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咨皋碍于自己几起几落的身份和忠良之后的背景，不想也不肖于去掠夺老百姓。他和他的新军“余姚团练营”还是有这个机会的；这一年内，他的部队已经多次被浙江布政司衙门、浙江都司以及江南总督征调去打海盗、山匪及抗租造反的农民。

其他明军部队都乘着出兵行军打仗的机会，伺机大捞一把。俞咨皋的新军并非没这么干过，只是俞咨皋最亲信的部队-亲卫营及炮兵营军纪尚可，在俞咨皋亲自督阵下，那些烧杀扰民的烂事做得比较少。

与俞咨皋的著名父亲俞大猷不一样，俞咨皋不是那种有着坚定意志的人，很容易受周边环境影响。他在中华军校学习期间，可以在讨伐倭国萨摩藩的战役中国身先士卒；而重回明朝军队体制下后，他从中华军校学到的理念处处碰壁、仕途起落不定。他如今由芜湖游击被升为浙江宁海卫副将，主管新军编练。俞咨皋自己觉得，这是他在大明体制下仕途官宦之路最后一次机会了。

他使尽全力经营自己这一支部队。这时他才发现，搞出这么一支以火器为主的精锐部队，触动了明朝军事体制的方方面面。如同当年的戚继光、俞大猷组建抗倭部队一样，俞咨皋必须在不完全打破明朝官场体制的基础上，创建出一套新的军队体系。

俞咨皋一开始就悲哀地发现：他必须同时建立一整套军工体系、后勤体系，以及士兵选拔体制、军官培训体制，同时编写一切关于火器的战术训练、操作规章具体到旗号信号传递体系，他都需要从零开始。而且，新军中一半人马是原明军体系选拔来得，带来了原先的明军体系中无纪律、无组织的一切弊病：士兵战技训练荒废、军官贪赃枉法、克扣军饷成风。他为了纠正这些毛病撤掉了一些军官，但是为了各方势力平衡关系，不得不招入一些带有余姚谢家等家族势力背景的人进入新军军官团。

俞咨皋毕竟得在明朝官场周旋，不可能也没能力对明朝的军事体制动手。因此他的新军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一直没有稳定的后勤和武器供应。而看到了新军相对丰厚的军饷，江南各个大家族还不断往内塞人。

加入新军的人多，并不就意味着俞咨皋手头可选择的人才多了。中国历来有个认识误区，以为人才和人口有个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人口基数越大，人才就越多，于是历代帝王总是像篦头发似的想把全天下读书人都召集来参加科举考试，以为这样就能做到“野无遗贤”，但他们却忘了“刘项原来不读书”的古话，真正的开创性人才往往存在于人们的常规视野之外，他们不是谁能刻意培养出来的，更不是下功夫找就一定能得到的。

俞咨皋反而因此陷入到各种人事纠纷中去。谢家把新军当做自家的私军，一个劲往内塞人。

由中华军军校流传下来的严格军纪，一旦被执行到那些硬塞入军队的人头上，那些余姚谢家、江南富商大贾、士绅学士的家族就会过问，以断绝军饷供应为威胁，导致俞咨皋的军纪执行效果常常虎头蛇尾。

俞咨皋性格中软弱的特点此刻暴露无遗，他从自己的立场一步步后退，最后完全放弃了对那些有后台、有背景的新军军官的管束。

如今，新军成军数年，参与的战事基本是剿匪平乱一类小规模的战事，并没有机会显示出新军火器作战的优势，反而因为其军费远超其他明军部队几倍甚至十几倍，多次接到朝廷重臣的攻击。

徐光启任江南招抚使、南京总督的时候，主持新军编组训练，力主精选人才,训练新兵,还自愿担任练兵的工作。新军练兵衙门成立了一个月,徐光启在朝廷方面要人没人,要饷没饷,闲得没事干，后来,好容易靠江南士绅大家族募捐到军饷。在他支持下，俞咨皋淘汰了被塞入新军的老弱残兵,能够勉强充数的只有二千人,更说不上精选了。全靠了江南各个大家族支持，新军才达到如今的规模。

徐光启委托李之藻派门人张焘、孙学诗到广东秘密向澳门商人购买了红夷炮四尊，这是明朝朝廷首次向外国买大炮之举,其资金实际是徐光启个人出的。徐光启极力向朝廷进言：“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但这四门炮买来运到新军大营后，没多久那些外籍炮师就被遣返了，而徐光启个人资金实在有限,也无力再去买炮了。

因此，此刻新军15000余人，其中炮营1000余人，像样的大炮就这四尊最早由徐光启购入的西洋大炮，其余的皆是明朝军营中常见的佛郎机一流的老式火炮。

徐光启北调京师入阁为大学士后，有人就公开要求完全解散这支部队，原因之一就是军中有西洋军事教官存在。何事外招远夷,贻忧内地,使之窥我虚实,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无人也?”主张“罢止续取之差,以杜内衅。”徐光启随即针对此疏上言，极力分辨红夷（荷兰人）和澳夷（葡萄牙人）的不同，卢兆龙因反驳曰：

“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后强？……臣自幼习读孔孟之书，改过迁善、省身克己之事，经文备之矣，不识世间有天主一教与所谓唐朝景教者……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

他以为一门大炮只要摆在那里，就是可以当做武器用了。

有人对徐光启的工作大肆攻击，指责他“一味迁腐”，不应“以词臣而出典兵”，选拔兵士是“骚动海内”，练兵的目的“无非骗官盗晌之谋”，“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误国欺君其罪大”。对军事技术什么都不懂的文官们本能的认为堂堂天朝怎么能借用蛮夷的军队、用蛮夷武器打仗呢？特别是新任兵部尚书崔景荣极力反对徐光启的提议，加上协办新军的户科给事中姚宗文弹劾他种种不是，受到排挤的徐光启被迫称疾归乡，回老家上海种田养鸡去了。他一力倡导的新军事业也随之成了无主孤儿。那些外籍军事人员，明官员认为是不吉之兆,“遂断其必有害而无利,立命返澳,毫无挽回余地”,将徐光启辛苦从澳门雇来的葡萄牙军事人员全部遣返澳门。

俞咨皋在徐光启从北京称疾归乡之后，已经对新军事业几乎绝望了。新军成立几年来，不但没有建立起配套的后勤补给系统，如今连日常军饷都开始拖欠了。协办新军的户科给事中姚宗文如今是新军的“太上皇”，俞咨皋的军令出了自己亲卫营，就得依靠姚宗文才能顺利执行。

而姚宗文出身浙党，与江南富绅大家族关系密切，他如今控制了新军的粮饷来源，一切钱粮来往都由他过手，所有款项物资在他手中经过后，十不存三、甚至十不存一。姚宗文和余姚谢家的一些人勾结，把新军当成了他们的额外收入来源。近半年来，新军上下几乎没有增加一支火枪、一两火药和一发子弹。姚宗文对屡次前来讨要补给的俞咨皋说：“兵士训练何须真枪实弹，只需端枪练习姿态即可。我军的火药子弹皆是京师所产，补给困难，俞将军还是体谅一下朝廷的难处吧？”

俞咨皋闻言心中暗地里叹息，只好失望而归，在自己老营中军帐中喝酒醉卧。

浙江总兵官罗庆的侄儿罗晓明是俞咨皋的炮兵营统领，也是他的亲卫队长。

俞咨皋并不知道，罗晓明是他的同门师弟。罗晓明秘密进入中华军校炮兵科学习时，俞咨皋已经离开中华军回到了福建。

新军的核心力量就是俞咨皋的卫队和炮兵营，其余部分的新军士兵，如今除了武器装备、队列训练比其他明军部队要好之外，其余战术训练、部队军纪都是越来越差，每况愈下。

俞咨皋已经不再呕心沥血、没日没夜地去督促部队训练了。他如今已经认命了：大明朝的人和事，就是这么一回事了，再怎么努力都是徒劳。

这一日他私自离开余姚北城营房，来到百里外的杭州西湖边，找到一艘豪华的画舫，泛舟湖上，享受着冬日西湖上难得地温和阳光。

所有的琐事，在冬日西湖之上，在微凉的北风伴随着阳光，在美貌船娘的渔歌声中，一切都是浮云。

俞咨皋怀念起中华军校中的生活；虽然劳累清苦，却总能和一帮弟兄忙里偷闲去乐山楼听美貌歌姬演唱，常常错过夜晚熄灯号，不得不翻墙回到寝室。

现在，和他一起学习、一起在日本九州厮杀的那些师兄弟，大约都已经手握兵权征战天下了。

俞咨皋在画舫前客舱躺椅上斜躺着，身边放着一只炭火盆，闭着眼听着年轻的船娘施丽的歌唱，舒服地伸手在谈炭火盆上烤着火。船娘施丽一曲唱罢，他大声对施丽笑道：“姑娘唱得可是《浣纱记》？真是天籁之音啊！你家大娘怎么舍得让你出来划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