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的土改复查运动，乱打乱杀的现象非常严重。贫农团的几个头头就像文革时期“造反派”的头头一样，大权独揽，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有些“流氓无产者”、“勇敢分子”、“坏分子”混入贫农团，当上了头头和积极分子，乱打乱杀尤为猖獗，许多罪不致死和无辜的人被残酷的杀死，老百姓称土改复查运动为“流血斗争”。

著名作家刘少棠在《我是刘少棠》一书里写道：“1947年的土改运动，打、砸、抢、抄、抓、杀十分暴烈，我的家乡称当年的土改为‘流血斗争’。文革狂飙从天落，我的乡亲们说城里人也没有逃过‘流血斗争’这一劫。”“我们现有的描写当年土改运动的名著，为了当时的政治宣传和革命策略的需要，掩饰了土改运动中极‘左’的一面。许多参加或领导过1947～1948年土改运动的老同志，都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艺作品‘勿庸讳言’。”

搞“扫地出门”，把划为地主富农成分（有很多错划的中农）家庭的男女老少净身出户赶出大门，不准携带任何衣物。在滴水成冰的严寒季节，全村数十口地富男女老少挤在破庙或破屋里，坐在粳草或麦秸上。没有饭吃，只好沿街乞讨。许多老弱病残冻饿而死。

对地主富农进行批判斗争、游街示众，恣意侮辱、毒打或杀死地主富农。“勇敢分子”们杀人的方法非常野蛮残酷：乱棍打死，开膛破肚，砸核桃（石头砸死），塞冰窟（把人捆住手脚塞入冰窟），“冻豆腐”（把人脱光淋上水在雪地里冻死），活埋，吊死，“掌天灯”（在人身体上挖洞，放入油和灯芯点燃，把人慢慢的烧死），等等。他们官报私仇，把过去曾经得罪他们的人想方设法划入地主富农圈子，或安上其它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报复，直至整死。

挖地财，追逼地主富农埋藏的金银财宝，对地主富农施加种种野蛮的酷刑：吊打，压杠，夹手指，灌辣椒水，指尖插钢针，烧红的烙铁烙，等等。有的竟把妇女全身扒得精光，肆意侮辱，绑在街里示众。凡此种种，当年的日本汉奸、国民党特务也不得不叹服。

罪恶严重的恶霸地主，这是应该杀的。但是，被杀的绝大部分都是勤劳致富的人，其中有许多帮助过**的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还有许多被错划的中农。

我说几件当年野蛮残酷的杀人情况吧。

山东莒南大店区一位民兵回忆：地主家有很多官服，农救会长穿上官服坐堂，惊堂木一敲：“给我把耳朵割了！”就有人拿刀割掉地主的耳朵；他说用刺刀戳地主，就有民兵戳，戳死好多人；为了让地主家妇女说出浮财，把他们往鏊子上烙，刺手指。

莒南刘家岭村的农救会长回忆过邻村的事：侍家宅子村有一家弟兄6个，都当石匠，自己盖了房，全家4o亩地，在全村地最多。瘸子里拔将军，就划他家为地主。他们不服，向贫农团争辩。结果弟兄6个大人被砸死，小孩被一劈两半。

陈沅森在《谈土改“杀地主”》的文章中说：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

纪程在《临沭县土改过程》文章中写道：由于在批斗地主（富农）过程中下放了杀人权，在笔者所调查的地区，打、砸、杀地主（富农）的现象很普遍，甚至出现了“乱捕、乱打、乱杀”现象，有些中农也被错杀。据当地农民回忆：“那时候斗地主很吓人的，经常出人命。了不得！打死很多，几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风气，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没有，不代表咱落后了吗？革命不坚决！”“那时候地主（富农）可惨了，有的是被斗完后枪毙的，有的是被乱棍打死的，老百姓要出气呀。那可砸死不少！滨海区杀死人有一万多人（12，ooo人余），冤死多少还不了解”。

临沭县出现的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现象与最初采用的纵容政策有很大关系。当时的文件规定：为迅有力地动群众，必须贯彻“放手大胆动群众”的方针。提倡大刀阔斧的精神，反对缩手缩脚，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如怕犯错误、怕违纪、怕违犯政策。要明确认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摧毁封建势力，动群众。因此我们既不能只满足于斗争，为斗争而斗争。更不能只重视经济上的剥削，而忽视了政治上的摧毁。不然，封建势力会向我们反扑的，群众不会动起来的，团体是不会巩固的。在秘密文件中还有如下指示：“群众打人（地主、富农）是群众的革命的报复，我们应当支持，不能压抑。现在开斗地主的会，打是对的！但我们不能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