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山西省的霍山以南和河南省的洛阳以西亦属此类型的分布范围。以宗周丰、镐和歧邑周原为重点的泾渭地区是西周王朝的腹地也是先周文化滋生与繁衍之地。在先周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吸收了商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因素展起来的西周文化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山西省南部的临汾盆地原来是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大约到了商朝未年先周文化已经向此区域扩展并逐渐地取代了晚商文化的地位。西周初年唐叔虞就封于此与宗周丰、镐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此地形成的晋文化也具有比较浓厚的周文化风格。至于包括南虢在内的河南省洛阳以西地区因处丰、镐与洛邑两都之间其文化与宗周相似也是可以理解的。

东方类型文化分布可分三个地区：一是洛阳以东黄河两岸的河南省中部地区周之畿内地西周未年郑亦曾迁封于此：二是燕山以南、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西半部和河南省北部、东部以及山东省西南部地区是燕、卫、宋、曹等国封地；三是山东半岛及其以南地区主要是齐、鲁二国封地。这三个地区在商朝后期都在商朝直接统治范围之内。商朝覆灭后商文化却一直在东方保持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周文化虽因分封而到达东方但还不能完全取代它。所以东方类型尤其是在以上第二分布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说是晚商文化的延续而商、周两种文化则经过了长时期的融合过程直到东周时期才逐渐完成。

南方类型西周时期由于不断的征伐战争和分封诸侯周文化势力已逐渐伸入到长江流域而且居于统治地位。从考古材料来看周文化向东南扩展的路线有二：一是顺汉水而下直至湖北省境内所谓“汉阳诸姬”的文化即其代表。二是顺淮水而下从河南省的中部直达安徽省的江淮之间。以上两个地域在商末周初之时曾是荆蛮、淮夷之地其文化一直受商文化的影响。周文化势力进入之后逐渐取代了晚商文化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以周文化因素为主体的商、周和当地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融合体两湖地区的楚文化和安徽江淮之间的群舒文化正是从这种融合体中形成和展起来的。

参考书目：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 年。东周文化类型及其分布地域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己完全失去对全国的控制力各诸侯国经济迅展具有明显地方特征的列国文化亦随之形成。从考古学上来区分主要有以下七种文化。

秦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和甘肃的泾渭流域。早期的秦文化包括在先周文化和西周文化之中近年来通过甘肃东部的调查和掘已初步区分出来。西周灭亡之后秦人不仅兼并了原属西戎诸族之域而且接受了宗周腹地。秦文化是在西周文化的基础上展起来的而又掺入了戎人文化的因素从而形成了秦文化独有的某些特点。

晋文化春秋时期晋国是较早展起来而势力最强的诸侯国6续兼并了其邻近的许多小国其领域已不限于山西南部而已伸展到山西西部、东部和霍山以北、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北西南部等地。战国时期晋国分裂为魏、赵、韩三国即所谓“三晋”更兼并了原属周、郑、卫、宋等国的属地占据了全部中原地区。晋文化战国时又称三晋文化是在周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商文化和戎狄文化展起来的它又可看作是中原文化的代表。蒸文化以北京市至河北易县为中心分布地区其北己越过长城远至辽东其南包括京、津、唐地区直至河北省的唐河流域。在先商和早商时期这里主要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也包括其与商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带；晚商至春秋之时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逐步北移燕文化势力乃逐步伸展直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燕文化在西周时期属于东方类型即以商文化因素为主在其与西来的周文化融合过程中又吸收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某些成分展成为东周时期显具北方特点的文化。

齐鲁文化齐、鲁二国同居东海之滨齐鲁文化在西周属东方类型在山东地区除了始终保留岳石文化的传统影响外商周两种文化也曾势均力敌处于长期并存的情况在曲阜鲁故城遗址中表现尤为明显。春秋以来商周两种文化因素始加融合并受到江淮地区文化的某些影响形成独具东方风格的齐鲁文化。战国时期鲁国衰落齐国占领了山东省的大部和河北省的一部齐文化亦随之扩展了其分布范围。

楚文化东周时期楚国侵地最多幅员最广除了长江中下游各省外还伸展到了陕西、河南和山东等省的部分地区这给楚文化迅而广泛地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楚文化的构成甚为复杂：它是在继承了深受商文化影响的荆蛮和淮夷等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又不断吸收了大量中原文化和少量越、巴蜀等文化因素融合而成为具有显著南方特点的文化。

吴越文化考古现证明偏处东南的江浙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了较高的文化且与黄河流域有过文化交流。夏商周时代吴越同中原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文献记载吴曾受封于西周王朝主要领地在江苏省的长江两岸；传说越是夏人的后裔主要居于浙江省境内。吴越文化是从本地区原有文化如猢熟文化（或土墩墓文化）、马桥第四层及其上层以及昙石山中、上层等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商周文化的先进因素展起来的。吴越二国的历史都比较短暂吴灭于越越又灭于楚但其文化却有很强的生命力。特别是越人的文化传播甚广除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外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南部也都是其分布范围其影响所及更远至台湾、香港等地区。巴蜀文化巴蜀文化本是两种文化各有其不同的来源和分布地区但在东周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两者都比较集中分布在四川省境内文化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合称为巴蜀文化。成都附近广汉、新繁等地现的东周以前的青铜器时代文化其中有些文化因素与复商周文化相似说明其与中原地区曾有过交往。古文献记载在周灭商的战役中就有蜀人参加这种文化有可能就是蜀文化的早期形态。

参考书目：韩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载《文物》1986 年4 期。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

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见《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图五夏代诸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边远地区文化夏、商、周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建立的国家在夏、商、周帝国的外国还同时存在其他许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方国等。尽管他们同夏、商、周王朝有着多种关系但其所属考古学文化并不是夏、商、周文化。现在依地区分述于下：东方地区商周时期山东全省几乎都是在商、周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

在夏代山东省境内则是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及其后的岳石文化。这两种文化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及其后的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风格都大不相同因此它们不可能是夏文化或先商文化。从时代和地望来看它们有可能就是东夷及其祖先的文化。

图六山东省岳石文化石器与陶器1.石刀2.石斧（泰安县出土；余皆平度县东岳石村出土）

3.陶器盖4.陶皿5.陶豆6.陶尊7.陶簋8.陶瓦足器北方地区在河北省北部、北京市、辽宁省西部、山西省北部、中部、西部、陕西省东北部以及内蒙古南部曾经先后分布有图七夏家店上层文化（1—4）与夏家店下层文化（5—9）

陶器、石器、骨器和铜器1.5.陶鬲2.铜鬲3.7.石刀4.骨镞6.折腹陶盆8.细石器9.铜耳环。

（1、3 系辽宁省赤峰市夏家店出土；2、4、5 系辽宁省宁城县南山根出土；6、7 系辽宁省北票县丰下村出土；8 系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出土；9 系河北省唐山市小官庄出土）四种文化：偏东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其后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偏西的是光社文化在此之前主要是河北龙山文化晚期。这些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同时期诸文化部有相互交往关系其年代大体相当于复、商、周时代。当时北方地区民族复杂史籍上往往统称之曰狄或翟。若细分之则肃慎、孤竹、山戎、鬼方、燕京之戎、a狁以及甲骨文中所见之土方、■方等等都曾活动于此范围之内。如何把这些古族同上述考古学文化对应起来则是今后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图八西北地区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陶器1.甘肃省临洮县出上的辛店文化彩陶罐；2.甘肃省临跳县出土的寺洼文化陶罐；3.甘肃省民勤县出土的沙井文化彩陶罐。

西北地区陕西省北部、内蒙古西南部和甘肃、青海境内从来是多民族地区古代文化也多种多样。这时期的古代文化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齐家文化其年代已到了夏代。随后在甘肃兴起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分布范围已蔓延至邻近几省且与周文化生了密切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它们主要属于羌人的文化。羌姜本属同源羌人文化应该就是构成先周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的姜人文化。史籍又屡称西北诸古族为戎姜亦称姜戎因此有的学者直称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为戎人文化。

南方地区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古史记载较为缺乏长期以来皆以为开较晚古代文化落后通常统称为蛮。现在愈来愈多的考古现引起学术界广泛的重视对于广大南方的古代文化不得不重新加以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南方普遍现了商周青铜器。近几十年来除了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比较接近于中原的地区屡有出土外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更为偏远的地区也有现。这些略具南方特点的青铜器其工艺制作水平并不亚于中原有的甚至较中原者更为精湛代表了很高的文化。

近年来通过各地遗址的调查与掘进一步证明了上述青铜器文化大都是在本地产生而又不断地吸取中原文化的先进技术展起来的例如湖南北部以石门皂市遗址为代表的商周时代文化江西北部的吴城文化安徽江淮间夏商时期文化安徽、江苏长江沿岸的湖熟文化（或土墩墓文化）上海马桥遗址第四层及其上层文化福建、江西以昙石山中、上层为代表的文化以及广东北部石硖中、上层文化等等都有这些特点。

参考书目：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6篇文物出版社198o 年。

李伯谦：《试沦吴城文化》载《文物集刊》3 期文物出版社1981 年。邹衡：《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见《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 年。

第三节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从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半个多世纪以前通过殷墟掘证实了商代后期已达到中国青铜器时代的鼎盛期。当时有的学者推测：中国青铜器时代的滥筋期大率相当于商代前期。到了五十年代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商代前期遗址现了随后并在郑州以及全国其他同时期遗址中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商代前期的这些青铜器若与商代后期的相比则表现出明显的早期特征：例如器制比较轻薄花纹比较单调造型多直接脱胎于陶器等等。但是当时青铜器的使用已非常普遍且器形种类繁多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绝非处于青铜器时代的原始阶段。

比商代前期更早的青铜器终于在二里头文化中现了。这些青铜器中有工具、武器甚至出现了容器但数量不多器形种类简单且制作不精一般不著文怖显得比较原始。可见当时使用青铜器还很不普遍也许掌握铸造技术还不是很久。

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十年来在甘肃、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的马厂类型文化和龙山文化等遗址中也有铜器现多半是红铜器。这些铜器尽管现的数量极少。且大都是小件器物但其分布如此广泛至少说明黄河流域在二里头文化以前人们已经开始掌握制造铜器的技术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中国青铜时代萌芽于龙山文化时期；肇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展于商代前期：成熟于商代后期和西周早期。西周早期以后中国青铜时代似乎又从盛期逐渐走向衰期。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在数量上虽有所增加但往往制作不求精工花纹渐趋草率器制轻薄简陋尤以明器为甚与前一时期那种制作精巧、花纹富丽堂皇、器制凝重结实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中国青铜时代至此已经接近尾声。然而中国青铜工艺之花并未从此凋谢殆尽从春秋中晚期开始特别是战国时期又开出了奇葩出现了一批批造型优美、花纹精细的青铜器佳作。不过这种新奇现象的出现是同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分不开的因为当时已进入另一个时代——铁器时代。

我国铁器出现很早。七十年代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和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各现了一具铁刃铜钺其年代约相当于商代前后期之际。这两件铁器都是用陨铁锻打而成。陨铁即陨石铁在地面上本来少见很难获取故不可能广为利用以制作铁器。铁在生产中产生巨大作用是在铁矿石冶炼技术明以后。从湖南长沙、江苏**和河南新郑等地现的一批较早的铁器证明在春秋晚期或更早一些人们已经掌握了冶炼生铁的技术从而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到了战国中晚期由于冶铁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推广铁器的使用日渐普遍铁器工具终于取代了青铜工具标志着中国铁器时代已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书目：郭沫若：《青铜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 年。

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展的探讨》载《考古学报》1975 年2 期。

邹衡、徐自强：《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整理后记》文物出版社1981 年。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旱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81 年3 期。

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图九商周时期的农业金属工具1.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期铜镈；2.湖北省圻春县毛家咀出土的西周早期铜臿；3.江苏省**县程桥出土的春秋晚期铜臿；4.湖南省长沙市识字岭出土的春秋晚朗铁臿；5.河南省辉县固围村出土的战国中期铁口犁。

我国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开始就兴起了农业。经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继续展到夏商周时期农业已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和生活资料来源就是说当时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

根据考古现可以把夏商周时期的农业生产的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这时的农业生产状况与龙山文化时期的差别还不是很大。生产工具大都是石、骨、蚌器。掘地工具多用铲收割工具网铚和镰；另外也现有木耒痕迹。目前还没有现青铜农具。谷物加工器具有两种：一种是里面有沟槽的研磨陶盆；另一种是石制的臼和杵。贮藏粮食除了用大型的陶瓮以外也开始使用深窖穴但不很普遍。在日用器皿中酒器比较常见如陶觚、爵（也有铜爵）、鸡彝（盉）、罍等且往往成套用于随葬说明当时饮酒比较盛行。酿酒需用粮食社会上盛行饮酒消耗粮食必然增多从这个侧面也可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较龙山文化时期已有所提高。

中级阶段自商代前期至东周早期这时在农业生产上已取得两方面的进步：一是生产工具的改进；二是生产规模的扩大。

在生产工具方面商周时期虽然继续使用石、骨、蚌、木等掘地工具和收割工具但同时也使用了青铜臿和青铜镈（铲）。这两种青铜农具在湖北黄破盘龙城早商遗址、河南安阳殷墟晚商遗址、山西曲沃曲村西周遗址和河南洛阳西周墓葬、陕县上村岭两周之际的墓葬中都有现可见其分布范围很广沿用时间很长。不过目前现的数量还不是太多这是因为青铜器用坏后可以回炉再铸不象石骨器用残后任意扔弃故不易现。青铜工具的使用应该是促使农业生产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生产规模的扩大是同大批使用奴隶劳动密切相夫的这在考古材料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在安阳殷墟宫殿遗址区内属于王室贵族的一个窖藏圆穴里曾经现四百多把有使用痕迹的石镰刀比较集中地堆放着。王室贵族本不劳动决不会自己使用这些镰刀而应该是由他们分给劳动者使用。劳动者连这种简陋工具都不曾掌握可见他们只能是奴隶而且人数还不是很少。当时的统治者正是利用众多奴隶的简单劳动协作才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展。

高级阶段自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这时期由于冶铁术的明使农业生产有了飞跃的展。在长沙、洛阳等地现的较早的铁器中就己出现农具臿和镈。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现的工具陶范和河北兴隆现的一批铁范说明战国中晚期已掌握了比较熟练的铸铁技术能铸造各种农具如臿、镈、镢、耙、镰刀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南辉县固围村现的铁口犁证明当时中原地区确实已使用了牛耕。有了这些其坚硬程度远非青铜器可比的铁器完全可以淘汰原始的石、骨、蚌、木器；有了牛耕更可代替用人力踩耒耜的劳动。这样就为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和进行深耕细作创造了物质条件而在农业生产上引起了一场技术革命。

参考书目：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初稿）科学出版社1959 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 年。陈文华：《试论我国农具史上的几个问题》载《考古学报》1981 年4 期。王贵民：《商代农业概述》载《农业考古》1985 年2 期。

手工业的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展在农业生产展的基础上夏商周时期的手工业逐步地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在手工业内部继续进行愈来愈细的分工出现了多种专门行业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了。从考古材料上看当时的手工业主要有以下几种：铸铜业青铜器铸造是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一种手工业。在二里头遗址中曾经现熔铜的坩锅残片、陶范残片和铜渣等说明当时已开始在本地进行铸造。商周时期铸铜业迅展。例如郑州南关外和紫荆山一带的早商铸铜遗址、安阳殷墟苗圃等地的晚商铸铜遗址、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以及侯马东周铸铜遗址都是较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只要分析一下商代后期《司母戊方鼎》的浇铸情况就可具体地了解到当时铸铜生产的一斑。现在现晚商的铸铜工具是一种命名为“将军盔”的特制陶器每器可熔铜十二·五公斤。而这个大方鼎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则至少需要七十个“将军盔”同时熔铜进行浇铸。如果每个“将军盔”旁有三四人操作则共需二百人以上。但浇铸只是铸铜过程中的一个工序若再加上制模、翻范、修饰、运输、管理等所需工人当然更多。由此可见当时拥有数百名工奴的手工业作坊是确实存在的。

当时青铜产品种类繁多常见的商周铜器有鼎、鬲、甗、簋、簋、簠、敦、豆、觚、觶、爵、斝、鸡彝、盉、卣、尊、觥、罍、瓿、盘、匜、舟、鑑、壶、铙、鐘、鼓、 于等礼乐器戈、矛、戣、钺、剑、匕、镞、弓形器等兵器轭、軎、辖、镳、衔、銮等车马器臿、镈、刀、斧、斨、凿、锯等工具以及镜、带钩等生活用品。这些铜器形制用途各不相同铸造技术极为复杂没有为数众多而且有专门技术的人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

烧陶业夏商周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陶器需求量的增大陶器的生产量也迅增长。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大抵是继承龙山文化而来惟品种稍有增加。商周时期烧陶业已有很大的展。在郑州铭功路西侧曾现一处规模较大的烧陶作坊遗址：在约一千四百平方米的范围内现陶窑十四座与烧陶有关的房基十余座。从出土的陶坯、陶器和陶片来看这个作坊大概是专门烧制盆、瓶之类的说明早商时期陶器烧造业的内部已经有了固定的分工其产品是为了交换。这种直接为交换所进行的陶器生产显然是一种商品生产。到了东周时期陶器的种类显然减少无论生活用器和随葬明器一般都是鬲（或釜）、盆、豆、罐几种而且器形规格颇为一致这应该是产品进一步商品化所表现出的特征。

制骨业骨、角、牙、蚌器甩途很广生产、尤其是生活各方面都很需要当时也有专门作坊进行生产。在郑州紫荆山一带现了几处早商时期的制骨遗址从出土的成品和半成品来看可知这是以制造骨替和骨镞为主的作坊。殷墟北辛庄现的晚商时期的制骨作坊则是以制骨笄为主。周原云塘西周制骨作坊遗址规模也比较大。类似的制骨作坊遗址在东周时期的各大部城遗址中也都有现。这些作坊同样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其产品的销售对象应该是一般居民。骨器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工艺品如仿礼器的骨牙容器和其他精制的雕刻品等往往出自贵族墓葬并非一般居民所能使用应该另有技艺高的专人制造。

当时的手工业除了以上三个主要部门外其他还有玉石业、漆木业以及纺织缝纫业等各行皆有专业各专业内部可能还有更多的专工。至于冶铁业乃是东周时期的一种新兴手工业到战国中晚期才逐渐达。

货币由于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专门生产某种产品的作坊的兴起必然引起交换的扩大。随着商品交换的展货币形态也不断变化。春秋中晚期以前可以确定为货币的只有海贝一种。在二里头文化中有关贝市的材料还不多而在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用贝作为货币随葬则是常见的现象。例如在郑州白家庄的一座中小墓葬中就有殉贝四百六十枚殷墟妇好墓殉贝更多达六千多枚一般小墓也殉贝数枚至数十枚。西周墓葬殉贝的情况也很普遍。可是到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中原地区一般小墓殉贝就比较少见了。这是因为金属铸市的兴起海贝已逐渐失去货币的作用而被淘汰了。

我国金属铸币的起源问题目前尚无定论。殷墟曾现铜贝但只有三枚尚不足以说明商代已有铸币。山西保德林遮峪相当于商代的墓葬中曾现铜贝一百零九枚但该墓不属于商文化也不能说明中原地区流行铜贝。有的学者认为商周时期的铜镈（铲）就是镈（布）币。铜铸作为早期进行交换时的媒介物是可能的但铜镈本身仍然是生产工具并不具备货币的特点。真正具有货币的特点和职能的布币最早在春秋晚期才见于考古材料这就是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现的空布。但布币的大量铸行则是在战国时代主要流行于三晋地区。齐、燕地区铸行的是刀币也和三晋同样使用圜钱。楚地常用仿贝铜钱俗称“蚁鼻钱”同时也使用方形的黄金块即所谓“爱金”。秦国早期的货币还不很清楚有可能是圜钱至秦始皇乃用以统一全国货币。

参考书目：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展》科学出版社1957 年。

杨根、丁家盈：《司母戊大鼎的合金成分及其铸造技术的初步研究》载《文物》1959 年12 期。

北京市玉器厂技术研究组：《对商代琢玉工艺的一些初步看法》载《考古》1976年4 期。

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 年。

周仁等：《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见《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 年。

华觉明等：《中国冶铸史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 年。

城市的兴起据文献记载在夏朝建立的前夕就已开始筑城。近年来通过河南淮阳平粮台和登封王城岗两遗址的掘确证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已出现了城堡。这两处城堡都不大从堡内外建置的情况来看都还不具备城市的规模还不能称之为城市。

二里头文化时期目前还缺乏有关城市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头遗址中现了总面积达一万平方米的建筑群基址按其布局和结构颇似文献所记的宗庙。《尚书大传》所谓凡有宗庙先王之主曰都可见二里头遗址已具有王都的性质。

河南省的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山西省垣曲古城镇商城和湖北省黄肢县盘龙城都属于商代前期这是我国最早兴起的一批城市郑州商城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郑州商城平面呈五边形城垣周长约七公里横断面呈梯形两侧倾斜夯筑现存最高处为十米。城内东北部分布有宫殿基址群现已现十余座总面积约六万平方米。宫殿皆为夯土台基建筑最大者长六十五米尚未尽头面积二千多平方米可以复原为“四阿重屋”式建筑应为王官中的大殿。紧靠城墙内有不少小型房基和少量墓葬反映了城内住户密集的情况。

这些住户中有农户和城市贫民也有小奴隶主。城外围分布有多处居民点大半都是农业人口；还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建立的手工业作坊。

包括郊区在内总面积达二十五平方公里的郑州商城遗址已联成一个整体它高峻的城墙主要用来保卫王室贵族的宫殿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设置主要为了供应城市居民生活的需求。总之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大规模城市已经基本上形成。不过也应该看到当时的居民中还包括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反映当时农业生产在城市经济中还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正说明郑州商城作为一个早期城市的某些特点。

商代后期的殷墟遗址其范围与郑州商城遗址相若但目前尚未现城墙。以小屯宫殿遗址为中心周围分布许多居民点、墓地和手工业作坊址基本上也具备了一个早期城市的规模。

西周时期的都城遗址已现不少如洋西、沣东遗址周原遗址洛阳遗址天马一曲村晋国遗址琉璃河燕国遗址和曲阜鲁故城遗址等。目前只有燕国遗址和鲁故城遗址现了城垣但&1t;也都尚未确定当时的宫殿基址。从城内外一般居民点和手工业作坊址的分布情况来看大体同郑州商城相似。

图十陕西省歧山县凤雏村西周早、中期第1 号房基平面图周原遗址虽未现城垣却现了保存较好的岐山凤雏宫殿基址。这座宫殿是以殿堂为中心周密地安排了庭、房、门、廊、阶、屏等单体建筑把前堂和后室联成一个整体结构。就是说把贵族的私人居处和其从事政务活动的场所非常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显然这是按照当时宗法制度的需要而设计建造的这种“前堂后室”的格调正是完整而系统的“家天下”统治思想的反映。

春秋战国时期地方经济兴起手工业与商业飞展城市也随之出现空前繁荣的情况。这些城市有的是在西周旧城的基础上展起来的齐国临淄城和曲阜鲁故城即其例；有的则因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新建起来的如秦咸阳城、楚鄙都纪南城、赵邯郸城、魏安邑城、侯马晋国都城和易县燕下都等皆是。

这些城市一般都过了商代和西周城的规模。城墙的修筑已有明显改进墙身皆近于垂直两侧陡峭城外都挖有护城河增强了防御功用。宫殿都是高台建筑统治者居高临下可以监视全城。有的宫殿区更围以小城即宫城为王室所在。小城外的大城即郭城是一般居民区各种手工业作坊也集中设在城内。有的城根附近现有深陷的车迹说明当时车辆往来的频繁。不过因为大城范围广阔城内有的分布有墓群有的甚至还有陵墓可见还存在不少空旷荒凉之地可以作为农田耕种。因此这些城市居民中仍然有一部分农业人口当时的城市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特点。

参考书目：马世之：《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中原文物》1984 年4 期。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文物》1985 年2 期。史念侮：《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

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 年。

埋葬制度所反映的社会阶级关系根据夏商周时期埋葬制度的变化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二里头文化时期目前现的墓葬材料还不多可分四类：第一类仅在偃师二里头现一座规模较大墓室面积约二十三平方米已被盗空。第二类规模较小墓室面积一般约为第一类的十分之一左右有棺墓底铺朱砂随葬有铜器、陶器和玉器等。第三类比第二类更小主要随葬品为陶器。第四类无一定的墓圹个别的和兽类同埋在灰坑之中都无随葬品；葬式或蹲或屈或双手被捆可能是被活埋的。

这四类不同的埋葬应该反映了墓主人不同的社会身分。第一类墓随葬情况不明；从其规模来看墓主人显然居于特殊地位其身分或与商代中型墓的中上等贵族相似。第二、三类中小墓都有随葬品可见死者生前都掌握了一定的财富但其随葬品种类多寡不同说明他们之中还有贫富之分。其随葬铜礼器者或已接近小贵族。第四类并非正常埋葬死者大概是用不同方式被处死的。这些人生前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已经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以上墓葬的分类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上已有明显的阶级划分而且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残酷的阶级压迫。

第二阶段早商至西周早期已掘的墓葬甚多而且还揭露出一批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的墓地。安阳西北岗一带是殷墟最大的墓地。这里以十三个大墓（其中有一座空墓）为中心附近分布有大批的陪葬坑和祭祀坑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陵园即商代后期的王陵所在。这种王陵的建置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帝王己高居于所有贵族之上俨然**君主了。

西周的王陵至今尚未现但诸侯国君的“公墓”却曾现两处：一处是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另一处是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此两处墓地都现有大中型墓或中型墓从出土铜器的铭文证明其中应该包括卫侯和燕国中上等贵族的墓。大墓附近还依次排列有中小型墓群即《周礼·春官·冢人》所谓“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几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郑玄注释为“子孙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处其前后。”这种按宗法等级关系排定墓位的公墓制度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存在殷墟后岗墓地即类此。

除以上贵族墓地外其他商周遗址还现不少平民墓地。这类墓地中没有大墓一般都是小墓但也排列有序大概是合族而葬即《周礼·春官·墓大夫》“令国民族葬”的所谓“邦墓”。按郑玄的解释：“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这种族葬制本来是原始氏族社会“公共墓地”制的遗留。商周时期的万民仍然实行族葬保持亲族关系生相近死相邻以加强同宗人的团结同时也是当时某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组织形式的反映。各种不同墓地的墓葬依其规模和随葬情况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大型墓墓室多呈“亞”字形也有呈方形或长方形者面积都在一百平方米以上都有椁室。随葬器物有礼、乐、兵器并殉车马。都有大批殉葬人和人牲多者百人以上。这类墓只在殷墟西北岗和山东益都苏埠屯两地现过：前者为商代后期的帝王陵：后者为同时期东方某方国之王陵。

大中型墓墓室多呈长方形也有呈方形者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下五十平方米以上也都有椁室。目前只在殷墟西北岗和河南浚县辛村两地现：前者亦为商代后期帝王陵；后者为西周卫侯墓。随葬情况大抵如大型墓惟辛村墓很少有殉葬人只有1 号墓殉一人。

中型墓墓室多呈长方形也有椁室呈“亞”字形者面积在五十平方米以下十平方米以上椁室亦相应变小。随葬器物多寡不等但都较大型墓为少。这种墓除殷墟外在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南辉县、洛阳、浚县、北京琉璃河、山西曲沃和陕西长安等地都有现墓主人都是中上等贵族。商代的中型墓都有殉葬人个别的有人牲少者数人多则十余人最多有二三十人；西周早期墓殉葬人较少一般仅数人有的甚至没有。

中小型墓一般商周遗址都有现。墓室多呈长方形面积在十平方米以下三平方米以上皆具棺椁。随葬器物更少于中型墓。殉葬人商墓比周墓普遍少则一人多则数人但均无人牲。墓主人大抵属中下等贵族。

小型墓各地商周遗址普遍现。墓室都呈长方形面积在三平方米以下。有的棺椁具备有的仅有棺最小者甚至无棺而以席裹尸。随葬品或多或少或无随葬铜礼器者不甚多一般随葬陶器。也有极少数墓有殉人。这类墓主人中可能包括少数的末流贵族也有少数一贫如洗的穷人但一般都是自由民。

在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和小屯宫殿区都现了大批的排葬坑大小相似排列整齐显然是有计划分批埋葬的。一坑之中通常埋十人左右有的尸骨不金甚至身异处有的则与兽类或铜礼器混葬。据推断：这些排葬坑应该是商代后期帝王们举行祭祀时的人祭坑。在商代前期偶亦现零散的人祭坑但数量极少。这些人祭坑中的死者都是当作人牲而成批被处死的；不难推想他们生前的地位同牲口是差不多的。至于这些人的身分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他们是战俘、罪犯或是已由前者转化为奴隶总之是失去人身自由的人对他们的生杀予夺之权完全操在帝王贵族之手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阶段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自西周中期以来丧葬制度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随葬铜礼器的组合上尤其明显。在商代随葬铜礼器是以酒器为主的可以说是重酒器的组合。从西周早期开始礼器中酒器相对地减少食器的比重逐渐加大变成了重食器的组合。食器中以鼎、簋二器最为常见且形成固定的配合：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一鼎或配一簋或无簋。从西周中期开始成奇数的鼎往往大小相次排列有序通常称为“列鼎”古文献中称之为“牢”。依礼书所记九鼎为天子所享用东周时的国君宴卿大夫亦用九鼎；七鼎为卿大夫所享用；五鼎为下大夫所享用；三鼎为士在特殊场合下享用；一鼎为士所享用。据此我们可用随葬铜鼎的情况区分本阶段的墓葬为以下四等：第一等九鼎墓周天子墓未现。现在现最早的九鼎墓是湖北京山宋河壩的曾侯墓属东西周之际。春秋中期的九鼎墓可举出两座即河南辉县琉璃阁第6o 号墓和新郑大墓。前者墓室面积三十五·七平方米属中型无殉人；后者不详。应该都有椁室和单独的车马坑随葬礼、乐、兵器等。以上曾侯、郑伯都是一国之君应当用九鼎。辉县墓决非卫侯、晋侯之墓其墓主人至多属卿大夫之类其用天子国君之礼显然是一种僭越。

第二等七鼎和五鼎墓西周中期末现七鼎墓陕西宝鸡茹家庄曾现五鼎墓。东西周之际的七鼎墓在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现一座即唬太子墓。同墓地还现两座五鼎墓。春秋早期可举出两座五鼎墓即河南邦县和陕西户县各一座。春秋中期的七鼎墓曾在河南辉县琉璃阁现两座（m55、m8o）；五鼎墓曾在山西长治分水岭现两座（m269、m27o）。以上这些都属中型墓墓室面积十二——四十六平方米都有椁有的是双棺。一般都有单独的车马坑：虢太子墓的车马坑殉车十辆、马二十匹；同墓地两座五鼎墓的车马坑各殉车五辆、马十匹。七鼎墓都随葬礼、乐、兵器；个别的五鼎墓只有礼器和兵器。一般都没有殉人惟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和户县秦墓有殉人。

第三等三鼎、二鼎、一鼎墓这类墓各地都有现多属中小型也有属中型或小型者。都有椁有的为双棺。极个别的三鼎墓有附车马坑者多数有车马器。随葬礼器和兵器者居多有乐器者少见。一般都没有殉人；惟西周中期的陕西长安长甶墓殉二人。

第四等随葬陶器的小墓各地普遍现。棺椁具备者较多有的仅有棺。绝大多数随葬生活用陶器极少数随葬陶礼器和铜兵器等。这些小墓大都属于族葬墓死者生前应该是聚族而居的。他们都没有自己的礼乐器据《周礼·地官·乡师》记载：“闾共祭器族共丧器”他们需要时大概是可以借用的。

以上这四个等级的墓葬实际上在商代和西周早朗就已经存在所不同的只是自西周中期开始各级墓葬的界限更加趋于固定化而已。这种丧葬制度的固定化显然是当时社会等级关系进一步严格化的反映。

第四阶段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本阶段的墓葬也可用随葬礼器鼎的情况区分为四等：第一等九鼎墓春秋晚期者可举安徽寿县蔡侯墓和河南固始侯古堆1 号墓两例。战国时期者可举五例：一为河南辉县固围村1 号墓应为某魏王之陵；二为河北易县燕下都16 号墓应为某燕王陵；三、四为河北平山1 号和6 号墓均为中山王陵；五为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以上蔡侯墓和燕王陵均属大中型后者有封土堆；固始墓、曾侯乙墓、中山王陵和魏王陵均属大型后二者都建有墓上享堂固始墓有封土堆。这些墓都有椁室有的为重棺椁内外大都积石、积沙、积炭。除随葬礼器之外且皆有数套金石乐器；惟燕王陵、魏王陵则以陶器代铜器说明其财力之不足。魏墓、燕墓无殉人；中山墓有陪葬墓杀殉；曾侯墓殉21 人；固始墓殉17 人；蔡侯墓殉一人。第二等七鼎和五鼎墓七鼎墓可举河南汲县山彪镇1 号墓、辉县琉璃阁75 号墓和山西长治分水岭14 号墓共三座。五鼎墓可举洛阳中州路2719 号墓、辉县赵固1 号墓、琉璃阁76 号墓、长治12、25、26、53 号墓、长于县7 号墓和河北邯郸百家村21 号墓共九座。以上诸墓均属战国时期。七鼎墓大都是大中型；五鼎墓有一座大中型余皆属中型。都有椁室有的是重椁或双棺椁外多有积石、积炭。七鼎墓都随葬礼器、乐器和车马器；五鼎墓只有长治25 号墓有乐器。赵固墓、百家村墓和中州路墓皆以陶鼎代铜鼎。以上诸墓中山彪镇墓殉四人长子县墓殉三人百家村墓殉一人余皆无殉人。

第三等三鼎、二鼎、一鼎墓各东周墓地都有现今仅举洛阳中州路和邯郸百家村为例予以说明。随葬三件铜鼎者有中州路2717 号墓和百家村57 号墓均属战国时期。随葬一件铜鼎者中州路有115、2729 号墓属春秋晚期；百家村3 号墓属战国时期。另外两地随葬二件陶鼎墓共二十四座百家村随葬三件陶鼎墓七座。以上诸墓多数为中型少数为中小型；一般为一椁一棺也有重椁或双棺者；极个别的墓有积石和封上。都无乐器但有不少的墓随葬车马器和兵器百家村还现有车马坑。中州路未现殉人百家村有四座墓殉人少者殉一人多者殉三人。

第四等随葬陶器的小墓这类墓多属小型个别属中小型。有的棺椁具备有的只有棺。皆不随葬铜礼器、乐器和车马器但绝大多数随葬一件陶鼎。皆无殉人。

在中州路这类小墓随葬陶鼎的情况春秋早期还不见；春秋中期开始出现但还很不普遍只占5％；到春秋晚期则猛增至占75％；战国早期更增至占9o％且其组合基本固定为鼎、豆、壶三器与同时期的铜礼器组合相同。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变化情况只是变化的时间有先后但最迟到战国中期绝大部分地区都生了这个变化。

这种小墓在各个墓地中所占比例都在8o％左右可见这些墓主人在当时社会中占绝大多数。当社会阶级关系正在生剧变的春秋战国之交他们的身分应该是比较复杂的有的可能是没落的士也有可能包括被解放的奴隶但多数恐怕还是庶人。按照周代的礼制规定士以下的庶人是没有资格占用礼器鼎的。现在绝大多数的小墓随葬陶鼎显然违背了“礼不下庶人”的原则。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反映了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庶人为主体的士以下各阶层掀起了一次大革命。他们通过斗争打破了自西周中期以来的传统礼制冲破了庶人与士的界限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参考书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 年。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 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 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 年。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oo1 号大墓——河南安阳殷代墓地》台北1962 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 年。邹衡、徐自强：《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整理后记》文物出版社1981 年。第三章甲骨文和金文第一节甲骨文甲骨文及其分期我国目前考古现最早的成文资料始于商朝。商朝的文字资料有陶文、玉石文、金文和甲骨文几种。其中以甲骨文最为重要而且数量最为繁多。

甲是龟甲有龟腹甲、龟背甲腹甲较多背甲较少。骨是兽骨主要是牛骨也可能有少量的马骨、猪骨、鹿骨、虎骨及象骨。骨多用肩肿骨间有肋骨和距骨。也有少量的牛头骨、鹿头骨和人头骨刻辞。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尚鬼遇事好占卜。占卜后便记录下来。记录有写有刻于甲骨之上或用朱书亦有墨书；有的先写后刻有的不写而直接刻写；还有的将文字涂以朱砂或涂墨；也有的镶嵌松绿石这就是所谓卜辞。甲骨文绝大多数皆为卜辞间或也有与占卜有关的一些记事文字。

甲骨学是以这种甲骨文字为研究对象未对甲骨文字本身并进而对商代的社会历史各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甲骨文出上在河南安阳殷虚以及附近地区其中以小屯村出土为最多。

在附近的侯家庄、大司空村、铁路苗圃、后岗、四盘磨、高楼庄等地也出土过几片乃至几十片。

甲骨文是商代后半期也就是盘庚迁殷至纣辛亡国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约公元前1395—1122 年）间商朝后半期所谓殷代的遗物。甲骨文还可以细分为不同的时期。目前各家的分期方法还没有达到统一的意见。普通仍以五期分期法为妥即第一期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甲骨文中的卜辞《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简也典从册在艹上象两手供俸之形。《墨子·鲁问》有“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甲骨文并非商代的典册亦非竹帛金石的文字乃是占卜及与占卜有关或者偶然的记事文字。

商代占卜所用大龟为南海种。腹甲整用背甲则中剖用之。还有的改造成长圆形中间有孔可以穿起。用甲骨时切去骨臼的突头再将骨脊剖平、整治后的甲骨占卜时即在其背面个别胛骨在正面进行有规律的钻凿先凿一长槽旁边再钻一略小的圆穴。然后火灼钻凿正面即现“卜”形裂纹卜兆以此来判断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之事项记在甲骨上。先在卜兆上面刻记上占卜次序即一、二、三等称兆序。有时往往是一事多卜有一次占卜多至二十余次者。兆旁记有兆辞如不玄冥、一告、二告等。或记吉凶称吉、大吉、弘吉。最后记刻下所卜之事项。一条完整的卜辞可分为四部分即叙辞（前辞）——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某人占卜命辞——间占卜何事：占辞——占卜后商王、近臣观察一下以判断吉凶；验辞——占卜的事情是否灵验。

甲骨写刻卜辞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大体说来除一部分特殊情形者外皆迎逆卜兆刻辞。如龟背甲从中间锯开右半者其卜兆向左卜辞则右行；左半者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龟腹甲以中缝为界右半者其卜匕向左卜辞则右行；左半者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惟头尾及左右两桥边缘上之卜辞则常常由外向内即在左者右行在右者左行与前例相反。兽肿骨左骨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右骨其卜兆向左卜辞则右行。惟近骨臼之一端则往往两辞由中间为界在左者左行在右者右行不拘前例。

甲骨卜辞往往由正反西方面问疑。刻在龟甲上相应位置的左右卜辞称对贞。由于两段卜辞中间又刻有另一条内容不同的卜辞称相问卜辞。卜辞有在甲骨正面容纳不下而转刻于背面的称正反相接。义卜辞反复卜问同一事项而分刻于数块甲骨之上只是各自的卜序不同称同文卜辞。

甲骨文中除大量卜辞之外还有少量其他的记事刻辞如祭祀表、干支表、记晴雨、记往来和偶然的记事刻辞。还有包括刻在龟腹甲的甲桥反面的甲桥刻辞刻在龟背甲反面的背甲刻辞刻在龟腹甲右尾部的甲尾刻辞刻在肿骨日处的骨臼刻辞和刻在肿骨骨面宽薄一端下的骨面刻辞它们用于记录甲骨的来源、数量及祭祀等事项。还有一些刻辞除用龟甲之外也有刻于鹿角、鹿头、兕牛头、虎骨及人头骨上的它们多半是记载战功和狩猎擒获之辞。

甲骨文的结构我国的文字展到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了。从文字结构来看甲骨文最基本的方法仍然是象形。但这种象形已经定型化如马、牛、羊等许多字已和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又已行款化在直书上具有一定格式。而且文字象形非常艺术化。又出现有大量合体形声字如凤从凡声；酒从酉声；水名如洹亦从亘声。假借字亦普遍出现如数字百、千、万、十干、十二支、方位字东南西北都是假借。“又”字本象手形借为又、有、祐、侑。可以看出甲骨文已经使用了后人所谓的“六书”的原则但更多的还是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种造字方法。

虽然甲骨文基本上还是象形文字但已不再是图画而是将事物简化成一种固定的文字了。

到目前为止甲骨文**现单字约五千个左右其中能认识且能隶定的只有大约一千多字。甲骨文的篇幅非常简约在一版龟骨上往往占卜多次最多的在半块龟背甲上可以卜一百六十三次。原则上每个卜兆各为一条卜辞或一组兆刻一辞。有的卜辞省到只一二字。尽管如此仍有长文卜辞可达五六十甚至九十多字记事卜辞中更有一百多字的长文。

甲骨文的内容甲骨文虽是商王占卜所用但内容丰富并不只是简单地记载吉凶而已其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无论商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关于商代的农业、畜牧、田猎、货币、交通、先公先王、诸妇诸子、家族宗法、平民奴隶、方国地理、刑罚牢狱、征伐战争、天文历法、祭祀宗教、医药卫生等等。特别是关于商代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象国家起源、社会形态、阶级关系、土地制度等等都可以从甲骨文里找到有关资料以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譬如在天文气象方商甲骨文里有日月食、各种星宿、风云雷雨冰雹虹霓的记载。在历法方面有干支纪日以征伐祭祀纪年以及大小闰月等等。在地理方面甲骨文里有许多森林、草原、河流与湖泊的记载可以看出与今天的地貌不同。

在农业生产方面从甲骨文里可以看出当时雨量丰富、气候温和知道牛耕知道施肥并有管理农业的官吏农业作物有稻、麦、黍、稷收藏粮食的地方有廩仓农业区域遍及中商及东南西北四方。

在畜牧业方面包括六畜即马、牛、羊、鸡、大、豕都有。饲养牲畜有牢■■圂养牛可达一千头之多。商人爱马马有各种名称并有各种装饰。由甲骨文看来当时日猎还很达。有田有狩有陷井、有逐射、有罗网、有焚烧。猎兽以糜鹿为最多亦有虎狼及野猪并有兕象。根据纪录田猎收获最多一次可得糜鹿四百五十一头。

捕鱼方法有钓有网有射扠。除捕鱼之外还捕有龟鳖等水产动物。

在交通方面有骑有乘有马车、有牛车、有舟船及桥梁、驿传及馆舍。在货币方面普通为贝玉。贝称朋；玉称珏。十玉为一珏十贝为一朋。

最高统治者称王、称朕、称余又称一人和余一人俨然为至高无上独裁**之口吻。

王之左右有诸妇和诸子又有近臣。

被统治阶级有平民称众。有奴隶奴隶有男有女有臣有妾有執有■有仆有奚有姬有婢又总名之为羌。

社会组织方面有诸妇诸子宗族姓氏和宗法。

地域方面有中商和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有邑有鄙有大邑、有西邑有二邑、三邑、四邑、廿邑、卅邑、乃至四十邑。邑之外曰鄙有东鄙、西鄙。邑鄙之郊曰奠有南奠西奠。奠之外有封国封国之爵有侯白男田又称多田与多白。

又有方国散布四方。武丁时方国有四十余主要的象土方、舌方、羌方、周方多散布在殷之西北。帝乙帝辛时的方国主要的象夷方、盂方则散布在殷之东南。殷人与方国的战争规模相当大一次出征可动员三千人至五千人最多武丁时一次出征达一万三千人。帝乙帝辛时伐夷方往返达一年之久。

统治机构方面国家的文官有多臣多尹武官有多马多射史则先为武官后为文武。刑法有手带镣铐、割鼻锯腿、直至砍头。牢狱有圉、■、囹圄。军队有左、中、右三师、三牧和三戊士兵则称众人和族人。

科技文化方面在医学上甲骨文中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疾病治疗上除用药外还有针刺、艾炙、按摩。又有医官名小疒臣。

在纺织方面甲骨文中有蚕、桑、丝、帛又有蚕示乃蚕神。

在酿造方面甲骨文中有酒、醴、鬯。这些酿造的酒类除了供人饮用之外又是祭祀祖先常用的礼品。

甲骨文中还有“金”字的偏旁和冶铸的铸字。商代除了精美的青铜器之外还有精微的制玉业、制骨业和松绿石镶嵌的制品。

在宗教方面自然崇拜则祭祀山川和四方的风神。天神崇拜则祭祀上帝和日月星辰。另外大量的祭祀卜辞还表现了对于祖先的崇拜。

总之甲骨文是我国目前现的时代最早的成文资料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从文字学来看它比许慎的《说文解字》早了一千五百多年；从古史学来看甲骨文现之前有关商代的记载只有《尚书·商书》五篇和《诗经·商颂》五就连两千年前的孔子都叹称商代文献不足。甲骨文材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还有流传到今天的古典文献象《尚书》、《诗经》、《楚辞》、《山海经》和《史记·殷本纪》等书到底哪些靠得住哪些靠不住也必须由甲骨文才能得到印证。把甲骨学结合古典文献、考古学、民族学等经过详细地占有资料加以科学分析用以恢复商代的社会面貌研究商代的历史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甲骨的保藏、出土和掘甲骨用于占卜后有些可能归入档案用窖藏起来有些则废弃扔掉。商末殷都历经武王伐纣一场兵烫之灾遂成废墟。以后又经历代破坏。《吕氏春秋》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即无不掘之墓。秦汉之际殷墟便有古器物出土《说文》说郡国山川得鼎彝。《纬书》上也有丹甲青文的记载。宋代随古物出上而有了金石学清末在河南安阳的田间即有甲骨出现村人视为药材售予药店。1899 年山东福山金石学家王懿荣先辨认出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开始搜集与王同时搜集的还有天津的王襄和孟定生。甲骨文现迄今已逾八十多年八十多年甲骨文出土的历史可划分成四个时期：前三十来年为私掘私售时期。王懿荣现甲骨后不惜重金搜求、购买。其后刘鹗、罗振玉等人亦竭力收购并探明被古董商隐而不宣的甲骨出土地是安阳而不是汤阴。于是麇集在小屯村的商人一天多似一天。早期甲骨文的收藏家有王懿荣、孟定生、王襄、刘鹗、端方、罗振玉。外国人有日本的林泰辅、美国的方法敛、英国的库寿龄和加拿大的明义士。这批早期流传的甲骨相继被著录在《铁云藏龟》（刘鹗19o3 年）、《殷虚书契前编》（罗振玉1913 年）、《殷虚书契菁华》（罗振玉1914 年）、《殷虚书契后编》（罗振玉1916 年）、《殷虚卜辞》（明义士1917 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姬佛陀1917 年）、《龟甲兽骨文字》（林泰辅1917年）、《篮室殷契征文》（王襄1925 年）等书。至1928 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织殷墟掘团此后九年甲骨文出上进入了机关掘时期。史语所共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科学考古掘其中十二次在小屯村它不仅确定了这一带乃是商代后半期的都城同时出土大量甲骨共计二万四千九百一十八片。其中仅仅1936 年netbsp;区一二七坑就出甲骨达一万七千零九十六片之多此乃自甲骨现以来空前未有的重大现。此外河南省博物院掘了两次出土甲骨三千六百五十六片。合共出土了二万八千五百七十四片。这批甲骨多已著录在《殷虚文字甲编》（董作宾1948 年）、《殷虚文字乙编》（董作宾1948 年）、《殷虚文字丙编》（张秉权1957年）、《殷虚文字存真》（关百益1931 年）及《甲骨文录》（孙海波1937年）中。其他著录书还有《殷虚书契续编》（罗振玉1933 年）、《殷契佚存》（商承祚1933 年）、《殷契卜辞》（容庚1933 年）、《卜辞通纂》（郭沫若1933 年）、《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方法敛1935 年）、《殷契粹编》（郭沫若1937 年）等书。

掘工作由于抗日战争的爆于1937 年停止。后来由于战乱原因十一年来甲骨的出土又恢复到私挖私售时期。大量甲骨流散市面有的流到国外。这时期的甲骨著录有《天壤阁甲骨文存》（唐兰1939 年）、《金璋所藏甲骨卜辞》（方法敛1939 年）、《甲骨卜辞七集》（方法敛1938年）、《殷契遗珠》（金祖同1939 年）、《铁云藏龟零拾》（李旦丘1939年）、《河南安阳遗宝》（梅原末治194o 年）、《诚斋殷虚文字》（孙海波194o 年）、《邺中片羽三集》（黄濬1942 年）、《甲骨六录》（胡厚宣1945 年）等书。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甲骨文出上进入了人民考古、科学掘的新时期。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小屯设立了工作站。考古所195o 年在四盘磨掘现甲骨一片；1959 年掘大司空村现二片1959 年、1961 年和1974 年在苗圃北地掘现甲骨共三片1958 年至1959 年在小屯村西掘现甲骨二片1971 至1972 年掘又现二十一片有字的十三片。到1973 年在小屯南地又有了重大的现共出土甲骨五千零四十一片经过拼合整理表时共四千五百八十九片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另河南考古工作队分别于1951、1955 年各掘甲骨一片。甲骨文著录专书重要的有《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胡厚宣1951 年）、《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胡厚宣1951 年）、《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胡厚宣1954 年）、《甲骨续存》（胡厚宣1955 年）、《殷契拾掇》（郭若愚1951 年）、《殷契拾掇二编》（郭若愚1953 年）、《殷虚文字外编》（董作宾、严一萍1956 年）、《海外甲骨录遗》（饶宗颐1959 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贝塚茂树1959年）、《甲骨文零拾》（陈邦怀1959 年）、《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饶宗颐197o 年）、《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明义士旧藏甲骨文字》（许进雄1972 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许进雄1979 年）、《殷虚卜辞后编》（许进雄1972 年）、（美国所藏甲骨录》（周鸿翔1976 年）及《小屯南地甲骨》（考古所198o 年）等。甲骨文的收藏和著录现今甲骨实物收藏在我国国内有四十个城市九十八个单位共藏甲骨九万五千八百八十片。私人收藏计十四个城市四十七个藏家共藏甲骨一千七百三十一片。台湾省有五个单位共藏甲骨三万零一百九十一片；三个私人收藏家共藏甲骨十三片。香港地区四个单位共藏甲骨八十九片。总上我国机关个人共藏甲骨一十二万七千九百零四片。国外收藏情况是：日本藏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三片加拿大藏七千八百零二片英国藏三千三百五十五片美国藏一千八百八十二片西德藏七百一十五片苏联藏一百九十九片瑞典藏一百片瑞士藏九十九片法国藏六十四片新加坡藏二十八片比利时藏七片南朝鲜藏六片十二国共藏二万六千七百片。总上国内外共藏甲骨一十五万四千六百零四片。举成数而言我们就可以说八十多年来殷墟出上的甲骨文材料总共约有十五万片左右。

除殷墟之外自五十年代起相继在陕西扶风齐家、西安洋西、歧山凤雏山西洪赵坊堆及北京昌平等地掘出西周时期的甲骨其中以凤雏出土最多。有字甲骨共二百八十九片。西周甲骨除保持商代甲骨的共同点外其自身最重要的特征是字体纤小且文字较少一般需借助于放大镜方能辨认。就上所列十五万片甲骨其数量之丰富已大有可观这对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商代史、中国古文字学特别是甲骨学的研究确实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这些甲骨部分都已著录八十多年来共有专书八十一本参考书五十八本论文四十六篇共计甲骨一十万二千五百八十七片。此外各单位还收藏有拓本考古所藏肩甲骨拓本二十三宗四千零六百六十三片、历史所一百一十二宗四万二千六百九十三片、北京图书馆十二宗七万零六百七十七片、北京大学二十八宗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六片、北京地区其他单位还藏有二十三宗一万二千一百一十六片北京以外地区藏有七十七宗三万三千一百三十片。但是这些早年出版的著作有的印刷模糊文字看不清楚；有的摹写失真字体多有错误；有的因将就类例而分条剪割；有的墨本不全只拓有字部分；有的拓本虽全但却把无字部分剪掉；还有的正版与骨臼分开编排；至于前后著录重见迭出那就更是屡见不鲜。又因为有些著作出版较早限于当时印数不多今日已难以搜集。一些拓片各单位又常常列为善本至于甲骨实物更是不便应用等等。为解决这些困难《甲骨文合集》这一集八十多年来现甲骨文之大成的著作就于1979 年至1983 年6继出版了。《合集》在吸收了前人研究的重大成果基础上广泛搜集材料有些则重新墨拓以恢复原貌加上校对重出拼合断片同文类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多项科学处理之后选出甲骨四万一千九百五十六片合为一编这可以说是对八十多年来甲骨文现的总结这对甲骨文的研究使用都是十分方便的。《合集》的出版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全面而科学的资料这是甲骨学史上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有了《合集》再加上以后出的《小屯南地甲骨》等书甲骨文的材料可以说基本上已经齐备了。所以今日研究甲骨学先在材料上是非常方便了。

甲骨文研究工作的展自甲骨文现以来其研究工作也逐渐有了长足的进展。先是从1899—19o9 年这第一个十年王懿荣于1899 年最先认识了甲骨文字并开始搜购。王去世后所藏甲骨一部分转至刘鹗手中刘继续搜集并于19o3 年选拓了其所藏的一千零五十八片编成《铁云藏龟》出版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它为甲骨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次年孙诒让依据《铁云藏龟》的材料写成《契文举例》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书中虽然也有谬误但他的确起到了开山的作用。这十年可以说是研究的开始阶段。

从191o—1919 年是第二个十年这期间内有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奠定了甲骨文研究的基础。罗振玉于19o6 年开始搜集甲骨并亲往安阳调查又将其搜集之甲骨相继印出象他的《殷虚书契前编》（1913 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 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 年）等书对于研究甲骨文是非常必要的典籍。他在致力于资料的搜集和流传的同时也致力于文字的考释先后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191o 年）、《殷虚书契考释》（1914年）、《殷虚书契待问编》等书。与罗振玉同时的还有王国维他先把甲骨文的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1917 年）等文证实了古代文献的可靠并订正了古代文献中某些地方的错误。王国维还现甲骨可以缀合其原则为“文字体势大小全同又二片断痕合之若符节盖一片折而为二也。”从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为举世所重视。所以罗、王在甲骨文研究领域开拓时期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确实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自192o—1949 年这三十来年可以说是第三阶段。随着甲骨文资料的6续表其著录书已达四十余种之多甲骨文的研究遂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各项研究的成果也相继刊行。先是编纂了甲骨文的字典如《簠室殷契类纂》（王襄192o 年）、《殷虚文字类编》（商承祚1923 年）、《甲骨文编》（孙海波1934 年）等书。考释的著作有《甲骨学文字编》（朱芳圃1933 年）、《甲骨学商史编》（朱芳圃1935 年）、《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叶玉森1933 年）、《殷虚书契解诂》（吴其昌1934 年）等书。研究文法与文例的著作有《甲骨文中之先置宾辞》（杨树达1945 年）、《甲骨文例》（胡光炜1928 年）《骨文例》（董作宾1936 年）、《卜辞同文例》（胡厚宣1947 年）等。研究宗教与祭典的著作有《商代的神话与巫术》（陈梦家1936 年）、《甲骨文所见殷代之天神》（胡厚宣1941年）等。研究龟卜来源的著作有《河南安阳遗龟》（卞美年1937 年）、《‘武丁大龟之腹甲’提要》（伍献文1943 年）、《殷代卜龟之来源》（胡厚宣1944 年）。研究甲骨的涂饰的有《中国卜胃涂色之显微分析》（皮其来1937 年）、《卜骨中之颜料》（白瑞华1937 年）等等。

其重点研究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断代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郭沫若等。

年历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刘朝阳、鲁实先等。

文字学——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唐兰、于省吾、杨树达、商承祚、叶玉森、孙海波、陈梦家等。

历史学——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徐中舒、丁山、吴其昌、朱芳圃、束世澂、陈梦家、胡厚宣等。

缀合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郭沫若、吴其昌、曾毅公等。

总计解放前甲骨文现五十年来的甲骨文研究共有论著八十六种其中专书一百四十八种论文七百二十八篇。研究者达二百八十九人其中本国人二百三十人外国人五十九人可称极一时之盛。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甲骨文的研究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先进行的工作就是将资料集中并整理流散在私人手中的甲骨先后集中到各级研究单位。如早先罗振玉、刘体智等所藏的甲骨分别归于吉林大学、吉林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及南京博物院。

对有关资料加以整理包括拼合断片等工作主要著作有《甲骨缀合编》（曾毅公195o 年）缀合甲骨三百九十六版《殷虚文字缀合》（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1955 年）缀合四百八十二版。《殷虚文字丙编》（张秉权1957—1972 年）缀合六百三十二版。《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屈万里1961 年）缀合二百二十三版。《甲骨缀合新编》（严一萍1975年）及《甲骨缀合新编补》（严一萍1976 年）共缀合七百零八版。《甲骨文合集》在这方面也作了相当多的细致的工作总计拼合不下两千余版。整理资料的同时还编写出版大型的资料汇编如《甲骨文合集》（郭沫若、胡厚宣19791983 年）、《殷虚卜辞综类》（岛邦男1967 年）、《甲骨文字集释》（李孝定1965 年）等。

还有一些总结性的著述出版如《五十年甲骨文现的总结》（胡厚宣1951 年）、《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胡厚宣1952 年）、《甲骨学五十年》（董作宾1955 年）、《甲骨学六十年》（董作宾1965 年）、《殷虚卜辞综述》（陈梦家1956 年）、《甲骨学》（严一萍1978 年）、《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胡厚宣1984 年）。此外对一些过去重点问题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象断代、历法、文字、历史、地理、宗教、祭祀、文化、交通、文法等都表有多篇论著。

解放后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从事研究工作对商代的生产展、生产技术包括农业、垦田、肥料、谷类、水利、工业、蚕桑、纺织和冶炼对生产者的身份对商代的奴隶制度、土地制度、社会性质、社会形态、国家起源、图腾遗迹、刑罚人祭、阶级斗争等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甲骨文的研究从开始到现在经众多学者们的努力虽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且举文字的考释为例现已确认的一千多字只占全部单字的约四分之一尚有许多待考释隶定。当前集中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第一国外资料的公布与整理。除大部分已表的著录外尚在整理中的包括西德民俗博物馆、英国剑桥大学、大英博物院、日本天理参考馆、苏联冬宫博物馆所藏的甲骨这些国外资料作为《合集》的丛刊正在编辑中不久将6续问世。

第二新的断代问题的讨论。自董作宾于1933 年提出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以划定时期后许多学者先后提出过一些关于分期断代的标准及方法至今还难以达到统一的意见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断代的新途径如依坑层、卜法、钻凿等。另外对自组、子组、午组卜辞的归属问题对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盘庚、小辛、小乙即武丁前的甲骨、帝辛时期的甲骨等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

第三各方面研究的深入对商代的社会性质、奴隶的身份、军队、官制、对商代的地理、气候、天文、历法及农业等备学科的展程度、状况甲骨的钻凿、刻写等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第四应用现代技术手段与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相结合来研究商代的历史探索利用先进技术如电子计算机来缀合甲骨的可行性。

今日的甲骨文研究是非常活跃的已成为世界性的最繁荣的学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钻研甲骨文以揭示三千年前商代的整个社会面貌这是今后甲骨文研究的方向。

第二节金文金文和青铜器商代的另一项重要的文字资料是金文。金文旧称做钟鼎文即铸刻在商及后来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考古现表明早在公元前3ooo—前23oo 年间我国已经产生了青铜器。商周时代则是中国青铜器的高度展阶段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特点。青铜器铭文不仅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我国文字展的重要资料。青铜器系指红铜与锡的合金较之红铜其优点在于熔点低、硬度高易于铸造并可依不同要求而调剂不同的红铜与锡的比例。春秋晚期的一部工程技术书《周礼·考工记》中记载有自钟鼎以下六种不同含锡量的青铜器称为六剂。其钟鼎之剂为“六分其金而锡居一”即铜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七一锡占百分之十四点二九。经对商代司母戊鼎的科学分析结果表明其比例铜约占百分之八十五锡约占百分之十二另外约百分之三的铅这与《考工记》所记载的比例是基本相符的。

商周时期铸造青铜器的方法主要是使用陶质块范。先用泥土制成与要铸青铜器同样的模型再做一底座将模型倒置在上按模型各部位特点分块翻范。在泥模湿时刮去外层留出空隙其厚度即为待铸铜器之厚度。陶范制成后烤干对合外涂泥封住经预热灌入青铜液制作成各类青铜器。青铜器的时代校长从商代早期一直延续到周代差不多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青铜器的种类也很多主要包括饮食器：鼎、鬲、甗、簋、簠、敦、豆、盨。酒器：爵、角、斝、觚、觯、觥、觶、尊、卣、盉、方彝、钫、罍、壶、击、■、瓿。水器：盘、匜、盂、盆等。乐器包括铙钟、钲、铎、句鑃、

于、铃、鼓、镈等。兵器包括戈、钺、矛、戟、剑、刀、镞、弩机、胄等。车马器包括軎、辖、衔、镳、轭、毂、銮、当卢、马冠等。生产工具包括犁、烨、锄、镰、钁、铲、锛、斧、锥、削、凿、错、锯、钻等。杂器包括俎、禁、炉等。以及度量衡具、符节、货币等等。这中间数量最大的就是作为礼器的饮食器即所谓“藏礼于器”。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器壁较薄礼器的器型有的直接仿自陶器花纹简单质朴多为单层。一般为饕餮纹、云雷纹、圆圈纹、夔纹、龙纹、虎纹等。一般没有铭文或铭文字很少。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器壁较厚种类也多体形高大出现有方形器如著名的司母戊大鼎。花纹细密繁缛线条更秀丽出现多层花纹。铸有铭文从一二字到十几字不等多为族徽或其他图形文字笔道较为刚劲一般不作波磔体。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酒器的比例减少而食器数量增加花纹多为饕餮纹、夔纹铭文字数增多达数十字甚至上百字或几百字笔道用肥笔波磔明显。西周中晚期及至东周的青铜器器形轻薄简陋出现成组器物如列鼎、编钟等。花纹也变得日趋简单长篇铭文常见已不常用肥笔且书法娴熟、行款排列较齐、文字奇落重复现象产生。东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轻薄精巧花纹多作活跃的动物纹与复杂细密的几何纹也有用细线雕刻狩猎、战争、宴会等图像的也有用金银、铜、玉等镶嵌成图案或图像的。铭文则是多样化但长篇记事铭文减少一般只记督造者、铸工及器名且为刻制而成出现鸟篆等艺术字体各国文字亦结构各异。

商代的金文字体与甲骨文相近至周末逐渐与小篆接近字数也和甲骨文差不多认识的只不过一两千字。

金文的内容虽多属于与祀典、赐命、征伐、契约等有关的纪事但从古文字学特别是商周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先我们可以依据一些铜器的铭文来确定其年代隶属于哪一个王世如西周武王时的利簋、成王时的小臣单觯康王时的大盂鼎昭王时的过伯簋穆王时的班簋恭王时的史墙盘懿王时的大师虘簋孝王时的大克鼎厉王时的禹鼎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等等。其次可以从金文的记载中了解到商周时期的重大事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展例如：小臣艅犀尊记载商末征伐人方。

利簋是目前已知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铜器铭文记载周武王伐商事。武王伐商是我国上古史中一件大事记载这件事的文献资料很少但在铜器铭文中还属次现。铭文叙及武王克商的日子为“唯甲子朝”可以证明《尚书·牧誓》的“时甲子昧爽”和《周书·世俘》的“甲子朝”的记载并非没有根据。何尊铭文记载周成王五年四月的一天在京室对宗族小子的一次诰命反映出武王灭商以后准备迁都洛阳一带的设想和成王迁都成周的事实。成王之所以营建成周是因为原来的国都丰镐远在黄河以西不适应灭商以后的新形势。要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就必须将政治中心东移。正如铭文所引武王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乄民”也就是说要建都天下的中心来统治广大民众。武王死后管蔡联合武庚叛乱更说明营建成周洛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平叛之后便营建成周何尊铭就是这一事实的有力证据。

陕西岐山贺家村一座西周早期墓出土的尹丞鼎、史迹方鼎、史迹角和史■簋是很值得重视的。从出土物的组合、造型、纹饰和铭文分析该墓的下限当在昭王时期。死者或许就是史■的后裔史迹。《史■簋》铭有“乙亥王诰毕公”之语。《逸周书·和寤解》、《尚书序》、《史记·周本纪》和《史记·魏世家》都有毕公。《和寤解》和《魏世家》的毕公名高和召公奭同时武王伐纣后封于毕。此簋铭文中的毕公是毕公高的子辈即《尚书序》和《周本纪》中的作册毕公是康王时期的重臣之一。史■是其属官。“王诰毕公”和《尚书序》：“康王命作册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的记载相应。因此“王诰毕公”可能是康王十二年六月九日的事情。旟鼎是周昭王时期的重器之一：永孟是共王十二年三月之物两件铜器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西周社会土地占有形态的真实情况。旟鼎记载王姜把原来分封给师栌的三田及待收获的禾稻收回转赐给旗。旗受到王姜的赐田和师栌的厚惠故作鼎以为纪念并扬王之美。永盂记述益公传达王命赐给师永洛河两岸的土地参与出命仪式的有邢伯、荣伯、尹氏、师俗父和遣仲等益公命令郑司徒等人勘界付田。这说明周王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王和王后有权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劳动力赐给自己的臣下所谓“授民授疆土”。他们又有权把所赐的土地收回转赐他人。

长由盉是长安普渡村的一座西周墓出土的铭有“惟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減■。穆王饗醴即邢伯大祝射”是说某年三月的一天穆王在下減■举行燕礼又跟邢伯大祝举行射礼证实了《礼记·射义》关于在举行射礼之前必先举行燕礼的记载是可靠的。《射义》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射大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射义》的记载和《长甶盉》铭文恰相吻合。《周礼》、《仪礼》和《礼记》尽管著作年代有早有晚有的成书年代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是它们都保存着丰富的上古史料。过去有人怀疑和贬低“三礼”的史料价值长由盉、■匜等许多重要铜器的现使“三礼”的史料价值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扶风庄白或墓出土的伯■铸器是西周穆王时期的一组典型器物。其中■簋和两件■方鼎铸于征伐淮夷之时是金文中有关淮夷的最早记录之一。■方鼎甲最早记伯■接受任务率领虎臣抵御淮夷其时战斗尚未开始；其次是■簋作于初战胜戎铭文对战争的时间、地点、规模和经过叙述颇详；最后是■方鼎乙在战役后三月伯■又回驻堂自王俎姜使人赏赐。伯■的铜器传世的还有录簋、伯■簋、录伯■簋、录■尊、录■卣等八件其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的政治、军事以及周王朝和少数民族关系的珍贵资料。

岐山董家村现的卫盂记载着周共王三年裘卫用价值贝一百朋的一件瑾璋、两件赤琥、两件麂麂和一件贲韨换取矩伯的土地十三田：五祀卫鼎记载共王五年裘卫用自己的五田土地对换了邦伯厉的四田土地；九年卫鼎记载裘卫在共王九年又用一辆车子及车马器具等换取矩的一片林地等有关土地占有形态变化的情况。和卫盉、卫鼎所载交易土地相似的还有过去出土的格白簋其铭曰：“格白取良马乘于倗生厥贾（价）三十田则析。”倗生用四匹马换得格伯三十田土地双方分执券契然后勘划田界办理交付手续。卫盉、卫鼎的铭文表明所谓“田里不鬻”（《礼记·王制》）的周礼原则开始被突破了。奴隶主贵族之间出于某种需要就可以用实物换取土地和林地或者用这块土地对换那块土地。由于当时土地在名义上还是国有的因此土地转让时还得报告王廷至少取得形式上的认可。从九年卫鼎可以看出在西周中期林地的交易和田地不同只要私下达成协议不通过官府即可易主。看来当时的土地国有制转变为私有制先是从荒山野林开始的。值得重视的还有卫盉铭文把贝这种货币作为衡量实物价值的尺度记载下来这在周代金文中还属次现。铭文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土地的价格：对于价值八十朋的瑾璋“厥贾其舍田十田”即每田值八朋；对于价值总和为二十朋的赤琥、蔽膝等物“其舍田三田”即每田值将近七朋。

这种土地单价的差异可能与土地的肥瘠有关这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在西周中期象裘卫和矩伯、倗生和格伯之间的土地交易虽然还不是完全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买卖但却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已经开始生变化贵族私有性质的土地已经出现。

■匜是董家村青铜器群中重要器物之一铭文中记述牧牛因上告他的上司师■而受到刑罚的经过和结果。铭文里说的鞭刑、墨刑和赎刑可与《尚书·舜典》记载的“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相印证表明西周时期存在有成文的法律和刑罚、狱讼盟誓制度反映了奴隶制国家的特征和本质。

扶风庄白出土的微氏家族铜器群是解放后西周青铜器最重要的一次现。在这批青铜器中七十五件铸有铭文其墙盘铭文长达二百八十四字是解放后现的字数最多的一件。这批铜器铭文尤其是墙盘对于研究西周的历史、政治、经济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全文分前后两段：前段记载周王朝的展史称颂诸先王和当时的天子——共王的主要业绩；后段记载器主的家族史历述史墙祖考和本人的事迹。铭文所述文王初步做到政事和谐获得有力的辅佐奠定了灭商的基础：武王征服周围夷族小国消灭了商纣；成王稳定了周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康王治国守成；昭王南征荆楚等都和史书记载是本相合。盘铭还为研究周王朝初期接纳其他部族人才、中期农业经济的变化、谥法起源以及骄文的展等问题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扶风强家村出土的师翻鼎形体雄伟重一百零五公斤铭近二百字是研究西周奴隶社会国家制度难得的史料。文内多处提到“德”字鼓吹以“德”为奴隶主阶级行为的规范。周承商制这种“德治”思想是从商朝奴隶主阶级那里沿袭下来的。他们认为维持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就要加强德治。师旟鼎铭正反映了西周奴隶社会中晚期的这种现象。

驹尊出土于陕西眉县李村。同出的还有■方彝两件■方尊一件和另一件■驹尊的盖。■器的造型设计和铸造技术充分显示了西周中期青铜器工艺的高度水平。■器铸于孝王时期铭文记载周王在■地亲自参加隆重的“执驹”典礼接受马官升新驹于王闲并赐给■两匹马驹。这和《周礼》、《礼记·月令》、《大戴礼记·夏小正》等文献记载的“执驹”、“锡驹”制度相互印证说明当时对于马的繁殖训养十分重视。■方尊铭辞中的“六自”、“八自”等记载与禹鼎、克鼎所言事同是研究西周军事组织的重要资料。驹父 盖是宣王时器在陕西武功县四龙村出土。铭文记载周宣王十八年执政大臣南仲邦父派遣驹父等到南淮夷索取贡赋。淮夷诸国迎见了驹父献纳了贡物。这在文献资料里是没有的。淮夷是我国古老的民族分布在淮河流域因在周的国都南面所以又称南淮夷。驹父 铭告诉我们南淮夷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淮水地区若干国的总称。西周王朝与淮夷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当时统治者称淮夷为“■贿人”、“■贿臣”意思就是向王朝交纳布帛贡赋的被统治者或奴隶。驹父 铭所记南仲邦父派遣驹父向淮夷诸国索取贡物就是这一关系的具体体现。兮甲盘铭说：“淮夷旧我■贿人毋敢不出■其积其进人、其贮”又说：“敢不用命则刑扑伐”就是说淮夷必须向周王朝按时交纳布帛和其他贡物还要提供劳动力否则就要受到讨伐。穆王时期的■甗、旟鼎、录卣、■簋、■方鼎厉王时期的禹鼎、虢仲 宣王时期的师■簋等亦都反映了周王朝派兵防守淮夷和征伐淮夷的情状。

■盂是西周中晚期的器物。铭文记载周王内宫后妃遴选宫人、宫婢之事。这是有关宫廷制度的一则新资料。

陕西宝鸡县杨家沟出的秦公钟、秦公铸是历来现春秋时期秦国青铜器中最为重要的一批。秦公钟、秦公镈铭文完全一样秦公镈铭文笔道纤细劲秀隽美是春秋时期秦国具有代表性的书体。这套秦公钟的出土可以解决自宋以来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的秦公簋和秦公钟的时代。同时可以订补史书对秦国历史记载的错误和不足（参见《陕西出土商周青铜铜器·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概述》）。

商周青铜器能够说明问题的太多了上面仅仅概括地介绍了一些。此外小臣单觯记载周公东征平叛莫鼎记载燕国舆宗周的关系宜侯矢簋记载周初的分封制度堇鼎记载厉王时奴隶与平民的暴动齐侯匜、吴王光鉴记载诸侯间的政治联姻舀鼎记载奴隶的买卖大克鼎记载西周的胜官世禄小盂鼎记载征伐鬼方过伯簋记载昭王伐楚班簋记载伐东国禹鼎记载征伐南方的鄂不■簋、兮甲盘、虢季子白盘记载征伐a狁。记载行祭典礼的有■其三卣、大丰簋、盠驹尊等器。大盂鼎记载赏赐奴隶。记载赏赐的还有■方鼎、大师虘簋、大克鼎、毛公鼎等。其中毛公鼎有铭文四百九十七字为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金文和青铜器研究的展青铜器的分布很广北至东北、内蒙南至湖南、江西东至海滨西至陕西、甘肃这一片纵横几千里的广大地区都现有青铜器。而在商周王畿所在的河南、陕西为最多。其他边远地区的铜器往往带有其地方特色。早在汉代的文献中已有关于商周铜器出土的记载东汉许慎被认为曾见过商周金文。北宋以来青铜器等古代文物相继出土因而产生以此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有关著作就有十来种如《考古图》（吕大临1o92 年）、《宣和博古图》（王黼1123 年）等。书中按比例描绘古器图形、考释文字、记录古器物容量、出土地及藏家。清代青铜器出土益多其研究的成果亦远远过宋代出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阮元18o4 年）、《■古录金文》（吴式芬1895 年）《愙斋集古录》（吴大濬1896 年）、《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方濬益1899 年）、《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刘体智1935 年）、《三代吉金文存》（罗振玉1937 年）等一批著作。只《西清古鉴》（梁诗正等）等四书就收录古器千余种。随着近代科学技术传入我国结合考古掘工作金文资料的积累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布了文物保护法令杜绝了古物的外流同时开始了一系列的科学掘工作。金文材料的搜集、集中、整理工作进一步展开有关研究著作6续表大型的汇集工作亦着手进行金文研究一步步深入。

金文研究时至今日表著作、专书和论文不下几千种只就专著来说属于目录方面的有：《历代著录吉金目》（美国福开森1939 年）、《金文著录简目》（孙稚雏1981 年）、《新出金文分域简目》（考古所1983年）等。金文之属于字典方面的有：《金文编》（容庚1925 年1939 年1959 年1985 年）、《古文字类编》（高明198o 年）、《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徐中舒1981 年1985 年）等。金文之属于通论方面的有：《商周彝器通考》（容庚1941 年）、《殷周青铜器通论》（容庚、张维持1958年）、《中国古代青铜器》（马承源1982 年）等。金文之属于资料方面的书籍甚多除了前举《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及《三代吉金文存》等书之外主要的还有：《宝蕴楼彝器图录》（容庚1929 年）、《颂斋吉金图录及续录》（容庚1933 年、1938 年）、《武英殿彝器图录》（容庚1934 年）、《双剑誃吉金图录》（于省吾1934 年）、《海外吉金图录》（容庚1935年）、《十二家吉金图录》（商承祚1935 年）、《善斋彝器图录》（容庚1936 年）、《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录》（黄濬1936 年）、《痴■藏金及续集》（李泰棻194o 年、1941 年）、《岩窟吉金图录》（梁士椿1943年）、《商周金文录遗》（于省吾1957 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考古所1962 年）、《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陕西省博物馆1963 年）、《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博物馆1964 年）、《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考古所1965 年）、《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陕西考古所等1979 年）、《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同编辑组1981年）等。日本出版的金文之撰著有：《欧美搜储支那古铜著华》（梅原末治1933 年）、《日本搜储支那古铜青华》（梅原末治1959—1962 年）等。澳大利亚出版的有：《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巴纳、张光裕1978 年）。

关于金文资料总结的著作台湾省有《金文总集》（严一萍）与《商周金文集成》（邱德修）。国内最近出版有《殷周金文集录》（徐中舒1984年）一书收解放后新出土的铜器铭文九百七十三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辑的有铭铜器达一万余件的《殷周金文集成》亦将6续出版更是集金文之大成的著作。

至于有关金文的考释方面除前举《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之外主要的还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1932 年、1935 年、1958年）、《吉金文录》（吴闿生1933 年）、《双剑誃吉金文选》（于省吾1933 年）、《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1952 年、1959 年）、《西周铜器断代》（陈梦家1955 年—1956 年）等。而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1962—1984 年）已出五十六辑之多在考释方面亦可谓集大成之作。

目前在金文研究领域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主要是对西周历谱与西周王年、铜器的绝对年代等解释。这些问题虽经许多学者殚心研讨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但也还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理解它的解决也还有待于更加深入地研究以得出更明晰的结论。

第四章研究概况第一节“五四”以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绩不论是传统史学、资产阶级史学、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为中国史学的繁荣和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的史学理论的变革不是抛弃过去的一切重新寻求西天真经而是冷静地思索自己走过的道路勇敢地扬弃遗产中的消极因素将所有积极因素扬光大使史学研究建立在不断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并为马克思主义的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我国商周史学的展也是经过了这样一个途径。

“五四”以后有一些学者如王国维、顾颉刚、胡适、钱穆等在商周史的研究上也各有他们的成绩。

王国维在历史考据方面有相当广泛的成绩而其最大的特点则是把新现的材料和古史记载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对古史的新解。他晚年在清华大学讲过一门课程叫“古史新证”这基本上可以说明他的学风和成就。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同时杜元凯之注《左传》稍后郭璞之注《山海经》已用其说。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1。他在研究商周史的过程中就是善于利用新现的材料而得到新的成果。王国维勤于金文之学他所著《毛公鼎考释》、《散氏盘考释》、《生霸死霸考》、《说商》、《说殷》及其它考释金文的文章既通解了文字上的疑滞也弄明白了古史上的一些问题。王国维在甲骨学的建立过程中有开山之功。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在他的学术专业中贡献最大。他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他因卜辞中见有王亥之名查出了《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楚辞》和《吕氏春秋》的有关记载证明王亥即《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中的振、《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是殷的先公先王。以此为线索逐步探索得知卜辞中所见殷王室的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基本相同因而《殷本纪》作为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得到证实而中国古代的信史可以推到殷商之初。而且从卜辞中还考出了殷王室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祀先王之典有等差而于兄弟之间无论长幼及是否即王位祀典及名号都没有差别。这两篇文章对商史研究的展有重大意义。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也是一篇备受推崇的文章虽然也有不少可商之处但有独到见解2。王国维运用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资产阶级实证论在释读金文和甲骨文的基础上以甲骨文证殷史以金文证周史在我国商周史的研究上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据工作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顾颉刚和胡适都是以“疑古”著名于史学界的人物但从他们治学道路的展上看两人的“疑”各有不同。顾颉刚在商周史研究上是很有成就的他提出了关于古史的观点即“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1）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1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现之学问》见《学衡》杂志。

2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 卷第3 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盂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3）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既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既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他的这种观点对有关古史的荒谬传说起了廓清之功而历代相传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一下子也就失去了依据。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对于古史研究的展是起了作用的。但在具体古史问题的处理上往往有“疑古”过头的地方。后来他从对古史的“破坏”转到古史的建设也作出了一些成绩。但因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他对于商周史研究的工作基本上停留在文献整理的阶段。顾颉刚在开始古史考辨的时候也开始了对历史地理的研究。这是从研究《尚书·禹贡》开始的他感到《禹贡》的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必须深入地研究才能把问题搞清楚。1934 年他创办了历史地理学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后因日军入侵活动猖獗刊物的重心即以边疆地理取代古代地理同时还重视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他编著的《古史辨》是考辨古史的名作；他表了不少研究《尚书》的文章这是他用力最勤的作品1。

1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 卷第3 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二节郭沫若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倾向几乎是齐流并进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则是其中的主流。郭沫若在1928 年旅居日本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至1978 年逝世为止在整整半个世纪中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他在1929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次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系统地阐述殷周史的展规律以及重要社会问题为殷周史的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写道：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1。

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在叫嚣**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时候郭沫若出了如此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一切进步人士对革命的胜利和信心更告诉人们中国古史的研究也必须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指导。在郭沫若看来殷代阶级制度虽已逐渐抬头但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他之所以作出这个结论除了因为对殷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展水平估计过低外显然还由于受了王国维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的观点影响。他的这一看法在当时虽然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但其影响却是很大的。所以后来当郭沫若自己已经放弃了这一结论时还有人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便是其证。

郭沫若在《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中认为周代金文中不仅有许多赐臣仆的记录就是人民也用以赐予。这人民就指奴隶。还有不少赐土田为赔偿的记载。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他又指出周初离原始社会并不甚远到了太王时代因农业的达才逐渐有国家刑政的生。西周农业的达与铁的现有关。所以他断定：“奴隶制的社会组织是在周初才完成。它的原因是在农业的达。农业的达可能是在铁的耕器的明”2。

他又说西周时期的生产者是奴隶他们的生活在《诗经·七月》、《甫田》等篇中可以得到真实的反映。“这些奴隶在平时便作农；在有土木工事的时候便供徭役在征战的时候便不免要当兵或者是伕役了”1。周灭商后把殷民变为奴隶。周公东征就是因为被征服者不甘心受奴隶制的压迫起来反抗而对之进行的镇压。在郭沫若看来“周公这位老头子他是很厉害的一位角色他是奴隶制的完成者”2。

1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 年第1 页。

2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 年人民出版社第137 页。

1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 年人民出版社第132 页。

2 同上书第133 页。

奴隶制关系在当时上层建筑中也得到了反映。郭沫若从《诗经》和《尚书》中归纳出西周时代宗教思想的系统时说：“（一）人格神的存在。（二）神权政治（Theocracy）的主张。（三）想以折衷主义来消灭辩证式的进化”3。他指出这正是奴隶制下的支配阶级的根本观念。这种唯一神的宗教思想到了“西周未年的则候便渐渐动摇起来了”④。

《诗经》中的“变风”“变雅”的出现在郭沫若看反映周室东迁前后社会关系生了很大的变动。这是因为宣王时代的四征伐意味着中原的农业已经展到相当程度加以人口一天一天地繁殖因而就不能不向外展。社会生产的展“农民便得到自然解放的机会手工业渐趋独立化商人阶级也急剧的抬头更加以各方异民族的参杂混处于是而纯粹的奴隶制便不能不跟着周室的东迁而完全溃败了”5。

在今天看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它作为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商周史研究的著作一直受到后人的尊重和重视。正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日译者藤枝丈夫在谈到郭老的功绩时所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诒让、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字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郭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结果并不是一些缺点也没有。然而对于这个一向未开垦的被人遗忘了的中国社会尽管一脚一拳的不论如何也应归功于郭先生。将来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澈。那时古代东洋的秘密真的不只有靠东洋人才能现的了”1。应当说这对于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很公允的评价对他以大无畏精神所造成的成绩应当予以肯定。

奴隶社会阶段问题和社会史论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阶段是社会史论战中争论异常激烈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时否认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阶段的人先应提出的是被称为“新生命派”的陶希圣和梅思平。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写道：“在封建国家成立以前人类的社会组织以血统为纽带以血统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便是氏族”2。梅思平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一文中也说：“希腊历史我们只晓得中古史；罗马历史我们只晓得近世史。中国历史我们所切实知道的也不过是近世史。因为中国的信史至早只可算以春秋时代为开始。”根据他的看法“春秋以前的史迹”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氏族斗争时期”、“原始封建时期”、“原始帝国时期”和“新封建时期”1。在他们的分期中奴隶社会是没有地位的。在否定奴3 同上书第141 页。

④ 同上书第155 页。

5 同上书第2o2 页。

1 何干之：《中国社会吏问题论战》北京师大史学所翻印本第51 页。2 转引自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6 页。1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46—47 页。

隶社会论者中间还有以唯物史观的面貌而出现的人例如丁迪豪说：“要是氏族社会一展而为封建社会那就不一定要经过奴隶制了。在许多地方封建国家是由氏族社会来的”2。在他看来原始社会瓦解之后人类历史的展可以产生奴隶社会也可以产生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并没有展与继承关系。又如胡秋原说：“..理解这事实就可知道不是奴隶社会先于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先于奴隶社会。..希腊罗马之奴隶制度只是封建农奴制度之变形展3。他认为封建社会继承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展的普遍规律。再如陈邦国说“在一般的历史展上氏族社会是到封建社会的先决条件犹之乎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生资本主义是一样。..奴隶经济是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过渡”④。他是在说奴隶经济不能构成一个社会展阶段它只是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过渡。陈伯达也说：“由于自然环境缺乏铁的存在或即殷代没有现铁的原因而这原因却即影响于中国历史路途的前进使当时劳动的强大分工成为不可能使‘奴隶劳动的大田庄经济或用强迫劳动的大规模生产’缺乏自己的前提；而当时氏族社会内部农业和工业的展程度恰只有造成封建制度的前提。这是中国所以空白奴隶社会阶段而径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基本原因”1。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由于中国的铁器晚出使得氏族社会内部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成为不可能因而也就空白了奴隶社会阶段。在当时的论战中肯定奴隶社会阶段而有较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除前述的郭沫若之外还有吕振羽。一九三四年他表了《中国经济之史的展阶段》一文针对有人认为奴隶社会只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说法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指出马、恩“说到奴隶制度时都是明白的在指一般的古代阶级压迫之支配形态而说的并不曾限定为希腊和罗马”2。在谈到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时他不同意郭沫若的殷代原始社会末期说主张殷代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吕振羽把中国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殷周之际。他认为周族在文王时还是过着氏族村落公社的生活文王不过是一个专门以战争为事的军事酋长还没有完全从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武王克商以后殷代奴隶所有制国家颠覆了于是在其废墟上建立起封建主义的国家。在三十年代肯定中国有奴隶制阶段而具体分期主张和吕振羽基本相同的还有事伯赞和邓云特（即邓拓）。

翦伯赞在《关于历史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奴隶制“不是当作散在的或偶然的形态看的东西也不是当作先阶级社会或阶级社会各阶级中之附属的因素看的东西而是当作历史上某一特定阶段之独特的经济范畴”“当作一种阶级压迫之一般支配形态即阶段的奴隶支配形态而且很具体的指明它是历史展阶段中之一个仅后于氏族共产社会的经济的体制。”他认为：“奴隶所有者构成的基2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北京师大史学所翻印木第42 页。3 《中国社会——文化展草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四辑载《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3 年。

④ 《中国历史展的道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载《读书杂志》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