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于我们，大概只剩下一条伊河路。伊河路与小小说有关，与文学有关，与梦想有关，与快乐和痛苦有关。伊河路与忧伤有关。
夜里朋友约我喝酒，在伊河路上的一个小吃店里。这里距我们开会的酒店很近，距邀我们前来的杂志社很近。是夏天，吊扇在我们头顶吱嘎嘎地旋转，我和朋友，很快喝到醉眼朦胧。笔会上的啤酒特别容易醉人，后来朋友说，他忘记了自己不会喝酒。
朋友是山东人，留着平头，戴着眼镜，身材稍胖，性格耿直。朋友做过很多事情，扛包，送奶，画画，经商，现在，他选择了写作。我知道朋友活得很累——仅凭低的可怜的稿费养活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不用说也能猜得出来。朋友对我说，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没能让家人生活得更好。朋友说，所以，其实我很自私。他打出一个酒嗝，将头扭向窗外。大街上的行人三三两两，男人们说着酒话，姑娘们嬉戏打闹，出租车鸣起喇叭，蝉在夜里唱起了歌。喧嚣让城市更像城市，又让城市变得肤浅。朋友转回头，盯住我的脸，问，我们比他们，多些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朋友说，快乐。
朋友所说的快乐，是指写作的快乐，文学的快乐。当然我们都反感诸如“文字从指尖间流淌而出”、“美丽的句子跌落指尖”等此类华而不实的句子，我们认为这是杜撰，因为真正的写作，绝不是这样。当然真正的写作是快乐的，倾诉的快乐，表达的快乐，以及思考的快乐。朋友又打开两瓶啤酒，朋友说，为了快乐，干杯。
夜很深，大街上的行人渐渐变得稀少。朋友站起来去洗手间，我见他中途拐开，然后在门口的冻青丛里解开裤子。他回来，坐下，表情认真地盯住一对边走边笑的青年男女，然后扭头，问我，我们比他们，多了什么？我说不是快乐吗？你刚才说过的。他说，不全是。我说还有什么？朋友说，痛苦。
朋友所说的痛苦，是指写作的痛苦，文学的痛苦。当然我们都反感诸如“文字就应该掷地有声，一砸一个坑”、“每一篇作品都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这样的巨型语言，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些人的愿望，而真正的作品，真正的作家，只能是痛苦。倾诉的痛苦，表达的痛苦，思考的痛苦，以及由痛苦所带来的惶恐、沮丧乃至绝望。最起码，对我和朋友来说，是这样。朋友冲我举举酒杯，说，为了痛苦，干杯。
为了痛苦，干杯。这句话的本身就充满痛苦。后来我头痛欲裂，一口酒都不想再喝，朋友却意犹未尽。他说他好久没这样喝过了，他说他一没有兴致，二没有时间，三没有钱。搞了这么多年文字，却活得越来越疲惫越来越艰难，所以我决定，不写了。他说。我问他不写了干什么？他说干什么不可以？扛包，送奶，画画，经商，都比写作舒服。他认真地看着我，他的表情，不像在开玩笑。
真不写了？
不写了。
你敢发誓？
我发誓。
彻底放弃？
再写我是孙子。
他碰翻一个酒瓶，我怀疑他是故意的。他起身结账，被椅子绊倒。他爬起来，鼻孔里流出鲜血。他抹一把脸，冲我笑，又跑到门口花坛，吐得昏天暗地。我扶他回到酒店，将他送回房间，他很快睡着。为他关好房门，我长叹一声，为又一个作家离开文学，为又一种深邃流于肤浅。
凌晨时候，我被人推醒，睁开眼，见他的脸，近在咫尺。我问他酒醒了？他说，过来看看你。我说快回去睡觉吧！他问我，刚才咱俩喝酒，都聊什么了？我说文学，当然是文学。这是我们不喝酒的时候从来不曾聊及的话题。他问我，那我说什么了？我说，我忘记了。他说，我也忘记了，一句都想不起来。我说真的一句都想不起来？他冲我笑笑，说，想起来我是孙子。
他起身，走到门口，关门，却留下一条缝隙。他的脑袋挤在缝隙里，似乎在等待我说点什么。我说，好好写吧。他说，遵命。脑袋便消失了。他的脚步很轻，却稳，像节奏感强烈的文字。既令人痛苦，又给人快乐。
然后，那天，我再也没能入眠。
老来巷
老来巷挤在市区，与繁华的城市不太协调。说是巷，其实是一条小街，“巷”只是延续了以前的名字。老人喜欢“巷”这样的叫法，他认为“巷”才是历史，才是生活。
老人喜欢老去的东西。
老人的摊位紧贴着一栋大楼的外墙，那里终年不见阳光。我以为是老人租不到合适的摊位，老人却告诉我，他是故意将摊位选在这里的。好东西不能见阳光，老人说，晒一次，品相就坏了。
老人的东西非常杂乱：小人书、古书、字画、门票、邮票、粮票……更多的是纸币。老人守着他的宝贝，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小城搞收藏的人不多，有时候整整一天，也不会迎来一个真正的顾客。老人对我说，老来巷似乎被世间遗忘了，包括他的藏品，包括他。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来老人这里一趟。逢这时，老人便会跟我一一讲解他近来的收获：一张上海世博会的门票，某个工厂的菜票，一张小面值外币，或者，一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小人书。我问老人，您大概有多少藏品？老人说，满满八大箱。我问他，能值多少钱？老人想了想，说，没法估计。可能值几百万，也可能会一文不值。我问他，您的藏品不是都保真吗？老人说，保真也可能一文不值。说着话，他翻开一本集钞册，指着里面的一张“大团结”，说，这张钱在当时，可以让一家人舒舒服服地过个好年。现在呢？就算它能卖到一百块钱，也不过是一顿饭的花销。十块钱和一百块钱，哪个更值钱？我说，可是刚才您说的是，一文不值。老人说是这样。当时，这样一张钱可能是一家人生活乃至生命的保障，现在呢？不过是一件玩物而已。玩物有价值吗？可以价值千金，也可以一文不值。收藏钱，就是懂钱；花钱，就是不懂钱。或者说，收藏钱，就是不懂钱；花钱，就是懂钱。
老人常常说些高深莫测的话。高深莫测的另一层意思也许是，故弄玄虚。
我知道老人非常反感那些币商。不管他们出多高的价钱，只要老人知道他们不为收藏只是赚钱，就不会卖给他们。曾有币商看上老人的一张纸钞，连磨老人三天，价钱从三百块提到五千块，老人就是不卖给他。后来币商改变策略，让他十几岁的儿子前来，终如愿以偿。老人得知实情以后大病一场。他说他的钱落到不懂钱的人手里，那既是钱的悲哀，也是他的悲哀，更是历史的悲哀。从此以后老人更加小心翼翼，买他的藏品，得接受他近似苛刻的审问。
最让老人引以为荣的，是他从没有收过赝品。也许老人有些眼花，但仅凭感觉，他就能够辨别一张纸币的真伪。前段时间老人打电话给我，说有好东西给我看。去了，才知是一张建国初期的“大黑十”。老人一直试图收藏一套完整的第二套人民币，终如愿以偿。老人笑得很开心，我看到，两颗牙齿在他的牙床上轻轻地晃。
可是我很快发现了问题。尽管那张纸币非常逼真，我还是感觉它不太对劲。它通体闪烁着“贼光”，全然没有岁月的包浆。老人当然不肯同意我的看法，可是慢慢地，我发现老人的底气，开始变得不足。我安慰老人说，您应该不会看错……反正您又不打算卖掉它，自己收藏，开心就好。老人盯着手里的“大黑十”，不说话。老人的表情一点一点变得黯淡，直至悲伤。后来他告诉我，这张“大黑十”是他从一位朋友手里换来的，用掉他整整一箱的藏品。
老人太信任他的朋友了。老人太喜欢这张钱了。
——老人没有脱俗。对他喜欢的东西，对他喜欢的历史，他有着无比强烈的欲望。——当欲望太过强烈，他便失去了判断的能力。
从此，再没有见过老人。据说老人再一次病倒，半个月不吃不喝，终于逝去。我宁愿相信老人的逝去与这张“大黑十”无关。
老人的摊位空了半年，后来，终被一个早点摊占据。我不知道老人的几箱藏品去向何处，但我知道，它们肯定不会落到不懂收藏的人的手里，比如他的儿子，比如那些早对他的宝贝垂涎三尺的币商。
昨天去博物馆，竟然欣喜地发现，老人的“第二套”安安静静地躺在展柜里。我记得那些纸币的每一个号码和每一个污渍，我深刻地认识他们。我还见到，本应插放着“大黑十”的位置空空如也，如同一段无故失踪的岁月或者历史。
我朝那个位置，深躹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