙古、中亚地区古代遗迹和文献的现远远过其他国家学者。对蒙元史研究来说除上世纪末和林城的现外最有意义的就是19o7 至19o9 年柯兹洛夫（n.k.ko-лob1863—1935）考察队在额济纳沙漠中现了黑水城废墟找到了大量珍贵的西夏及元代文书和其他遗物（著有《蒙古、安多和哈剌和托废城》1923）。1923 至1926 年柯氏又率领考察队进行了纵贯蒙古的大规模考察。这次考察的成果除震惊世界学术界的诺颜乌拉匈奴墓葬的现外在南杭爱省找到元代屯戍漠北的一支侍卫亲军所建之“宣威军”城同样具有重大价值；对黑水城的第二次掘也有不少新现（有《1923—1926 年蒙古旅行日记》1949）。

1948 至1949 年考古学家吉谢列夫（c.В.kиceлeb19o5—1962）领导苏蒙联合考古队对回纥故城哈剌·巴剌哈孙和蒙古国都和林城进行考古掘弄清了和林城的街区、建筑物布局特别是万安宫遗址情况。1957 至1961 年他又率队考察、掘了额尔古纳河西支流乌鲁伦圭河北岸、希尔希尔河口附近的一座元代古城和古城西北、昆兑河旁的元代宫殿遗址。希尔希尔古城位于“移相哥刻石”所在地之南数里可以肯定是移相哥或其后王（齐王）所建的王府城昆兑宫殿也应属于他家。同时苏联考古学者还在图瓦自治共和国现数处蒙元时代古城或居民点遗址并进行了掘其中乌鲁克穆河支流厄列格斯特河旁的登一帖列克古城城内有官衙、手工作坊、汉式房屋等遗址一百多处城外有灌溉渠道及耕作遗迹吉谢列夫认为应即元代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的驻所——益兰州城；此外克穆齐克河旁的废墟可能与元代谦谦州有关。上述这些考古成果由吉谢列夫主持合编为《古代蒙古城市》一书（1965）非常有用。

1953 年苏联出版了多卷本《苏联史纲》的11—13 世纪卷其中对蒙古西征有很详细的叙述系由中世纪史专家帕舒托（В.Т.Пaшyтo）等人撰写。1956 年帕舒托又出版了一部个人专著：《俄罗斯人民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十三世纪）》内容不限于蒙古征服俄罗斯还包括中亚地区。蒙古史专家莎斯齐娜（Н.Т.Шacтиha）以研究十七世纪俄蒙关系史著名但她也从事蒙古文历史文献和蒙元史史料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沙拉图吉（黄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译本（1957）1911 年出版的马列英（a.И.maлeиh拉丁语专家）《卡尔平尼行记》和《卢勃鲁克行记》俄译本的补注本（1957）《中世纪蒙古文学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载于《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197o）罗卜桑丹津《黄金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译本（1973）等。

著名藏学家、蒙古学家列里赫（n.Roerich19o2—196o）曾就读伦敦、巴黎等地著名大学师从列维、马伯乐、米诺尔斯基诸大家通晓梵、巴利、波斯、藏、蒙、汉等语言从193o 年滞留印度到1957 年归国主持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的藏学研究论著甚富涉及蒙、藏语言、历史、宗教诸方面。有关蒙元论文有《蒙古时代的阿兰军》（《著作集》1967）《13、14 世纪的蒙藏关系》（《西藏学会学报》1973）等多篇。

六十年代以后苏联研究蒙元史的学者不多其中成绩最著者为蒙库耶夫（h.Ц.myhkyeB1922—1986？）。他的汉文程度很高着重利用汉文史料研究蒙元史。其研究工作开始于钻研两部宋人出使蒙古的报告《黑鞑事略》（载《东方学问题》196o 年第五期）和《关于&1t;蒙鞑备录与&1t;黑鞑事略——13 世纪中国旅行家关于古代蒙古的记载》（载《中国——日本：历史与语言学》1961）。1962 年他以《有关13 世纪蒙古史的一些重要汉文史料的翻译和研究》论文获得副博士学位。其后继续表《13—14 世纪蒙古史的主要汉文史料》（载《东方诸国的现代学》第1 卷1963）。《有关最初几个蒙古汗的汉文史料》（耶律楚材神道碑的翻译与研究1965）《蒙鞑备录》俄文译注本（1975）。专题研究论文有《论13 世纪前半期最初几个蒙古汗在中国政策上的两种倾向》（载《布里雅特综合科学研究所集刊》第8 辑1962）《论13—14 世纪蒙古牧民的经营方式》（同上第16 辑1965）《13—14 世纪蒙古和中国经济状况问题》（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6辑1965）《黑水城现之两件蒙文印件残片》（载《蒙古研究》197o）等多篇。

着重研究元末农民起义的博洛甫柯娃（n.А.Бopobkoba）撰写了一系列论文：《红巾军起义与朱元璋的兴起》（《亚非人民》1961 年第2 期）《红巾军起义最初阶段的郭子兴—朱元璋集团》（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1963）《论14 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反对蒙古征服者的斗争》（载《鞑靼—蒙古人在亚洲与欧洲》197o）等。其专著有《中国的红巾军起义》（1971）。

克恰诺夫（e.И.kцчahob）是著名的西夏史专家对蒙夏关系和蒙古征服西夏的战争有深入的研究除专著《唐兀国史纲》（1968）外还撰有《关于成吉思汗征服后唐兀人历史命运的几点看法》（《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6 辑1965）、《蒙夏战争和西夏的灭亡》（《鞑靼—蒙古在亚洲和欧洲》197o）等篇论文。此外他还著有《&1t;元史中关于13 世纪吉利吉思移民的记载》（《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类11963）《征服世界的铁木真的一生》（1977）。

维克托罗娃（n.n.Виkтopoba）着重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历史的研究著有《蒙古民族起源的最初阶级》（副博士论文1961）、《古代蒙古游牧民阶级社会的形成》（《前资本主义历史问题》第1 卷1968）、《蒙古人：民族起源与文化渊源》（198o）。1962 年中国学者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oo 周年学术讨论会某些苏联学者也有反映表了迈斯基写的《论成吉思汗》（《历史问题》1962 年第5 期）和帕舒托等人写的《成吉思汗及其遗产》（《苏联历史》1962 年第5 期）等文。197o 年苏联出了一部名为《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的论文集所收论文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统一蒙古国家的形成与成吉思汗》（桑达格撰）《南宋的灭亡》（斯维思托诺娃撰）、《蒙古封建主在中国东北统治的建立》（麦里柯夫撰）、《13—14 世纪中国蒙古诸汗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杜曼撰）等。耶果罗夫的专著《13—14 世纪金帐汗国历史地理》（莫斯科1985）利用了大量俄国编年史及考古资料其历史简述第一部分终于忙哥帖木儿第二部分至14oo 年。此书主要内容是城市展研究分为六个时期。此外还论述了政府机构和军事地理。末附所有已知遗址的细目极为有用。

德国十九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初著名汉学家夏德（F.hirth1845—1927）、格鲁伯（.grube1895—19o8）、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1863—1946）等人的卓越成就标志着德国的汉学（含满、蒙、藏和西域研究）有了长足的展。格伦威德尔（a. grunap; de Le coq）在吐鲁鲁等地考察的丰富收获也对德国汉学的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本世纪上半叶继承前人事业并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大贡献的学者推海尼士（erinetisch188o-1966）。

海尼士受业于格鲁伯和夏德通汉、满、蒙、藏语。19o4 年他以博士论文《汉文版&1t;蒙古源流与蒙古原文的比较》奠定了后来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接着他在中国武昌、长沙担任军校教官共7 年并继续其汉学研究。二十年代以后历任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其间除在汉语和中国古代史方面6续有著述外他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蒙元时代的历史与文献特别是《元朝秘史》。1931 年开始著《关于&1t;元朝秘史 的研究》。经过多年工作完成了这项研究课题主要成果分三卷先后出版：第一卷为《元朝秘史》汉字音写蒙古原文的复原（1937）；第二卷为《元朝秘史词典》（1939。每词均列出其见于各节的不同语法形式和释义并引有重要例句）；第三卷为德文译注本（1941）。此外还撰有多篇研究《秘史》词汇、语法特点以及复原问题的论文。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还有：《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出征及其去世》（载《大亚细亚》第9 卷1933）《蒙古统治时代中国寺庙的赋税优惠权》（194o。其第二部分为八思巴字碑铭）《蒙古世界帝国的文化政策》（1942）《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给法国国王腓力的信》（《东方》第2 辑1949。序论、译写、翻译和注释）《两个王朝的灭亡：1232—1233 年与1368—137o 年目击者的报告》（1969为《录大梁事》与《北巡私记》的摘译由其学生p.o1brinetbsp; 拉契涅夫斯基（p.Ratnetevsky1899—1991）是著名蒙元史专家三十年代就以对元代法律制度的卓越研究为学界所推崇。他先从海尼士学习汉、蒙、满语1924 年入法国东方语学校次年入巴黎大学成为伯希和的学生。在伯氏指导下他以《元史·刑法志》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课题。1937年其成名之作《元代的法典》（《元史》卷一o二、一o三《刑法志》一、二的法文译、注和一篇长达99 页的论述元代法律制度的“绪论”）作为“高等中国研究所丛书”第四种在巴黎出版伯希和为之作序。此书迄今仍是元代法律史研究的最优秀著作之一。195o 年起他在柏林洪堡大学东亚研究所主持蒙、汉语讲座并任所长继续从事蒙元史研究先后表《蒙古大汗与佛教》（《亚洲研究》1954）《元代中国立法中的蒙古处罚法制》（《中国——阿尔泰研究》1961）《论中国立法的蒙古影响》（第25 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论文1963）《失吉忽秃忽》（《中亚杂志》1965）《关于蒙元时的“投下”一词》（《蒙古研究论集》1966）《室韦是蒙古人吗？》（《汉学论集》1966）《中国大汗宫廷的蒙古祭礼》（《蒙古研究》197o。《元史、祭祀志》摘译并详细注释）《忽必烈》（《世界史名人传》1973）《成吉思汗札撒及其疑难问题》（国际阿尔泰研究学会论文1974）等多篇论文以及与学生合编的《元代史学术语字典》（医学部分1967）。8o 高龄时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力作——《成吉思汗：其生平与事业》于1983 年出版。此书被学界推崇为迄今最优秀的一部成吉思汗传记。

施普勒（B.spu1er）主要从事伊利汗国史和金帐汗国史研究。伊利汗国史方面他在前人（多桑、哈默尔）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包括前人未曾利用的一些原始抄本用新的体裁著成《蒙古人在伊朗：伊利汗朝的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1939 年出版1955 年修订再版）分别对政治史（大蒙古国前四汗及历代伊利汗）、蒙古统治下的伊朗各大区史、宗教、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赋税、外交、法律、军事组织、公共设施和日用生活等各方面作了扼要阐述征引原始资料非常丰富内容充实书末附有详细的史料和研究文献目录。此外还撰有一本简略的《伊斯兰诸国史：蒙古朝代》（1948）。金帐汗国史方面1943 年出版了他的《金帐：蒙古人在俄罗斯》专著（1965 年增订重版）。1975 年他在第14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出题为《定居社会中的游牧主义：金帐汗国》的论文。他的另一部对读者十分有用的书是《蒙古史：13—14 世纪东西方史料选辑》（1968 年出版1972 年英译本）分“帝国的建立”、“欧人眼中的蒙古人”、“波斯之伊利汗朝”、“中国的蒙古诸汗”、“金帐汗国”诸类编集了除汉文史料外的各种文字重要史料。此外他还用法文写了一本非常好的通俗读物：《历史上的蒙古人》（1961 年出版1972 年英译本）。

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 生）是近几十年德国研究中国史的权威学者。他从1952 年起成为慕尼黑大学教授后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继海尼士主持该校的汉学研究一度出任过驻香港领事。他偏重于利用汉文史料研究元代史著述丰富涉及面很广。主要论著有：《赵孟頫》、《桑哥》（《汉学》194o1942）、《阿合马》（《东方》1948）、《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与经济：元代经济史文献》（1949）——主要是阐释汉文资料并讨论了忽必烈的货币政策和至元、至大、至正三次货币改革；《拉施都丁&1t;中国史汉学注释》（《东方》1951）；《蒙古诸帝能读和写汉文吗？》（载《大亚细亚》新集31952）——引证大量元人文集资料说明元中后期的英宗、文宗、顺帝等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汉文化修养；《吐鲁番现的一件元代蒙古历书残片》（1964）；《蒙古帝国时代的中西交往》（载《香港分部杂志》61966）；《&1t;饮膳政要中的非汉语名词补注》（《中亚研究》197o）；《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历史在涵化中的作用》（《蒙古研究》1974）；《从部落领到天下皇帝：元朝的合法化》（1978）以及多篇考释元代蒙文文书残片的文章。近年他仍著述不辍续有新作问世。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heissig）是近三十年德国蒙古学的领头人他主要研究清代和近现代蒙文历史、文学和宗教文献成就卓著但涉及蒙古古代史的著述很少。197o 年出版了他和意大利藏学家图奇合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书其中蒙古宗教部分由他撰写用两章专述早期的萨满教和元代佛教在蒙古的传播。1982 年海西希从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职位退下来后由其学生萨加斯特（k.sagaster）继任。萨加斯特兼通蒙、藏文主要研究蒙文史籍和蒙藏宗教、文化关系有关蒙元史的著述主要有《白史》德文译注本（1976）以及研究拉西彭楚克及其所著之《大元水晶鉴》（文载《中亚研究》4197o）讨论搠思吉斡节儿是否译过《五护经》（载o1on u1syn21973）等篇论文。

海西希下面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威尔斯（m.eiers）主要擅长蒙古历史语言研究六十年代以来表多篇这方面论文。1986 年出版了他主编的涵盖史料、语言与文学、宗教、艺术和历史各方面研究的《蒙古历史与文化论集》其中他本人撰写了蒙古语言概述（讨论到元代色目人使用的语言认为是波斯—突厥混合语）窝阔台至蒙哥时代的蒙古帝国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以及西北三汗国历史；成吉思汗和元代的历史由kampfe 和Trauzette1分别撰写；Veronika Veit 撰写了蒙古自古至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明、清蒙古史。这三位也是波恩大学蒙元史研究的骨干。藏学家d.snetbsp;撰写了该书的元代西藏部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很大尤其是对元朝皇帝赐西藏诏旨的研究。

哥廷根大学是德国中亚和东亚研究的重要中心该校突厥学和阿尔泰研究的领头人德福（g.doerfer）以其四大卷巨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1963—1975）蜚声世界。德福对阿尔泰语系诸语和波斯语都有很深造诣因而能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考察蒙古和帖木儿时代及其以前新波斯语的历史源流。此书不仅是语言学的杰作也是研究蒙元时代名物制度的优秀著作是蒙元史研究者极好的工具书。他对《元朝秘史》的蒙文语法也有专门研究（文载《中亚杂志》1955）此外还撰有《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德国东方学会学报》1131963）、《拉施都丁书中的蒙古人名》（《中亚杂志》1、4197o）等论文。该校另一位蒙元史研究者是傅海波的学生罗斯纳（e.Rosner）。他在1964 年以题为《元代法律中的“十恶”罪》的长篇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对元代史汉文史料很熟悉研究路子颇似其师。

藏学家和蒙古学家舒伯特（Jsnetbsp;年应聘到莱比锡大学任教1959 年继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蒙古文化史。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到蒙古进行了一系列学术考察其中一项是专门寻找成吉思汗墓地虽未达到目的但写成了一部对蒙古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的考察报告《不儿罕山之旅》（1963）。根据考察的收获他还写了好几篇研究的论文：《乌德犍山的观念与位置》（《乌拉尔—阿尔泰年刊》351964）《古代蒙古史上的历史性场所考》（关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曲雕阿兰的考证载《东方学报》（华沙）3o1966）《不儿罕山即肯特山考》（《民族学博物馆年刊》291973）等。莱比锡大学另一位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陶贝（m.Taube）著有《丹津札巴的&1t;心箍注释》（1957）《&1t;蒙古秘史的一种不熟悉版本》（1974）以及《秘史》的新译注本（1989）。

拉契涅夫斯基的学生维茨（h.p.Vietze）主要从事蒙古及阿尔泰系语言研究编过一部《蒙古秘史逆序词典》（1969）；海德（d.heyde）除与其师合编《元代史学术语词典》外还著有《元朝重新推行科举考试的斗争》（1972）《中国科举取仕原则与蒙古游牧征服者》（mann）研究从古代至清代的蒙古史。他们都是现在柏林洪堡大学的蒙元史研究骨干。

德国学者对元代汉文史料的研究值得注意。有一组学者致力于《蒙鞑备录》与《黑勒事略》的译注。这工作由海尼士开始其学生等继续进行直到198o 年才出版了p.o1brinets 的德文译注本译、注均称上乘（罗意果著文评介载《华裔学报》351981—198o）。o1brnetbsp;曾撰有《元代的驿传》（195o 年哥廷根大学博士论文1954 年出版）等文。《元史》第二、三卷（太宗、定宗、宪宗本纪）由aramoski 译成德文于1976、1979 年先后刊载于《中亚研究》（Zentra1asiatisnet）上其注释偏重于历史。回鹘历史语言研究专家冯加班（a.Vongabain）所著《85o—125o 年的和州回鹘王国》（1961）和《9—14 世纪和州回鹘王国的生活》（1973）利用大量回鹘文文书是目前有关元代畏兀儿史研究的最佳著作很有参考价值。

英国本世纪初英国杰出伊朗学家布朗（e.g.Brone1862—1926）计划刊行《史集》全书。19o8 年他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表《关于拉施都丁&1t;史集全刊本的建议》详细分析了全书内容对原书目录进行调整仍按其顺序重新划分卷、编、章提出了一份新的目录设计（参见本书“史料”篇）。其刊行计划没有实现但所设计分卷方法比较合理为后来刊行和翻译《史集》的学者所采用。布朗的代表性著作是四卷本巨著《波斯文学史》其第三卷《蒙古统治时代的波斯文学史》（192o）对了解这个时期的波斯文史籍极为有用。

东方学者穆勒（a.c.mou1e1873—1957）以研究中国的基督教和《马可波罗行记》闻名。他出生于杭州父为教士剑桥大学毕业后再到中国任传教士（1889—19o8）回国后仍任教职后为剑桥大学中国语文和历史教授。从1914 年起相继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通报》等刊物上表有关元代基督教（聂思脱里教、罗马天主教）历史文献、遗迹以及马可波罗的研究论文其中有多篇关于元代杭州（行在）的研究。其名著《155o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出版于193o 年考述唐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兴衰四分之三为元代东西方文献的研究。1938 年出版了他和伯希和合作完成的《马可波罗寰宇记》拉丁文汇校本和最完善的英译本。

著名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V.minorsky）的代表性著作是中世纪波斯文地理名著《世界境域志》的英译本和丰赡的注释（1937 年初版197o 年经博思活斯编订再版）。原书虽然是十世纪的作品而米氏注释涉及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对研究中亚古代诸部落及历史地理极为有用。米氏还表过一些研究蒙元时期史的论文如《高加索研究：阿兰都城麦怯思和蒙古的远征》（《东方与非洲研究学校学报》141952）《木克里库尔德斯坦的蒙古地名》（同上1957）等。汉学家威莱（a.a1ey）出版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英文译注本（1931）远胜于布莱茨奈德的旧译；他还撰有《元朝秘史札记》（12 个段落或名称的考释《东方与非洲研究学校学报》196o）《蒙古秘史及其他片段》（同上1963。《秘史》汉文音写本部分段落及有关资料的英译和解释）等。

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成就最大的是波义耳（J.a.Boy1e）。1947 年他通过了由米诺尔斯基指导的研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学位论文1958 年完成并出版了这部重要波斯文史籍的英文译注本（2 卷本）。他虽不懂汉文但能充分利用欧洲东方学家的元史研究成果作出详细、丰赡的注释。《世界征服者史》只写到蒙哥时代为止波义耳认为拉施都丁《史集》的第二卷记述窝阔台至元成宗时代历史内容正可补前书之未备于是接着将《史集》的这一部分先译成英文题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1971 年出版。不过他没有利用此时已可得到的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尔抄本却用了布洛晒刊本为底本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大缺憾并尽量参照维尔霍夫斯基俄译本补进了一些布氏刊本脱漏段落以图补救但仍不免受到批评。此译本的注释和前书一样吸收了大量前人（特别是伯希和的）研究成果但比较简单。此外从五十年代以来波义耳还表了三十多篇蒙元史研究论文其中重要者有《克烈部的夏、冬营地》、《窝阔台合罕的四季行宫》、《海屯行记译注》等等1977 年汇编为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波氏还是《剑桥伊朗史》第五卷《塞尔柱朗和蒙古伊利汗史》的主编。波氏从195o 年起到1978 年去世一直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1963 年“英国蒙古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蒙古学家鲍登（net）重点研究清蒙古历史与文献著述甚丰。

他的《黄金史》（a1tan tob■i小黄金史）拉丁字复原与英文译注本（1955）也是蒙元时期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还写过《元代马政札记》（与札奇斯钦合作1965）及有关蒙古狩猎、礼俗等方面的文章。宗教史家道森（net）编译的《出使蒙古记》收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及其他欧洲使者的蒙古行记以及来元天主教士的信件（1955编译）译文明白通畅收集最全便于利用。吉布（gibb）将伊本·拔图塔行记全文译为英文（未出全）。

波义耳的学生杰克逊（p.Janet）是晚近英国的主要蒙元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