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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继父和母亲过得最痛快的一个年。先可能是手头比往年宽绰不少。今年除了地里的收入，继父从一入秋就开始为乡里的棉花站往外运送棉花，继父和母亲说时称那为“打棉花包”。

我偶尔在上学的路上见过一次打棉花包的车队走过，很壮观！七八辆直上直下像学校的馒头被无限扩大一样的棉花包，看不见运辆的工具，每次见继父用的是家里一辆破损之后又被磨得溜滑放亮的木板车。想来这车队中多是那种车吧！七八头像家里那头比我的大轮车高不了多少的小毛驴只露出个头，直愣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缓缓地往前走。

我看不到像继父一样赶车的人，可能藏在毛驴上方的一道棉花沟里，因为那位置或多或少的露出些不同与棉花的黑灰之色。所以不确定我看到的那次车队里有没有我的继父。

我每次寻找继父的心情是充满期待的，所以我知道了，其实我爱我的继父。从没听我喊过一声父亲的继父其实也爱我！

年底之前打棉花包的收入都结下来，应该是笔不小的“外财”。母亲和继父第二天去赶集回来后，给我扯了一衣新衣服，给妹妹买了一个新书包，给弟弟买了好些糖果。母亲又把糖果分成四份，最大的一份留下过年用，再次大的一份给了弟弟，我和妹妹一人也分到四五样。

我望着弟弟有些担心他长成他那么大时的我。他不禁没觉得三姐弟的“收获”是在递次减少，还觉得自己糖果分得多，又拿出两块塞给两个姐姐一个一块，然后高兴地看着二姐欣赏她的新书包。

不过弟弟又不可能像我，他嘴特勤快，见谁叫谁。

我一块也没留，一分两半又分给了弟弟妹妹。糖果，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已经对它没有任何**。

让继父痛快的第二件事就是昨天隔壁送来的那辆自行车。说是国平在家里骑的，现在闲下来没人骑，白放着，给秀骑吧。

袁国平那辆自行车自然也不是辆女士坤车，不过却是辆小轮车，继父又把车座给我放到最底，虽然我没去试，但他放好车座后满意地在上面拍了下，觉得我骑上肯定不再吃力。

我不确定送过来的自行车是不是袁国平临行前的授意，也有些不知是不是要骑那车子。有人便来帮我拿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