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外交交涉，原来中央政府最希望罗苏能出来干涉，以及国联能制约日军。毕竟这东北曾经是罗苏的势力范围，特别是黑龙江一带。日军要侵占，罗苏还能不与他们争吗？可是这次大大出乎这些政治家们所料，罗苏居然一点都不干涉日军的行动，连狠话都没说一句。于是中央政府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国联”能“主持公道”上了。

而日喷外交部对“国联”提出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侵占满州的理由：他们用经济数据证明，满州是日喷的生命线，日喷比大华更需要东北！

这是个什么理由？还值得一驳？财迷觉得从经济上看，我国人民肯定比美国人更需要纽约到旧金山一带的美国各州！

可中央政府的外交部没敢这么说。他们也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证明我们比日喷更需要东北！那是，就是不算西北地区，现在我国的经济水平也远低于日喷的经济水平，我国人民更贫困。

在提出这么可笑的侵略东北的理由后，日喷还向国联提出一个报告，说大华的劳动党发展迅猛，“将来有可能危及全世界”。难道这也能成为他们侵略我国的理由？

这又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理由。财迷从报纸上得知，这个时空日喷国内也有红色党派，是不是别的国家就可以派军队去占领日喷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当然又是针锋相对，提交报告，证明国内的劳动党并不多，自己就能控制。另一方面，蒋中才的部队正与赤卫军打仗，不过败多胜少。

全国有志之士都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抗五军东北战场捷报频传和全国人民的一片抗日呼声中，十月份，中央政府宣布为四个人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他们分别是：蒋光鼐、蔡庭锴、张治中、徐辉。这时，这个政府还是敢提倡抗日的？恐怕主要不过是顺从一下民意罢了。

但对军阀而言，自己占地盘，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六月份到年底，国内的内战照常，先是粤军的陆军（陈济棠）与海军（陈策）打起来了！

上海各界人士成立了“废止内战大同盟”，想要阻止一切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他们还派了朱庆澜老先生为代表，去广东调解陆海军的争斗，但效果不理想。粤军派出空军，炸伤炸沉粤海军的一些军舰。一二八上海抗战时，他们怎么没这么积极？

在国人的压力下，闹了一个月的粤军内斗，总算是以其海军陆战队让中间人蔡廷锴将军带到福建改编而平息了。

但后来，四川的刘文辉又起兵进攻成都；而山东的韩复榘与另一个小军阀刘珍年打了起来。（驻防胶东之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当时控制有胶东二十二县。）“废止内战大同盟”都进行了调解，或者呼吁中央干涉，但效果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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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早就说要派人调查东北的战事，但日军方面一直不让他们进入，“国联”就无计可施。在伪满州国成立后，日军才同意让“国联”的调查组进去。

“国联”让一个叫李顿的英国人为首，来调查东北事件。不过进东北时，日军又提出一个要求，让调查组必须先去觐见傅仪。还阻止“国联”调查组中的华方代表顾维钧进入“满州国”，说是因为华方不承认伪满，所以不给进。可是这个调查组的成员中，没有任何一个组员的国家承认了“满州国”，他们只阻挠顾维钧一个。最后以其他组员从山海关进入东北，顾维钧单独从旅顺进入而结束争执。

调查组无奈，与傅仪象征性地会了面。日伪政府就将这事作为“满州国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大力宣传。财迷看了这些宣传，感觉与另一时空台独宣传什么“过境外交”胜利有相同之处，都是别人觉得是很无聊的小事，只有他们自己在得意洋洋。

调查中，日伪派人全程陪同。安排与调查小组见面的，都是排练好的汉奸、遗老遗少，一个个哭哭啼啼的“感谢大恩人日军的解放”，和“坚决拥护傅仪执政的政府”，并写了许多证明书说是他们要求日伪军对他们的“解放”。直到另一时空，还有人企图利用这些“历史资料”来“证明”满州国是东北人民要求成立的！

不过纸还是包不住火的，一些东北民众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与调查组接触时，告诉事实真相，并把一些真相资料，交到了调查组的手中。调查组经过实地调查，结论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东北人民是反对成立伪满、反对日军侵略的，其中包括一些满族人。

李顿调查组就日军侵略东北事件作出了一个报告，提交给“国联”。报告认为日军“并非自卫”，（就是没说这是侵略！）进攻东北是不对的，应该撤军，由列强各国来组成一个“中立”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来接管东北地区！

对“国联”小组的调查报告，中央政府的态度是“表示遗憾”。日喷政府则表示“不能接受”。看来能接受的只是欧美各国了。

日喷政府早就把各国的态度放在很次要的地位了，除了各国必须承认“满州国”是个“独立主权国家”之外，别的国际看法都是不可接受的。

另一方面，他们加快了占领东北的步骤。

在李顿报告没出来之前，他们还暂时没敢“在外交上承认满州国”；现在各国的态度已定，所以他们就干脆“在外交上承认满州国”了。

第二个是向东北移民。他们在日喷和朝鲜动员农民，到东北来屯垦。东洋政府对这些移民给予资助，把东北农民的田地“无偿”送给这些移民。也把抢到的一些工矿企业开起来，让伪政府叫工人去干活，还用刺刀“教育”一些人到工矿企业去，为“东亚共荣”作“贡献”，而企业的“干部”也是从日喷来。

军事上对抗日义勇军的镇压，更是变本加厉。但是得到了收音机和一些电台的义勇军，变得更有组织，使日军更难对付。于是，日军就杀平民来泄愤。例如，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就发生屠杀抚顺平顶山、千金堡、栗子沟等村居民三千余民众事件。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即旧历中秋节，一支抗日武装在攻打抚顺时，烧了平顶山的日军配给店，打死了杨柏堡炭矿长渡边宽一，并烧了那里的仓库、工场、选炭所、变电所等。

抗日义勇军夜袭抚顺时，日军守备队长川上正在沈阳，当得知消息之后，他恼羞成怒，便于第二天早上赶回抚顺，开会筹划对平顶山人民进行报复。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认为：“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反映的。大刀匪攻矿区，平顶山周围的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并未向分所报告，可以肯定是通匪的。”老百姓没去报告游击队的活动（很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游击队的活动），就是“通匪”。

在谈到如何处理平顶山的老百姓时，川上丧心病狂，竟叫嚣着要把那里的所有居民烧光、杀光，并对屠杀进行了具体部署，说：“从现在开始扫荡平顶山，先是用宪兵队和守备队的密探把当地的居民集合在一起，等集合齐全后，宪兵队给联络时，再向前进行扫荡，至于善后处理由守备队负责，房屋尸体全用汽油烧毁。”

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十六日，一百九十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宪兵队和守备队，乘着汽车气势汹汹地向平顶山村开进，准备对这里的老百姓进行疯狂屠杀。

东洋鬼子不光残忍，而且狡诈成性，为了将村里老百姓集中起来，他们软硬兼施，哄骗并威逼人们“出去照相”，说：“去照相，照相没有关系，不照相就是通匪。”在日军刺刀的威逼下，善良的村民向村南面的一块草地集中，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因手脚不灵，不能走动，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扎死。

人群集中到草地以后，才发现周围的汽车上、山坡上已经站满了许多端着刺刀的日军，还摆着一些蒙着黑布、有着“三脚架”样子的东西。正当人们心存疑虑时，突然，人群中有人尖叫：“不好！日本人放火烧房子啦！”人群开始骚动，大家试图冲出去救火，但很快被日军拦住了。不一会儿，只见整个平顶山村浓烟弥漫，大火冲天。眼睁睁地看着家园被大火吞噬，人们心如刀割。

这时，“三脚架”上的黑布揭开了，人们惊恐地发现蒙在黑布下面的并不是照相机，而是六挺冰冷的机枪。

霎时间，人群更加慌乱，醒悟过来的人们纷纷向四周冲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机枪咆哮着向人群射击，伴随着密集的枪声，人群纷纷倒下，殷红的鲜血洒满了地面。躺在血泊中的有青年人，有未满周岁的婴儿，也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有怀孕的妇女。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日军准备走时，看见还有人没有死，又用刺刀把受伤而未断气的人扎死；看见有的婴儿还含着母亲的乳头，有的依在母亲身旁啼哭，狠毒的鬼子就把他们一一扎死；有的日本兵还用刺刀扎着婴儿举起一丈多高再摔在地上；有一妇女，当日军的刺刀刺进她的胸膛时，猛然坐了起来，双手抓住刺刀。刽子手一脚将她踢倒在地，狠狠拔出刺刀，她的十个手指“刷”地一下被割落在地。

后来居然有“精英”们说，这一类的屠杀是抗日武装引起的！日军抢占我们的工厂、农田、矿业，我们不应该反抗？而日军对待武装反抗，用这种灭绝人性的方法对平民泄愤，居然还有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