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是公社化运动中产生的“新生事物”，主席对它特别偏爱，视其为“**的萌芽”，体现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反对公共食堂，就和搞“包产到户”一样，被视为“反对人民公社”、“走资本主义道路”。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第一个提出“食堂吃饭不要钱”，主席对此非常赞赏，他引经据典，说东汉末年张陵的“五斗米道”，教徒出斗米就有饭吃。

11月3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再次谈到吃饭不要钱时，主席又讲了“五斗米道”的传人、张陵孙子张鲁的故事。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国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

12月7日，主席批示印了《三国志魏制志》中的《张鲁传》，给即将召开的武昌会议的与会者。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批语：“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活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12月1o日，主席又给《张鲁传》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张陵、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凡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人民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正是由于主席特别偏爱食堂吃饭不要钱，所以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一系列纠“左”会议，都对公共食堂给以肯定，要求下面必须办好公社的公共食堂。

为什么主席这样偏爱公共食堂？

有读者可能这样想像：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就像现在的大饭店，最差的也像小饭馆。吃饭时社员在餐桌旁就座，按菜谱点饭菜，爱吃啥吃啥，敞开肚皮吃。吃罢一抹嘴巴走人，不用付钱。因为是“吃饭不要钱”嘛！

也有读者可能想像：吃食堂可能和吃会餐份饭一样，每桌围坐8个人，服务员送上饭菜供社员享用，社员吃饱走人。

大错特错！

公共食堂，一般是每个生产小队（大约二、三十户）办一个。当时的中国农村很穷，食堂的厨房就设在从农民手里征用的两三间破厢房内，用砖坯垒几个大锅灶，主要是烧木材杂草烧饭。没有饭厅，更没有餐桌椅子。“敞开肚皮吃”的初起阶段，就在院子里放几个大盆，盛入做熟的饭菜，社员一家围在一起吃，随吃随取；后来缺粮，社员就排队“打饭”。社员们在食堂前排着队，从食堂领取自己全家的“定量饭”，就像旧社会灾民去“粥场”领吃救济粥一样。遇到风雨天，农民们打着伞、披着蓑衣，踩着泥泞的路来打那一点点饭；遇到风雪天，农民们缩者脖子瑟缩着排队打饭，等到把饭打回家去早就冷了。要想把饭热热却没有锅，铁锅早就投进炼铁炉了。

农民家里来了客人或有了病人，就更为难了。就那么一点按定量供应的饭，不管你爱吃不爱吃，食堂给啥你吃啥。想自家给客人或病人单独做点饭，不仅没有粮食，就连做饭的锅、勺都没有。

供给的粮食定量本来就不多，农民们在食堂也吃不上自己的定量。一是干部和炊管人员及其家属多吃多占，个别的还有贪污盗窃的；二是管理不善，有糟蹋浪费现象；三是打饭时，如果掌饭勺的和你“不感情”，勺子里的粥就会少一些，稀一些，糠菜饼子就会小一些。更厉害的，如果你得罪了干部，干部就会找茬卡你的饭，让你全家饿肚子。

公共食堂刚成立时，由于当时的各个高级社都有些存粮、存油、鸡鸭猪羊和公共积累，就都比赛着好吃好喝，以显示“人民公社优越性”。一进入冬季，这些个“存货”早被折腾个精光，秋粮去掉征购，所剩无几，食堂也就是糠菜加杂粮，食不果腹了。当时有顺口溜说道：“一进食堂门，稀粥一大盆；勺子搅三搅，浪涛打死人。”“吃饭钟声响，社员进食堂。吃了一口饭，沙子硌牙床。糠菜小窝头，稀汤一大碗。吃完肚半饱，又去干活忙。”

农民对食堂的意见最大，但各级干部没有人敢对食堂说半个“不”字，更没有人敢顺应民意解散食堂。

1959年2月17日，**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视察广东，现了食堂问题。他在同江门地委领导人谈话时明确指出：“农村办公共食堂，吃一样的饭菜，像军人一样，这有点生硬。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

5月27日，朱德偕同**元老、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人大副委员长林枫去东北三省视察。6月16日，在吉林视察时对省委负责人说：“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展了资本主义，这是多余的。”

6月2o日，朱德、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给党中央和主席写报告。反映大多数群众不愿意常年参加公共食堂。建议“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

当天，朱德又向黑龙江省委负责人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让各个家庭自己包自己，有生活自主权。只有家庭稳定，各方面才稳定。”

回京后，朱德等三人又联名给主席写信，建议尽快认真研究解决食堂问题。

朱德等三人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讲话和信件，主席和党中央没有批示下。但是，其精神还是在下面传开了。反对公共食堂的还有高级干部，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冒着风险，顺应民意，在无为县一举解散了4ooo多个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