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海外”一词，一旦与“关系”一词联系起来，组成一个词组――海外关系，那可就复杂了。我过去没有研究过，没有感受过，不知道这个词组的份量，不知道它会给人带来多么可怕的灾难和不幸。现在我听到了，看到了，感受到了。只要你家里有人在海外，准确地说，在大6之外。无论是在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还是在苏联、蒙古。无论家庭是地主、资本家，还是贫民百姓，只要家里有人在海外，不管这人是军界的，政界的，经商的，卖苦力的，打鱼的，种田的，还是像鲁宾逊漂流在荒岛上的，甚至不知音讯，不知死活的。只要是有了海外关系，哪怕是没有关系的关系，都是值得怀疑的。都是要用显微镜、放大镜、望远镜好好地审视一番的。我不知道是谁将“海外”这个词，与“关系”一词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海外关系”这样一个恐怖、可怕的词组。害得多少人要出逃，要上吊，要投水，要跳楼。

我不知自己是醒在还是睡着了，是自语还是说梦话。为了防止睡着了说梦话，我动了动身子，梦话是不能说的，说梦话让车上人听了会被抓起来的。小杨虽然可靠，但也不能让他听见，万一哪天他喝了酒无心说了出去，那就麻烦了。这年头，没有多少人可以在一起说知心话，说真话的。玩笑话也不能说，厂里的丁科长不就是跟他的老同学呼延平开了句玩笑，让朴义听了去，加以歪曲、篡改，被诬陷，被出卖，被打成反革命了？只有跟家里人说，家里人也要看嘴巴稳不稳，不稳也不能说。

我心里这许多想法，这许多话，唯有对雪梅说，只有她能理解，只有她和我是心心相连，心心相印。可是她走了，她被逼走了。看来她走的是对的，她如果不走，她的情况跟婉云也差不多。婉云的父母是在婉云十几岁时离开婉云的，而雪梅只有一两岁时她父母就去了海外，如果雪梅不走，这次清理阶级队伍，她就更交待不清楚了，那雪梅的命运就会比婉云更惨！如果我和雪梅又领了结婚证，用雪梅信中的话说，套上那个紧箍咒，我的确也会被牵连上。那雪梅更是受不了，她投河不成也会上吊，上吊不成也会跳楼，跳楼不成也会服药，必死无疑。这样看来，她走的是及时的，她的头脑比我清醒，比我深沉。只是留下万般痛苦和遗恨，留下无限的相思……。

“喂！萧长玉！”杨兴田笑着喊道，“到站啦！”

我抬起头，揉了揉眼，问：“到了吗？”

“你这一觉睡得真够长啊！”杨兴田笑道，“三个多小时哎！可做好梦了？”

“恶梦！”我说，“昨晚两点以后我就一直没有睡，这会恐怕是睡死了，你有没有睡一会？”

“没有。”兴田说，“我在想，那封人民来信，也许是剧团演员写的，说他们的房子还没解决，仍睡在舞台上。”

“你还在想这事？”我说：“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杨兴田说，“如果我结婚，同那些帐子连帐子的人睡在一起，夜梦里，我的脚伸到别人的被里，别人的脚伸到我的帐里，你说，算什么？还有什么心思搞斗批改？”

“如果那封人民来信还是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再向陈主任汇报。”我说，“只怕不是这个问题啊！”

汽笛一声长鸣，真的到站了。下了车，我对杨兴田说：“明早八点到办公室见，问问那封人民来信倒底是凶是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