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岩回到县里汇报了农民“闹事”的情况，县委请示地委。这时，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刚下来。地委指示：这是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在挑动农民闹事，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要让公安迅介入，动群众，把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挖出来，绳之以法！

经过一番深挖，燎原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终于被挖了出来：那个喊“包产到户就是好”的家伙叫徐适存，经过查他的三代，竟是个‘漏划富农”，于是以“破坏合作社”的罪名，被判处徒刑2o年，后来死在监狱里；还有个叫诸葛邦寅的农民，到处鼓动包产到户，是一群热衷包产到户农民中的核心人物，因此被确认是“右派脑”，经查社会关系，他表兄是个土改时被镇压的恶霸地主，于是被逮捕判刑。

工作组乘势贯彻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文件精神，在燎原社开展了关于合作化的大辩论。许多积极搞包产到户的干部社员都受到了辩论、批判或斗争。王国平、张铁牛等几个党员干部也被扣上了“极右”的帽子，被撤职、开除党籍。燎原社包产到户的“星星鬼火”终于被扑灭了。

温州地委以此为契机，兵分两路对包产到户进行围剿：一路是，在全地区农村开展大辩论。凡是拥护包产到户的、闹退社的、反对粮食统购的，甚至是给个别社队干部提过意见的，对合作化过几句牢骚的，统统受到了辩论、批判或斗争。有的人还遭到了捆绑和毒打。有个富农家庭，其三间厢房被农业社借去做仓库，约定两年后归还，到期后农业社硬是不还。富农的儿子要结婚，急需用房，就和社队干部生了争执，结果被辩论斗争个死去活来。最后，这个富农儿子以“反攻倒算”、“破坏合作社”的罪名锒铛入狱。经过一个冬季的大辩论，战果辉煌：有2o多人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粮食统购、破坏合作社等罪名被判了徒刑；还有许多人被扣上了“漏划地主分子”、“漏划富农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帽子，被批判、辩论、斗争，被整得喊爹叫娘，最后交由群众管制、监督劳动；还有不少党员干部也被扣上了“支持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帽子，被撤职、开除党籍。

另一路是，批判搞包产到户的“罪魁祸”。1957年8月8日，**温州地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批判李云河。会议给包产到户定了性：“包产到户是路线性、原则性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实行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要使合作社完全变质和解体。”会议决定，“对包产到户必须坚决纠正，严肃批判，彻底打垮它的思想基础。”会议给李云河罗织了六大“罪状”：第一，李云河主动要求并具体试验包产到户；第二，为包产到户极力唱赞歌；第三，一再坚持推广包产到户；第四，拒不接受批评，上推邓子恢“指示”，下推群众“要求”；第五，李云河是农业书记，既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又负有具体责任；第六，李云河以县委副书记的名义表文章，宣扬包产到户，流毒全省，影响极坏。会议命令李云河在报纸上共开检查、肃清其流毒。

《浙南大众报》详细报道了地委扩大会议的盛况，并配了编者按。编者按指出：“李云河一再坚持与推广包产到户，曾一度为某些干部所接受，在我区合作化事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希望各地农村干部、社员，对照本地具体情况加以讨论。欢迎大家把讨论情况写成稿件寄给本报。”这以后，《浙南大众报》甚至以整版的篇幅表批判包产到户的各种文章。

温州地委上下两路对包产到户的围剿，再加上报纸的推波助澜，其声势如排山倒海，无坚不摧，是包产到户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57年1o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表了《温州纠正包产到户错误做法》的文章。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作了广播。文章说：“包产到户这个办法，是**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去年派人到农村试验后搞起来的。李云河错误地认为包产到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于是在去年冬季向永嘉县区乡干部作介绍，并布置各区多做试验，……今年春天永嘉县有2oo多个合作社实行了包产到户。温州各县曾出现一股‘包产到户’的歪风，共约有1ooo个合作社，包括178ooo户社员（占入社农户15％），实行了这个错误的做法。……**温州地委在8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对包产到户开展了辩论和批判，统一了认识，决定坚决彻底纠正这种错误做法。温州各县也在干部中进行了辩论和批判，许多干部检查了自己的右倾思想。9月下旬召开的**永嘉代表大会严厉地批评了李云河的错误，李云河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此文表的同时，《人民日报》还专门配了《揭穿包产到户真面目》的评论员文章，断定包产到户是“极端落后、倒退、反动的做法。”从此，永嘉包产到户闻名全国，成了全国反右大辩论中的典型。

浙江省以及全国的广大农村，在贯彻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以温州地区开展反右大辩论的典型为样板，开展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那些拥护包产到户的、闹退社的、反对粮食统购的、给社队干部提过意见的，对合作社说过牢骚话的，对**的政策有过怨言的，都受到了批判、辩论与斗争。有的被判刑劳改；有的被戴上“五类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许多人不堪忍受辩论而自杀，不少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场镇压，使得人们一听到“包产到户”就吓得变色，对**、对农业社再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农村干部和农民们，只能顺着所指引的金光大道（精光大道），蹒跚前进。

1958年2月，温州地委书记坐镇永嘉开展县委机关的反右斗争。县委机关的墙壁、饭厅和小礼堂，都贴满或挂满了揭批判李云河、戴洁天等人的大字报，连曾支持过李云河后来又反戈一击的县委第一书记李桂茂也名列其中。李云河自知在劫难逃。

2月的一天，风雪怒号。在县委小礼堂召开了批斗李云河的大会。会场上贴满了标语、大字报和漫画。一幅漫画上，李云河手持双刀恶狠狠的向社会主义砍去。

会议由地委书记主持。李云河站在台上作检查。检查最后，李云河不得不承认：“我是包产到户的罪魁祸，我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然后，低着头站在台上，等候革命群众的批判。

地委书记郑重宣布：“我代表地区党委宣布：给李云河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会场立刻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倒右派分子李云河！”“打倒包产到户的罪魁祸李云河！”“李云河搞包产到户罪该万死！”“李云河反对合作化就让他灭亡！”……

接着，一群积极分子依次跳到台上，对李云河进行揭批判。他们各个满脸杀气、怒目圆睁、声嘶力竭、唾沫飞溅，把一盆盆的脏水往李云河的身上泼，把一顶顶的帽子往李云河身上扣。批判声中，还夹杂着一阵阵的口号声。整个会场充满了同仇敌忾的火药味。此时的李云河已经成了案板上的肉，有口难辩，只有低头认罪。

随后，戴洁天等人也依样依次被批判斗争。

最后，党对李云河等人作出了处分决定：李云河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工资由15级降到19级，下放工厂劳动改造。

戴洁天是地主家庭出身，被戴上“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开除公职，管制三年，举家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

李桂茂支持过包产到户，念其后来反戈一击的态度，从轻处理，定为“中右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由13级降为16级。

农村工作部部长韩洪昌、副部长吕克熙与周祥千、农业局长胡宣哲，均被定为“右派分子”。农工部秘书潘长平没达到“右派标准”，就定为“坏分子”。这些人一律撤职、降薪、劳动教养。永嘉县的农民因搞包产到户，被批判者不知其数有许多人被关押判刑。

浙江温州地区永嘉县的反右派斗争战果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