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思齐打败了南京经略、兵部尚书张鹤鸣的大军后，苏州城明军守城兵丁主动投降，颜思齐进占了苏州。这样，中华军占领了北起扬州、镇江，南到太湖之滨、苏州、宜兴一带，东起大海西至长江沿岸芜湖一带的大片富庶的江南地区。

江南是明朝最富庶的地方，但是，这富庶属于皇亲国戚、官商、士绅地主和一些勾结官府的富商，和小老百姓无关。尹峰前几年考察江南一带时，已经现苏松、湖州等地小农弃地为流民以及卖地成为大地主佃户的现象很严重。

而江南一带把佃户例称”佃仆”，地主每以佃为仆，禁止其参加科举考试。佃农是地主土地的附属物，佃户每随着土地所有权的买卖而换易主人，几乎等同农奴。绅衿大户，欺压佃户，视其为奴仆，霸其妻子者屡见不鲜。中华军所占州县，所执行的法律，是大明律和中华公司规章的混合体，因此一般不轻易去触动官绅豪族的利益。但是对反抗中华军的地主豪绅一律格杀勿论，抄家分地产。这使得一些奴仆、佃户看到了希望，他们有些人就有意在在乡间攻击中华军，主动束手就擒，然后供出是主家所指使的。接下来，中华军就会抄了那些地主的家，把田地分给佃户、奴仆们。

一般默认了中华军统治的地主们，大多数人不得不稍微改善一点佃户的待遇，深怕他们会去铤而走险、殃及自己的全家。

这时代的官府，政令出了县城大门，就得依靠地方乡绅的势力来执行，基层政权组织完全要靠地主乡绅来维持，因此大明官府的行政权力在乡村一级，基本是不存在的，这些权利掌握在地主们手中，乡绅土豪就是为所欲为的土皇帝。

江南更加是朝廷重赋之地，苏松一带赋税之重，在全国屈一指。嘉靖年之前，苏松税粮就已经占了全国总税粮的九分之一：

明朝初年，国初总计天下税粮，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石，浙江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石，苏州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石。浙江税粮相当于全国九分之一，苏州稍微少于浙江，以一府抵一省，号称“天下之最重也”。松江半于苏，苏一州七县，松才两县，较苏之田四分处一，则天下税粮之最重者，就数松江了。

而万历四十五年的税粮，很明显是不用交了，想交也没处交。中华军宣布了三年免征的措施，还禁止地主逼租；对于佃户抗租的事一律不管，只是让地主们自己去和佃户谈和，而明朝官府一向是会主动出面帮他们催租的。

这些免征粮政策深得小自耕农和乡间小地主的欢迎。至于那些士绅官商，秉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古训，没有勇气站出来对抗中华军。而且中华军军纪极好，比明军而言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老百姓都看在眼中，士绅们的特权虽然失去了官府保护，财产受到了打击，但是由于中华军和一般老百姓相安无事，士绅阶层很难以此来鼓动百姓起事反抗。

最欢迎尹峰的大军到来的人群，那就数商人和工匠了。

最高兴的人群是手工业工匠，江南地区达的手工业使得中华军招收工匠的工作十分顺利，被中华联合公司丰厚报酬吸引的工匠们成千上万地向南京城集中，有的在中华军临时开设的丝织厂、军工厂中已经开始干活，大多数都要坐船去台湾、吕宋、琉球、西婆罗洲等地。他们和公司签订契约，必须为公司干活满五年后才能解约成为自由工匠，同时也可以以匠师身份加入公司的各家工场，成为公司长期雇员。五年期满后，他们可以回老家，或者自己在公司统治区开设自己的作坊。

商人们现在可以直接和中华联合公司做生意了，无论商家大小都可以公平买卖，原先垄断市场的官商、“权商”都随着逃跑的官府与官军走了，这些商人因此受益非浅。

商业贸易在这几个月内，在中华军统治区异常繁荣起来。甚至在湖州北面的太湖岸边，也有不少商人就在官军眼皮底下和中华公司在做买卖。实际上打败而归的官军士气低落，根本就不想来管小商小贩们的这些事。

沿着长江，从上游来的川、湖广、江西的商家的船只络绎不绝，中华军的大炮巨舰甚至一直巡逻到了南昌城下，一路为各商家的船只护航。官军长江水师已经全军覆灭，对中华军的战舰完全无能为力。顾炎武写文章说：“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在这种情况下，官商地主实际是控制了工商业经济的。

但是中华军的到来，冲击打破了这些老一套的工商业次序，没有了官府的保护，官*商*勾*结的以徽商为主的盐商、山西晋商等商帮在江南的势力遭到了重大打击。他们没有了官府的保护，根本无法和中华公司在公平买卖的基础上进行实力竞争。

同样，在中华军占领的江南城市中，原先胥吏官绅对商人敲诈勒索现象，随着官府官兵的逃亡，立刻消失了。嘉靖后期以后因为吏治的日益败坏，两京大小衙门纷纷以“和买”为名，挨家挨户敲诈各行商户，即使是那些没有采购权的衙门，也千方百计派皂隶到市场上以半价搜罗货物、甚至以原价十倍以上的金额进行讹诈。

尹峰在南京考察期间，虽然时间不长，却也听说了应天府从差人、门吏、书办等开始，每个衙门中人常常要对商户们百般刁难，各出**令皂隶买物，其价却常常只给一半。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如此等等，被定为“和买”的铺户有因此破产的。

南京皂隶俱是积年老吏，给商人的**上标出“至本衙交纳”，等商人第一次来送货，就言其不好，打上十大板踢出衙门。皂隶持**沿门索取，一家得银，复至一家。南京大小九卿衙门堂属几二百馀员，几乎个个都是敲诈勒索的好手。而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路人皆知的风气，所以商户们宁肯干脆直接向这些胥吏奉足贿赂，也不愿意在“和买”的幌子下遭受其勒索之苦。

尤其是当时官府对商户的敲诈是“一家得银，复至一家”，公开进行的。中华军占领南京后，赶走了南京大大小小的官员，从台湾派来了自己的官吏，剥夺了几乎所有胥吏皂隶的权力。中华公司的政治制度实际也是中国式至上而下的，但是职权分明、结构层次简单有效，各级官吏出自政治学院，被灌输了军事化的纪律和廉直观念，学习了数字化精确概念，并且有着直接向尹峰负责的商情部等监督部门，极少贪污现象。

而且中华公司毕竟是商人集团起家，非常推崇公平买卖的观点，基本不存在以权力入股的现象。当然，中华军是公司最大的后台，但是中华军宣传的军国民一体精神，和军队集中统一的纪律和体制，决定了军人很少有机会欺凌百姓。

南京城的大多数商户和小民对此拍手称快，很多老百姓就此希望中华军不要走了。

当然，也有不晓世事的书生来闹事。他们有人来到南京，在大街上骂“贼”，或者是要面见尹峰劝说他归降朝廷。做这种无聊事的人中，就有理学大家刘宗周、松江华亭（今属**松江）人夏允彝。

刘宗周其人，尹峰是知道的，因为海禁之前这家伙就写文章攻击中华公司败坏人心，朝廷邸报都有转载。尹峰也见到了夏允彝的名帖，越看越觉得这名字很熟悉，半天才想起来：这不就是抗清少年英雄夏完淳之父吗？

夏允彝字彝仲，号瑗公，此时还是在老家耕读传家的士子。他敏锐地现，中华军在争取人心方面很有一套。他并没有为此探讨官府施政的弊病，而是本能地认为这是中华公司收买人心之举，因此他决定要来南京与海寇理论一番。

刘宗周今年39岁，在儒林已经大有名气，因为和东林党来往密切，因而在朝廷党争中失败去职归乡。他本能地现，中华军那一套“开海裕国，通商利民”的主张，以及重武轻文的举动，和他提倡的“存天理，遏人欲”，救世要靠正人心这些理论格格不入。

因此刘宗周不顾家人劝阻，也来到南京，企图劝说海寇能够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因此他和夏允彝走到了一路，一齐来到应天府衙门前要求见尹峰。他们两人身后，还跟着几名冒死相随的刘宗周弟子。

而此刻的尹峰，正在为朝廷僵硬不妥协的态度苦恼。

曾棋、曾山、徐鸿基等人也是为如何能够和朝廷谈和而苦恼。中华军虽然强大，但是兵力不足，要想一口气吞下整个明朝，眼下还是不可能做到的。可是，朝廷现在的态度确实使尹峰有点骑虎难下之感。

尹峰身边还有尤文辉和葡萄牙传教士6若汉伴随，他们对于这种局面，只能作为旁观者了。

现在，传教士们正在陪同尹峰接待南京城内的一些西洋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