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娘子和小青帮助阎罗王忙了一大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人间。她们见各地都在召开“辩论会”、“批斗会”。奇怪的是，被辩论、被批斗的对象，不是“右倾分子”和农民，而是那些“反右倾的干将”、“大跃进的先锋”、“打骂农民的新恶霸”。

这是怎么回事？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揭批斗混入干部队伍的“阶级敌人”。

老百姓饿死受罪的真实情况，起初中央并不知道。信阳事件暴露后，主席、**等中央领导十分震惊。中央责成河南省委吴书记做出检查并尽快处理信阳问题。随后，又派人查处河南信阳问题。

**谈到信阳问题，说：信阳很多地、富、反、坏篡夺了领导权，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大好形势，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有三种情况：一是地主封建残余钻到我们队伍中来了；第二种是我们的人蜕化变质，如信阳地区9个县委第一书记讨了地主的女儿做老婆，成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一个没有变；第三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打人、杀人成性。“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也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为什么能如此猖狂？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

中央调查组的报告称：“从群众的控诉揭的事实看，完全证实了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千真万确的是反革命复辟，是披着**外衣的地主、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

“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对象是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反动派。按照上述定性，对信阳事件的处理，除了应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补课”，打击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

于是，在信阳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矛头直指农村基层干部。

196o年11月，中央从各部委抽调452名干部、省委抽调1844干部，信阳地委又抽调1483名干部，一共4779人，来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一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

新组建的信阳地委的报告，把大量饿死、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彻底”。**中央在1961年元旦却批转了信阳地委的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都应照此执行，迅整风整社，进行民主改革补课，彻底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复辟势力，反掉五风。

中央批示助长了河南整风整社中的左倾错误，整风整社不去纠正省委犯下的左倾错误，而是再次打击基层干部，搞扩大化，一大批县级、公社级干部被关押；整风也严重打击了早已被剥夺了土地与其它生产资料的原地主、富农份子和他们的子弟。

信阳新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8ooo多人，特别集训5ooo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oooo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已经有1327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1621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训了展开斗争。”

吴书记和省委秘书长亲自到固始县开万人大会，宣布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当场逮捕。为什么对杨守绩特别重视呢？因为在1959年开始出现浮肿病人并有人饿死时，杨守绩没经地委同意就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吴书记拿杨守绩做“替罪羊”，捂盖子，掩盖自己的责任。

大批的农村基层干部在劫难逃。以潢川县为例，当时的整风领导小组认为，全县12个公社中，6个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6个已蜕化变质。在178个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46个，占总数的82％；部分烂掉的25个，占14％。在171o个生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1oo个，占总数的7o.3％；部分烂掉的有36o个，占21％。潢川县整风领导小组统计，全县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5156人当中，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地、富、反、坏分子有2144人。

中央专案组于196o年11月2o日上报了《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这个报告说：信阳地区在去冬今春，由于路宪文等反坏分子篡夺了党政领导，以反右倾为掩护，大搞反瞒产运动，采取乱打、乱捕、乱杀等地主、国民党的手段，对全区8oo万人民，实行了大规模的阶级报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恐怖局面。

信阳的问题，不是一般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是违法乱纪问题，是地主、国民党的阶级报复活动，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国民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各级领导干部变成了统治、残害人民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杀人凶手。

报告说，根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和省委指示精神，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专案审查，审查对象是县委书记、书记处书记、县长、地直机关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干部，其他应审查干部由各县进行审查。报告说，初步审查的情况是：按上述范围，现列入专案审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13人：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地委副书记王达夫、石富荣、延炳玉、武建华、副秘书长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长王墨林、宣传部副部长刘培林、工业部副部长贾西雨、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书记刘文彩、孙广生、淮滨县委第一书记石绍举，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等。

中央专案组将上述人员分三类：第一类是阶级异己分子夺了权，共12人，占3o％。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如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农身份混入党内；第二类是被反坏分子拉出去了的，与反坏分子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共4人，占1o％，如马龙山；第三类是蜕化变质分子，共21人，占6o％，如王秉林、石绍举等。

在县以下的公社和大队，掀起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像土改时斗争地主一样，召开诉苦大会，对前两年为非作歹的基层干部进行控诉和批斗。群众运动一起，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出现了，有的公社干部8o％、甚至1oo％地受到惩处。打骂、肉刑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上蔡县几千人被打，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又加在基层干部身上。

继全面夺权之后，又全面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措施是，将原信阳地区的各级干部，包括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和社队不脱产干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员、会计、炊事员等人，统统集中起来审查。每县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机关、学校的房子都关满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余德鸿说是4o万人，张树藩回忆录说是2o万人。集中起来的人，根据问题大小分别编为两种班次。问题大的编入特训班，限制人身自由，门前架着机关枪，在周围设岗哨；问题轻的编入集训班，也限制自由和武装看管，但较松一些。

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的确干了不少坏事。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大饥荒是全国性的事件，是由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造成的，把责任完全推给基层干部，让他们作替罪羊，这让“替罪羊”们“哑巴吃黄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