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柔弄巧成拙，反而横下心来，他指向张京喝道：“张京，你当时身在何处？”

张京战栗回答：“犯官当时正在刘大人身边。”

高柔问道：“那你为何不加阻止？”

张京答：“犯官为刘大人下属，不敢多言。”

高柔大哼一声道：“你后来为何又敢多言了？刘龟后来就不是你上司了吗？刘龟与陛下相比，私情与国家相比，孰重孰轻，难道你分辨不出？你身为下属，眼见上司犯过，却不知劝止挽救，是为不忠不义，不辨事理，不明职责，事后你又不督促上司自省自首，反而落井下石，揭发邀功，推卸责任，是为阴险狡诈，卑鄙无耻――张京，我这样说你你可服气？你知罪吗？”

张京不料是这种结果，待要分辩，高柔却已果断判决：“刘龟既对所犯之事供认不讳，甘愿服法，自当依法处斩；张京居心可疑，行为不端，着即收押议罪――现在退堂！”他径直就把案子速速了结了！

明帝心中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对，他首先想到的是如此一来，还有什么人敢于举报？但他一时又指不出高柔判决的错处，眼睁睁地竟看着刘龟张京被押了下去。

明帝御驾摆起，高柔恭送至观外，末了面无表情地问了明帝一句：“刘龟将被处斩，陛下现在心里痛快了吗？陛下的威严在他眼里不如一只野兔，他的命却只相当于一只野兔，从此陛下的禁苑可以安然无恙了。”

明帝为之气结。

高柔因为刘龟一事心情非常沉重复杂，他送走明帝之后，立刻书写了一篇奏章呈了上去，那篇奏折几乎紧随着明帝车舆到达，显见高柔心情的急迫。

当时禁苑猎杀之罪以杀鹿为最，刘龟只是不幸身为官员首当其冲，因此高柔在奏折中以鹿为例苦苦说道：“圣明的帝王治理国家，没有不以广施农事为当务之举，节俭省用为资财之本的。农事兴则谷粮充盈，节俭行则财物丰蓄，财物丰蓄谷粮充盈而发生忧患的，自古未有。古时候，一个男人不耕作，就有人要挨饿，一个妇人不织布，就有人要受冻。自陛下中期以来，百姓担负各种劳役，耕田者已经大大减少，而近来更加以禁止打猎的法令，致使麋鹿恣肆成群，任意践踏吞食禾苗，处处为害，所造成的破坏程度更加深重。百姓虽然设置了障碍防护，但仍无力抵御。以至于荥阳附近，周围达数百里，一年几乎没有什么收成，老百姓的生命实在值得哀悯。如今天下生财之道甚少，而麋鹿的破坏却极多。如果突然有兵战之事，凶灾之年，局面将无以支撑收拾。惟愿陛下怀先圣之所念，念耕种之艰难，放宽对民间的限制，准许他们捕鹿，并废除打猎的禁令，如此，则百姓长久得济，没有不喜悦欢愉的了。”

高柔随后为明帝算了一笔账：“臣深思了陛下不早捕获这些鹿的原因，当是为了让它们尽量繁衍，然后大取以为军国之用。然而臣私下认为，现在鹿只有逐日减少，而始终不可能再多了。而今禁地之广达千余里，臣计算其中至少有大小虎约六百头，狼五百头，狐万头。假如说大虎三天吃一头鹿，一头老虎一年将吃去一百二十只鹿，则六百头虎一年吃去鹿七万二千头。假如十头狼一天食一只鹿，则五百头狼一年共食鹿一万八千只。小鹿刚生下时，不善于奔跑，假设十头狐一天共食一子鹿，那么在子鹿达到能奔跑的这一个月里，一万头狐共可吃去子鹿三万头。大体一年要吃去鹿十二万只。至于雕鹰之类吃去的，臣还没有计算在内。以此推论，鹿终究无法增加，不如早捕更为合算。”

生态林中高柔的这种算法是否正确很值得商榷，但他拳拳之心可表，奈何明帝不为所动，置之不理。

相比之下，什么能比帝王的私欲更为重要呢？已经有泛滥之势的明帝不但没有理会高柔，而且随后更将兴趣转移到大兴土木，广建宫舍上去了。

这一年明帝兴师动众，不顾农时民情，相继建起昭阳、太极二殿，又建了总章观，修了崇华殿，并广采民女，纵情奢华声乐，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乎，魏国那些明智有骨的大臣在这一年便与明帝开始了一场场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