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四批邓子恢1o月11日，会议最后一天，主席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为题，作了会议的总结。

主席一开头就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他把在农业合作化展度问题上的争论，上纲并扩大到是对总路线正确与否的争论。号召全国城乡都要展开大辩论，加快各方面的工作。

主席说：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许多争论。“先是大展好还是小展好的问题。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群众要求大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所以那种主张小展的观点是错误的。接着列举出：晚解放区能不能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展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他认为都解决了。他又对“办社容易巩固难”，“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农村紧张根本原因是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等说法逐一进行了批驳。他声色俱厉地问：“既然现在能办好，为什么以后就不能办好？为什么6o万个能办好，13o万个就办不好？既然能办小的，为什么不能办大的？既然能办初级社，为什么就不能办高级社？”

主席把一些需要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把一些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的问题，都说成是“迷信”而加以破除，加以批评。这就助长了合作化脱离实际的高度展。

主席说出了他所追求的目标：“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主席以奚落的口吻再次批评“下马”问题：“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大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传下去的一个‘道理’。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仅出谣风，还出了许多道理咧。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你们农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观，你们给我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个字。一字之差，我们的争论就是一个字，你要下马，我要上马。”

主席又把屎盆子扣向邓子恢：“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会的提法不同。”

邓子恢心中叫苦：“我何尝不提限制呀。在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我曾特别强调笼统地提出‘四大自由’是不妥当的，要实行必要的限制。我的讲话有记录可查呀。”

主席批评邓子恢“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对党的决议或者长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纲领，根本不理，自己单另搞一套。”“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十分爱好个人独裁。”

邓子恢欲哭无泪，有苦难言。我一直是按照党的决议和政策办事呀，大事都是事先向中央和主席请示的呀。这不是欲加之罪吗？

主席说：“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有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全国“进行肃反工作”。“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

阶级斗争，是主席“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法宝”，是他推进并实现他的既定目标的“武器”。他用一连串的阶级斗争，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加消灭私有制，加对农民的改造进程。

主席提出了新的大展的规划：全国多数地区，到1958年春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部分基础好的少数地区，到1957年春，有的到1956年春基本完成；另一部分基础差的少数地区需要较长的时间。基本完成，就是有7o%到8o%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这个规划，比两个月前他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时规定的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又提前了两年。主席的只争朝夕、急于求成的心态，由此可见。

主席对部下出警告：“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如果老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

主席也讲了防“左”和注重合作社质量等问题。但反“右倾”的政治气氛毕竟太强，声浪太高，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部下对防“左”的这些话没怎么注意。

会议呈一面倒的形势，对主席是拥护、赞成，对邓子恢们则是口诛笔伐。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主席在这场争论中“大获全胜”。

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1981年3月9日，**中央办公厅转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1955年夏季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后合作化运动高级社化和人民公社化等急躁冒进的错误。”“把这些问题当作是挑起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争论，而给予斥责和批判，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央原来制定的、体现于两个互助合作决议文件的正确方针，损坏了党内民主讨论和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助长了业已存在的‘左’的思潮，给农业生产带来以后长时间的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从组织上说，当时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所作的工作部署，都是事先向中央请示报告，得到同意后才进行的。在中央做出不同于自己意见的决定后，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从来没有过非组织活动；而且，既在当时提意见的方式，也是符合党规党法的。因此，不存在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的错误。”

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主席看见大家一致批评“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问题解决了，邓子恢也作了检讨，这时他对邓子恢的批评，就不再使用严厉的语言了，也不采取“击一猛掌”的办法了，并且还对邓子恢说了一些肯定的话。他说：“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他宽恕了他的老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