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顾主席在机关会议上，对天秀和我大加表扬，说杜部长去出版社了，社里的招待所的人问天秀和我干什么来了？杜部长向她们说了。她们和部长说，她们两个来了这些天，天天在屋里圈着，哪儿也不去呀，就看那写材料，连玩都没出去玩！整完了就走了。

顾主席说：“我们的机关人员就应该这样，领导在和领导不在，工作一个样！”

这里面还有个插曲。在出差前，我就接到了工会宣传部发的文件，在全局范

围内开一个工会工作研讨会。因为这样的机会不多，我也想试试，看自己能行不能行，参加一次，就是锻炼。但是，编辑论文的工作使我一点儿都腾不出时间来。在外地校对时，我更是着急，但写不了。我回来后，第二天就是开研讨会的时间了，我没有休息，赶写了一篇论文。上班的早晨，给顾主席看了，他给我删了一句话，就报上去了。

一天的时间，开完了研讨会，评出了第三个第一：一个是论文写的很一般的

基层大单位的韩主席，一个是基层的政工干事陈超，还有一个是我。如果单从论文的质量上看，陈超应是第一，我看到了什么是高水平。如果论朗读上，我可能排到第一。陈超所在单位的工会主席也参加了研讨，得了个第二，干事的论文超过了主席。主席若有度量，陈超的工作不会受影响；若没度量，陈超的工作就不太好干了。

一般的评奖是第一的有一个，第二的比第一的多，第三的比第二的多，依此

类推。我们这次是三个并列第一，我也说不出原因来。

天秀来问我：“你的论文给顾主席看了？”

“看了。”办公室上报的，都要经主席审的。

“评奖时，顾主席说的。”

天秀是说，我给顾主席看了，我才得了个第一。

也许是和这有关吧。

没到两个月，我就被提到办公室当秘书了。

最早向我透漏这个消息的，是杜部长。杜部长说：“顾主席要提你当秘书了！”

我说：“啊。”秘书就秘书吧。

杜部长看出了我没有认识到当秘书的重要性，他说：“这是件好事，秘书比干事高半个格，享受股段级，将来还有可能提升。顾主席还没找你谈话呢，你先不要和别人说。你们这些干事中，对你当秘书，最有意见的，恐怕就是天秀了。她在工会干的时间长，工作能力也强，但是顾主席没有提她。顾主席提你，肯定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你是党员，天秀不是党员。天秀不问你，你就别提这事；她问了，你就说，这是主席的安排，宣传部更离不开她。”

杜部长对我的考察，可能也是顾主席对我的考察。

顾主席和我谈完话后，天秀就来了我的办公室，她向我提起了秘书的事，我把杜部长教给我的话向她说了。天秀很不快乐，但她说：“这和你没关系。顾主席信任你，你就好好干吧。”

我说的话和天秀说的话，都不真诚，我们说的，是怎么样把话说好，怎么样不让别人对自己有想法，却不是自己真想说的。机关，使人变得虚伪。

就在我什么都往上走的时候，就在我正在被大家看好的时候，我的丈夫出事了，虽然我被选为党小组组长，与党委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但我还是决定走了。

从我决定离开工会时起，我就准备退*党了，因为我在外面不敢保证什么都做得对。如果按正常的程序走，退*党的手续要很繁琐。

杜部长和我说过一件事，他说：“我在基层当书记时，有个老职工，下海了。他跟我说，他做生意了，生意里，真的、假的就不好说，他想退*党。我一寻思，他退*党不行啊！他退*党，我得受处分。”

我问：“你受什么处分？”

杜部长抿着嘴，“不告诉你！”他调换了一下他的腿，“在我管辖的范围内，有退*党的了，我当然要受处分了。我怎么说他，让他不退*党呢？……有了！我找到他说，‘你做生意，好！你退*党，就不好了！共产党爱搞运动，你知道吧？’他说：‘知道。’‘知道，你就别退了！再来一次运动咋整？你是老了，你还有儿女吧？共产党爱搞株连，株连到你儿女的头上呢？……’我就这几句话，他把‘退*党申请书’拿回去了，他说，为儿女着想，他不退了。我把他吓回去了，我也没受着处分，还评上先进了呢！”他像打了一场胜仗。

一想到这些，我就不想这么退了。六个月不交党费属于自动退*党——我选择了这个方式，比较省事。

在北京，我自己没有交过党费，但是，我爸在家却给我交了，他不但给我交党费，还给我找人弄了病假证明，开起了劳保，每个月多得二百多块钱。

我的党籍因连续地交了党费而保留着，一年两份的个人总结是工会的副主席兼支部书记钟书记让天秀帮我写的。

我再次回来上班，形势已经大变了。正像顾主席说的，到处在喊精简人员，搞得人人自危，人人都怕把自己裁下去。裁人已是局里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领导也想保全部下，但是一级一级的都有指标、定额，裁人已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

局工会的指标也下来了，这是硬指标，必须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