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7日中央紧急指示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对于任何所有制上的倒退，李政委都要顽强抵抗的。省委的规定是：毛猪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行。实际上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均未执行。

五月到六月，纠左达到**。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用。

这就等于说，公共食堂可办可不办。中央一松口，全国许多地区食堂一哄而散。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解。没有什么办法比这更能克服当时的粮食危机了，中国农民生命力之顽强举世无匹，把粮食分到户，自留地分下去，给他们一点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就会创造生存的奇迹。

然而李政委不给农民们这个机会。他把中央的指示归纳为“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四句话。其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他们很清楚，粮食一分给个人，公共食堂这颗**萌芽就夭折了。

地委书记曾笳在向各县传达省委的四句话时，作了不同的解释，他在电话会议上“歪曲省委的指示”说：“粮食一定要分到户，粮食分到户，也就免了‘节约归已’的麻烦，把粮食分到户，除了他吃的自然还是他的。”至于粮食分到户，社员会不会把粮食交到食堂去搭伙，他含糊其辞地说：“反正我都讲了，我的责任尽了。”他能说什么呢？省委已经明确规定，食堂必须办下去。

曾笳为了地委要给李政委一个交待所作的检讨，实在是极不严肃。妻子宋立华问他检讨什么，他说“我检讨嘴巴不好”。实际上他嘴巴继续不好，公开牢骚说：“红光公社的郑功瑶，倒霉就倒霉在这小女子身上。我们说了几句老实话，郑功瑶在那里讲了几句假话，结果是我们挨批评，郫县就是不老实。”

李政委是不会轻易放过曾笳的。1959年初，宋文彬就告诉曾笳：“省委的意思，要你下放劳动，并且是以普通社员的身分参加劳动。”曾说：”好，我就喜欢劳动。”当了几天社员，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下来，宋文彬就把他叫回来，要他下去抓个纠正共产风的试点，这正合他的口味，选了广汉县北外公社的一个生产队蹲点。

蹲点的三中队就在北门外，一出城就看见一群群的农民在葫豆田里摘，准确地说是抢葫豆。他楞了，二月间葫豆还没“饱米”啊，现在摘太可惜了嘛。马上找干部社员开会了解，大家说，现在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庄稼收了统一分配，哪个中队缺吃的，就到有吃的队上去调，现在队队都缺粮，队队都怕自已吃亏，所以葫豆还没熟都去抢，“你不抢人家要抢，哪个抢到该哪个，反正都是大家的。”葫豆抢完了，地却没人去犁，其它春耕工作也丢在那里，道理是一样：大家的活大家做，你不做我也不做，哪个又愿意给“大家”做呢？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不优越性暴露无遗，曾笳就要在这个问题上下手。先拿最能体现优越性的“吃饭不要钱”开刀。那时候有一幅到处引用的对联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哪见吃饭不要钱？

而今人民掌乾坤从此生产不靠天！”

红光公社“富裕农民”范克成也曾在家门口贴了一幅对联：“吃饭不要钱有何趣味，做事要长远无过乐观”。

这位预言家的话很快就兑现了。

多吃了粮食不说，还吃坏了品德，干活路一群一伙打打闹闹，锄头变成了板凳拐杖，间或高高举起，自由落下。队上有三户广汉县城人，公社化后下放当农民，饭一吃就到街上坐茶馆，根本不出工。曾笳一天到城里剪头，见队上一个进城担粪的小伙子躺在理摊的长凳上睡觉，他剪完了头，小伙子还躺在那儿。他问：“你一天担几挑？”“一挑。”“你能够担几挑？”“八挑。”“为啥只担一挑？”“吃饭不要钱，按月工资，挑那么多做啥？”

曾笳第一着，取消“吃饭不要钱，按月工资”，社员出工评工记分，按工分决定吃粮标准和工资标准，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得钱。一下子出工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着，划小基本核算单位。中央规定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原高级社，省委规定下放到管理区。曾笳蹲点的三中队一百一十一户人家，相当于原高级社。曾笳按中央的办，把基本核算单位定在中队。结果还是不行，全队一百多户人家，三五户一个居住点，生产队长派工“哨子吹烂，脚杆跑断”，社员出工象鸭子翻田坎一窝蜂，生产效率极低。实践证明，不仅省里的规定行不通，中央的规定也行不通。

四月全县万人算账大会上，曾笳向基层干部和社员代表提出一个问题：以原先的小社（初级社）为核算单位如何？

回答他的是大喜过望的一片欢呼：“这样干我们保证把生产搞好！”

“累死都情愿！”

“早就该这样干了！”

曾笳和县委干部研究决定，先以生产落后，缺粮严重的向阳公社搞试点，把核算单位下放到原初级社。他向宋文彬汇报说，这是群众的要求，宋文彬同意试一试。

以过去的初级社为核算单位，必须把现在的生产队划小，但这样一来，就成了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四级核算，和中央规定的“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原则不符。曾笳提出，把生产队一级取消，把管理区划小，搞成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实际上就是大跃进收场后不得不实行的那种体制。

第三着，“搞垮”公共食堂。他蹲点的中队，四百多人全在一个食堂吃饭，住得远的吃一顿饭来回跑十多里，老年人一日两餐走路都困难，遇到雨天更惨。曾笳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月时间只吃过一次肉，肉端出来，几百只土碗在地上摆开，几百双电筒似的眼睛盯着饮事员的瓢儿，男人们的喉结在滚动，女人们紧紧地抓住孩子，生怕他们会扑过去，这碗少了，那碗多了，添过去，匀过来……曾笳看着表，整整分了两个半小时！

过去一家一户的小锅小灶，多半用谷草麦草树枝树叶做燃料，现在几百人的大锅大灶，非烧柴烧煤不可，川西坝子不出煤，外地运来的太贵买不起，只有砍树子。树子砍光了砍竹子，竹子砍光拆房子，烧农具，曾笳决定给这个怪物动动手术。先把全中队一百多户人家划成五个小队，每队二十多户，把土地、耕牛、农具、包工包产的权力全部下放到小队，食堂也就顺理成章地分成五个。

让它存在也是迫不得已，实际上他迫不及待想把这颗“萌芽”掐掉。他到处高谈阔论：“苏联的集体农庄还是各吃各的嘛。我看到**也不会有公共食堂”，“还是一家一户吃有计划”。地委拨给县上的救济粮，他决定直接分到户，理由是：“分到食堂几天就吃光了，分到户还可以多吃几天”，以人定量，分配到户的中央指示一下来，他不理睬省委的解释，要求全公社将小春粮食分配到户，食堂名存实亡。

第四着，下放毛猪，分自留地。公社化以后，社员毛猪全部入社，不准社员私人养猪，曾笳见集体养猪场的猪瘦得站都站不起来，心痛地对干部说，公社化前全区毛猪每月增加十万头，公社化以后每月减少八万头，只有把毛猪下放给社员才是出路。中央下达毛猪饲养“公私并举”的方针后，他说，要放就放到底，将集体养猪场解散，毛猪全部下放给私人喂养，并分给养猪户自留地。

既然大气候是纠左，对深恶痛绝的万斤田他自然不会放过。他指着县人委试验田立的万斤田牌子：“吹那么大的牛干什么？自欺欺人嘛，取掉！”**的党内通信一到，他更是乐不可支，公社的包产指标已按二千到二千五百斤落实到每一块田，他下令降到“包产六百，争取一千”。栽秧的时候，省、地的密植命令如十二道金牌，他对社队干部说，搞两块密的，其它按老办法栽。有人担心县上追究，他说：“不管他们的，就按我们说的办”。听说**的秘书田家英在新繁大丰公社栽七八寸见方的秧子，他叹道：“田家英真把农民的心意摸到了！”

曾笳顺应民意，雷厉风行地纠“左”，早就激怒了李政委。所以，反右倾运动一开始，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反党集团”的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