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初能娶到冯玉珍，可以说也采用了近似小五的这么一种战术，只不过我没有小五想得那么通透，我是自己给自己打气，硬着头皮纠缠冯玉珍，心里面其实一直在发虚，要是早有了小五这种心态，我哪能心里面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整天忧心忡忡，生怕被他们家扫地出门呢？如果早有小五的心态，就是真的被扫地出门，我也不会感受尴尬和难堪，我照样会去冯玉珍的单位，当着她学校领导和同事的面叫她“老婆”；照样会去她家，称她的母亲为“丈母娘”——小五就是这样，当初他和赵萍谈恋爱，遭到赵家拒绝，赵家甚至给赵萍另外物色了一个男孩，可小五竟敢当着那男孩的面，称赵萍母亲“丈母娘”，说赵萍早就跟自己“那个”了，把“丈母娘”气得七窍生烟。而小五的目的却最终达到：那个男孩听了小五这番混账话，也不辨青红皂白，当即甩了赵萍一个嘴巴，扬长而去，赵萍这颗“胜利的果实，就此落到了小五手里”（选自小五语录）——因为赵萍最后作出判断：那个男孩是不爱自己的，因为他听了“情敌”一句谎言，就把自己像甩破鞋一样甩掉；而小五能够想出这样的计策来获取自己的情感，正像他本人形容的，是太爱自己了，所以能够急中生智，逢凶化吉（摘自赵萍转述的小五语录）！
回想当年，我要是遭遇到冯玉珍另携新欢的场景，一定会狼狈逃窜，再不敢面对冯家人，更不敢面对她的新男友，因为我会用自己的短处与对方的长处作比较而自认失败。小五则不然，他不仅面临尴尬场面全然不惧，还能够以区区一句“无耻谰言”（赵萍父亲对小五那句话的评价）轻松击败情敌，仅这一点，我就不能不承认，小五在某些方面还是有过人之处的。
在婚姻和爱情上，我和小五有着近似的经历，而他比我做得更成功，更有技巧，更有风度，这大概也是我俩能够同气相求的重要原因。
我之所以说我在冯家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表面上”的，是因为外面不知道，包括冯家人也不知道，当我和冯玉珍或小五独处的时候，我的地位会发生某种悄然的变化。
冯玉珍尽管从来没有在言语上说出我不如他人的话，她一般也不敢说这样的话，毕竟家里所获得的一切，包括住房、财产，以及市里几乎所有官员和官员太太们讨好的话语和逢迎的笑脸，都是来自我的身份和权力。没有我这个副市长的身份，所有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这点冯玉珍心里明白。但是，正像冯玉珍和我吵架说出的话一样——你就是一个农民，始终培养不出一点点贵族的气质！这婆娘心里面一直对我抱有成见。就像现今某些单位招人，既不肯看他的实际才能，也不管他最终获得的学历，偏偏要看初始学历。我老秦最忌讳的就是我的出身，而她却偏偏不肯忘记这一点，任我怎么想扭转她内心的这种成见，却一直没有成功。表面上她尊重我，但心底里她鄙视我。我的家庭地位卑微固然是她鄙视我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她对我的人格的不屑——因为鄙视我的人格，所以要追究原因，这原因就追溯到我的出身。
冯玉珍指责我人格卑下的常用词汇包括：小气、吝啬、贪婪、妒忌、猜疑、斤斤计较和畏惧、讨好权势，同时喜欢炫耀和张扬自己的成功……我在临湖市所有比我级别更低的官员中，采用的最多也最能起到震慑他们的手段就是显示威势（用儿子的话来形容就是“发飙”），而这一手往往管用。我不大喜欢“亲和力”这个词。什么亲和力，你手中有了权，别人需要巴结你，自然就有了亲和力。一旦你手中什么都没有，你再平和、再没架子，谁愿意和你来往？中国一句老话：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话已经把这里面的道理说透了。
有权有钱有势，你不去跟人家亲和，人家也会来跟你亲和，踏破门槛的时候都有，像赶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还用得着去搞什么“礼贤下士”的虚套吗？可是，我把这些道理跟冯玉珍说，冯玉珍就是听不进去。她用来反驳我的话，大都来自传统的民间思想，或者来自文件上的套套，在我看来，与生活根本就相差十万八千里嘛，可冯玉珍却硬是要我相信人与人之间需要真诚、需要信任、需要友谊、需要谦和、需要宽容、需要相互尊重之类的话，我骂她是榆木脑瓜，惺惺作态，倒惹起她更大的反感。我没法说服她，没法“统一”她的思想，我在家里的“家长地位”就显得并不牢固。而当我在与其他女人有染，无意中被她发现的时候，她对我的憎恨和厌恶便时不时冒将出来，成为我们吵架纷争的导火索。
而我和小五的关系嘛，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小五从心底是佩服我这个姐夫的，这点毋庸置疑。可有时他嘴大的时候，也会批评我，这点，别说外人，就是他的老爹老娘都不知道——这说明小五尽管有些毛糙，有些大大咧咧，但在重大问题上还是很能掌握分寸的，不然我早不会理他了。
小五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我当上临湖市副市长的时候。
记得我刚调到开发区当主任，心情非常激动，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那时候，我做起事来几乎没日没夜，一心一意要在这里干出一份事业来。我在心里暗自对天发誓：我秦小集有了这么一次机会，如果不能展示自己的才干，不能做出让领导满意的政绩，我将无颜面对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地下的母亲，无颜面对母校的师长和同学，更无颜面对力排众议坚持把我放到这个岗位上的市委书记。
我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回报：首先是开发区的前期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搞拆迁的时候，我亲自坐在推土机的驾驶台上，指挥司机将几户不肯搬迁的钉子户的房子推平，用最快的速度将三通一平完成到位；引进开发区的企业被我奉若上宾，我作为主任，那段时间几乎就是给他们当孙子，他们提出什么条件——哪怕是不合理的，我也一概设法予以满足。例如，有一个外地来的老板一次在歌厅跳舞，因调戏女服务员被公安扣留，我亲自出面将其保了出来。还有一家企业有偷税嫌疑被区里的税务所查出，也是我去替他解释，让税务所“放他一马”。当然，对于当地一些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有意刁难引发的矛盾，我更是一一出面帮助“摆平”，这样一来，进入开发区的企业很快就发展了起来，开发区的经济指标也一下跃升到仅次于聚秀区的地位。犹如小妾扶正，开发区的正县级规格终于获得审核批准，我秦某人自然也水涨船高，成为正式的正县级领导干部（顺带说一句：此时开发区那位常务副区长依旧在他的副县级岗位上，他对当初放弃了来开发区的机会后悔不已）。
在开发区，我和许多老板都成了朋友，跟他们在一起吃吃喝喝已经成为很正常的事，因为这都属于“工作需要”。后来，有些老板玩牌赌钱，劝我和他们一起玩，我尽管手有些痒痒，起初却是一律拒绝。还有些老板上歌厅舞厅，非要拉着我去。我虽然五音不全，但对唱歌却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跟着去唱了跳了，可看着他们和三陪女打情骂俏，一双手在女孩们身上到处乱摸，捏得女孩们娇声乱嚷，我倒不好意思地移开目光。我自知自己并不是柳下惠，不敢看他们的动作是生怕控制不住自己——毕竟我的身份和他们不同，我是堂堂的副市长嘛！
但是，妻弟小五此时成了我的“人生导师”。
小五“事业”的起步地方也是在开发区。那时我耐不过他的左缠右磨，给他介绍了几桩生意，他很快利用我的招牌，由一个瘪三级的混混变身为开发区的老大级人物。他常常把一些老板介绍给我，也常跟着我一起吃饭、娱乐什么的。见我一到娱乐场合总是“放不开”，便有些调笑地说：“姐夫，你这么拘谨干什么？咱们一不偷二不抢，纯粹娱乐娱乐，朋友之间开心嘛，这么放不开，不是影响我们开发区的形象吗？沿海发达地区你也不是没去过，你见人家那里的领导，哪个不是思想解放、敢作敢为的？哪里会像咱们这地方的干部，一个个跟被阉了的宦官似的，让人家外商见了，会感觉土气、小家子气的。”
小五话里简直有瞧不起我这个姐夫的意思了。沿海开放地区的领导思想解放，的确不错，可当时我就没细想，思想解放并不等于赌钱和玩女人，我把小五的话当成正经言论了，反而觉得自己脸上发烧。我把自己出身苦寒农家的遭遇当成包袱压在心上了，最怕别人说我土气。小五哪壶不开提哪壶，一下给了我深深的刺激，我内心何尝不想像那些老板们一样“放开”，可是官员的身份限制了我的自由啊。
我犹犹豫豫，扭扭捏捏，想做出一种随意大方的样子，可心里像有一道无形的紧箍咒，把自己的行动约束得很不洒脱、很不自然。比如一次打牌，我被几个老板硬劝上了桌。还没等我问明白规矩，他们二话不说就开赌。我问：“你们玩真的？”一个老板睁大眼睛奇怪地反问：“秦市长，不玩真的，这牌还有啥玩头？难道要像街头那些老太太一样玩卫生麻将不成？”他这样一问，满座的人都“哈哈”笑了起来，当时真把我臊得脸上通红，不敢再做声，只有闷着头陪他们玩。这圈牌打完了，一计算战果，真不敢相信，我竟然赢了两万多块钱，也不知怎么赢的，只感觉脑袋晕晕乎乎。事后小五嘲笑我：“姐夫，你肯跟那些老板打牌，那是给了他们天大的面子。他们敢赢你的钱？给他们一千个胆子他们也不敢！以后你得空了想玩牌尽管招呼就是，那些家伙会挤破门的。不过，不是我说你，姐夫，你看你今天说的那个话，还问玩真的玩假的——差点栽面子了呢，我在旁边听着都着急，生怕你不敢和他们赌。真那样的话，以后在老板当中传开，会让人家笑话死的！”
在婚外情方面的启蒙，小五也是始作俑者。那应该是在我初次赌钱后不久。
有一回，小五带着兴奋的表情告诉我：“姐夫，我最近去了个好玩的地方。”
我问：“临湖这儿，什么地方你没玩过，还有更好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