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员愣了半天又说：“分组承包与工分挂钩，好是好，但大队知道，不知会不会……”

“对外不说就是了。他们知道就说我们搞责任制，《六十条》也规定搞责任制。”我说，“要干点事，就要冒风险。等到他们知道，当家塘已挖成了。”我拍着指导员的肩，笑道，“无非我受个处分，没鸟事，放心吧！”我这时说话，跟社员一样也粗鲁了一些。

指导员和队长都说：“小萧，要受处分我们去，你是干部，年纪轻轻的，不能让你受处分。”

我说：“既然你们俩同意，就开个队委会，这样办。”

自从划分作业组，实行包工、包分后，好几天没听到队长敲钟，也没听到他吹哨子了。我去社员家吃早饭，走到队长门口，他正端着碗在跟人说话，见了我笑道：“小萧，我失业了。”

我问：“为什么？”

“不要敲钟了。”他说，“你看看那塘埂上，早已上工了，早饭都不回来吃。各组生怕别人抢挖他们的土方，抢他们的工分。过去一天人均o.8个立方，现在是1.2立方。根据会计测算，照这样进度，到春节可能要提前十天左右完工。”

我说：“那就太好了！这就是利益关系的驱动。”我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你可不是失业啊，质量关可比你敲钟的任务重得多，如果水一进，塘坝漏，那可就是大事啊！另外，你还要做好各组之间协调平衡工作，防止闹矛盾。”

“你放心！”队长说，“我和指导员、老队长，时时都在检查。”

我除了上大队开会，整理笔记，多半上当家塘，和社员一块劳动。这天上午，我和一个青年抬着一筐土往塘埂上爬。因塘埂的坡度很陡，新土又松又滑，爬一步滑下半步。小青年使劲往上推，我双手抱着肩上的扁担往上拽，两个人都弄得满头大汗。忽然从我身后伸出一双大手，把我肩上的扁担托了起来。我回头一看是队长，笑道：“你干嘛？！我能抬上去。”

我见他眼里噙着泪，心里一惊，又问：“跟谁吵架了？指导员批评你了？”

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把我往塘埂上一按，要我坐下。又将那筐土送上坝顶，流着泪回过头来，拉着我就往指导员身边走。指导员和老队长蹲在塘沿的草坪上，我以为他拉我去评理。谁知，我一见，他们也在流泪。

我走到他们跟前，笑着问：“怎么都哭丧着脸？”队长扶我坐到草坪上，伸手就捋我的裤管。我不知是何事，尚未反应过来，他已将我右腿的裤管捋了起来，惊叫道：“这么大的伤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还要去抬土？”

指导员和老队长也都凑过来，看我的伤口。队长又要捋我上身的毛线衣，这回我明白了，我不知他们从哪里知道我受过伤，我便按着毛衣不让他们捋，说没事。这时许多社员和几个知青也都跑过来看我身上的伤。

指导员要队长吹哨子，把大家都集中过来。其实，社员们好奇，不知什么事，早都围过来了。指导员用袖子擦了一下眼，沙哑着嗓子说：“我心里很难过，我对不起小萧，我怎么能让他来干这样的重活呢？！”他停了停，忍着泪又说，“今天上午，大队工作组岳厅长找我，问我萧长玉在做什么？我说他和我们一道在挖塘。他说胡闹！说省里一位部长来电话，说小萧前年在南山市采访时出过车祸，全身许多地方都骨折。”我估计这是省委宣传部陈部长说的，因为我要下来蹲点他就不让我来，说我身上有伤。社员们一听，都张着嘴惊叫一声：“啊！车祸，骨折？”许多老头妇女都哽咽起来。知青小敏从人群中钻过来要看我的伤。我说没事，好了，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