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津讲话及引起的风波
七届二中全会开过之后，接管城市的总方针定下来了，下一步是如何迅使接管下来的城市生活正常运转起来，恢复和展生产。这不仅是为了解决前方军需物资供应问题，也不仅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和几百万脱产人员（军人、地方干部和旧职员）吃饭穿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稳定和展全国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否则，一切难以为继。
展生产，自然先是展国营企业的生产，因为它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骨干，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一条，我们在思想上是明确的，在实际中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工业中，国营经济成分占的比重还很有限，仅占347％，私营工商业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恢复和展生产，自然不容忽视私营企业。当时，民族资本家对我们的城市政策有疑虑，我们的人员中也确实有“左”的情绪。因此，如何做好团结和争取民族资本家的工作，迅恢复和展私营企业的生产，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关于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在参加接收平、津工作后不久，我给中央写了一个《平、津财经情况报告》，列举了两市财经方面的困难。当时，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我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4月份，我又向**写了一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生53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o％。这种情况必须迅扭转。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疑惧心理，已经刻不容缓。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1949年四五月间，少奇同志到天津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4月上旬的一天，他来到华北局机关，对我说：“一波，我来向你报到。”并说他将去天津巡视工作。我对他说，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来告诉我。他说，按组织原则，应该这样做。还说，他在天津的活动，一般情况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有些重要问题由我向中央和**报告。中央和**的指示也由我向他转达。他4月1o日抵达天津，5月1o日回到北平。在一个月时间里，他深入机关、工厂、学校听取汇报，调查了解情况，同干部、工人、职员、资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谈，还作了多次报告。
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是同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密切相连的。
1、他强调，在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最容易生模糊认识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敌我阵线。他说，民族资产阶级还不是我们今天的斗争对象，“如果当作斗争对象，则是犯了错误，……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他说，“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天津的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要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他认为，**把党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概括得很好。他基本上就是按照**的这个“十六字方针”（即照顾“四面八方”），来阐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
2、他批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出现的“左”倾情绪和行为时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工商业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他在给东北局的一个电报中指出：“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
3、他强调，私营工商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所允许的。他说，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达”，不是工厂太多，而是太少，“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要加以保护和允许其展，对危害国计民生的投机、垄断行为一定要制止，要把商业投机资本引向生产型的工业企业。
4、他设想，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逐步展起来了，就“非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关于过渡的方式，他多次讲过，中国可以不采取苏联、东欧推翻资产阶级的流血方式，而采取民族资本家“与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他在同宋棐卿、朱继圣、周叔弢等人谈话时表示，希望他们多办工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以至八个、十六个，办得越多，贡献越大，将来大势所趋，把工厂交给国家。国家不是没收，而是给以代价，还可以给高薪，请资本家继续办厂。这时，少奇同志已想到了“和平赎买”的办法。
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是力图贯彻**的思想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展民族工商业，迅恢复和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他讲话之后，大家感到讲得好，对如何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当时，华北局曾派人到各地择要进行了传达，6月份还起草了一份给太原、石家庄、张家口、唐山等市委的电报指示，要求“普遍宣传少奇同志在天津所讲解的各个问题”（**同意了的），“必须实行**所指出的‘四面八方’的路线”，避免重犯过去在土改中侵犯私营工商业的错误。
少奇同志的讲话，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为了正确处理好公私、劳资关系，中央出了专门指示，天津、北平、上海以及各大中城市都纷纷制定了条例、暂行办法等。天津各公、私企业在7、8、9三个月组织传达、学习和讨论，普遍提高了认识，端正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资本家中存在的各种疑虑逐渐解除了，提高了恢复和展生产的积极性。7月4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
“**同志在津召集资本家谈话，透辟地阐明了中国**和人民政府关于展生产的政策以后，使资本家更明确地认识劳资关系，消除或减少了疑虑，提高了经营情绪。同时，职工会也对工人进行了较深入的教育，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使他们认识到目前只有在劳资两利的方针下，积极展生产，才能更好地改善生活。由于劳资双方明确了劳资两利的方针，并经人民政府和职工会合理地解决了劳资间的一些具体问题，劳资纠纷显著减少，如在旧历五月节，即很少生劳资纠纷事件。这对恢复与展生产起了推进作用。”
客观地说，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也有个别言词不妥当的地方。比如讲“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就不妥当。当时，我把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向**作了汇报。**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我认为，少奇同志讲这个话的本意，是要向工人、资本家说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剥削是难以避免的。雇佣关系愈展，可以使更多的工人得到就业，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展雇佣劳动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在当时，如果过早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将会导致生产受到破坏，工人失业。我觉得，当时朱德同志在阐述这个问题时，讲得很好。他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完全解放，他们还受着资本家剥削，这种剥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只能够受到限制，而不能够消灭”；为了工人阶级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还必须“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之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朱德选集》，第261、262页）。这里用的是“忍受”资本家“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而不是讲“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这就表达得比较确切恰当。
少奇同志很重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防止和反对“左”、右两种倾向问题。早在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指出，经济建设问题是个新的问题，“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又可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1949年5月5日，他在天津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反“左”要比反右困难得多。他说：
“不要怕说话，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该说的话不说，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要早讲才对。‘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最近我到天津，资本家很高兴，工人有的可能不高兴，但是不要紧，我是诚心诚意为工人打算，工人将来会知道。最近东亚毛织厂的资本家宋棐卿写信给我，说要扩大生产，再开一个工厂，我也回了他一信，好像我是替资本家打算的。但是假如另开了一个新工厂，使原有一千多工人增加到二千多工人，岂不解决很多工人失业问题？所以只好和资本家搞好一点，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真正替资本家着想，投降了资本家，那是失掉了立场。如果不失立场，鼓励了资本家，而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关系拉好了，弄的立场失了，那就是右了。关系极好，展生产，又不是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人说和资本家拉好关系，就是失掉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这种人大概立场不稳，一接头就投降了资本家。**人不是放在箱子里不见人的，而是经风霜的，这才能考验一个人的立场。”
少奇同志在当时就指出了反“左”比反右更难，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时隔不久，围绕天津讲话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还是在党内生了一场反对少奇同志的风波。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少奇同志在天津之行结束不久的5月31日，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批评东北局在这个问题上生的“左”倾错误。在中央把这个电报转给各中央局、市委和各野战军前委时，**还亲自起草了按语，指出“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并要求各地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东北局书记高岗不但不接受**、少奇同志的批评，反而对少奇同志怀恨在心。他把少奇的天津讲话抄成“档案”进行散布，别有用心地制造流言蜚语，恶毒攻击少奇同志，向党难。
在1954年2月揭露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针对高岗的流言蜚语说：
“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o5―2o6页）
小*平同志对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这番评价，我以为是非常中肯、公正和实事求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