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山西兴县的土改复查中，有很多被斗错的人，最典型的要数那个入了《毛选》的开明士绅——牛友兰了。残酷斗争牛友兰的联村斗争大会，就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大会”。

牛友兰家住山西兴县蔡家崖镇，其家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世代书香门第。他的子侄辈共有二十多人，在太原、北京等地就读大学的就有十五六人，这样一个大家族，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晋西北地区显得鹤立鸡群。

牛友兰早年求学于京师大学堂，因病辍学，时年24岁。回乡后办实业和教育。他一生中所办的最光彩最为后人纪念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一生致力于兴学办学，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当地老百姓至今对他和刘少白先生开办的新学堂念念不忘，感恩戴德。1925年，他和刘少白几经周折，终于办起了晋西北现代意义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这在当时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黄河两岸周边各县引起不小的震动和响应，岚县、保德、岢岚、方山、临县、神木、府谷、佳县等地学生也纷纷前来就读，先后招收8个班，培养近3oo名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的高级干部。

一件是1937年抗日军兴，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出资提供了一个团的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同时，他捐资2.3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

牛友兰与刘少白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俩在老百姓的记忆里简直就是珠联璧合的一个整体，孟梁焦赞，张龙赵虎，提刘必提牛，无牛亦无刘。他们俩人携手合作，为家乡教育事业，为抗战时期的边区经济建设，为支援八路军抗战，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2年5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的接见和**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o月，他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牛荫冠是牛友兰的儿子。他于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刚入学时学的是机电工程，后来因为参加**地下党工作繁重，改学经济，写过关于日本经济状况的论文，1936年只差半年没有拿到毕业证，回到山西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时年也是24岁。

24岁的牛荫冠，是当时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24岁的牛荫冠，是当时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组织和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其时已经开始参加**地下党的实际工作，担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干事，是一位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1936年，**北方局考虑到牛荫冠是山西人，熟悉山西上层社会的情况，特地委派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牛荫冠在牺盟会前前后后有3年多的时间，显示出了他特出的组织、协调和动员能力，在山西军政各界，尤其在山西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薄一波推荐牛荫冠担任山西牺盟会总负责人，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牺盟会为**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建立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在**党史上，山西牺盟会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政治组织。

1939年12月，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对山西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产党势力产生了顾忌，动了针对**势力的“十二月事变”，采用排挤、暗杀等手段，企图削弱**在山西军政界的影响。牛荫冠作为牺盟会的总负责人，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他带领总会机关干部躲过阎锡山的暗杀，渡过黄河，绕道陕北，最后回到兴县晋绥根据地。

牛荫冠回到兴县之后，被委以重任。194o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荫冠被选举为行署副主任（主任为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兼任行署党组书记，1942年，被推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兼晋绥边区贸易局长。

牛友兰和牛荫冠父子两代人都对政治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们的人生背景不同，但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道德传统的影响在他们两代人身上是显而易见的。牛友兰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里，平易近人，言谈举止一副儒雅气派，没有任何恶习，居家克勤克俭；牛荫冠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对部属的生活要求也非常严格，甚至不允许部属穿着比较时髦的衣服。在友人的记忆里，牛荫冠是一个简朴而近于刻板的人。

牛友兰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毁家纾难，而且把牛家多个近支子侄都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学习，或者直接参加抗日军队。他简直就是一位“红色士绅”。牛荫冠后来的人生道路显然受到父亲的影响，而父亲后期的人生道路，也显然受到了儿子的影响。

就这么一对为抗日立下汗马功劳的父子——红色士绅和革命干部，在1947年土改复查中却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