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阶级矛盾、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这是分析解决问题惯用的模式。

领导时期，每个人都要贴上两条“阶级标签”：家庭阶级出身和本人阶级成分。

农村户口的人，其家庭出身就是土改时他的家庭被划的阶级成分，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等。如果你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或贫农），那么，你的家庭成分就是地主（或贫农）。家庭出身随着血缘而向下传递；本人成分没有什么严格标准，通常是这样理解：地主、富农家庭的人，当家人（参与剥削的成年人）本人成分就是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一般成员（没有参加剥削的子女）如果还在家当农民（农村户口），个人成分就是“地富子女”（后来把所有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地富分子除外，一律叫“可教育好子女”）；对于农民，个人成分和家庭成分相同，就是说，你的家庭成分是贫农，你的个人成分也是贫农。

这个“阶级成分”非常重要，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那时候填写任何表格（户口本、选民登记表、入学登记表等），都有“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这两个栏目必须填写，不许隐瞒。如果隐瞒，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被查出后，将受到严厉处分。

农村中的阶级敌人是“四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1957年反右运动后，又出现了“右派分子”，合称“五类分子”。严格说，只有戴帽“五类分子”才是敌人，属专政管制对象，但是一来运动，许多地方也就不管“戴帽”还是“摘帽”了，统统是敌人。在文革期间，这些人也被称作“牛鬼蛇神”、“黑五类”。

四类分子中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由于本人成份而成为“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这些人的后代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者富农。另一类是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成为“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这些人本人成份比较复杂，可以是贫下中农，也可以是地主富农或者其他成份。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不是成份，他们的亲属被称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属。

反革命分子有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之分。所谓现行反革命，就是解放后犯有反革命罪行的人。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列举的反革命罪行有：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进行叛变、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间谍或资敌行为者；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反革命为目的，策谋或执行破环、杀害行为；以反革命为目的，有挑拨、煽惑行为；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其组织者、主谋者、积极参加者；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

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是指在解放前反对**革命的敌伪骨干分子。比如反革命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蒋伪军政官吏（一般是县团级以上）。

坏分子的标准很笼统，通常认为，除了残余反革命分子外的流氓、盗窃、纵火、凶杀、抢劫、诈骗、**犯以及那些严重违法乱纪和破坏公共秩序的罪犯，都称为坏分子。

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右派分子，有“戴帽”和“摘帽”之分。“戴帽”的，就是敌人，没有公民权，是专政对象。“摘帽”的，就是“被改造好了”，属于人民范畴，有了公民权，不再是敌人。这“戴帽”、“摘帽”大权，掌握在村里干部手中，虽然批准权在区（或县）政府。只要村里上报，一般都批准。尽管摘了“帽”，“摘帽”者本身也是一种阶级标签，所谓的“摘帽右派”，其社会地位高于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但是还无法真正成为普通民众。

“四类分子”的帽子，是党员干部整人的法宝。如果想整你，就可以弄一顶帽子给你戴上，这就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连家属都要受到株连。由于坏分子的界定相当随意，因此成为基层干部管制、打击民众的最常用的一种法宝。例如，1957年福建省光泽县因为乡干部贪污，在一个乡引了一场骚乱。结果，把39名“闹事”群众定为“坏分子”，判处有期徒刑6人（2人在服刑期间死亡），其余被判处管制或监督劳动。这些人的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被作为四类分子看待，不分给自留地，劳动不能同工同酬，子女不能上中学、升大学，更不能参军、招工、招干。

对“四类分子”的专政形式除了蹲监狱外，主要就是管制和监督劳动。

管制：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在公安机关管束和民众监督下进行劳动的刑罚。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对被管制分子，应剥夺下列政治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参加人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享受人民荣誉之权。

决定何人被管制，管制时间多长，在法律上管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但是实际上大多是有些基层干部滥用职权，私自管制他人。大跃进时期不少基层成立“学好队”，随意关押不服的民众，强迫他们劳动。

监督劳动：虽然没有被管制，或者已经解除管制，但是依然要在其他民众和基层干部的监督下从事劳动改造。谁有权让人受到监督劳动，没有明文规定，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然而实际这个权力操纵在基层干部手中。

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认定：农村中积极拥护合作化运动的是贫下中农；摇摆不定的是中农，特别是上中农；反对、破坏合作化运动的是“四类分子”。因此，在审阅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报告时，对合作化时期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作了修改补充，确定为：“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对农村阶级作了更细致的分析，主要是把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和原来的老中农，根据他们的经济状况，分为新上中农和新下中农，老上中农和老下中农，以新老下中农为依靠力量，新老上中农为团结对象。

根据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在合作化运动中始终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不愿意入社、不愿意把余粮卖给国家、闹退社等等，都是阶级斗争的反应。都是“四类分子”在搞破坏，是上中能的资本主义自势力在反对社会主义。作家浩然写的《金光大道》、《艳阳天》两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巨著，就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图解。

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很多干部，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在解决出现的问题时，就抓“四类分子”或者富裕中农作典型，狠斗狠批，杀一儆百。

有文章写道：“有一年春耕季节，恰好有一个赶集的日子，许多农民不下田去赶集，引起驻村区干部的愤怒。去赶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地主，尽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是这位区干部认定是老地主煽动农民去赶集，破坏春耕生产。第二天晚上，村里召开大会批斗老地主，老地主站在台的一角接受批判。中途老地主支撑不住了，就由地主的儿子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由于老地主身体不好，平常对四类分子的训话和劳役大多数由他的儿子代替，而这种做法当年农村是相当普遍的。批判老地主的效果显著，农民的出工率迅上升。其实在集体化的年代，农民对集体生产没有积极性，不出工去赶集与老地主完全无关，区干部只是拿老地主来杀鸡吓猴，也因此这件事情给笔者很深刻的印象。”

河北卢龙县某村，有一位教员吴老师，家为富农成分。1947年土改时，他家老院的三间正房和三间厢房划为他家所有，当时颁了土地房产证。1951年村里暂借吴老师的3间厢房使用。1954年初吴老师因为孩子多，又长大了，住得太挤，就在1954年初向村里讨要这三间厢房。村干部说：“办初级社了，这三间厢房要作为仓库。”吴老师据理哀求，没人理睬。他就找到县里，请求解决。不料，法院逮捕了他，判刑二年。“罪名”是：“反攻倒算，破坏合作化运动。”

在没有法制的时代，寻找一些替罪羊，通过惩罚他们来起到震摄广大民众服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四类分子就是最好的替罪羊。1979年四类分子评审摘帽时，有些农村干部还主张：“东庄留个地主，西庄留个反革命，到时候拿出他们来镇唬镇唬”。

“四类分子”是农村最底层的“贱民”，从土地改革开始，对四类分子的歧视就开始了。有一乡村在土改刚结束后，制定了管制地主的1o条办法，贴在地主家门上：1、扫街铺路；2、为农民夜校移桌凳；3、捞甽沟污泥。4、六点钟起床．六点钟睡觉，不准乱行；5、除劳动割柴外，不得出一里路。如出一里路，作通匪办；6、如有人来地主家走动，就是收买拉拢；7、走路时、碰到人民不准当中走，须低头靠边走；8、不准提笔乱写。9、不准亲戚来往；1o、不准拜佛点香烧纸。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四类分子都是当其冲的挨整，能够幸免的不多。安徽省凤阳县1957年下半年的整风整社运动中，89%的四类分子受到打击，16%的四类分子被逮捕；1957年广西忻城县为了对付农民闹退社而开展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共斗争372人，其中四类分子353人斗争四类分子可以起到镇住闹事农民的效果。广西玉林县在1958年将四类分子52o5人集中起来，建立247个改造队。被集中的四类分子大约占全部四类分子的半数。

作家浩然的巨著《金光大道》，反映了河北省东部农村在2o世纪5o年代合作化运动的情况，他是按照阶级斗争模式来塑造人物和展开情节的，其中有好多场面的描**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况。比如，在第四部“四十七这就是专政”中，对“四类分子”专政的程序介绍的很真实。摘录片断如下，请读者欣赏。

办公室里正进行着一个最能显示政权威力的活动。周永振和秦方分别坐在办公桌的两边。两张被太阳晒得油黑的脸上，是一种少见的骄傲、自豪而又严厉的神气。

靠西墙蹲着一溜七个专政对象。冯少怀紧挨着地主歪嘴子，他们笔杆条直，垂着手，耷拉着脑袋，大气也不敢出。

这种活动，是按照一贯的程序进行的：先由专政对象一个一个汇报，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都想了一些什么问题，有没有做破坏性的事、说破坏性的话，对自己的罪恶有没有新的认识。等等。然后，由召集他们的治保小组的委员，对他们进行教育，指出其中的某个人，最近表现有进步，某个人表现没进步；在反复地交待党的政策，有针对性地给他们指出改造思想的具体任务。

接着，描写村长朱铁汉对漏划富农分子冯少怀的训话：朱铁汉：“……再不老实，不是戴上帽子拉倒，大狱里有你一铺！”

“我可不敢。”

“你那贼胆子大啦！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我们倒也愿意跟你比试到底儿。”

“村长，别误会，我是老老实实的。”

“老实不老实，那得看行动。这回村政权给你个机会，从明天起，不许你再到外面跑运输！”

冯少怀这回可真慌了：“哎呀，村长，我没有用车搞投机倒把呀！”

朱铁汉说：“你应该搞农业劳动，改造思想！”

“我那地边子早刨啦。”

“拉沙子，改造地！”

“哎呀，村长，我人嚼马喂的，那可受不了哇……”

“这是命令！”

冯少怀是作家塑造的一个主要反面人物，他是上中农成分，土改后他积极响应党的“家竞赛”的号召，买骡子栓车，搞运输，是村里“腰最粗”的富裕户，受到翻身户的忌恨。因为他雇工赶车进行剥削，有余粮不卖给国家，破坏统购统销。最后被戴上了“漏划富农分子”的帽子，被人民专政。从此，他成为“贱民”，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