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被梁明自己称之为“狠心”的事儿，说出来很简单，就俩字----驱满。

驱满，顾名思义，那就是驱逐满人。

虽然这是一件规划量堪称宏伟的工程，但是对于梁明，对于刚刚立足的中华政权来说，好处是大大的。

京津一带的满人太多了，已经多到了能威胁中华军的程度了，对于这一点梁明深感忧虑。于是乎，在入主紫禁城的第二天，北京城里就刮起了一阵“黑风。”----所有的满人（平民），十天之内必须离开京津。

这样做多巩固中华政权自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四个，另外还尾带了一个小尾巴。

第一，安全。

北京的旗人实在是太多了。京旗男丁（北京的八旗被称为京旗）从顺治年间的十万余（其中八万多是八旗精兵），滋生繁衍至今已经超过了三十万，其附带的家人之多几近百万之巨。

在中华政权的心脏部位，却生活着如此多的“死敌”，那岂止是不安全啊，而是很不安全。即使，津南之战，北京之战已经连削带打抹去了十三万旗兵，但京津一地还是有小二十万的丁壮。万一他们趁着清兵围攻之时乱了起来，那梁明就是摔头都找不到墙啊！

所以，趁着这一段空闲先把他们打发出去。///

当然了，能被放出去的只是些普通的旗人，像一些爱新觉罗氏的后裔，奉恩将军（4品）以上地。只要还没跑，那就一网打尽。通通撂进大狱里待着去，家产自然也没没收了。至于异姓的功勋，四品骑都尉（和他祖上留下地就这个）以上者都一样的下场，而五品的云骑尉、七品的恩骑尉那就算了。

好处是显而易见地。至少梁明的登基大典就没出现有人捣乱地事儿。

第二，得民心。

得民心当然是得汉人的民心。北京城如此多的满洲八旗贵胄。其置下的庄子、田地那是数都数不过来，给他们种地的佃户更是如天上繁星查无所查。这些个佃户，可都是实打实地汉人啊！（包括汉军旗，不否认有少数的满人，但绝对代表不了数不清地佃户）

满清定鼎北京。先后镇压各地农民起义，消灭南明三个小朝廷。用20余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大陆上的武装抗清斗争。满族成为全中国的统治民族，政治、经济地位均发生显著变化。满族统治者爱新觉罗氏统治全国，不能不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代表和蒙古等少数民族贵族，但这种联合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满族统治者旨在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确立起“首崇满洲”的原则、并作为有清一代恪守不变的国策。

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都曾标榜：“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实际上却以“首崇满洲”为圭臬，中枢机构均重用满族亲贵大臣。

爱新觉罗家族在维护自己的特权时，总是竭力把自己粉饰成代表整个满族的利益。制造满汉民族的畛域。八旗是清朝统治赖以维持地主要支柱。因此被视为“国家之根本”，享受种种特殊待遇。

在经济上。极其优养旗人。从入关时起，顺治宣布永远免征八旗人了地差徭、粮草、布匹，从此只承担兵役。为了解决旗人生计，保证置办军械马匹的开支，入关之初，圈占京畿方圆500里内18万余顷汉民土地分给入关旗人，并且禁止旗民交产。

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圈占旗地不过是沿用关外时地旧制，但对当地汉民来说，却是赤裸裸地对他们的暴力掠夺。由于八旗兵丁经常出兵在外，又建立起俸饷制度。八旗兵丁俸饷远高于绿旗汉兵，康熙年间八旗马甲每月饷银3两，每年饷米46斛（23石），“计其所得，已多于七、八品官之俸禄”。更非一般汉民所能攀比。

但是就像他们的老祖宗一样，进了中原的花花世界谁还去舞刀弄枪？当年横扫九州的八旗精锐变成了糊不上墙的烂泥，而给他们衣食为靠的土地也多半在满汉地主的交相兼并下化为乌有。（注

可人家的家底厚实啊，京畿方圆500里内18万余顷土地啊！那是什么概念？想一想和，权朝天下二十多年，也不过置下了1126顷田地，18万顷啊！

到了乾隆年间，旗人，特别是普通的旗人（没爵位），因为种种诸多原因生活贫困、潦倒者多不胜数，但是富的流油的也是数不胜数，家中良田多则数千上万亩，少则百余亩，这些都是靠下面的佃户支撑着。

把这些个人拿刀一削，留下的就是多的数不清的官田了（中华政权治下的官田）。特别是北京城周边的，那些良田几乎全都是满清八旗贵胄的私田。汉人，就算你再是有钱，这边的田地你又拿得到几分？

富商，有钱没权，白搭；官宦，有权没钱的除外，那些个有钱有势的主儿，谁的根又是扎在北京的？况且，你就是再有钱，天子脚下，御史言官满地走的地界，你有那个胆量放手置买田地吗？

所以，把无主之田（跑了的）和抄没来的农田放在一起，数量一加，梁明看了也是心跳加快。///

古今以来，想要得到中国老百姓的拥护，有两条措施是绝对灵验的，一是减租，二是分田。两千年来那真是百试百灵！

不过梁明没那么大方，落进嘴里的肥肉他也不想平白的吐出来，那可是几百上千万亩的良田啊！

怎么办呢？一股脑的都化成官田。汉家百姓，无论男女，十六周岁以上。六十周岁以下，每人都可获得六亩官田；十六岁以下地。六十岁以上的减半。

每年缴纳一成地租税，按年产计量，实物租额或折租银额皆可。其中折租银额，则以当年粮价计算。

对京城周边的老百姓而言这可是天大的好处。比起地主家的那可是贱到了天上去了。

北京城边上地，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可以凑出足够地官田。很多还绰绰有余，不得不再行分配。

惊喜之中带着一抹彷徨，这就是如今北京城周边百姓的心理。/天上掉了个大馅饼自然是欢喜的很，但问题是这做馅饼的材料都是自己昔日主子的，万一他们回来了……彷徨、惊喜。两种情绪主宰着他们。

梁明已经很满意了，从最近地反应来看。老百姓对于从天而降的中华政权还是抱有极大地善意地。可以说，只要中华政权能够继续的保持强势状态，等到夏粮收割……那么，梁明就可以放心的说----民心尽入手中。（仅是这一片的不过梁明知道，离北京城越远，汉人地主的数量就越多，除了一批不长眼的，或是家族成分问题倒了霉的外，至少还有五六成的地主能在动荡中保存了下来。这些人多是乡里的头首人物，在地方拥有较高的威望。确实是每一个王朝统治地根基。根基浅薄地中华政权同样也需要他们的支持以维持地方。

是以，那些地方是绝对凑不出如此规模地官田的。而梁明又不能下令让他们降低地租。如此一来少量官田的存在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好在梁明手下还有一些个官员，对于这一类的问题由他们解决自然是轻而易举了。问题解决的很快，不能不说这些个降官之中还是有几个人才的。

“以其为诱饵，逐民上钩。”这句话说的很不好听，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拿出一半来招募兵勇，分出三成料理后事，余下两成占为地方开支。

这句话的意思梁明很明白，用一半的官田来引诱民壮当兵。官田是好东西，想要是吧？那来当兵啊！只要你当了兵，这官田就分给你家，租税还减半；三成料理后事----你若是战死了，田地就是你家的了。

剩下的两成作为地方府县的开支----你租给老百姓也好，你租给地主也好，所产生的财物就留作地方开支。也相应的减轻了朝廷的负担。

ps：注1：清初旗人依恃粮饱和地亩为主要经济收入，当大部分下层旗人的土地在满汉地主的交相兼并下化为乌有时，仅有的粮饷收入便成为满汉高利贷者、奸商牟取暴利的渊薮。乾隆年间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土地集中的趋向日益高涨，满汉地主往往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勾结在一起，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大地主和一人就有当铺75座，对城市贫民进行苛剥婪索。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不仅猖撅于北京和内省，还伴随民人出关的热潮向边远地区扩张。据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的文献记载，奉天境内的当铺多达831家。各地旗人月饷年米，发放有期，临时急用，只能典当借贷，高利贷资本乘机网罗射利。乾隆年间，在北京的社会上留传着这样一段话：“捐二十余两可得一甲士（指马甲）之银米，坐食一载，谓之典甲；捐十余两可得一甲士米之半，饱食经年以待其本谓之典米；九钱作一两，八百当一千，谓之月支；米未领下而先贱买，谓之短米”。所云“典甲”、“典米”、“月支”、“短米”，都是当时高利贷者乘旗人窘困之机，牟取暴利的剥削形式。“典”，是一种实物形式的高利贷，即预先将对方的不动产（如地、房）或者动产（如牲畜、衣物以至旗人粮饷）低价典入，由于典押物作价远低于本身的实际价值，两者的差价就构成高利贷的利息。当时一马甲月饷3两（年36两），年米46斛（23石），高利贷者只需事先用20余两即可全部占有，其剥削率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八旗贵族、官员运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财富，开当铺、设钱店，明目张胆地对旗人进行高利贷剥削。有的佐领官在本佐领内借放印子银（一种货币形式的高利贷），有10个月扣完者，亦有12个月扣完者。每月关领钱粮时，勒令清偿，不许暂缓。因而将利作本，利又加利，“以致兵丁生计，往往因此匮乏”。八旗官员利用职权对贫兵贷放银两，好比享有政治特权的高利贷奸商，贫困兵丁先是典卖土地房屋，继之以军马兵械，年米月饷，经济破产是饮止渴的唯一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