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23日，邓子恢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阐述了当前农村政策。
邓子恢在报告中说：“今天农业生产的展，还有许多困难的条件限制了它、约束了它，要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就必须帮助农民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必须帮助贫困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的困难，主要的是牲畜、农具，肥料、种子等困难。2、帮助农民减少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虫灾等。3、帮助农民逐步改进生产技术，如耕作法，施肥法等等。不帮助农民解决这三个问题，生产就不能展。在目前情况下，用什么办法来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这些困难呢？就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结果就是大家富裕，比较平衡的上升，也限制了富农的展。这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富裕的道路，同时也就是缩小富农的剥削范围，又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展的道路。”
邓子恢指出：组织起来既解决今天农民生产的困难，使生产提高一步，又为将来集体化准备好群众，准备好经验，准备好骨干。将来加上拖拉机，就可以搞机械化的集体农庄了。“互助合作和自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互助合作是走向集体化的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不能跳过这一关。”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唯一的办法就是**指出的“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邓子恢指出：现在各地的互助合作运动中，有两种偏向存在：一种是自流等待，就是等待集体化到来，认为目前好像不必要搞互助合作，要等到将来拖拉机出来才搞。这种偏向的坏处，就在于让农村资本主义泛滥展，不去教育农民，不去组织农民，不去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另一种偏向就是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计划贪多贪大，盲目要求高级形式。
报告列举了当前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种种表现：较普遍地采用类似对待敌对阶级的手段，强迫单干户入组入社，违反自愿原则；实行小组并大组，并小社为大社，改组为社；不顾条件实行土地、耕畜折价归公；不顾农民收益，展公共财产，从而形成组员社员的债务。许多地方出现了杀猪宰牛、卖牲畜、烧山砍树等破坏生产现象。要求必须坚决纠正。
邓子恢分析了这种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产生的思想根源：一、过高估计互助组合作社的性质，不了解互助组合作社是具有两方面性质的，是过渡形式，而把它看作与社会主义完全一样。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包含有单纯农业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样就可以完全社会主义化了，不了解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之上的，实现社会主义还要有工业化条件。
二、不了解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前进过程，工业化并不那样快（拖拉机到一九五九年才能有一万多架），可是我们的同志急了，要五年就合作化。去年提出的五年计划高了一些，事实上办不到，主观客观都办不到，结果压下来了。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必须要靠工业的帮助，不只是拖拉机问题，有了拖拉机还得有汽油，有一系列的设备，有了拖拉机而无修理站还是不行的。忽视工业化的进程而孤立地去搞农业集体化是不行的。所以**说要十年到十五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要跟县委书记、县长讲清楚，他了解了这个过程就不急了。
三、不了解互助合作是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没有它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
邓子恢明确指出：“今天在全国范围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偏向，是主要的危险。”
邓子恢阐述了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方针的理由：第一个理由，今天搞互助合作与战争动员不同。战争勤务动员任务，非限期完成不可，不这样不行，一切服从战争。搞互助合作是改造经济的斗争，不能也不需要用这种战争动员的办法。
搞互助合作和搞土改也不同。土改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问题，是阶级斗争。互助合作是克服小农经济之自的资本主义趋势的斗争，是对农民的教育问题。互助组合作社的内部关系也是农民内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主要是贫雇农和中农的关系问题，贫雇农在互助合作中要揩中农的油，中农却要牲口、农具多分红，多占便宜。这不是对敌斗争，不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所以互助合作运动绝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今天有些地方强迫命令，用威胁、限制、戴大帽子等办法强迫农民入组入杜，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采取教育说服的方式，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来对待互助合作运动。说不服怎么办？那就等待他的觉悟，一定要自觉自愿，照顾双方。
第二个理由，互助合作必须根据需要与可能的条件去建立。
1、一切为了增加生产，根据生产的需要。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一再指出这一问题，由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到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农民在土改后由于牲口农具不足，或者劳动力不足，要求互助，你帮我，我帮你，解决牲口、农具、劳力问题。等到这些问题解决了，就进一步要求再展，再增产，就不仅要求季节互助，而且要求全年互助，不仅要求搞农业互助，而且要求搞副业互助，多搞点钱。生产要求提高了，组织形式就改变了，就自然进到常年互助。常年互助办好了，就自然要求更提高一步，要求劳动分工、土地合营，搞合作社。互助合作运动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逐步前进，绝不能单纯凭主观要求，否则就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
2、必须根据群众的觉悟，用群众的切身体验教育群众。这是群众运动的基本规律。要群众起来，不仅是靠我们宣传教育，还要靠大多数群众自己的切身体验。当然宣传教育是起一定作用的，但不能完全靠宣传教育解决问题。群众经验过了，不仅听到而且看到，而且自己做了，确实有好处了，相信了，就会来了。我们搞互助合作，由低到高，都要根据群众的切身体验，不能只照我们的理想。
3、根据干部的领导能力。合作社不能一下子展那么多、那么大，没有这许多干部。管理几百户几十户的农业生产，并不比管理几百人的工厂容易。现在我们有些合作社把区级干部、县级干部拖死了，干部一走合作社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办合作社，要看干部条件，要看干部的能力。干部没有这样多，干部能力弱，不能胜任就办不好，这是很自然的，不能从主观要求出。
第三个理由，我们的前途是集体化，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要从现在的小私有小生产者的现状出。现在是个体农民占优势，互助组的组员、合作社的社员也还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有保守性，不能不照顾，如果急躁冒进，那就不仅单干农民不加入互助合作，而且还会影响互助组合作社的巩固。参加互助合作是为了多生产、多收入。组员社员都是小私有者，如果加入以后，生产不好，或者生产多分的少，他们就不来，就是打耳光也不来，耳光打了思想是打不丢的。虽然经过了土改，土改时农民是拥护**的，因为他们从**手中得到了土地。但土改后，互助合作搞不好，对他们不利，他们怕吃亏，当然就不来了。这不能怪他们。
今天的互助合作，对于农民小私有者，一方面要改造他们，一方面又要适应他们，适应就是为了便于改造，过急不行。
第四个理由，要从工业化的进度出。不是像某些同志所想的那样快，一下就能把国家工业化，大约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打下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农业集体化度须与之相配合。不能急，太急了集体化搞不好，就要影响粮食生产。这样，反而会影响工业化的前进。
第五个理由，互助合作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按照群众运动的展规律办事，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展一步巩固一步，有阵地的前进，绝不能一步迈进，一哄而起。一哄而起者必将一哄而散。互助合作关系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根本问题，必须慎重稳进。
邓子恢提出了今年的任务：从这几个理由来看，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均须切实防止急躁冒进。今年大体来说，是继续巩固的问题，当然有些地方还是要展一些，但必须稳步前进。下面干部要看上级，上急下更急。关于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的展度，中央已有指示，要从各方面加以约束。先在数量上，原计划五年组织起来的数目达到总农户8o％，可能还多了一点，最好再约束一下，老区展到7o％至8o％左右，新区展到5o％至6o％左右。年度计划怎么定，由各大区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合作社的展，原来计划老区是45％，新区12％，现在还要压缩一下，老区五年展3o％一4o％，新区6％一1o％，有些地区还可更低一些。合作社社员户数，也要稍加约束，大概是十五户到二十五户，以不过三十户为宜。根据群众今天的经验，生产工具和干部情况，都不能过火。现在也有一百多户而办得好的个别社，但要靠县级干部经常帮助，能有多少个县级干部呢？它既然办得好，有成绩，有条件，当然不要改了，大的当然比小的好，问题是群众觉悟程度，干部领导能力。按目前条件，一般是搞的过大了反而妨碍生产。有些过火的社维持不下去了，必须改变。有些合作社基本上办得好但有些毛病，应当整顿一下。现有的合作社，不是一切都办坏了，如果认为一切都坏都要解散，那就是走极端的办法，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妨碍生产，群众有意见。总之，公式主义不分析具体条件，是要不得的。必须分别对待，分别处理。从数量上约束一下，做得好的，过一点也不要紧，更重要的是从互助组合作社质量上加以约束，在内部的做法上加以约束。
邓子恢再次强调要处理好贫农和中农的关系。一方面是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不能像土改时候那样，土改时是搞地主以满足贫雇农，那是对的；今天揩中农油以满足贫雇农，那就错了。今天的贫雇农将来也要成为中农的，今天要他揩中农的油，将来就会让别人来揩他的油，这就使贫雇农对上升增加顾虑，结果两头不讨好。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有的中农、富裕中农企图把牲口、农具估价过高，分红过多，使贫雇农吃亏。在对待组内社内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等价互利的原则，但也不能那样理想化绝对化，必须认清主要是贫雇农与中农的关系问题，要双方兼顾，逐渐做到更加合理。
邓子恢指出：合作社的公共财产是要随着生产展而逐渐积累的，不要积累的过快，一下子搞的过多。因为公共财产积累的快了，就会影响社员的收入。社员入社是为了多打粮食，多分红，多收入，改善生活。公共财产多了，收入少了，他的积极性就下降了，就很难持久。因此合作社的公共财产要加以约束，要慢一点，稳一点，展慢一点没有坏处。但不是说不要，公共财产是要的，要根据群众自愿，收入得多，在增产中抽出一部分积累公共财产是可以的。今天收入并不多，增产也不多，公共财产搞多了，必然脱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