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开完，主席把调整经济的重担甩给了**，自己去了武汉畅游长江，流连山水，作起了“徐霞客”。但是，他并没有真的当起了“甩手掌柜”，而是时刻注视着国内外的形势。

主席分析观察事物、为人做事是遵循着一定的“模式”的，这就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四条“规律”：第一规律：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集体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私有制、个体经济和市场经济。

第二条规律：党的一元化领导、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开展“四大”和政治挂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宝。（“四大”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第三条规律：实现世界大同，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坚持武装斗争、暴力革命。

第四条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复杂；阶级分析是研究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阶级斗争是普适永恒的规律。

主席心目中的马列主义，就是他的“四条规律”，凡违背“四条规律”者，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修正主义”。他在畅游长江之余，就是运用“四条规律”来分析观察国内外形势的。

看苏联的赫鲁晓夫，和美国搞缓和，违背了“第三条规律”，变成了“修正主义”。

对于苏修和印度的**，主席并不担忧，他认为这只是几个“碰壁的苍蝇”在嗡嗡叫而已；对于蒋介石的“反攻大6”，他更没有放在眼里。他所担忧的，是大6的形势。在他看来，大6正在复辟资本主义。

主席看到，**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人，带头喊“形势不是大好，而是大不好”，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邓子恢闹腾“包产到户”，不少地方在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搞单干，**等不仅不制止，反而纵容支持；彭德怀也乘机闹将起来，写了“八万言书”，要求翻案；王稼祥要搞“三和一少”；周恩来和陈毅又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更令他气恼的是，**不仅不抓阶级斗争，任凭他们闹腾，反而明里暗里支持他们闹。所有这些，都严重违背了“四条规律。这还了得，中国要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正在复辟！

“他是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央是否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两个问题时刻萦绕在主席的心头。

主席开始回忆**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觉得**正在和他分道扬镳，而且越走越远了。

**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者。在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全力支持毛。虽然刘对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有所保留，但从庐山会议后的至196o年上半年，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和主席保持一致。进入196o年下半年，**态度开始生变化，在继续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原先与毛完全一致的调门，渐渐也夹杂了某种“不谐和音”。

196o年6月1o日，**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公式＂（成绩是9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1个指头）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主席不悦：这是在奚落他的“指头公式”呀。

1961年3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现问题，及时纠正”。**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引起了主席的疑心：“这个中央不就是指的我么！”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主席。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1961年4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1、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支持陈云有关减少2ooo万城镇人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3、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1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这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1961年5月3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警告说：“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这些话使主席感到：**在“逼宫”。

在七千人大会上，**起草的报告不再提主席的“宠物”——“15年赶英国”的口号和“农业展纲要”，突破了主席的“指头公式”，对缺点错误说得过重，对‘三面红旗‘评价过低；特别是**的口头报告，竟提出“三分天灾、七分**”的论断，……。总之，主席的感觉是，**“大讲”缺点错误，讲“**”，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权威，还在对他“施压”，大有“逼宫”的味道。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o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竟出了这种事情！”**这些感受很深脱口而出的话，难免传到主席的耳中。主席此刻正在恼怒地品味这些话的滋味。

不久，**在“西楼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主席觉得，**是在追究他。他自己知道：党内外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他主席。

1962年3月，**在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时，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事后，他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他的这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的”。这些话都触及了主席的敏感之处。主席听了会是怎样的感受？至少，憋气是肯定的。

还有，**在“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针对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是“非常时期”，此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年5月**主持下的中央文件也说：“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的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照此说下去，主席是不是连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够资格了呢？主席感觉**在煽他的耳光。

主席又想到了中央的几名常委，除**外，都跟着**跑。**的威信越来越高，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大员们都围着**转。在全国人民的眼中，**正在成为“刘青天”……

最终使主席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赫鲁晓夫就在身旁”的错觉。

196o年以来，主席憋了一肚子气，但又只能容忍。但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全国大饥荒，饿死了成千万人，他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他知道，全党全国许多干部群众都在埋怨他，他已经成了罪魁祸，只能“俯潜隐爪牙忍受”，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