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一面猛烈批判反冒进，一面竭尽全力鼓动大跃进。阅读最新最快章节请到在成都会议上，主席多次讲话，给部下加温，鼓动大跃进。

会议天，主席讲话说：“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o斤，1956年提出一年内就产8oo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不要打那样重。现在都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没有具体措施，工农商文都可能有此情况。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实现。”

对虚报、空喊，也不要泼冷水。高指标实现不了，也无大害，**也不要打重了。这实际上就给高指标、浮夸风开了绿灯。

主席讲话要求部下振作精神，要敢想敢干，不要迷信马克思，不要怕教授，要用“六不怕”的精神搞大跃进。于是，头脑热昏的各级干部，就明目张胆地把科学真理和客观规律作为“迷信”破除掉了，干出了许多愚昧荒唐的事情。

3月18日陈伯达言，说是经过整风反右斗争，中国出现了大跃进形势，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和帝国主义争时间、争度。主席插话说：搞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群众路线。在轰轰烈烈热潮中前进；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这是宋朝女诗人李清照的一词。她是个寡妇，这词可能是金兵打杭州，把宋高宗追到海里头那个时候写的。是一个寡妇面孔、寡妇心情来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以另外一种心态建设这会主义？”

对这爱国忧民的好词，作如此解释，水利部副部长李锐等人不以为然。

在各大员汇报跃进计划时，主席作了许多插话。

他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可不可以这样提，各省可议一下。”

他说：“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他说：“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

从这些话里，可以感受成都会议上过热的气氛和主席如何在给部下“加温”。不久前，还一直在讲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现在变成“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令人惊叹！达到农业展纲要四十条的时间本来规定是12年，有的省要提前到三至五年，有的提前到五至七年。这种主观随意性令人感到好像几个小孩在作吹牛游戏。

汇报中，有人提到了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主席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于是，下面就搞起了什么“轴承化”、“牵引化”。

会议期间，主席还批转了一批报告，绝大部分是一些省和部的跃进计划和经验。还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一书的按语中，选出一些所谓落后在群众运动后面、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印会议。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会上提出：河南省要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脱离实际、根本办不到的跃进计划，主席还是有些相信，并未制止，而是采取大体肯定的态度。他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

冶金部长王鹤寿向中央报送两份报告：《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和《钢铁工业的展度能否设想得更快一些》。后一个报告提出：只要把“红”与炼钢、炼铁结合起来，“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过八大指标，1o年赶上英国、2o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接着，报告具体论证了这种可能性。

主席在会上三次表扬了王鹤寿，称此报告是“一抒情诗。”号召各部门都要向冶金部学习，“坚决克服干部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右倾保守倾向和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倾向”。

主席还要各地负责同志“去收集一些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在主席的号召下，大跃进中兴起了一个写作和收集民歌的群众运动。

主席又讲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他论断：“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我们的敌人。”知识分子思想敏锐、见多识广，对主席推行“左”的一套、搞大跃进是个严重威胁。因此，就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棍，不让知识分子乱说话。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主席说：“还在创造中，基本点有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这时的主席，已经不是建国初期礼贤下士的主席，他已经登上了神坛的个台阶，成了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家长了。他的话就是“圣旨”，没有人敢不听。“上有好，下必甚焉”，经主席这么一再地鼓动，众大员的头脑也就越来越热，提出的计划指标也就越修改越高。

赶英国的时间，原来是15年；到成都会议，就内定为1年的钢产量和粮食产量，南宁会议和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决议是624、8万吨和392o亿斤；仅过了一个多月，在成都会议上决定第二本账指标为7oo万吨和4316亿斤。基建投资也由145、7亿元上升到175亿元。

农业展纲要四十条完成的时间，原来是12年；《工作方法六十条》规定的时间缩短到5至8年；在成都会议上，许多省提出用5年或稍多点时间。河南省的计划更加惊人：全省要在1958年麦收前实现水利化；1958年一年内实现《农业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亩产指标，全省消灭“四害”、扫除文盲；安徽把完成《农业展纲要》的时间缩短到3年到5年；一向缺粮的工业大省辽宁提出：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

4月1日至9日，主席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各省书记在汇报时，都讲了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河南竟提出1年内实现绿化。

主席在会上插话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主席讲话说：“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我看，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

主席时刻担心有人反对他的大跃进，一直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武汉会议9日结束。主席12日乘专机到长沙，13日飞广州。他要在那里集中精力抓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工作。这时，农村大跃进方兴未艾，并大社的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