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18到28，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主席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当选了国家主席。主席卸掉重任，坐在宽大的沙上想轻松一下，等候农村大跃进的喜讯。出乎他的意料，他接到的确是农民反对大跃进和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

4月13日，主席看到了一份材料：《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派往昌黎县的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写的。材料反映：河北省昌黎县基层干部和农民，普遍认为上面定的粮棉指标太高，是吹牛皮，与实际相差太远，根本无法完成。这种脱离实际太远的指标，非但不起鼓励作用，相反起了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作用。从果乡公社看来，1958年平均亩产3o8斤；1959年鼓12分干劲，亩产也不出5oo斤。可是，上面分配的指标是亩产12oo斤。群众说：“累死也达不到指标要求，生产多少是多少，反正也少不了36o斤的定量。”群众对“没有千斤思想，打不了千斤粮”的说法很有意见。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想一万斤呢？”干部也有一种说法：“你敢吹我也敢吹，反正我不比你差，你说15oo斤，我就说2ooo斤。‘法不责重’，省得被批判‘右倾’。”

主席开始警觉农业高指标，把此材料批给各省书记，要求“各地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

4月17日，主席看过国务院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送来的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这些闹春荒缺粮的地区涉及到15省，其中有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河北等产粮大省。这引起了的分外关切，他立即批示给周恩来，请周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里，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5省），每人分文件一份。”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4月26日，主席又批转了内务部的一份报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这时，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从四川进行调查回来了，他向汇报说，下面说假话很严重。四川新都县崇义公社，在1958年曾放出一颗“亩产稻谷24ooo斤”的高产卫星。田家英问当地的干部和社员：“你们卫星田亩产稻谷24ooo斤，真有这么多么？”

“报纸登了，电台广播了，那还假得了？”

“那么，一般的田亩产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也有一两千斤！”

“产量既然这样高，为啥公共食堂吃的稀饭这样稀，还要吃连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问了许多人，都是这样回答。后来，崇义场支部书记讲了实话，他说：“田主任，说老实话，亩产充其量不过65o斤。”当他看到本县干部走过来，急忙转弯说：“我也说不准，等我回头好好查一下。”

谁也不敢讲真话，怕给“三面红旗抹黑”，怕被打成“观潮派”“算账派”、“右倾保守分子”。讲真话难，难于上青天！

主席现在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什么鼓动大跃进的问题，而是要反对浮夸讲假话、抓好春耕生产、解决春荒缺粮的问题。他立即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插到最基层。信写好后，先征求**等常委们的意见，又征求在北京开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的意见，然后于4月29日了出去。

主席在信里提出六个问题，都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是针对大跃进以来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来的，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用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的死硬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对粮食问题，主席曾经很乐观，愁“粮食吃不了怎么办”。现在，头脑清醒多了。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关于播种面积问题，他说：“播种面积要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他不再提倡土地利用“三三制”了。

关于机械化问题，他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要求每省、每地、每县都要建立农具研究所，都要生产化肥。

讲真话问题，是全信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主席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主席信中所讲的，句句切中时弊，说出了基层干部和农民想说的话。这封信一传达下去，立刻在全国农村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在某些地方，受到了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的封锁，但终究是封锁不住的。这封信下的时机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播，许多地方又在瞎指挥强迫“密植”、搞“三三制”，这封信把农民从“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里解放出来。

5月7日，**中央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

中央的两个文件，作了如下规定：1、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

的方针；2、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数量，可以按照人口计算，即人均不过5%，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二分饲料地。

3、鼓励社员利用空闲时间和房前屋后、水边路旁零星土地，种植庄稼和树木，收入归己。

文件指出：“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展资本主义’”。

主席在审定这两个文件时，加写了一段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