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星期六，上午没事。我见陈主任(即陈部长)也在办公室看文件，我认为陈主任可能要找我谈那封告状信的事了。我故意从他门口过，他抬头见了我也没喊我，又低头写什么。我猜想他在批改什么材料，等忙完了可能要找我。我便回到办公室，边翻着我们打印好的汇报材料，边等陈主任找我，因为他老是不找我，我心里老是不安。杨兴田又跑过来，悄悄地问我，陈部长（主任）是否找我谈话了。我摇摇头说没有。我等了一个上午，陈主任还是没找我。

下午两点半，四个调查组汇报。省革委会主任倪军长，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政治工作组组长任政委，还有秘书长也参加了。我没想到省里一二把手都来听我们的汇报，我心里有些激动，也有些紧张。我不想率先汇报，想先听听别的组汇报，以便得到一些启，同时，还可平静自己的心态。汇报会是任政委直接主持的，陈主任坐在他身边。各组材料都由孙大姐给大家了。我看各组在汇报时，军长、政委都在翻材料，时而插话问几句。

此间，我现陈主任将一封已拆开的信交给任政委，政委看后写了字，又转给倪军长看。我猜测，说不定，这就是冯先之批的那封信。我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再加上坐在我身边的杨兴田又捣了捣我，示意我看军长手中的信，我便更加紧张了。正在此时，三个组都汇报完了，该轮到我了。

我便翻开材料，正要汇报，倪军长问：“你就是萧长玉？”我忙站起来说是的。他打着手势要我坐下。军长又说：“你调查的材料，我刚才粗翻了一遍，也听司马远同志说了一些，你是不是谈谈你调查后有什么看法或是想法，主要是问题。”

我本是准备按已打印的材料汇报，因前面几个组都是这样汇报的。没想到倪军长突然改变方式，要我谈看法谈问题。是不是军长看了信，有意要我这样汇报。我一时懵了，不知从何谈起，又怕说错，弄不好，真的认为我在下面胡说。我正愣着不知怎么说的时候，任政委望着我，笑道：“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实事求是，说错了也没关系。”

倪军长的表情，任政委的话，使我紧张的心情缓和了许多，平静了许多。我想了想说：“我们调查了四个县四个公社，和县直一些单位以及农村大队。公社和县直以上单位都在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但进展缓慢，多半停留在斗批阶段，而被揪被斗的面越来越大。只要被捕被俘过，都被怀疑为叛徒；只要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或有海外关系，都被怀疑是特务、反革命；还有一些原来已做过结论的历史问题、右派问题等。如果原来是一级领导，在批斗时，不承认是反党反**思想，就被视为死不改悔走资派等。”

倪军长插话问：“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派性。”我说，“两派组织虽然联合，但派性仍然存在。我这个派保的人你揪，你那个派保的人我也揪。你怀疑我，我怀疑你，互相揪住不放。越揪面越大。而被揪被怀疑的人和事，又多半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好。你继续说，还有什么问题。”任政委说。

“第二个问题是，工作和生产无人抓。”我说，“主要是县和公社两级。我们到湖口公社，只有一个文书在值班，其他领导都到县干校去了，只有他向我们介绍了一点情况。正好又碰上大队和生产队来人，说要拖拉机没有，要柴油没有，要麦种没有，找不到人。我们到其他公社也碰到类似情况。”我说到这停了，本来还想说第三个群众生活问题，但我怕说多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