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实际。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大刀阔斧地进行建设和民主改革，新中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

1949年11月，北京市政府一举封闭了全市妓院。接着，全国各地都封闭了妓院。同时，禁毒、禁赌，割掉了旧社会的“三大毒瘤”。

195o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为土地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经过半年的讨论和准备，195o年冬，全国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经过训练和培养的农村土改干部，组成无数支土改工作队，奔赴各村寨，深入地、广泛地动农民群众，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使农民群众尽快地提高党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彻底打垮农村中的封建势力。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次土地改革的任务和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在土改政策上，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一般地保留不动。提高小土地出租者保留其土地数量标准，限制了没收地主财产的范围。这个政策更好地保护了中农，分化了地主阶级，减少了土改的阻力。

经过三年的土改运动，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从地主那里得到了总共七亿亩的土地，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七百亿斤粮食的地租。通过土改，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彻底消灭了，但作为具体的地主个人并没有消灭，他们的土地被没收以后，也分给他们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使他们可以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只有那些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和抗拒土改的不法地主被依法惩办、甚至被判处死刑。

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路线和政策，在建国初期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当时，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工作，他对中国经济情况的了解和研究也比较深刻，出的主意甚多。例如，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形式，扶植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恢复和展生产，既能增加供给，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工人失业的问题。又如开展城乡交流，允许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自由贸易，以价格政策指导农民，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既能促进工农业生产，又能以商品交换这个农民乐于接受的办法，用工业品从农民手里换取粮食、棉花和其它农副产品，改善市场供应。

由于正确处理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营企业同私营企业的关系，政府有效地领导了全国城乡市场，迅平抑了粮价，保证了城乡人民的需要，克服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粮食不足、商品匮乏等经济生活极端混乱的状态，迅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经济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解放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建国初期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为了牟取暴利而大肆进行违法活动。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政府机关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面对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党中央于1951年12月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在全国展开了“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是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后大张旗鼓开展的第一次反**运动。“三反”运动的胜利，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教育挽救了干部，树立了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社会风气。

“三反”运动中对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现与处理，对执政党的党风廉政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河北省安国县人，雇工出身，时年35岁，1931年入党。张子善，原天津地区行署专员，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时年37岁，1933年入党。两人均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干部。

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高阳、蠡阳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参加过学潮，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和卧轨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人的英雄气概。他们的确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建立功绩，受到党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

但是在进城后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

刘青山、张子善为贪图不正当的个人享受，为满足极端腐化的生活需要，他们凭借职权，不顾党纪国法，不管人民疾苦，盗用机场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贷款，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和民工供应粮等，共计171亿元（当时旧币1万元合后来新币1元），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勾结奸商，以49亿元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损失；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救灾款，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将国家给兴建海河等工程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22亿元。他们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送礼共3.7亿元以上，其中刘青山1.8亿元，张子善1.9亿元。

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早在“三反”前就遭到了正直的干部和党员的指责和反对，而这些人就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刘青山、张子善二人采取了敌对分子的手段来对待党的组织和人民。先，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惟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张子善说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其次，他们在组织上除极力压抑民主、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其家长制的统治外，凡是坚持原则，维护人民利益，对刘青山、张子善所为提出不同意见和反对他们的同志，莫不遭受其打击和排挤；凡意志薄弱和他们气味相投，共同作弊的人，则大肆拉拢，造成一个公然行盗的小宗派集团。再次，刘青山、张子善“做贼心虚”，为了掩盖其违法行为，又在上下左右之间公行贿赂，到处拉人下水。

1951年11月下旬，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与会代表集中地检举、揭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违法行为。经河北省委和**中央华北局调查，并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将刘青山、张子善逮捕。**中央和同志对此事十分重视。11月3o日，针对政权巩固和面临的严峻形势，尖锐地指出：“反贪污浪费一事，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他亲自为党中央起草文件，号召开展“三反”斗争；12月8日，以中央名义电告各省、军区进行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看成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

12月4日，河北省委作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12月14日，河北省委又向华北局提出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的处理意见。鉴于刘青山、张子善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一些干部的认识不尽一致，党中央和**在考虑对他们量刑时，是十分慎重和民主的，经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党员干部的充分讨论和听取了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党中央和**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1952年2月3日，华北局召开常委会，布置了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的事宜，决定在省会保定对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枪决。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青山、张子善成长，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同志坚持请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同志，向**转报他的请求：考虑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过去对革命有功，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2月1o日，在保定市举行了河北省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二犯大会，刘青山、张子善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果断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1952年元旦过后，主席再次出指示，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能动群众，也可以杀几个。1952年2月间，中央把“三反”运动同整党运动结合起来。当时对党员重新登记，审查处理，惩治了一些贪污、腐化分子，撤换了一些严重的官僚主义者。1952年1o月，“三反”运动胜利结束。因犯不同程度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被处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约为45%；其中，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当时最大的“老虎”就是刘青山、张子善，时称“共和国第一大案”。

**总书记在2ooo年1月14日中纪委四次全会重要讲话中说：“当年，我们党果断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对党员、干部进城后注意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起了很大的警戒作用。”

一位当年曾揭刘青山、张子善罪行的老党员、老干部后来颇有感慨地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开展“三反”运动和严惩刘青山、张子善，实际上是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作李自成！决不会放任**现象滋长下去！同时，也是再次告诫每一个领导干部，无论手中权力多大，资格多老，功劳多高，都必须加强学习，加强世界观的改造，防微杜渐，克己奉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否则，就会走向人民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