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主席继续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生气地说：“当初他们写好了，让我看，强迫签字。我批了‘不看了！’三个字。是针对我写的，反对我的，我还看什么？！”

主席对这篇社论一直耿耿于怀。他查阅了社论的起草原稿。原稿除6定一、胡乔木的修改之处，还有的几处修改。这些修改加重了原来的语气。

主席拿着社论，念一段，评论批驳一段。

主席念道：“急躁冒进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

主席忿忿地说：“全国农业纲要四十条是我提出来，急躁冒进是我逼出来的。我是始作俑，是冒进的‘罪魁祸’。”

主席接着念道：“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主席不满地说：“看，这些人已经下定决心反冒进了。”

主席又念道：“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全国农业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

主席怒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主席写的《农村社会主义》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却是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主席恼怒地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重点是反右倾保守。作引用我的文章只引用了前半段，把‘但是’以后的半段砍掉了。后半段才是我文章的重点。”他读出了后半段，接着说：“作断章取义，借刀杀人，想用我的文章来吓唬人！来反对我！”

主席又念道：“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展。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主席声色俱厉：“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好像是马克思主义。否！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社论的落脚点是在‘但是’后面，是反对急躁冒进，是反‘左’而不是反右。”

不服气，心想：“这篇社论是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你一个人怎么能够拿到大会上批判呢！”联系到主席否定八大决议以及最近一系列的言，一股隐忧掠过他的心头。他隐隐感到：主席已经不把其他常委放在眼里，集体领导名存实亡了。

当天晚上，主席单独找谈话。1月19日晚，又单独找周恩来谈话。主席严肃批评他俩反冒进的错误，要求他俩公开检讨、消除不良影响，以便把全党的思想尽快地统一到跃进上来。主席甚至警告：党有生分裂的危险！

清楚地知道，党如果生分裂，后果不堪设想，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他左思右想，觉得唯一的出路是，置个人荣辱于度外，要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维护的权威。

早在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在1957年6月26日在人大会议上作《政府报告》时，就已经自己批评了自己的‘反冒进’错误。他决心不惜牺牲掉自己，也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的权威。主席曾多次称赞周恩来的这篇《政府报告》，称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周恩来先在大会做检讨，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展，因而在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是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检讨说：“《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1月2o日，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三位副总理李富春、和薄一波汇报工作。主席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的批评。

1月21日，主席作总结讲话，后来把这些讲话整理成文件，定名为《工作方法六十条》。

南宁会议结束前夕，讨论了治理长江的问题。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工作。从此，总理实际上被解除了全面领导国民经济工作的职权，被排斥出领导“大跃进”的核心，成为“治理长江的总指挥”。总理的职务已经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