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38、破除迷信搞荒唐
作者:碧峰      更新:2017-12-19 12:26      字数:2906

(38、破除迷信搞荒唐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主席大讲特讲“破除迷信”,还做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以“鼓舞小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很多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据此。八大二次会议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人民日报》跟着表社论,说:“只有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够产生呼风唤雨的神奇力量。”于是,愚昧、荒唐的“创造明”遍地开花。现仅就当时《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报道的事例中举出几件,让读者开开眼:广东新会县农民周汉华创造出水稻和高粱杂交。据说,稻穗能像高粱穗那样大。

陕西西安农民赵丙红把棉花嫁接到椿树上。据说,棉花可以变成多年生的大树。

陕西薄城县农民试验公鸡孵小鸡成功。方法是割掉公鸡的生殖器,并用酒把公鸡灌醉。其价值是母鸡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下蛋。

西北农学院学生创造出“无耳无尾猪”,即割掉猪的耳朵和尾巴,据说就能“一天长膘19斤”。

山西洪洞县农民研究出一个小麦增产的“妙方”:把小麦和谷子嫁接,让麦穗长的像谷穗那样大。再把麦子改良成一株多穗,麦粒像石榴籽那么大。用这样的麦种搞密植,亩产能达到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

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表了著名作家康濯写的《徐水人民公社颂》。文章谈到,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漕庄试验场,为了创造山药亩产12o万斤的“高产卫星”,创造了“非常措施”:1亩地栽种6ooo棵山药,给山药秧子搭了架,浇灌了用四条狗煮的狗肉汤。还给玉米和山药秧注射葡萄糖。

1958年,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搞了一块试验田,他的助手农民闫友敢想敢做,搞了几项试验:(1)把水稻嫁接到槐草上。这样,水稻可以像槐草那样,今年割了,明年春天可以自动长出来,既不用放水插秧,也无须耕地播种。(2)红薯秧上嫁接南瓜。这样,地里长红薯,秧上结南瓜,一举两得。(3)槐树上嫁接大豆。这样,不用每年下豆种,就可以在树上摘豆角,一棵树能收几百斤。(4)把小麦嫁接到芦苇上。这样,水里也能种小麦,今年割一茬,明年又自动长出一茬。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碴岈山公社的“青年农民科学研究员们”,在党的领导下,明了“玉米扎针法”,不仅消灭了玉米空杆现象,还能使一棵玉米结4—5个包(玉米棒子),最多的结9个包。怎样给玉米扎针?就是用削尖的竹签扎玉米茎。这一重大明是怎样想到的呢?原来大队在开明创造的诸葛亮会时,青年农民王狗毛忽然想到过去的一件事:某年腊八那天,他用刀在一棵不结果实的核桃树干上砍个大口子,喂以猪肉和米饭,第二年结的核桃又多又大。于是,他就想到了给玉米扎针来增产。

《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委在碴岈山公社召开了芝麻杆榨油现场会。

河南省楮市公社杨楼大队在一次爱国卫生运动评比中,创造了“奇迹”:给牛戴上了雪白的口罩,给驴刷牙。牲畜都如此讲卫生,何况人乎!因此受到公社党委的表扬,在全公社推广。

有一位教授问他的学生:“让小学生来解答一道微积分问题,靠动群众、搞人海战术行么?让不懂得欧姆定律的人来研制电子计算机,靠动群众、搞人海战术行么?”此问题耐人寻味。

1958年前后,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全球蓬勃展的时候,许多国家,特别是达国家,都特别重视知识和人才,狠抓科技和教育。而我国却排斥知识和高级知识分子,动一群科盲来搞明创造,结果就“明创造”出这样一些愚昧荒唐的东西。

不仅“科盲”搞荒唐,一些“外行”也搞荒唐。

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到处视察、开会,宣传他荒唐的“教育革命”主张。7月,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大办学校。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oo个各种类型的学校。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ooo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ooo斤的四级,3ooo斤的三级,4ooo斤的二级,5ooo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

1o月,康生在河南对教育厅的同志说: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劳动5小时,上课3小时。现在大炼钢铁,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碴呀山人民公社各大队都办起了“农业大学”,社员都成了“大学生”。“大学教授”由村支书任命。王资庄农业大学“教授”吴套是大队会计,念过几天私塾,只会加减乘除;杨里环大队的“农业大学”只有一个班,一个“教授”,“教授”会什么就教什么,教的很杂,就叫农杂系。“教授”学问很大,会读《三字经》、《千字文》,会写对联。

碴呀山公社有3万多人,绝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1958年却出现了“十二家”3ooo多人,占总人口的1o%。什么是“十二家”?就是:作家、文学家、明家、科学家、医学学术家、歌唱家、音乐家、戏剧家、画家、体育家、民间说唱家、民间舞蹈家。“作家”和“文学家”有不少文盲,只会“口头创作”;“舞蹈家”大多是巫婆神汉,会“跳大神”;“明家”会搞“滚珠轴承化”;“科学家”会把南瓜嫁接在红薯秧子上;“画家”画出了火箭、乌龟和蜗牛……。《人民日报》表评论员文章,赞扬碴岈山公社的“十二家”,“创造明,吟诗作画,著书立说,载歌载舞……”“这不是最新最美的图画吗?”

这可不是什么笑话,这是“大跃进”中的事实。这种愚昧和荒唐,不仅是“喜剧”和“闹剧”,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