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广接着控诉：还有好些人是没被饿死前而被打死的。那时村里都豢养着几个打手，他们吃饱了就背着枪到处巡查，现哪家房子上冒烟了，便冲上门去砸锅砸灶。上院子的几个社员因为扯了点油菜来充饥便遭到吊、跪、打，受过毒打的也较普遍。有去偷菜的，偷吃庄稼的，偷猪牛的，偷刚播在地里浸过农药、大粪的种子的，去撬保管室门的，偷食堂馍馍的，总之都围绕一个“吃”字而受尽凌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树德堂的院子里，有几个社员冒死去宰杀耕牛，被觉后，把他们四个人押在四合院天井中站起，打手石开泰手握一丈多长、茶杯子粗的铁头子金竹竿（院里原来做过粉条，有许多晾粉竿），气势汹汹的站在廊檐下，挥动竹竿，风声呜呜响，猛朝天井中的人劈去，两人立即倒地，张着嘴，半天叫不出声来。接着又选好角度劈向还没倒的另两个人，全都倒后又喝令站起来，再打，直到把竹竿抽成光刷刷又另外换一根，一直把四人打得再也站不起来爬在地上奄奄一息才罢休。那当场喊“石爷饶命”的求饶声、凄厉的惨叫声，围观群众的叹惜声，小娃娃的吓哭声，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
另一种刑法是吊“鸭儿子浮水”，一个当时才15岁的小伙子王富清，打手用细麻绳将他吊起后，还在背上加一个百十斤重的石头；有个妇女吊起后，还被脱下裤子，用荨麻抽下身，用极其下流的手段凌辱人。有一个3o岁的妇女，就是被打手丁xx用锄把捅进**戳死的。还有一种刑法就是把偷牛的人代替牛来耕田，大冬天，脱光了身子拉上犁头耕田，走不动就打。我们队就有四个社员被打死。全县饥饿又挨打死的就不知多少了。死后还背上“偷贼”的罪名，说被打死的是坏人，来标榜其打人的合法性。其实被打死的都是一贫如洗的好社员，当时称为贫下中农，阶级兄弟。成分不好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就整怕了，宁饿死也不敢去偷。但我敢断言在农村凡是活下来的下层人没有一个没去偷吃过庄稼的。死去的人蒙冤含垢，活下来的人何尝不是蒙冤含垢呢？那时的情况就是全民皆“偷”啊！
三年的大饥荒中，我们这里从1959年冬到196o年春是死亡的高峰期，一条大路从我们生产队通过，这段时期每天都看见乡下逃荒的人经过这里，走不动了，倒下去便死在路上。从北门口到飞机坝这段路仅一公里。一天都要倒下几个，又没人及时收尸。在北门口那条小街上，住着五、六、七三个生产队，每天一辆架架车专门拉尸体去倒都忙不过来，刘万寿家一家五口就死去三口，他父亲死在床上十几天才轮到拉去倒在黄沙坝河边上。四乡山区各公社的死人情况比我们城关公社更惨，一家一户死绝的也不在少数。复顺公社的太阳弯生产队几十户人几乎死光。我的同学方联森说，他196o年到三合乡去，亲眼目睹了在一个住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死得清清静静的，长期没人掩埋，那些先后死去的尸体横陈竖摆，各具惨状：有背靠大门框，眼巴巴站着死去的，有横担在门坎上，伸出手作呐喊状的，有蹲在墙根的干尸，有母亲抱着婴儿死在床上的，有刚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后被人割了**肉的。
在烈太公社共和队我叔叔家，一天就饿死三个孩子。有一个一岁多点的小女孩，她妈已经饿断气了，她还在身边吮奶。到后来，那些死在路边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亲眼看见过在小壕头路边上，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播及开来，虽然饿死的人只是皮包骨头没多少肉，但比起吃观音土来要强多了。倒在路边上的尸体吃完了，就去吃倾倒在河边上的尸体，甚至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都被挖出来刮去了皮肉。邻队丁x氏的孩子刚死，她便悄悄宰割煮着吃了，她虽然存活下来，却疯了，逢人就问：“看到我的毛毛吗？快告诉我，他在哪里？”在太平公社还生偷吃别家活娃娃的事。
第二个告状人是位记者，他控诉道：四川荥经古称若水，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地区中部，距成都175公里，扼川滇、川藏线的咽喉。荥经土地资源丰富，全县幅员1781平方公里，辖25个乡镇，当年人口6万余。自古以来，荥经就以其文化底蕴厚重，而享誉历史。
1958年8月底开始，荥经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办钢铁，“跑步进入**”。1958年，荥经县人口六万多。至九月，全县建起十多个人民公社，大办起五百多个公共食堂，全县人民被纳入“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的“三化”，即“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军事化体制。
在山高水冷的荥经县，人们长期以林木和茶叶为主要经济来源，粮食作物为玉米、薯类，水稻为一季中稻，亩产约二三百斤左右。但在大跃进年代里，邢书记亲手扶植的高产“卫星”，就达到亩产“万斤”、“三万斤”和“六万斤”！荥经县成为雅安地区大放高产“卫星”的“红旗”县。
大办钢铁，荥经县又成为雅安地区大放“钢铁卫星”的“红旗”县。全县抽调二万多劳动力，拆屋揭瓦，大建土“高炉”，上山砍树，建窑烧炭。四个多月下来，全县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被毁掉大半，仅留下几处山大断路的原始森林幸免于难。荥经县因此换回“钢铁卫星”红旗十几面！
是年8月起，全县农村青壮劳力全部开进“钢铁基地”，只留下一万多妇女和老弱病残耕作和秋收。秋收季节，劳力奇缺，大量粮食烂在地里。到了年底，地委开会落实国家征购任务，邢书记又在会上大放“卫星”，说是五八年粮食产量比五七年翻番，由28oo万斤，增产到56oo万斤。实际上，当年粮食减产两成多。秋收不到两个月，就出现浮肿病和饿死人情况。国家征购任务又按“高产卫星”数字，任务“落实到社”。一些公社干部向邢书记反映实际情况，遭到县委高调痛批，一顶顶“右倾机会主义”、“落后保守”、“富农思想”的帽子压下来，一杆杆“白旗”插下来，一车车粮食源源不断运出去。荥经县又一次夺得“征购红旗”，而全县粮食几乎全部被征购殆尽。
五九年夏，所有食堂都断了粮，社员拿草根树皮塞肚皮。由于政策调整，夏粮收割，全县粮食情况略有好转，部分地区还给社员放了一点救命粮。
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更大跃进”**，荥经县又是“红旗”县！五九年全县粮食总产才一千多万斤，人均不到百斤。而邢书记又是一番“更大跃进”的神吹，声称粮食总产比1958年翻一番。在“更大跃进”的大潮中，“跃进派”邢书记上调，得到提拔。大跃进中屡放“卫星”的饶某，接任了荥经县委书记。他接下的是个烂摊子，但他继承了前任风格，在一门心思“更大跃进”、“夺红旗”的指导思想下，终于把这个烂摊子，闹成个更大灾难的深渊。
饶某上任，刚好赶上庐山会议后“反击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掀起“更大跃进”的政治运动**继续来潮。一贯积极卖力的饶某，当此之际，正是如鱼得水，大显身手。
到1959年底，县委初步摸底，是年秋粮大减产。饶书记接着前任的高调报高产，大喊荥经实现了更大跃进，结果征购指标比实际产量高出一倍多。饶青下令，先完成征购，再安排生活，粮食收下来一律就地征购，就地进仓，就地封存，然后上调。老百姓口粮、饲料和种子不管。但就这样还是完不成任务。为此，他在全县党代会上提出报告：《乘胜挺进，在胜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历，继续反右倾，鼓足干劲，为夺取一九六零年的更大跃进而奋斗》。不顾群众大批死亡的事实，继续大讲大跃进、大丰收、大好形势！
为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按中央和四川省委的布置，饶某亲自挂帅，大搞起“反瞒产”运动。在老百姓大量饿死人情况下，县委组织各级工作队和工作组，下到社队，大力施压，以极其残酷的暴力手段，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反瞒产”运动。
“反瞒产”运动的宗旨，用饶某的话来说，就是“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要从社员家里和社队仓库中把粮食搞出来！”为此，县、社、队各级工作队、工作组和社队干部一起动手，开展起一场以暴力“催粮食”的“人民战争”。于是，县、社大量调动武装民兵，荷枪实弹，挨家挨户搜查粮食。查出粮食，不仅当场没收，而且还要殴打、惩罚户主全家人。
在这场“人民战争”中，各级干部对“不老实”的干部群众，使用了拳打脚踢，罚跪，揪头，煽耳光，捆绑，吊打，人撞人，火烧，锄把捅进**，刀砍，活埋等几十种刑罚！
这场运动的结果：社队仓库基本掏光，公共食堂基本断粮，社员群众基本靠野菜为生！到1959年11月初，6o%的食堂粒米不见，全靠红薯、玉米掺野菜下锅煮糊糊。五九年冬天开始，绝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炊了！为了体现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公共食堂奉命不得停伙，必须冒烟！于是，食堂将糠壳、红树藤叶（晒干）、玉米秸秆、棉花壳等磨成粉子，掺上野菜、树叶之类，号称“吃饭技术革命”，煮成“面糊糊”的稀“饭”，成年社员一餐两汤瓢，老弱病残则一餐一汤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