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姐说：“他蹬了我，我就哭。”

妈妈笑着给我们俩把被子盖好，压好，又在我和孩姐的脸上亲了亲，唠唠叨叨不知说了些什么。妈妈一走，孩姐说冷，就从被窝里钻到我这头。

第二天早上，姐姐来给我们俩穿衣服，她把被头一掀，笑着喊道：“妈！快来看！”妈来到我们床前，姐指着我们俩笑着说：“你看这两个，互相抱着头，好好玩，真让人心疼。”妈在我们俩脸上亲了一下笑着说：“我以为什么大事呢！快把他们穿起来，别冻着了。”

我们走出庙门，村姑笑道：“你们俩真好玩，像亲兄妹一样。听说土改中，你袒护小孩姐，为唱歌队的事，你还跟小朋友们打?。”

“有这回事，但不完全是这样。”我说。

土改时，我们村来了两位解放军，都是女的。一位叫杨队长，妈妈叫我喊她杨阿姨。另一位比姐姐大不了多少，我喊她李姐。因为当时我爸在城里帮工，大哥到银河市城南乡搞土改去了，家里很穷，又只有我这个小男孩，村里便搞了几块木板在我家的堂屋里为她们搭了两张床。

杨阿姨她们天天出去开会，有时她们叫大嫂和我分别给她们带路，一家一户去串门，问哪家苦最大，仇最深，人多少，田多少，问哪个地主最坏等等。

没多久，村里成立了妇女协会，我大嫂当选妇女会会长。我妈妈觉得非常光彩，农活、家务等都很少要她做。最苦最累的活都是我妈和大姐做。

一天，乡里开大会，全乡的人都去。我要去喊雪梅一道去看热闹，大嫂一把抓住我，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今天是斗地主，你不要去喊小孩姐，最好你也不要去。如果你要去，那就要听我的话，不要乱说乱动，不然就把你锁在家里。”

我问为什么？大嫂说：“你去就知道了。”

会场就在兴集过去卖牛的地方。会还没开，十几个解放军押着十几个五花大绑的男人和女人，要他们跪在台前，其中有两个颈脖背后还插着牌子，说是亡魂牌。开始那些地主恶霸都把头低着，看不见他们的面孔，后来乡长一个一个地介绍他们的姓名、田地，是国民党的什么官，是什么大地主，干了什么坏事，有什么罪恶等。每介绍一个后就喊一阵打倒的口号。当最后介绍的一对男女抬头时，我差一点惊叫起来，大嫂一把将我按住，用手捂着我的嘴，紧紧地攥住我的手。又瞪了我一眼：“别做声。”

我想，幸亏雪梅今天没来，不然，她看到外公外婆被帮着、跪着，肯定会吓哭的。怪不得大嫂不让我去喊她，原来嫂嫂早就知道了。

许多农民一个接一个的上台诉苦，伸冤，控诉，台下就喊着打倒地主恶霸的口号。斗争会结束后，就把那两个插亡命牌的人拉去枪毙了。

回来的路上，大嫂对我说：“你今天可把我弄紧张死了，真为你捏一把汗。”

“干嘛？我又没乱说乱动。”

大嫂问：“如果有人打孩姐的外公外婆呢？”

我想了想，说：“如果，如果他们像那个恶霸一样坏，人家打他那也活该。”

大嫂笑道：“哎呀，没想到我们三弟还真有水平呢！”

杨队长从身后过来，抚摩着我的头，笑道：“你们叔嫂俩还真亲热呢，在笑什么，说什么？”

大嫂说：“他问我怎么没有人要打张家圩那两个地主。”

杨阿姨说：“我们调查过，张家圩虽是大地主，很有钱，但他对乡亲还厚道，没有多少罪恶，老头子原先是在国民党里当官，后来不干了，还掩护过我们党的一些干部，筹过一些医药、经费给我军。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早年就参加了**，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他儿子写信给他，要他把土地房产分给农民，他已主动登记造册，把地契交给了工作队。省里也有指示，说他有过也有功。只可把他的财产分给农民，不要伤他的人。”

我说：“那为什么还要把他绑起来斗？吓得他直抖。”

杨阿姨说：“不把他拉来斗，农民不敢分他家的土地房产。”

斗过地主以后，我看杨阿姨她们更忙，乡长、村长们经常到我家开会，有时开到鸡叫。

一天，杨阿姨要我把村里的小孩组织起来唱歌。我说好。从此，我便有事干了。我经常把村里的小朋友找到一起唱歌，差不多天天晚上，尤其是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十几个人，后来增加到二三十人，排成队，像解放军一样，喊着一二一，从这个自然村唱到那个自然村。我们唱的最多的是：没有**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

这些歌，在晚上听起来尤其响亮，把本来寂静的农村夜晚，唱得沸沸扬扬，生机勃勃。我们唱到哪里，那些大人们就笑着说我们是小解放军，他们听多了也都会唱了，就跟着我们唱。杨阿姨说，这也是宣传群众，动群众，

乡里还要推广我们的经验呢。

村姑又问：“那小孩姐有没有参加你们的唱歌队？”

“你念念不忘小孩姐。”我笑道。

“我就是想听你们的故事嘛！”村姑说。

我说：“自从土改工作队来我家，她就好长时间没来找我玩了，我正要去找她呢。但不知道她愿不愿参加啊，因为我们唱的歌里有打土豪分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