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南山市还有二十多公里，前面一辆大卡车的车灯照得我们眼花缭乱，路边一片漆黑。眼见那辆卡车歪歪荡荡横冲过来，我心想，坏了，要撞车了，司机正在紧急地打方向盘，只听：哐啷！一声巨响，我们拖拉机后边的车斗被重重地扫了一下，我们几个人都同时惊叫一声，刹那间，我便意识到拖拉机翻了，翻了，死了，死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我意识到，还没死。我感觉头很痛，心想，坏了，不要把头摔破了。因为那年我摔过一跤，就是把头摔破了。我不自觉地摸了一下，头上脸上到处是粘粘糊糊，不知是泥水还是血水。我想挣扎起来，可是一条腿被拖斗压在泥巴里。我抬头一看，拖拉机的主机没翻，一个轮子卡在路边的一个坑里。只见那司机站在公路上张开双臂，大哭大叫：“救命啦！救命啦！我们这里还有个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没多久，一辆吉普车停到拖拉机边上，立即从车上跳下三个人。拖拉机司机忙指着我说：“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那位是新华社记者，那位是新华社记者，是为‘九大’采访的，快救救他！快救救他！”

三位军人从公路上跳下田沟里，赶到我身边，借着车灯，我见他们穿的是灰色军装，便断断续续地说：“海军同志，海军同志，沟那边还有三个农民，三个农民，快去救他们，快救救他们！”

“都要救！都要救！”一位军人对另一军人说，“你快上去再拦一辆车子。”说着他便将白衬衫脱下，撕了一半擦我头上的血和泥，又用另一半将我的头包起来。

此时，周围村庄又赶来一些农民，把拖拉机的车斗抬了起来，才把我的腿从车下拽了出来，可是腿已经麻木。那位军人从我的上衣口袋掏出记者证，一看证件上都是血，忙说不好，不好，胸部也出血。便立即把我抬到麦田里，掀开我的毛衣和内衣，说伤口还在流血。另一军人也迅脱下自己的白衬衣，撕开叠成长条，从我身下将胸部裹起来。两位军人和几个农民又将我往吉普车上抬。

我挣扎着说：“不行，不行，你们把我放在路边，先把几个农民送到医院。”

那军人说：“已拦了一辆卡车，这吉普车只能再装一个人。你放心，我们已跟卡车司机说好，他会把几个农民送到医院的。”

我被抬上车后，不久又昏迷了。

第二天上午，我从昏迷中醒来，见省宣传组组长陈培林（也叫陈部长或陈主任）、新华分社江社长，我大哥及南山市一些领导同志和医生站在床前。见我睁开眼，陈部长、江社长忙扑上前，说：“萧长玉同志，你受惊了，受苦了。”

哥流着泪，说：“长玉，长玉，哥来看你了。”

我望着陈部长、江社长：“你们很忙，怎么也来了。”说着我又有气无力地问哥：“妈知道吗？”

“不知道，”哥说，“我没敢告诉妈。”

我断断续续地说：“千万不要告诉妈，谁都不要告诉。”

哥点着头。

陈部长等又上前来问候我，安慰我，说一切手术都做完了，要我安心养伤。我抬头向周围看了看，问：“还有几位农民呢？他们伤着了吗？我要看他们。”我说着就要起身。医生忙按着说：“不能动，不能动。”

市一领导说：“几位农民家在芦湾县，就近送到芦湾医院了，刚才电话联系，伤势不是太重。”

我说：“他们是农民，医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