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叫做《半夜鸡叫》，内容是：农村一个地主叫周扒皮，对待长工很苛刻。每到半夜他就起床，跑到鸡窝跟前学鸡叫，引起窝里的公鸡都“喔喔”地叫起来。于是，周扒皮让长工起床下地干活去。长工们气不过，就在半夜把周扒皮作为偷鸡贼，痛打一顿，出了一口恶气。

显然，这个故事是瞎编出来的。试想：深更半夜、地里也没有灯火，能下地干活么？周扒皮能舍得点上汽灯或者煤油灯让长工们打夜战么？

那时塑造的地主形象，除了周扒皮外，还有电影《白毛女》中的地主黄世仁，《红色娘子军》中的恶霸南霸天和泥塑“收租院”的刘文彩。

财主们对待穷人真的像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那样凶残么？地主真的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么？财主和农民的关系真的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么？

请你读读著名作家陈忠实写的小说《白鹿原》。这本书真实的再现了旧中国北方农村的景象，书里就有对上述问题的答案。

像任何群体中都有坏人一样，地主中也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大多数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只是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集所有坏地主之大成塑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在现实生活中那样的恶霸地主是极其少见的。

那时候，农村中的地主大多是“土财主”，他们家没有做官的，也没有在城镇开“大买卖”的，没有什么“靠山”。他们就是土地财产多一些，生活过的好一些。这些“土财主”——小地主、富农们胆子特小，一生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儒家思想，深入骨髓。大多数的地主怜贫恤老、济困扶危、助教兴学、修桥补路、兴修水利；他们维护乡里、热心公益、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遇到灾年，他们救灾赈灾，办粥场，免费供穷人吃；抗击日本，他们变卖土地财产支援抗战，送儿女投笔从戎，走向抗日前线……。

村长、族长的推举都是顺乎民意的，一般都是德高望重、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热心公益的读书人。旧中国的政府对农村只管收苛捐杂税，很少拨出款项展农村事业。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财主的肩头上。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关键时刻都是他们带头捐献巨资，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于是，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这样，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

财主与佃户，财主与雇工，大都和谐相处。遇到灾年，许多财主都能主动减租减息，让农民过得去，很少有逼租逼债的。佃户们也都遵守合同，如无特殊情况，都能主动按时交租；财主，特别是农村的土财主（富农和小地主），对长工大都是亲如朋友。主人和雇工同吃同劳动，每顿饭都有东家的妇女侍侯着，盛饭添菜，她们只能吃雇工的剩饭剩菜。春种开犁、三夏、三秋、冬季起粪，四时八节，都要给长工吃犒劳。还给长工买胶鞋、帽子，送围裙、衣服。麦收或秋收时，先用好粮食付给长工工资。年终还要“奖金”（粮食或现金）。对短工的工钱，一日一清，决不拖欠。长工和短工们也都尽职尽责，很少有藏奸耍滑的现象。小说《白鹿原》中的财主白嘉轩和长工鹿三之间的关系，就真实地再现了这种和谐融洽的东伙关系。

我生在旧社会农村，我们村的财主没有像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那样的，他们都像《白鹿原》里的白稼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