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同学们都纷乱地起床时我也醒来，比她们更利落地起来，因为昨晚上我根本没有脱去衣服。我坐在床上，拿过镜子来照，脸上还是肿胀起来，眼睛和嘴都挤得小巧了很多。同学们都看到了，想来也早风闻我怎么挨了打，看我的眼光很复杂。到底我不是真正迫害她们的人，有些挟怨也不至于看到我被打成这样会拍手称快。

她们纷纷往外走去跑早操时，我的后位说：“袁袖你别去了，我给你请假。”

“嗯。”我也有些不想去，点点头。她们出去后，我拧开孙老师送来的药膏又往脸上抹。

早操结束，她们打来饭后把一块馒头送到我床边。这次不再是拱形桥，而是像吃饱了肚子撑得肚皮圆滚滚的小猪仔，足足多了一两。

我按时上课下课，两天过去，于娜娜再没留给我作业，宿舍里留给我的馒头即使不像小猪仔，也至少足斤足两――除非食堂师傅早就有意做了假。

从开学后，同学们足足议论了一两个月，纷纷指责食堂师傅黑心，私下苛扣面粉，使她们拿到的馒头不够分量。

“我从前最多吃二两的，现在根本不够！”

“就是！一个馒头根本不够二两！有些男生一顿吃一斤多呢，有这么夸张？”

她她纷纷这样说，觉得自己以前吃得没这么多，如今吃的多了，除了馒头不够分量，没别的解释。不过那是笔糊涂账，谁也没认真称过一个馒头的斤两，学校对同学们的抱怨也许根本没听到，并没有解释。

我的委屈有照样无处倾诉的感觉，也照样自己忍耐下。

第三天里我的脸上刚有些松软，班主任告诉我去教务处一趟。班主任是我们的英语老师，是个已经五十往后的小老头，对我挺不错，课堂上遇到提出问题久等不到同学们响应时，会朗声叫我的名字：“袁袖！up!yr！”

我回答了，他马上轻快的声音说：“verygood！sitdon，p1

班主任通知我去教务处时，眼睛里怜惜地看我，我便知道，难得有一次与学校领导的亲密接触不会是风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