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15日继续开会。15日会上李富春主任作建设重工业报告后，梁漱溟即请求言，会议主席允许可于次日再讲。16日，梁漱溟登台言，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言，并以上述言之内容，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在16日当天的会上，没有人批评梁漱溟。

到了9月17日的会上，有位**领导人作了长篇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主要有：“你（指梁漱溟，下同）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梁漱溟在现场听到这些话后，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怎么办？依然是倔犟好胜的个性支配着他。梁漱溟破釜沉舟，视一切而不顾！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人讲完后，他要求当场言作答，会议主席嘱他做准备，明天再讲。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会场的人数过以往，大多数是临时列席的；会议进行到中间，轮到梁漱溟言。他拿着昨晚在家准备的稿子，一上台就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大误会。相持之下，梁漱溟离开讲稿，把话头指向主席台，特别是**，以争取言权。梁漱溟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的雅量。**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梁漱溟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梁漱溟毫不放松地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梁漱溟还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会场上生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与**顶撞，你一句，我一句的场面，会开不下去了。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但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他望着主席台，要听主席台上的意见，特别是**的意见。主席台上无人表示要梁漱溟下台。**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于是会场再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

**又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不够，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又出现**，僵局无法结束。

**最后说：“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政协委员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的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听主席决定。”梁漱溟回答得很干脆。

但会场再度一片喧闹、愤慨。

有位高明的人提出，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漱溟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表决时，**等少数人是举手赞同梁漱溟讲话的，但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梁漱溟先生对于自己在这一场大波澜中的言行，事后是如何反省，又是如何醒悟的呢？请看他事后即1953年9月底的一段记述：九月十八日那天的会，给了我很大震动，许多至亲好友来规劝我，帮助我。九月二十日是星期天，宽儿（培宽）、恕儿（培恕）先后返家，我即以近几天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他们，虽言语中有所反省，但仍认为自己被误会，受此打击，实非意料所及。我说完后，宽儿即说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生的，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是对你个人，偶然因素、个人因素都不居主要地位。他说：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父亲还记得那年（指195o年）被选入政协委员的一次会议上自己的言吗？早在那次就提出种种意见、建议了。我还听说父亲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到要来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于中央土改法的话。在此之外，父亲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言，或与主席谈话，或向主席去信，我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象有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一偏差展而来的。父亲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动须看其所起作用如何，所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便是论动机，怕亦有问题。因为父亲自己好象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我愿父亲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的对党对政府的态度。父亲这样一次又一次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展。**认为父亲有恶意，便不足为怪。我的理解，是**不能容许你这样展下去。他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好感或恶感。他一切为了国家当前的建设大业，而没有其他。父亲考虑自己的问题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自己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在当时的情况下，鉴于的威望和权位，是很难有人公开站在梁一边，或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的。不过，即便在这场历史公案的进程中充满浓烈的火药味，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头脑清醒者仍不乏其人。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批判的形式给梁漱溟指“出路”或以提问的形式为梁同时也为毛摆脱困境，一类是在批判大会上沉默不语，而在会后给上书，为梁漱溟的行为作解释，以求取得毛的谅解。第一类的代表者是何香凝和陈铭枢，第二类的代表者是李济深和张澜。这四位先生的特点，一是在民主人士中德高望重，二是他们都是梁漱溟多年的朋友，对梁的思想、为人有较多的了解，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敢于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