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即是说。”我想了想解释道，“有些事不需要明说，象季老师的事，你能说得清道得明吗？人已死了，随他去吧！要说由历史去说。你何必现在要给他做结论？”

“对对对！”昌荣象是豁然开朗似的说，“盖棺不定论，不说即是说。”

昌荣走后，我好长时间心里都不能平静，没想到季老师刚刚四十岁的人，可以说是年轻力壮，才华出众，正是为国家教育事业贡献才智的时候，却就这样了结了一生。我为失去了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心痛不已！

下了班，我就回厂里宿舍去。因为雪梅现在不上课，经常回来，说是给我烧好吃的。所以，只要她回来，我就得回去陪她玩。一进门，她就兴高采烈地迎上来，跟我兴致勃勃地说她烧了牛排，还烧了什麽什麽的。我没吭声。吃饭时，她又拣了许多菜放到我碗里，我说不想吃，不要拣。她噘着嘴说：“人家忙了半天，你却不吃。”我说没胃口。她问为什麽？是不是又遇到什麽不顺心的事？

我本不想告诉她，可她老是缠着问：“什麽事嘛？什麽事嘛？告诉我，我会让你高兴的。”我只好将季老师的悲惨遭遇告诉了她。她听了后也无食欲了，手里握着筷子，愣了好半天，突然埋怨地说：“马上又要过年了，爸爸（雪梅有时也这样称呼她亲伯父龙云鹏）还没有把我的过继手续办好，我要回去找他。”

“你也别怨你大伯，找他也没用。大伯来信不是说了吗？现在党政机关都还是两派三派的，没人办公，找谁办手续？”我说，“就跟我们机关一样没人办公。你学校也是这样，乱糟糟的。按时间你明年该毕业分配了，可是现在还没个影子。”

雪梅想了想说：“那我俩今年春节再回去，催一催，给爸爸施加点压力。”

我笑道：“你呀，动不动就跟你大伯撒娇，胡绞蛮缠，你去我不去。”

“不去也得去。“雪梅耍赖说，”到时候我买两张火车票，把你拖去，不然我一个人回去没劲。”

“我去可以，但你只能哄大伯开心，不能给他施加压力。”我说，“大伯在外省支左，我猜想他的日子恐怕也不好过。”

雪梅兴奋地说：“长玉哥，你放心，只要你去，我就高兴，我一高兴，大伯肯定开心。”

这是一九六八年的春节，我和雪梅前三天就跑到杭州。龙大伯是年三十赶回来的，一进门，雪梅就扑上前搂着大伯的脖子，捶着说：“爸爸好坏，爸爸好坏，我回来也不接我。”

大伯拍着雪梅笑道：“不是听你妈说，你这小丫头回家了，我还赶不回来过春节呢！”

大妈跟在后面对我说：“我是沾你们俩的光，不然今年春节家里可就冷清了。”

大伯的确很忙，年初二早晨就走了。临走前对雪梅和我说，他知道我们的来意，要我们不要急，等大联合了，各级革委会成立了，有人办公了，他就给雪梅办过继手续，并打算十月一号给我们办婚事。雪梅还是噘着嘴说太迟了，太迟了。我示意她不要再说了，她才不作声。

避开雪梅，大伯又问我们省里的情况，我说了后，大伯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没想到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今天也居然叹了气。可想他负责一个省的部队支左工作，肯定也碰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辣手问题，我又不便多问。他说雪梅难得回家一次，他很想在家多过些日子，但没有办法，只好叫雪平（大伯的儿子）陪我们在杭州多玩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