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的出现给这个世界的发展增添了难以预料的变数，然而，他的这个变数掀起的波浪，在茫茫历史长河中来看，依旧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在东方这个古老国家，当旷日持久的战争仍在继续时，在那遥远的大洋彼岸，一场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战争正在迅速的酝酿。

1860年底，民主党在大选中惨败，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第十六任总统，这位代表着北方资产阶级利益总统的当选，成为了南方奴隶主脱离联邦和发动叛乱的信号。

林肯当选不久，南部蓄奴州南卡罗来纳州首先脱离联邦，紧随其后的是佐治亚州、亚拉巴马、佛罗里达、密西西比、路易斯安娜诸州，1861年2月，这些脱离联邦的南部诸州宣布成立南部同盟，另立以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的政府。

美国到了国家分裂的边缘，通过政治谈判来避免分裂的希望渺茫，战争的阴云弥漫在北美大陆上空，一场决定国家体制的大战一触即发。

曾纪泽以为，美国的即将发生的这场南北战争，将给中国带来一种机会，如果能采取必要的手段的话，新生的美国将是中国发展的一股有力支持。

只不过，清廷目光短浅，身处承德的咸丰帝被刚刚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南方旷日持久的太平天国，以及国内各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搞得焦头烂额，心力憔悴，他那日益孱弱的病躯也给这个奄奄一息的帝国埋下了更大的危机。

曾纪泽目前是有心无力，他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的增强自己的威望与实力。黄州保卫战胜利的消息传回了武昌，包括胡林翼在内的官绅们都大松了一口气，陈玉成犀利的进攻终于是被止住了，武汉暂时的脱离了危险。

黄州的胜利为常胜军的存在赢得了致关重要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增加了对常胜军的拨款，宋致远那边的筹捐活动也更加的顺利，大户的商绅们因为避免了举家避逃的危机，掏起腰包来也大方了许多。

尽管有了资金方面更多的支持，但常胜军那些先进武器的弹药消耗也是相当惊人的，仅黄州一战就用掉了将近一半的弹药储备，曾纪泽不得不将新到位的资金更多的用来向英国方面购买弹药。

远在祁门的曾国藩此时也收到了黄州大捷的战报，曾纪泽的一系列表现让他感到很是意外先是组建什么“洋枪营”，接着又是亲自指挥黄州大捷，这与他印象中那个酷爱学习英语，立志要做一名外交家的大儿子截然不同。

不过，在这乱世之中，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由不得自己的初衷的，就像他自己，原本只是饱读圣贤书，在京城中做一名令人羡慕的京官，哪里想到会有一天弃笔从戎，以儒生的出身，指挥大清国最强的武装力量与敌作战。所以说，曾纪泽的种种作为，既在他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曾国藩并没有对此显得如何惊愕不解。

自己的大儿子在战场上立下大功，曾国藩自然觉得脸上有光，曾国藩当即给远在黄州的曾纪泽修书一封，信中在嘉奖之余也不忘批评他一通“不请父命，擅做主张”，要他务必不可骄傲得意，时刻提防着陈玉成的再度进攻。

曾国藩估计的没有钱，黄州一战的失利并没有让陈玉成改变进取武汉的计划，在败归后的第三天，陈玉成集结了他能够集结的所有军队，共八万多太平军，准备以人数人的优势压倒曾纪泽武器上的优势，一举夺下黄州。

曾纪泽的探子很及时的将这个消息传回了黄州，实际上，曾纪泽认为凭借着常胜军目前的装备与士气，虽然人不算多，但免强守住黄州还是有把握的，但他并不想把自己手中的这支军队消耗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之中。

于是曾纪泽命威利暂时全权领导常胜军，自己则马不停蹄的返回了汉口，在征得了胡林翼的许可后，他再一次拜访了英国领事约翰，通过他向英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英国在华军方能够向陈玉成提出严正交泄，令其立刻停止对武汉的进攻。

曾纪泽会晤了英国海军司令何伯，在历史上，正是这个人在太平军攻陷黄州之后，亲自前往黄州，劝告陈太平军放弃进攻武汉。陈玉成虽为一代名将，但在外交方面经验不足，他对英国方面的恐吓心存惧意，在未能如期与李秀成兵团会师的情况下，不敢贸然行动，遂中止了对武汉的进军，转而率军北上，征战鄂北。也因此，放弃了攻取武汉的最佳时机，使得太平军“围魏救赵”的战略以失败告终。

曾纪泽向英方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不是无的放矢，还是有历史根据的。何伯此乘船赶来武汉，正是因为湖北局势的紧张，在英国政府的授意下而来。不过此人作为英国海军司令，在不久之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刚刚领导着英国的无敌海军攻破了不堪一击的大清海防线，作为一个高傲的军人，他从心底里有些瞧不起大清的军人。

何伯对于曾纪泽的提议，表面上显得不是很在意，他说：“我大英帝国对于发生在贵国的内战表示深切关注，但我国政府不方便擅自干涉贵国内部事务，对于曾先生你的提议，我国政府还需要慎重的考虑。不过据我所见，贵国的军队在不久之前与我率领的大英帝国皇军海军的交战，在攻打大沽口炮台的战斗中，贵方守军竟能顽强的坚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表现出了相当不错的作战水准，我相信贵国军队以这样的战斗力，应该能够很好的守住武汉。”

何伯很明显是明褒暗讽，讽刺清军战斗力低下，曾纪泽并不感到奇怪，目下的世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谁的军事实力强大，谁就有目中无人的资本。

但以个人而言，曾纪泽对于这样赤裸裸的渺视还是觉得不爽，他坦然的笑了笑：“贵军的武器装备之先进，远高于我大清军队，对那样巨大的武器劣势下，我大沽口炮台的守军能坚守了两个小时，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无一人投降，我觉得他们虽败犹荣。我相信，倘若假以时日，我大清能奋起直追，大清的军队能够装备和贵军同样先进的武器，在同等的武器水平下再打上一仗，只怕胜负之数还未可知也。”

何伯对于曾纪泽的这一番不卑不亢的话颇感意外，他曾与不少中国的官吏交谈过，在论及第二次鸦片争战的失败时，那些大清的官吏们不是恼羞成怒拂袖而去，便是大侃特侃一番“我大清礼仪之邦，不屑与番外蛮夷一般见识”之类的自我安慰的话。

总之，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敢于客观的正视战争的失败，正视大清军队的不足。而曾纪泽却是个例外，何伯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大清官吏们少有的一种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