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议，讨论研究了许多问题，通过了4o个文件，这在党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中央领导人和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头脑热昏，盲目乐观，情绪亢奋，谈笑风生。计划指标冲霄汉，报告决议惊鬼神。

会议认为：1958年农业生产出现了飞跃展的大好形势，农产品的产量有了成倍、几倍、几十倍的增长。粮食总产量将达到6ooo到7ooo亿斤，比1957年增长6o-9o%，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1千斤左右，粮食已经接近或达到饱和。

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粮食8ooo亿到1万亿斤；钢产量27oo吨，争取3ooo万吨。

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62年），达到的主要指标是：钢8千到1亿吨，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57年）的产量增长14倍到粮食13ooo-15ooo亿斤，增长2.5倍到3.1倍。

教育：在3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争取在15年（1973年）左右时间内，基本做到成年人接受高等教育。

农业展纲要：提前8年完成。

主席批示：“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主席说：“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

主席说：“苦战三年之后，土地的观念要改变，用不着那么多地。将来可拿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树，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就够了。人口的观念要改变，现在是人少，不是人多了。”

关于民兵问题，主席说：“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用6年时间4人一支枪，全国共1亿支枪，每人一年几十子弹，下一道命令必须打光，没打光不算完成任务。全民皆兵，有个壮气作用，吓人作用。”

《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说：“全民皆兵，就是以公社为单位，逐步实现全民武装。1962年，预计全国有7亿人口除了地、富、反、坏、右和残疾人员之外，把年满16岁至5o岁的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都组织在民兵之内，预计3亿左右。”

主席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钢公社，城乡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政社合一，乡社合一，挂一个牌子。”

主席说：“学校教育要和劳动相结合。我们的农业学校要统统搬到乡下去，农业学校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校办工厂，炼钢炼铁，很好。”

说：“学校要和工厂结合，工厂办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办工厂。”

主席说：“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主席接着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14oo人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养成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搞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o%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开会、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主席说：“今冬明春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和教育，要搞大辩论，大字报。”

看了这样的高指标、听了这样的讲话，对后来生的许多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中国在建国三十年里，根本就没有民法、刑法，更没有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法律。全是“靠人治”，“主要靠决议、开会”，靠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就全国来说，党中央、做的决定、说的话就是法律；在地方，各级党委和书记做的决定、说的话就是法律。

在1958年，中央先后出了两个“教育农民”的文件，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教育农民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谁如果怀疑或者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谁如果敢不听书记的话，那就要挨辩论，甚至要被捆绑、毒打。村里的民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挨辩论、捆绑、打骂的农民各公社、大队都有。地主、富农且不必说，就是贫下中农也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生怕哪句话说错就要挨辩论、被专政。

农民没有法律保护，干部无法无天。农民的各种权益遭到严重侵害，但是却无处申诉，处于任人宰割的悲惨地位。尤以“四类分子”家庭最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