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说：“你们省工作组去年八月来的，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大队部修了一条土公路通到公社的金桥，要不然，你们今天的车子就开不到大队。第二就是拉了电。不过，各队只有工作组、知青住的地方和稻场上有电，社员家里还没有装。”队长又敲着面前的条桌说，“听说你是大记者，肯定要看书，写文章，这几个知青就把她们的桌子抬进来了。”

“那不行，那不行。”我说，“快抬回去，我要写东西，堂屋的大桌是可以用的。”我说着就将桌子往外搬。

几个知青按着桌子不让搬，队长也按着桌子说：“你暂时先用一下，等秋收秋种完了，我叫老木匠给做一张不就行了？”队长说着又告诉我，今晚在他家吃饭，从明天开始到社员家轮流吃派饭，每天交给四角钱。但不要我直接交给社员，而是每月交十二元给会计，由会计给各户。我说这很好，可以认门，熟悉情况。我问这个队多少户，队长说63户，243人。袁小敏说不对，还有她们呢！队长笑道，噢，知青算一户，共64户，248人，多半姓王，还有姓张、姓夏、姓杨的。知青说又把她们忘了。队长笑笑。

晚饭后，我刚回到宿舍，王佐民又约了队委会的几个人来了。队长向我一一作了介绍，其中两位五十岁左右，一位是队长的叔父王传，是党小组组长，队指导员。一位叫夏福贵，原是队长，因年龄大了，自动让贤，现任副队长，大家通常叫他老队长。还有两个队委，一位姓张，因为平时工作积极苦干，社员送他一个绰号：老模。另一位是女的二十几岁叫杨兰英。这几个人都分别住在大王庄、小王庄、杨郢、夏郢四个自然村。互相认识过后，指导员王传说明天上午他带我到各自然村转一圈。

他们一走，我便将各种日用品和书籍拿出来摆好。又从我的卧室走到堂屋，觉得这里很好，我将要在这里和社员们一道战斗一年多。不太理想的是这外边的两大间堂屋是几个知青的厨房和餐厅，她们虽住在隔壁，但这个大门她们有钥匙，她们在这里烧饭、烧水、吃饭，我出出进进每天都要跟这些女孩打交道，不好。这几个女孩大约都是十六七岁，很可爱，很热情。我担心时间长了，别又惹出什么是非来，妈又要骂我。我现在最怕跟女孩子打交道，但又没有办法。据说其他生产队工作组的同志，也都是住在知青的房子里。我看了看她们的锅灶，跟我家在龙山村的锅灶一样，是烧柴草的。我想烧点开水洗脸洗脚，一摸大桌上我的热水瓶是满的，心想这可能是知青们烧水时代烧的。

第二天，我跟着指导员几乎跑了一天，这个队真大，我像准备打仗一样，先勘察地形地貌，跑遍了所有的岗、坡、冲。指导员一路上跟我说了他和队委会的一些设想，还说了他跟大队工作组副组长冯先之（分管王庄队）的分歧。我刚到，不了解情况，也不便表意见，只是听他说。晚上回来，我便画了一张全队的地形图，山岗、水系、塘、冲、坡、田地、村庄，全都标在上面，这就是我所要战斗的地方。

根据大队的部署，我白天跟社员一道下地割晚稻、种麦子。晚上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开社员大会，由我宣读中央文件，批判**罪行。连续几天，社员的言，多半大同小异，诸如：**怎么能谋害**呢？真是猪狗不如，没心肝，啃泥巴（飞机坠毁）活该，罪该万死等等。根据这种情况，指导员、队长和我商量，不再开社员大会，而只在队委会和党员中开展对**的批判，清算**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流毒。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开党员和队委会，大队工作组组长岳群（因为他原是省文化厅副厅长所以大家都喊他岳厅长）和工作组副组长冯先之来了。一进门，岳厅长就笑着说：“好家伙，你们都在这，我们还以为你们在稻场的仓库里呢？”

“你们为什么不开社员大会？为什么不传达中央文件？”冯先之阴沉着脸，望着我说，“这可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啊！”从他的情绪和口气，我觉得他对我们没开社员大会很是不满。我解释说：“我们已连续开了四天，文件已传达过了。”

“大队安排是一周，你们怎么只开四天就停了？”冯先之又说，“我和老岳刚才跑了林郢、孙庄几个队，他们都在开。不能光满足传达，对**的罪行还要揭批判。”

我见党员和队委会的同志都睁着眼在看我们，我不便与老冯争论，便没有作声。但指导员王传却说：“这事不怪萧长玉，是我提的建议……”

岳厅长见状，打断指导员的话，说：“你们继续开会吧！明天上午萧长玉到大队部去一趟。”说着他们便走了。

队长生气地说：“这个老冯，怎么这样武断？已开了几天批判会，社员能知道多少东西？再开，还不是把林秃子再骂一通，***，王八蛋，要不就在会上打瞌睡。”

“不说了，我们继续摆**在农村工作中的流毒。”我说。

指导员说：“小萧，明天我陪你一道去大队。”

“干嘛？打架去？”我笑道，“这是我们工作组内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