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是《中国通史》第四卷。本卷所要论述的是中国中古时代成长时期约略相当于秦汉皇朝统治时期的历史。所谓中古时代是指以封建制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同时还有别种生产方式存在的时代。秦汉皇朝统治时期上限起自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灭六国下限到公元196 年汉迁都许昌。迁都许昌后汉仍保持着它作为一个朝代的称号但实际上大权已归曹操掌握历史已进入另外一个时期了。

依照第三卷体例本卷设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等四编分上、下两册。前三编为上册由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第四编为下册由白寿彝、廖德清、施丁主编。

序说由周天游同志撰写第一章；黄展岳同志撰写第二章；唐赞功同志撰写第三章。周天游同志1944 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县。1967 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1978 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由陈直先生指导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秦汉史方向硕士学位。1981 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在西北大学历史系秦汉史研究室任职。现任西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兼文博学院古籍整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社会史研究会、陕西省历史学会等理事。主要撰述有《八家后汉书辑注》、《史略校笺》、《七家后汉书》、《后汉纪校注》、《秦汉史研究概要》及秦汉史论文多篇。黄展岳同志1926 年生于福建省南安县。195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7 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在导师夏鼐先生指导下从事秦汉考古研究。从1954—1983 年先后参加了洛阳中州路东周墓、洛阳汉河南县城、陕县七里铺遗址、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广州南越王墓的掘和黄河水库渭南段考古调查、西安汉长安城的勘查等项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并多次担任掘队队长或副队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报》副主编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兼职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参加集体撰写的重要编著有《洛阳 沟汉墓》、《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新中国的考古现和研究》、《西汉南越王墓》和《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专著）及有关论文多篇。唐赞功同志1934 年生于江苏铜山县。1961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留系任教现为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并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北京史学会理事。对秦汉史和秦简及汉代封国史有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撰述有《汉初“布衣将相”浅论》、《云梦秦简官私奴婢问题试探》、《吴楚七国之乱与汉初封国》等多篇论文。

综述由吕名中同志撰写第一章、第七章、第八章；邹贤俊同志撰写第二章、第三章；陈其泰同志撰写第四章、第五章；许殿才同志撰写第六章；刘家和同志撰写第九章。吕名中同志1932 年出生于湖南省城步县儒林镇。1957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长期在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现为历史系教授研究生指导教师。在学术研究上侧重于秦汉至隋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史特别是南方民族关系史。主要论著有《试论汉魏西晋时期北方各族的内迁》、《汉代奴婢的阶级地位问题》、《汉族南迁与岭南百越地区的早期开》、《百越民族对祖国经济文化的重要贡献》等。主编《南方民族古史书录》。邹贤俊同志1932 年生于湖北天门。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及副秘书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湖北省中国史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与秦汉史研究主要编著有《中国古代史学史纲》、《中国古代史提要》、《中国史学史论稿》等并撰有《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军功地主的统治与秦末农民起义》、《秦末农民起义与秦汉之际的地主阶级》等秦汉史论文。陈其泰同志1939 年生于广东丰顺县。1963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78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史学史专业。1981 年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参加白寿彝教授主编《史学概论》和本书第一卷的编写工作。主要著作有《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并表论文多篇。许殿才同志1953 年生于辽宁省绥中县。1982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1987 年获硕士学位199o 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撰有《汉书的成就》等多篇论文。

典志由本书科技史组撰写第一章和第四章；高敏、安作璋、廖德清和我撰写了第二章；高敏同志撰写了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安作璋同志撰写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高敏同志1927 年生于湖南桃江县。1958 年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导师唐长孺教授。以后历任郑州师院、郑州大学历史系教职。现任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云梦秦简初探》、《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秦汉史论集》、《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等书先后表有关秦汉史论文多篇。安作璋同志1928 年生于山东曹县。1951 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系。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主要编著有《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班固与汉书》、《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秦汉官制史稿》、《中国史简编》、《刘邦评传》等书及论文多篇。廖德清同志1923 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解放前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解放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部。历任四川大学历史系助教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员辽宁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地图集》、《二十六史述略》等书及论文多篇。另典志第二章《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章有一部分原稿“地主阶级的构成及其演变”、第十二章《朝廷、郡县和封国》、第十三章《官吏的选用、考核及其他制度》、第十四章《兵制》、第十五瘴《刑法》以及附录《礼俗》分别由逢振镐、张汉东、庄春波、陈乃华、刘德增等同志执笔安作璋同志修改定稿。

传记由吉书时、施丁、廖德清、刘雪英、孙开泰、季镇淮、许殿才、安作璋及科技史组等同志分头撰写。其中有季镇淮同志与薄树人同志合写的《司马迁传》、《张衡传》季镇淮同志与施丁同志合写的《班固传》；有廖德清同志撰写的《汉光武帝传》及中兴二十八将中的邓禹等十人传；有施丁同志撰写的《党锢传》和《宦者传》；有科技史组同志撰写的数学、天文学等七个学科的传记。施丁同志做了大量的修改工作。施丁同志1933 年生于江苏丹阳县。1958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后曾先后在辽宁大学历史系任教《历史研究》编辑部任编辑。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司马迁研究新论》（合著）、《中国史学简史》、《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等书及论文多篇。季镇淮同志1913 年生于江苏淮安市。1941 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4 年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系主任、教授。五十年代曾赴捷克斯洛伐克查理大学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鲁迅研究所作研究工作。主编《近代诗选》、《中国文学史》、《历代诗歌选》、《中国近代文学史》等并著有《司马迁》、《闻朱年谱》、《来之文录》等书。吉书时同志1932 年生于河北巨鹿196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成果有《稽古录》点校和秦汉史论文多篇。

本卷的编写组织工作开始于1981 年。这年6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行了秦汉卷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提出了编写的初步计划。1983 年4月举行了第二次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经济、政治制度的十六个篇目总称为“别录”后来改为“典志”十六个篇目后来也不断有所调整。1987 年9 月举行第三次工作会议明确了本卷的一些问题促进了工作的进度。同年12 月底典志编预定各章全部完成于1988 年4 月3o 日初步定稿。序说、综述和传记工作因多种主客观原因进展很慢。1992 年3 月上册完成1993年8 月7 日下册完成。至此全卷全部脱稿距离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已经十二年了。

序说编论述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内容翔实对秦汉史研究概况也能举其大端。综述编勾划了秦汉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典志编论述秦汉时期的生产力、生产状况、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当广泛和深入为通史撰述中所仅见。《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和《朝廷、郡县和封国》是其中很重要的两章前者是关系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的问题也是史学界争论相当多的问题。作者在这里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的看法和阶级中也有等级的看法。这种说法对土地国有说和土地私有说的内容都可以概括进来而对于秦汉阶级关系的分析也可以有进一步的深化。当然这都还不能作为定论提出来是希望大家讨论的。这一章原来是三篇文章。一篇是高敏同志的《土地制度》；一篇是安作璋同志的《地主阶级的形成及其展》；一篇是廖德清同志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这三篇文章所论述的问题相互间的关系特别密切论述的内容有相当多的重复。经过商量对这三篇进行了一些增删和局部的改写把三篇合为一章。在这一章里有的论点如同原作者平日所持见解不尽相同并不等于对平日见解的放弃这是应当说明的。传记编所收人物见于标目者有近百人写出的稿子也都有他们的特点但还不甚理想。撰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是我们史学工作中很薄弱的一环还需要投入很大力量来改变这种情况。在本书中我们很注意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在本卷的典制编和传记编中都有相当精彩的作品表这都是有关各方面的专家的力作。何绍庚同志在组稿和稿件加工上出了很大的力气。

我们对于编撰这样的大型史书没有经验。我们的史学水平和表述水平都有限因而书中不免有许多不足和缺点。就本卷来说我们已现的不足和缺点有很重要的三点：一是表述的方式多属于论文式的还缺乏史书撰述特点的自觉；二是没有能够充分吸收国内外学者有关的研究成果；三是我们希望写出多民族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写得很不够。这些问题的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要改变这些状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所能解决但我们只要去努力还是可以不断取得进展的。

为了全卷在观点上、体例上的一致在表达上要求更可能的明确我对一些稿件做了必要的修改、改写、补写和调整。这样的做法有时也可能会不符作者的原意有时也可能出现新的失误尚请同志们指教。在全卷的结构上虽有第三卷的成例可循但在具体安排上还有不少的困难往往会遇见复杂的情况处理未必得当这是需要读者帮助解决的。

佟冬同志为本卷上册题字杨向奎同志为本卷下册题字增加了本卷的光彩我们很感谢。

白寿彝1993 年8 月25 日于北京中国通史（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

甲编序说第一章文献资料第一节基本史籍《史记》《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司马迁（约前145 或前135—？）本卷丁编别有传。

《史记》全书五十二万言上起传说中的五帝下迄汉武帝末年。记述了三千余年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

《史记》的史料来源十分广泛既有取自先秦文献和政府档案也有作者司马迁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书中有些汉代人物的事迹甚至是司马迁亲身交往所了解的。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考信择善当书则书秉正不阿疑则存疑或缺略不论。刘向、扬雄等汉代知名学者都服其有良史之才以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史记》的内容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以及天文地理、风俗民情、民族关系乃至东亚、东南亚、中亚诸邻国的社会情状都在书中得到了反映。其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及游侠、商贾、医卜、俳优等等大都栩栩如生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的图景。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有亡缺也有续补。最先提出《史记》有缺的是东汉卫宏。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谓《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时张晏胪举亡缺十篇的篇目即《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当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等篇。他还指出《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是元、成间博士褚少孙补作。后人对张晏的说法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十篇并非全佚褚少孙所补也并非四篇凡今本中标“褚先生曰”者皆是其所补虽缺乏史识及文采。其他续补者尚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所补内容已无从稽考。

最早为《史记》作注的是东汉人延笃撰《史记音义》一卷早亡。

此后晋徐广刘宋裴骃梁邹诞生唐许子儒、王元感、陈伯宣、徐坚、李镇、刘伯庄、窦群、裴安时、司马贞、张守节等人都曾为《史记》作注而能留传至今的唯有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号称“三家注”。裴注重于释义司马注音义并重而长于音张注则最为精审尤详于地理。三家注本各自单行至北宋时始分隶于《史记》正文之下形成今本模样为研读者带来不少的方便。然而在此过程中误引误删而失原貌的也不少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

有关《史记》的考订校补之作甚多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

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引三家注外中国有关考订之作一百余种日人之作二十余种汇为一编考校得失颇有便于读者。其后水泽利忠又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集世所罕见的宋本和日本古抄本、古校本作为校记为洞悉《史记》古本原貌作出了贡献。《考证》辑录《正义》一千多条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增辑《正义》佚文二百多条。虽二书中出于己者而“坚壁不可撼”之精说不多有些注文过于繁琐对考古资料的利用也不足但不失为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又《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对读《史记》诸表有较高参考价值其中以汪越、徐克范《读史记十表》和卢文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校补》较为重要。

《史记》的版本现存最早的善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以同治金陵书局刻本为底本兼取百衲本。二本在传目编排和文字上均有差异互有短长。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在纪传体史书中《史记》是研究秦史的最基本的典籍。有关秦史还应注意下列诸书：清孙楷的《秦会要》从先秦诸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太平御览》诸书中摘取有关秦典章制度的资料分入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等十四门使零散的材料条理清晰地整理出来颇有益于学人。近人徐复又钩稽群籍逐条予以斠正并续有增补成《秦会要订补》一书也颇利于用。

近人马非百之《秦集史》略仿纪传体史书成例材料丰富兼有考证既可补二十四史无“秦史”之憾又可省却读者许多翻检之劳。惜与作者原计划相较尚有漏略。涉及秦史的文物考古资料也欠完备。

此外有关秦汉典章制度的材料还应参阅唐杜佑《通典》其中《食货》、《选举》、《职官》三典尤为重要不可不读。

《汉书》《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32—92）本卷丁编别有传。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如《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显得可贵。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现象。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为此作注者甚多。据《汉书》注中引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而现确知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汉书决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清钱大昭《汉书辨疑》清朱一新《汉书管见》清沈家本《汉书琐言》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汉书》版本可看中华书局点校本也应参考百衲本。

工具书推黄福銮《汉书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七十卷取资《史》、《汉》将西汉典章制度的有关资料分隶于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门凡三百六十七事。虽便于翻检但取材狭隘重要资料仍有遗漏引文节略过甚时有错误使用时皆当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后汉书》《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398—445）撰。《续汉志》三十卷西晋司马彪（？—约3o6）撰。范晔、司马彪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 年）范晔已完成《后汉书》纪传的写作并同谢俨撰成《礼乐》、《舆服》、《五行》、《天文》、《州郡》五志。《州郡志》实包括百官于内。南齐檀作十志其《百官》即依范晔而合于《州郡》。范晔下狱那天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志稿使范书残而不全。

在范书之前有关东汉的史作不下十部即《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张璠《后汉纪》等。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采撷诸家书之长删繁补缺整齐故事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书取代《东观汉记》残本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而东观诸史除袁宏纪外相继散亡。于是范书成为研究东汉史最主要的史籍。

范晔《后汉书》以“正一代之得失”为宗旨多用合传形成以明褒贬。如列王充、王符、仲长统为一传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布衣针贬朝政的事迹。又列郭泰、符融、许劭为一传以突出三名士的识人之鉴。又并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为一传以讥刺这五位庸碌圆滑官僚的苟合因循。又别立《孝义》、《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宦者》诸类传分述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刻画了东汉社会的面貌。由于范书重文采求简要也造成一些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具体事实隐而未彰这些欠缺需从《后汉纪》和东观诸佚史的佚文来作些订补。

司马彪的《续汉书》是在谯周《东观汉记》删改稿的基础上重加整理特别对安顺二帝以下东汉史事补阙尤多。永嘉乱后《续汉书》纪传部分6续散亡唯八志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今后《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续汉志》中以《百官》、《舆服》、《郡国》三志最为重要。《百官志》可补《汉书·百官公卿表》略而不详之弊以刘秀定制为准以上公、将军、诸卿、郡国官属为序将各级主吏、属吏的员数、职掌和源流条理爬梳并附百官受俸例是研究秦汉官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唯略于秦官之沿革可取沈约《宋书·百官志》以为弥补。《郡国志》则可与《汉书·地理志》相对照以明地理沿革。《舆服志》为《史》、《汉》所无源出于《东观汉记·车服意》是研究秦汉服饰、车舆制度的主要依据对于研究秦汉文化史和社会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司马彪未志《食货》及《艺文》使一代经济制度和文史典籍都未能得到反映。

自范书问世后不久南朝梁人刘昭为之作注并选取《续汉书》八志析为三十卷注以并行。至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再为范书作注因《续汉志》非范晔所作弃而不注一时风行天下。于是范书又单行于世而刘注则随之大部散亡。到了北宋乾兴元年（公元1o22 年）孙奭建议把李贤所注范书纪传和刘昭所注《续汉志》（佚《天文志》卷下注及《五行志》卷四注）合并成书。此后《后汉书》就形成今天通行的一百二十卷的本子。

李贤注重于诠释文句疏于史实考辨又成于众人之手匆匆成书后复无暇整理繁复错讹之处时有所见以至《南匈奴传》等注令人不可卒读。刘昭注详于史实的订补和考辨广征博引多为今日亡佚之书史料价值较高。清代惠栋作《后汉书补注》多正李、刘二注之失又引《后汉纪》和诸旧史佚文以订补范史。王先谦在惠氏《补注》基础上综合清人数十家之成说以作《后汉书集解》颇有益于学者。但王氏不仅对钱大昕、钱大昭、沈钦韩、周寿昌等人之精说脱遗甚多而且如李慈铭《后汉书札记》竟被忽略不用。所以此书远不及《后汉书补注》精审。《集解》书未完成王氏去世。后门人黄山等代为总校延请柳从辰、马与龙、李祖楺等人以助其役始成完书。黄山等别作《校补》附于各卷之后。其说时有可取然终不赅博。因此阅读《后汉书》除参考《集解》外还应参考下列诸书：宋刘攽《东汉书刊误》清沈钦韩《后汉书疏证》清李慈铭《后汉书札记》清沈家本《后汉书琐言》、《续汉志琐言》近人刘盼遂《后汉书校笺》近人杨树达《读后汉书札记》近人张森楷《后汉书校勘记》今人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诸书中又以李慈铭、张森楷、施之勉之作创获较多。

范书无表清人补作较多。其主要著作分见《二十五史补编》及《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其中钱大昭《后汉书补表》、万斯同所补七表、徐绍桢《后汉书朔闰考》、黄大华《汉志郡国沿革考》、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较为特出。又近人苏诚鉴之《后汉食货志长编》可补《续汉志》之缺。关于《后汉书》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编《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李裕民《后汉书人名索引》、王天良《后汉书地名索引》三种。

关于《后汉书》的版本可选用中华书局点校本。

徐天麟《东汉会要》四十卷为《西汉会要》的姊妹篇体例大体一致分十五门三百八十四事唯《学校》、《运历》、《祥异》三门被《文学》、《历数》、《封建》三门所取代。取材以《后汉书》为主兼及《东观汉记》、《续汉书》、《汉旧仪》、《汉官仪》等。书有残缺。其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卷全佚第三十六、三十九两卷各佚半卷。清蒋光煦《斠补偶录》（见《涉闻梓旧》）为书校误补残之作可资参考。

《三国志》《三国志》六十五卷西晋陈寿（233—297）撰。陈寿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

《三国志》包括《魏书》（有帝纪以示正统）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对汉末史事有不少记载而大量记载三国时史事。本书第五卷甲编别有题解。

《汉纪》《汉纪》三十卷东汉荀悦（148—2o9）撰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于建安三年（公元198 年）

奉汉献帝之命按《左传》体例删略《汉书》历时二年而成书。时称此书“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又“省约易习有便于用”。唐人开科取士一度以《史记》、《汉书》、《汉纪》为一科。自《资治通鉴》问世后其影响日小几致消亡。

《汉纪》共十八万字所用史料《汉书》以外采录极少故史料价值不高。但《汉纪》将《汉书》的精华大体吸收进来以年系事条理清晰头尾连贯重点突出不失为一部西汉历史的简明大事记可作研讨西汉史的入门书来读。此外荀悦立意“劝善惩恶”于《汉纪》中撰写了大量的论赞约占全书二十分之一的篇幅其中不乏佳论。如对汉文帝十三年诏除民田租一事的评论尖锐指出当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的严酷事实。这一史论至今仍为史家所重视。因此利用《汉纪》应以研究荀悦史论为重点并与其所著《申鉴》相联系。同时对《汉纪》补正个别史实之处予以留意以尽其用。

此书以《四部丛刊》本为佳。

《后汉纪》《后汉纪》三十卷东晋袁宏（328—376）撰。袁宏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

与《汉纪》删节《汉书》不同袁纪成书早于范书所纪有不少材料更接近原始资料所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袁纪精实之语也有不少范书尚未吸取之处往往可以订补范书的错误和不足。如岑宏《乐成王苌罪议》、张酺《荐太子侍从疏》、张衡和马融的阳嘉二年（公元133 年）京师地震对策、鲁丕的《举贤良方正对策》、尚敏的《陈兴广学校疏》都不见于范书。以上诸奏疏对了解东汉中后期政治混乱、经学堕废的情况颇有助益。即使是同一奏疏袁、范二书引用时取舍也有不同可互为补充。如袁纪卷二十八载朱穆上梁冀奏记所说河内横征暴敛的情况及其恶果就较范书所载详而具体。

《后汉纪》论赞之多几占全书十二分之一为历代史书所仅见。有些内容虽然也可供治史者参考但袁宏务饰玄言不乏迂腐的说教其价值低于荀纪。

阅读此书可用周天游《后汉纪校注》本。

除上述二纪外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秦汉部分亦不可忽视其史料虽基本出自前四史及两汉纪但简明扼要是初学者提纲絜领地熟悉秦汉史的入门之书。而胡三省注音义兼备考辨精当地理尤详兼有史评是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辅黄图》《三辅黄图》作者佚名。《隋志》称其为一卷《郡斋读书志》作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今本为六卷疑南宋苗昌言校刻时所分析且有后人所增补。作者一般指为六朝人而陈直以为是中唐以后人。

本书载秦汉时期咸阳、长安地区的地理沿革、城市布局、宫廷苑囿、离宫别馆、汉陵面貌、祭祀礼仪等内容是研究秦汉咸阳、长安地区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此书以陈直《三辅黄图校证》本为佳。

《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十二卷东晋常璩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

此书一至四卷总述梁、益、宁三州历史地理的沿革以地理为主。五至九卷以编年体形式分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的历史以及西晋统一时期巴蜀的历史。十至十二卷为三州由西汉至东晋初的“贤士列女”传。书中有关秦汉的部分多为纪传体史书所不载。如卷一《巴志》所载刘邦为汉王时纳范目之策募賨民共定秦地奠定统一天下的基础一事即不见于《史记》、《汉书》。所以此书是研究秦汉历史地理和巴蜀地方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典籍。

此书整理本有二：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前者校勘、补佚、考辨、注释颇见功力且配有大量插图体现旧学“左图右史”的传统价值较高。后者以史实的注释和考证为主言简意赅于疑义多有论断。书后附示意图五幅另《华阳国志梁益宁三州地名族名索引》颇便于用。

《水经注》《水经注》四十卷北魏郦道元撰。

此书在汉桑钦《水经》记载的基础上广为订补详述了河流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兼论水道流经地区的山川、城邑、关津的地理状况和历史沿革以及古代建筑、碑刻石阙、人物故事、民间歌谣、神话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乏有关秦汉历史、地理、民俗的记述可与纪传体史书相参照订谬补遗。郦道元注中引书多达四百余种包括一批秦汉佚史为研究秦汉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本书以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成就较高。王国维《水经注校》用力甚深惜点校质量较差用时不得不慎。注中所载秦汉碑刻可利用《水经注研究二集》所载陈桥驿《水经注·金石录》。

第二节史籍佚文的辑本《东观汉记》《东观汉记》约一百四十三篇东汉班固、刘珍、蔡邑等撰。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当代史。

《汉记》之作始于汉明帝时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作《世祖本纪》及功臣列传新市、平林、公孙述、隗嚣等载记凡二十八篇。安帝时刘珍两度奉诏著作东观始有《汉记》之名。其所撰为光武至永初初诸纪、表、名臣传、节士传、儒林传、外戚传等。桓帝时边韶领衔作穆、崇二皇传、《顺烈皇后传》、《安思阎后传》、《儒林传》、《百官表》、《宦者传》。此时《汉记》已有一百十四篇之数。后又由伏无忌主持补修《诸王表》、《王子表》、《功臣表》、《恩泽侯表》、《南单于传》、《西羌传》、《地理志》于是诸体始全。灵帝时蔡邕两度主持撰作《朝会》、《车服》、《律历》诸志并续作纪传。汉末丧乱蔡邕被诛《汉记》修撰之事遂告终结。

此书自刘珍起以东观为主要撰作场所所以刘昭称其书为《东观书》。后郦道元《水经注》始称其为《东观汉记》《隋志》沿用此称并流传至今。

《东观汉记》是东汉历史比较原始的材料。至隋唐时已有不少散亡入宋后残存无几元明之际亡失殆尽。史注和类书中仍有一些佚文。此书可以订补范书如张顺组织王莽末年南阳起事范书无载；也可证范书之言有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此书乃史臣撰述时人事迹难免有曲笔之嫌。书又成于众手质量参差不齐。繁简失当选材不精在所难免。而自安、顺二帝以下亡缺尤多。此书辑本以清姚之骃《后汉书补逸》为最早。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但书脱漏甚多连《太平御览》都未曾取资其所用《北堂书钞》乃明陈禹谟本文多妄增误改。姚氏又颇沿明儒旧习读书不精考辨乏力讹谬之处时有所见。再则辑文一律无出处使读者无从考索。清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在姚辑的基础上利用《永乐大典》予以订补辑为二十四卷。其编目依原书体例分纪、表、志、传、载记五体较有条理。辑文也较姚辑丰富可靠。末附《东观汉记范书异同》可供参校有较高的使用价值。惜漏辑仍多且无出处。今人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的问世弥补了前两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八家《后汉书》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其论赞褒贬抑扬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

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准当”与司马彪书之“详实”等驾齐观。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璠《后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故璠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弟子汪学惇复有增益辑稿遂成。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绪八年（公元1882 年）赵 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汉官六种》《汉官六种》十卷清孙星衍辑收入《平津馆丛书》。其所辑诸书情况如下。

《汉官》一卷作者及成书年代亦不详。《隋志》作五卷宋时仅存一卷旋即亡佚。今所见佚文唯存《续汉书·百官志》注中内容侧重于公卿员吏的人数和品秩并附记诸郡郡治距京师的里程数。

《汉官解诂》一卷。原名《小学汉官篇》计三篇建武年间新汲令王隆撰。其书以童蒙书之形式出现“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明”1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比较广泛。东汉中后期重臣胡广深谙官制仪式有“万事不理问伯始”之誉。他看中《小学汉官篇》并亲自为其作注。胡注补正《汉官篇》虽称精要难言其详之弊故书名随之易为今名。这也是为什么原文较少保存而胡注传世较多的原因。

《汉旧仪》二卷《补遗》二卷。原书四卷东汉议郎卫宏撰。此书不仅言及官制而且大量涉及礼制如籍田、宗庙、春桑、酎、祭天等礼仪。所以隋唐史志多将其列入仪注类。又因其所载官制较详备故自《直斋书录解题》始称其书为《汉官旧仪》清四库馆臣辑本亦据以为目。此书是《汉官六种》中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一种。

《汉官仪》二卷。原为十卷东汉军谋校尉应劭撰。时献帝迁都于许旧章湮灭书记罕存应劭于是缀集旧闻而作此书。汉官诸书中此作最为系统佚文史料价值亦最高。其书在史注和类书中或称《汉官卤簿图》或称《汉官名秩》又作《状人纪》疑皆为其书之篇名。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简称《汉官典职》或《汉官典仪》。

原为二卷东汉卫尉蔡质撰。杂记官制及上书谒见仪式。

《汉仪》一卷吴太史令丁孚撰。因《新唐志》称其作《汉官仪式选用》所以有人以为与蔡质之作本为一书但据《续汉志·百官志》所引当自为一书仅较他书简略流传不广鲜为人知。

这六书是汉代官制仪式最原始、最丰富的系统记述可补《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的不足应予以足够重视。

除孙辑外元陶宗仪曾辑应劭《汉官仪》一卷仅十六条且无出处。

清四库馆臣辑卫宏《汉官旧仪》及《补遗》共四卷。辑本体例较为严谨辑文也较丰富。然其据《永乐大典》所辑二卷与史注及其他类书参校考订未免不足。而《补遗》部分草率收兵脱漏较多。又清王仁俊辑《汉旧仪》、《汉官仪》各一条。而黄奭之《黄氏逸书考》则全取孙辑唯增案语一句它无所明刊刻疏略复增舛讹最不足取。相比之下孙辑优点有四：一为辑书全二为辑文多三曰出处详四乃考辨较为审慎。而漏引、误引亦屡有生用之不可不慎。

此外孙星衍还辑有汉叔孙通《汉礼器制度》一卷可明汉初礼仪之概貌。

与上述诸佚史相联系研究汉代礼制仪式可参阅蔡邕《独断》。此书今存二卷。其所载有天子称谓及其所用、所居、所行、所驻之名称和仪制群臣上书诸类别及程式以及汉宗庙、祭祀、爵制、乐舞、五德说、汉世系、冠冕舆服之制和谥法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冠冕舆服之制尤为详细。全书条理贯通简明扼要虽略有后人补窜记述也有小疵仍不失为汉代礼制的重要参考书。

其他逸史的辑本《楚汉春秋》九卷西汉6贾撰。所记从刘邦、项羽起事起至汉文帝初期止为一部杂史。司马迁撰《史记》时曾采撷此书。唐以后散佚。清人辑本有三：一、洪颐煊所辑见《问经堂丛书》。二、茆泮林所辑见1 《续汉书·百官志》注。

《十种古逸书》亦见《后知不足斋丛书》和《龙溪精舍丛书》。三、黄奭辑本见《黄氏逸书考》。其中以茆辑最佳。但佚文数量不多史料价值亦有限。

《三辅决录》二卷东汉赵岐撰。这是一部汉代关中地方人物志。所述汉代三辅名人事迹可作订补纪传体史书之用。与之相类的有佚名氏所作《三辅旧事》、《三辅故事》均已亡佚。清张澍《二酉堂丛书》辑有此三书虽未完善可供参考。

此外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辑有《汉晋春秋》、《会稽典录》、《钟离意别传》、《郑君别传》等。《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又辑有《后汉抄》、《蜀王本纪》、《陈留风俗传》、《汝南先贤传》、《益部耆旧传》、《襄阳耆旧传》、《海内先贤传》、《青州先贤传》、《鲁国先贤传》等。每种书仅数条脱漏甚多与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所言应辑秦汉史籍相较差距甚大。但尽管每种佚史的佚文数量有限可是集中起来就十分可观。在秦汉文献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越显得宝贵。这一领域尚有待全面开作一次较为彻底的总结。

第三节经纬及有关传注的史料价值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以传授五经于是属于今文经系统的《今文尚书》、《易经》、《诗经》、《仪礼》、《礼记》、《公羊传》、《穀梁传》等先后成为汉代官私诸学的基本读物同时也成为两汉制定国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尤其经汉宣帝石渠阁会议和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皇帝亲自“称制临决”钦定经解教义大大加强了今文经的神学化。官学的思想渗透到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等各个领域。作为古文经系统的《古文尚书》、《周礼》、《左传》除在王莽改制和光武帝中兴之初一度列于学官外一直受到今文学派的排挤只能在民间流传。后来在杜林、贾逵、马融、郑玄的大力提倡下古文经逐渐在学术上取得优势其影响也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其间《论语》、《孝经》二经也被列为官学形成“七经”。由于汉代经学和史学有密切的关系经今古文学之争又涉及当时的政治斗争。因此研习上述诸经特别是研习《尚书》、《易经》、《周礼》、《礼记》、《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七经对于探讨秦汉史尤其探讨秦汉政治史、学术史和教育史具有重要意义。

《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孟子》八经的经解中保存有大量的汉人传注。特别是郑玄的“三礼”注常用汉事解经成为我们了解汉代典章制度、宫廷和民间礼俗等情况的宝贵资料。宋王应麟为了研究汉制曾从上述八经注及《国语》、《说文》中剔取有关材料编为《汉制考》一书计四卷可省却部分翻检之劳。可惜书非定稿材料也未经分类且有所脱漏有待进一步整理。

与经学相配合从西汉中叶起谶纬之说兴起。谶是预告将来吉凶祸福的隐语纬是对经书神秘化的解说和推衍以附会人事。它们是汉代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企图欺骗舆论摆脱困境寻求福祐的唯心主义谬说。刘秀认为自己应谶言而定天下对之深信不疑因而谶纬一度成为官方的显学。但是谶纬具有神秘的色彩各阶级、阶层的人士都可以从中寻找思想武器。东汉中后期它曾是豪族世家对抗皇权和宦官的武器。甚至黄巾起义也加以利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以谶言形式出起义的信号。加上谶纬之学讲“革命”、“革政”、“五德更替”这些都是封建**主义所忌讳的因而它不久就为统治阶级厌弃。三国两晋以后谶纬之学迅退出历史舞台众多的谶纬之书随之也6续消亡。

纬书中不但包含有大量的今文经说以及天文、地理、医学、农学、数学等内容而且与两汉政治制度、阶级斗争、学术思想和社会生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也是研究秦汉史的必读资料。明孙瑴的《古微书》和清赵在翰的《七纬》是较好的辑本。又唐刘赓的《稽瑞》作为有关谶纬学的小型类书也可供参考。此外有关阴阳五行学说可参阅秦汉《日书》简文。第四节小学书的史料价值小学著作是研读诸经的工具书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三十卷东汉许慎撰。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定字源的字书对研究古代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释语中不时留下一些可资利用的秦汉史料。如《说文·叙》就言及尉律；《贝部》引律令曰：“民不徭赀钱二十二。”又释“盐”、“祆”、“僧’、“塔”等对了解河东盐池的规模以及拜火教和佛教的东渐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使用此书应利用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方言》、《释名》、《急就篇》《方言》十五卷西汉扬雄撰。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今传晋郭璞注本唯十三卷略有后人增补。书中在以汉代通行语解释方言时也片断地反映了汉代的衣食住行和风俗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史实。清钱绎《方言笺疏》可用以参考。

《释名》八卷东汉刘熙撰。这是我国第一部用声训释字义的训诂书。全书共二十七篇分释天、地、山、水、丘、道、州国、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采帛、饰、衣服、宫室、床帐、书契、典艺、用器、乐器、兵、车、船、疾病、丧制等类字义对研究两汉社会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读时可用王先谦《释名疏证补》。

《急就篇》凡三十一章西汉史游编。这是一部童蒙之书。章为开篇后六章叙姓字列姓一百一十三个；下接“诸物”部分十八章言及工具和日用器皿、武器及车马具、衣履服饰、建筑和室内陈设、人体生理和疾病、药物、农作物名称、花鸟虫鱼兽等名词；又有三章叙刑法；二章叙职官及地理；末章以颂扬汉德而告终。这书反映社会面极广从中可以了解许多汉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四部丛刊》本有唐颜师古注较便于用。

第五节诸子书的史料价值在秦汉文献中子部书的重要性仅次于史部。子部书不只表述了各家的思想而且大致在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科技等方面都为研究秦汉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史料。

《新语》和《新书》西汉建国之初总结秦亡、楚败、汉兴的经验教训是主要议题。《新语》和《新书》是其代表作。

《新语》上下二卷共十二篇6贾撰。全书以黄老思想为核心吸取儒学的部分主张强调无为而治政令统一选贤用能崇尚仁德。今本有后人改窜以致有人疑其为伪书未免失于偏颇。今人王利器《新语校注》是较好的读本。

《新书》又名《贾子》贾谊撰。今本十五卷计五十八篇（缺《问孝》和《礼容语》上）。书中提出以民为本合理分摊赋役重农抑商加强对诸侯王国的限制以及相关的治安之策是研究汉初历史和贾谊思想的重要资料。原书亦经改窜真伪错杂应予以注意。《贾谊集》把《新书》与贾谊的其他奏疏、文赋汇为一编颇便于用。

《淮南子》和《春秋繁露》文景时期诸侯王坐大国家的统一受到威胁。是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还是鼓吹分裂割据成为思想领域争论的焦点。贾谊《新书》已开其端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应推《淮南子》和武帝时问世的《春秋繁露》。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书·艺文志》言有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二十三篇。今本唯存内篇。这书由淮南王刘安延请学人共同撰集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兼取儒、法、阴阳五行诸家学说为文景时期刘姓诸侯王企图保持封建割据的思想代表作对了解朝廷与地方的政治斗争有较高参考价值。读这书时可用近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并参考其《三余札记》。《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董仲舒撰。今本与《汉书》本传及《艺文志》所言篇数、篇名均不大相符。可见经后人重新整理已非本貌。但其主要内容当仍是董仲舒的思想。董仲舒以春秋公羊说为指导思想提出一系列维护“大一统”的思想观点又糅合阴阳五行学说建立“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新体系以迎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在当时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这书是了解西汉中期思想和政治状况的重要资料。读时应用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白虎通义》《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又称《白虎通德论》四卷东汉班固等整理编纂。章帝为了统一思想协调对儒学经典主要内容的理解仿效宣帝时召开的石渠阁会议于建初四年（公元79 年）在白虎观会集天下今、古文名儒与有关政府官员讨论五经异同最后由章帝亲自裁定是非。《白虎通义》就是此次会议的总结它把儒家学说与谶纬迷信紧密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这是研究东汉思想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清陈立《白虎通义疏证》是主要参考书。

《论衡》和《新论》《论衡》三十卷王充撰。全书共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有录无文。王充博学多闻勤于著述是东汉初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他对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及唯心主义的神学思想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王充精通汉史常据以阐其主张同时也提到了当时社会的不同风尚因而此书是研究汉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近人黄晖的《论衡校释》引证丰富注释精当成就较大。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的《论衡注释》释文简明便于初学。

《新论》二十九篇桓谭撰。桓谭反对谶纬其主张与王充有不少共通之处。原书久佚清严可均辑本较为完备见《全后汉文》。王充、桓谭本卷丁编都别有传。

政论书东汉中晚期政治**阶级矛盾尖锐为拯世救俗政论之作大兴。

《潜夫论》三十六篇王符撰。王符因不满东汉后期的黑暗统治隐居著书痛讥时弊不欲彰显其名故名书曰《潜夫论》。这书强调民本思想要求改变世家豪门垄断政治的局面以达到重兴汉室的目的。这是了解东汉后期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清汪继培撰今人彭铎校证的《潜夫论笺》颇便于用。

《政论》一卷崔寔撰。这书以揭露东汉末年统治集团的腐朽奢靡生活为主要内容。原书早佚辑本以清严可均所辑为佳见《全后汉文》。《昌言》仲长统撰三十四篇。其性质与《政论》相类仲长统对汉朝已不抱多大希望也能较多摆脱传统经学的羁绊冷静剖析汉朝衰败的历史原因所以史料价值较大。对探讨玄学的起源也有所帮助。原书亦佚亦以严可均辑本为佳。

《申鉴》五卷荀悦撰。这书恪守传统儒学但反对谶纬迷信又主张德刑并用限制兼并以缓和社会矛盾。书中还极力主张抑制权臣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以强化皇权。这是研究汉末思想的又一重要材料。版本以《四部丛刊》本为佳。

《盐铁论》和农事书反映汉代经济思想和农业经济的史料有《盐铁论》和《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农事书。

《盐铁论》十卷凡六十篇西汉桓宽编。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 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围绕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经与会儒生朱子伯的介绍将其整理改编撰成此书。其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政策、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全书真实生动、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汉武帝的主要经济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诸问题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另外《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此书可以说是半部《桑弘羊传》为研究这一重要人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书中不少篇章文字晦涩难懂。近人郭沫若《盐铁论读本》今人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二书对读者可有较大帮助。

《氾胜之书》十八篇西汉氾胜之撰。胜之成帝时人曾为议郎。

这是他指导关中农民耕作的生产经验的总结为中国农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书中除记述主要作物的一般栽培技术外还介绍了区种法、溲种法、耕田法、穗选法、稻田水温调节法、桑苗截干法等先进生产技术是了解汉代农业史的宝贵史料。原书早佚近人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和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是可供阅读的最佳辑本。

《四民月令》一卷东汉崔寔撰。这书仿《礼记·月令》按月记述地主庄园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反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的面貌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史不可多得的材料。原书早佚近人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和缪君愉《四民月令辑释》均可利用。

《太平经》和《牟子理惑论》两汉时期佛学东渐和早期道教初创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时有关宗教思想的著作主要有《太平经》和《牟子理惑论》。

《太平经》一百七十卷今存五十七卷是我国道教主要经典之一。

此书源于东汉宫崇献给顺帝的《太平清领书》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基调杂以巫觋之语。东汉统治者以为妖妄不经藏而不用因而只能在民间流传。其中神秘的五行说和朴素的平均思想成为张角组织群众动黄巾起义的思想武器。以后经历代信徒的推广和增衍才形成一百七十卷的庞大规模。《太平经》对于探讨东汉早期道教的形成及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今人王明《太平经合校》是较好的读本。《道藏》中的唐闾、丘方远的《太平经钞》保存了旧本的部分面貌。而佚名《太平圣君秘旨》又有今本《太平经》所失载的内容可以参考。

《牟子理惑论》或称《牟子》或作《理惑论》凡三十七篇是我国最早的佛学经典之一。旧题东汉太尉牟融撰或云苍梧太守牟子博撰均不可信。此书当成于汉献帝建安年间所述为佛教初入中国时世人对佛教的不同看法并进而主张佛学与儒家、道家之说相融合以适应中国的政治需要和风俗民情。这是研究早期佛学史的宝贵资料。书早佚《弘明集》中保存佚文较多可资利用。

《风俗通义》子书中的风俗书以《风俗通义》为代表。该书三十卷今存十卷东汉应劭撰。应劭博闻强识著述甚丰。此书反映东汉社会的不同风俗为研究两汉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其中多为纪传体史书所失载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今人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和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是便于阅读的本子。

天文数学书汉代自然科学类的存世之作涉及天文、数学、医学等三个学科。

《灵宪》、《浑天仪》均为东汉张衡所撰是汉代天文学中浑天说的代表作。二书均佚清严可均《全后汉文》中有辑本。

《周髀算经》二卷至迟成书于汉武帝时期是先秦以来天文算学经验的总结。其天文学方面主张盖天说。数学方面的贡献则表现在分数算法、开平方算法的运用以及总结出勾股的定理。书存《算经十书》和《四部丛刊》中有汉赵君卿注和唐李淳风注。

《九章算术》九卷当成书于东汉和帝时。作者无考。这是世界古代数学名著之一。其中分数计算法、负数计算法、比例计算法以及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都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是了解汉代数学成就的重要资料。同时在算题中还可以了解汉代经济政策、物价、农业生产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史料价值较高。魏刘徽和唐李淳风为之作注。书亦见《算经十书》和《四部丛刊》。

医药书《神农本草经》秦汉间人伪托神农撰。收载药物达三百六十五种是我国较早的有关药物学、植物学的分类学专著。书佚。清孙星衍辑本较佳见《问经堂丛书》。

《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东汉张机撰。原书散佚西晋王叔和得其残稿加工后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是了解汉代医药学水平的基本参考书。前者以任应秋《伤寒论语释》最便于用。后者可用《四部丛刊》本。

第六节文集及古小说的史料价值《蔡中郎集》、《扬子云集》、《孔北海集》汉人文集基本散佚故传世之作多以辑本为主。较重要的是《蔡中郎集》《四部丛刊》影明华氏活字本为十卷较佳。《四库全书》翻明陈留本为六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集》本止二卷可备参考。这书是研究汉代历史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书。

《扬子云集》六卷《孔北海集》一卷均见于《汉魏六朝百三集》和《四库全书》。其中扬雄的《法言》和《太玄经》价值较大。

此外重要的参考书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严可均辑。其中收有《全秦文》一卷《全汉文》六十三卷《全后汉文》一百卷对了解秦汉历史有很大参考价值。严氏汇众多单篇于一编便于翻检且出处周详也易于核对因此可作工具书使用。以中华书局影印清王毓藻刻本为佳。又《文选》六十卷南朝梁萧统编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其中所录秦汉人之作皆可为研史之助。《文选》李善注广征博引多为秦汉佚书也可订补正史之伪脱。阅读时可用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本同时应参考《六臣注文选》。又《古谣谚》一百卷清杜文澜辑。此辑引用秦汉古谣谚达三百余之多还逐引述本事注明出处考辨疑义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又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关秦汉部分也可供参考。其辑诗偏雅与较能反映民间呼声的古谣谚相比有所逊色。

《西京杂记》、《博物志》《西京杂记》今本六卷晋葛洪编。或题汉刘歆撰或以为南朝梁吴均撰均非。此书历代指为伪书但从语气及内容看当是杂抄汉魏六朝佚史而成。所述西汉之事怪诞不经多不足信。但有关南越赵佗献宝于汉朝、昭君出塞前后汉宫画师事迹、刘邦筑新丰以迎太公、汉俗五月五日生子不举、邓通得蜀山以铸铜钱、茂陵富人袁广汉庄园之奇、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刘子骏作《汉书》诸事均可开阔思路有裨研史。中华书局《古小说丛刊》本较佳。

晋张华《博物志》、晋崔豹《古今注》、五代马缟《中古古今注》等性质皆与《西京杂记》同可聊备参考。它如《太平广记》、《笔记小说大观》等均可浏览。只要稔熟基本史料思路敏捷钩沉探隐从中总能得到启示。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秦都咸阳和碣石行宫秦都咸阳秦都咸阳故城在今咸阳市东十余公里处。公元1959 年开始勘查截止公元1988 年年底共现夯土建筑遗址27 处手工业作坊遗址6 处秦墓128座对其中的两座宫殿遗址进行过部分掘。

咸阳故城南靠渭水因为渭水不断北移故城受到很大冲决目前已经看不见城郭的踪迹现存遗址应是咸阳故城北半部的宫殿区。其中以西起聂家沟东至山家沟一线的遗迹分布最多、最密集规模也最大；在它的外围有东西长约9oo 米南北长576 米的夯筑墙垣。根据遗迹所在位置及出土遗物判断这组大型的建筑遗址应是秦咸阳宫此墙应是秦咸阳宫宫墙。宫殿区的西边有大片秦墓地；西南边有铸铁、冶铜、制陶作坊遗址和民居建筑遗迹。有学者根据目前掌握的宫殿区范围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的分布位置并参照汉宫殿区占据长安城大部的例证提出秦咸阳东西十二里南北十五里的构想。真象如何有待更多的资料验证。

公元1973—1982 年掘宫墙以内保存较好的1 号建筑遗址的西半部和与之相连的2 号和3 号建筑遗址共揭露面积15ooo 平方米。1 号建筑夯土台基东西长6o 米南北宽45 米高出地面6 米。对揭露出的遗迹现象做过初步复原研究得知这是一座似乎以面呈长方曲尺形的多层夯土高台为基础凭台重叠高起的楼阁建筑。台顶中部有两层楼堂构成的主体宫室四周布置有上下不同层次的其他较小的宫室底层建筑的周围有回廊环绕。3 号宫殿基址在1 号基址西南1oo 米处其间有建筑互相连接。它是一座带有回廊的殿堂在廊道两壁上彩绘壁画。画面为车马仪仗植物纹饰和几何纹图案。根据建筑形制和出土的遗物判断1 号遗址大约建于战国中、晚期3号建筑大约建于战国末年或秦代。两座遗址中都有大量焚毁倒塌的堆积物表明它们均毁于秦末的烈火。

秦宫遗址的勘查和掘证明秦宫殿都建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个独立体多座建筑物之间以甬道、复道相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又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秦代开创的这种宫殿建筑形式对后代影响很大。

碣石行宫勘察和掘秦东海行宫是1984 年以来的事。经多年努力现已初步探明秦东海行宫修建在今渤海沿岸大约从北起辽宁省绥中县墙子里村南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全程四十公里的环渤海地带。绥中墙子里地处山海关外15 公里处的渤海之滨这里有一组自然礁石耸立在海中民间传说为“姜女坟”。在紧靠“姜女坟”的海岸上现了六处建筑遗址群。它们大约都是建于秦代或西汉前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面对“姜女坟”的石碑地建筑遗址。其中心建筑台基南北长5oo 多米东西宽近3oo 米台基高8 米。夯土台上有多级建筑。在建筑基址上现了通长68 厘米、当面直径52 厘米的高浮雕夔纹大瓦当、变形夔纹大瓦当形式与秦始皇陵出土的十分近似。其他建筑材瓦亦与秦咸阳故城出土的相类似推定此遗址始建于秦始皇时期西汉时仍沿用大约到东汉时废弃。从遗址所在地及与“姜女坟”的关系看“姜女坟”应即史籍所载的东海碣石而这组建筑则可能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 年）东巡的碣石宫。石碑地西边有黑山头遗址东边有止锚湾遗址都出有形制相同的大型空心砖和较大的云纹瓦当说明这三处遗址的时代相同性质相近。

位于秦皇岛市金山嘴的另一处秦行宫遗址北半部已掘揭露面积1.5万平方米。这里至少有六组以上的建筑。北面一组似为正殿由两个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宫殿基址组成共四十大间。有墙基、石柱础、门道、散水、叠落的筒瓦、板瓦、与石碑村遗址形式相同的高浮雕夔纹大瓦当。它同绥中墙子里现的遗址同属于一个大的建筑体系是秦之国门碣石宫的一部分。参考书目1.秦都成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1 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 年11 期。

2.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 年11 期。

3.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1988 年5、6合期。

4.陶复：《秦咸阳宫第1 号遗址复原问题的初步探讨》《文物》1976年11 期。

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掘简报》《文物》1986 年8 期。

6.郑绍宗：《河北省近十年考古综述》（二）《文物春秋》1989 年4期。

第二节秦始皇陵园秦始皇陵园秦始皇陵园的勘察工作开始于六十年代初公元1974 年以来勘察掘全面展开。目前已基本上搞清陵园的建筑布局并先后掘了兵马俑坑、铜车马坑和一部分马厩坑、陪葬墓、役徒墓）共出土文物5 万多件。

陵园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夯土围墙。内墙长1355米、宽58o 米。外围墙长2165 米、宽94o 米、墙基厚8 米。内外围墙的四面都有门除内墙北墙辟二门以外其余每面各辟一门。门道两侧各有一土阙。内围墙的四角有角楼；西北部有夹墙亦呈长方形。坟丘在内围墙中部偏南处覆斗形夯土筑造底部每边长35o 米左右现存高度76 米。坟丘底下是地宫。地宫平面近方形四周以砖坯砌筑宫墙。宫墙南北长46o 米、东西宽392 米。墙体高厚各约4 米。四面有门。地宫内的构筑和埋藏目前还不清楚。坟丘西侧有铜车马坑。车马坑附近和坟丘南侧各有两个府藏库。坟丘北部有寝殿、便殿和丽山食官建筑遗存。陵园内的这些建筑布局大体上是按照宫廷生活设计的。

陵园外四周的遗迹以东部和西部现为多。东部有兵马俑坑、马厩坑、陪葬墓群；西部有建陵役徒墓、窑址、石料加工场；南部靠近骊山处有防洪堤遗址；北部有建陵挖土而形成的鱼池遗址。

由于陵园外四周大量遗迹的现引起了人们对陵园实际范围的关注。

有人认为秦始皇陵的陵园边界应该是陵墓外围的自然屏障。以坟丘顶部为基准向四方各自延长375o 米南抵骊山北到新丰原东到鱼池水西到赵家背户村的古河道。东西南北各长7.5 公里。目前提出的这个设想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要经受较长时间的工作检验。

与陵园建制有关的遗迹与陵园建制有关的掘工作重要的有四项。

（一）兵马俑坑的掘。兵马俑坑共现四个都集中分布在陵园东门外1.5 公里处。已掘3 号俑坑的全部和1 号俑坑、2 号俑坑的一小部分。另一个是未建成的废坑。这几个兵马俑坑规模都很大大约在始皇生前便开始营造估计到秦灭亡时尚未完成。已掘269o 平方米出土武士俑22oo件战车32 辆（每辆配驭马4 匹）、坐骑的战马29 匹。根据钻探三个坑的总面积是2o78o 平方米按照出土的兵马俑排列形式复原这三个坑的武士俑应有7ooo 个战车1oo 多辆（配驭马4oo 多匹）坐骑的战马1oo 多匹。像这样大规模的模拟当时的步卒、骑兵的形象和战车实物的出土还是第一次现以致被一些中外学者誉为“世界八大奇迹”。它为研究秦代军队编制、作战方式、甲骑步卒装备以及秦社会诸问题提供了一批最直接最形象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价值。

秦兵马俑的掘工作还将长期进行下去。根据已经出土的资料考察这应该是秦军士列陈送葬的模拟。它形象地体现了秦始皇时代的军阵的编列。战车兵和步兵是当时作战的主力部队骑兵的地位看来仍和战国时期差不多武器配备仍旧以远射程的弩机、弓箭和长木柄的戈、矛、戟、铍为主；而且绝大多数仍旧是青铜制品。主要的防护性设施是皮革制作的铠甲没有现头盔和盾。铜兵器由中央官署机构“寺工”铸造。服饰铠甲整齐统一阵容威武雄壮再现了秦始皇横扫**的气势。

（二）马厩坑。有二处。一处在陵园东门外；另一处在内外围墙西垣之间。两处活埋生马约有六七百匹另有跽坐俑、饲料以及供跽坐俑使用的陶器。部分陶器上有“中厩”、“宫厩”、“左厩”、“三厩”等刻文表明这是宫廷厩苑的象征跽坐俑则是养马的国人。在陵园西垣外大道南侧另有一片陪葬坑。坑内置陶棺棺内置生埋禽兽和跽坐俑。依马厩坑例这应是苑囿中饲养的珍禽异兽。秦始皇生前有许多厩苑死后把厩苑模拟于地下以大量的马匹和珍异的禽兽随葬。

（三）铜车马坑。位于坟丘西侧。两辆车马同置于一长方盒状的木椁箱内。一前一后面西排列。车均作双轮单辕前驾四匹铜马车上各有铜御官一人。车马人皆约当实物的二分之一。车马的鞍具齐全与真车马无异。根据初步考证1 号车系立车又名高车、戎车；2 号车为安车。象征秦始皇乘舆出行。

（四）陪葬墓。有两处。一处在陵园东门外；另一处在始皇陵坟丘北边。东门外现17 座皆东西向南北一字形排列。已掘的8 座均为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葬具皆一棺一椁作长方盒状。随葬品有较多的铜器、陶器和少量金银器。有的器物上有“少府”铭刻。尸骨经鉴定死者五男二女年龄都在2o—3o 岁左右皆肢解入葬。推测被葬者可能是被胡亥处死的秦公子、公主可能还包括秦始皇原来的近臣。位于始皇陵坟丘北边陪葬墓2o多座未掘情况不明。

参考书目1.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 年5、6 合期。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掘报告（1974～1984 年）》文物出版社1988 年版。

3.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o 年4 期。

4.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o 年2 期。

第三节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西汉长安城的勘查掘工作是公元1956 年开始的。公元1956—1957 年勘查城墙、城门掘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并确定其他城门的位置。公元1958—196o 年掘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公元1961—1962 年勘查城内街道和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和城西建章宫的范围。公元1975 年以来主要掘武库和未央宫范围内的建筑遗址。

东汉洛阳城的考古工作分两个阶段。公元1954—1966 年以勘查为主采用铲探的方法了解城垣、水道、宫城、城内道路和其他建筑遗址绘制实测图。公元1972 年以来转入全面掘。公元1972—1975 年掘南郊汉晋辟雍太学明堂遗址和灵台遗址；公元1979 年掘北魏永宁寺塔基；公元1981 年起掘魏晋金墉城、北垣“马面”及其他建筑遗址。

汉代两京的掘将是一项长期的考古任务目前都在继续工作中。

西汉长安城西汉长安城的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方向基本上作正南北向。东城墙和南城墙保存较好虽已倾圮仍连续不断；西城墙和北城墙保存较差有不少断缺。全城平面略呈方形：东墙平直南西北三面墙都有曲折。四面城墙总长257oo 米约合汉代六十里强。与《汉旧仪》长安城周围六十三里的记载基本相符。城墙剖面下宽上窄倾斜度里外各约11 度左右。基部宽度为12—16 米左右。城墙外侧有宽约8 米、深约3 米的壕沟围绕。

长安城每面有三个城门四面共十二个城门。东面的城门由北而南是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的城门由东而西是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面的城门由南而北是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面的城门由西而东是横门、厨城门、洛城门。通过对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的掘证实汉长安城的城门各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宽各8 米减去两侧立柱所占的2 米实宽6 米。城门全未用砖而是两壁直立的阙口。在门道两侧沿边排列几对石础。石础之上应是立木柱再在其上建门楼。出土现状表明四个城门都焚毁于王莽末年或稍后的战争中其他城门似不例外。在此后的东汉、魏晋、十六国和北朝期间长安城已衰败不振但仍部分被使用。例如宣平门的三个门道一直作为一个完整的城门被沿用着直到整个长安城因迁移而废弃。

长安城内有八条主要大街。最长的是安门大街有55oo 米最短的是洛城门大街有85o 米。其余的大街长度在33oo—38oo 米之间。这八条大街或作南北向或作东西向皆为一直线没有曲折长度不等但宽度全同都在45 米左右；而且每条大街都分成三条并行的道路其间有两条宽约9o厘米的排水沟将大街一分为三中间是专供皇帝行走的“驰道”宽2o米；两侧是官吏和平民行走的道路各宽12 米左右。这就是《西都赋》所说的“披三条之广路”的街制。

占据全城面积一半以上的五大宫殿已得到考古证实。长乐宫、未央宫、桂宫仍有部分宫墙墙基和宫内建筑遗迹可寻可以明确标定方位。明光宫和北宫已破坏殆尽只能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已揭露的遗迹作出大概的判断。位于长乐、未央二宫之间的武库已掘。它的四周有夯土筑造的长方形围墙。围墙内有库房遗址七处。每一库房又分隔成若干间分置各种兵器。出土时尚有刀、剑、矛、戟、镞和铠甲等铁兵器残存。从出土现象判断武库也在王莽末年的战争中焚毁以后一直废弃不用。

公元1986 年以来掘工作主要放在未央宫范围内。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一座西汉工官官署遗址的掘。这座官署遗址呈东西向长方形四周夯筑围墙长134.7 米、宽65.5 米内有署房十五间。在署房内共出土骨签数万片。骨签由动物骨头制成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相近。一般长5.8—7.2、宽2.1—3.2、厚o.2—o.4 厘米。背面平直正面孤脊形上部磨平文字皆刻其上。刻文分二类。一类是一行字的骨签字数6—7 字内容是物品名称、规格、编号等。另一类是2—4 行字的骨签字数少的十几个字多的3o—4o字不等内容是纪年、工官及所属官吏和工匠的名字。纪年自武帝至平帝的都有现还有一部分武帝以前的无纪年的骨签。这批资料尚未全部整理公布对骨签的性质和使用法目前都还不大清楚。

现在考古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外郭城还是带有内城性质的宫城？近年曾引起一场学术争论。参加这项工作的考古学者认为目前考古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外郭城。有的历史学者则认为目前考古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带有内城性质的宫城。在它的北墙外、西墙雍门外和东墙宣平门外的郊区还存在一个外郭城。个别古建学者甚至认为不但北墙外有北郭东墙三座门外也有东郭。看来这个问题应靠更多的田野考古途径去寻求解决。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遗址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遗址的掘最引人注目的是汉辟雍遗址和王莽九庙遗址。

辟雍遗址位于长安城安门外直南大道东侧北距长安城南墙约2 公里。

整体建筑由主体建筑、围墙、四门、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以及圜水沟等组成。辟雍的主体建筑建造在一个直径62 米的圆形夯土台上。夯土台的正中是平面呈“亞”字形的台基。台基上的“主室”、“夹室”已毁没。台基四边的“四堂”尚存。“四堂”之内各有抱厦、厅堂之类的设置。由出土现象推测主体建筑可能是一座三重屋檐的高大建筑物。主体建筑的四周筑方形围墙每边长235 米。在四面围墙的正中各有一个门道。门道中有木门槛的痕迹。门道两旁有土台台上应有门楼。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建筑比较简陋似为廊屋或为守卫人员的居室。在围墙的外面环绕圜水沟。圜水沟直径368 米沟宽2、深1.8 米与西来的昆明故渠相通。根据建筑形制以及遗址所在方位推定它是西汉元始四年（公元4 年）建造的“辟雍”。“王莽九庙”建筑群位于长安城安门和西安门南出的平行大道之间与辟雍隔道相望。这组建筑群由十二座建筑组成。建筑形式全同。在1—11 号建筑的外边有周环方形的大围墙。围墙每边长14oo 米。12 号建筑在它的南边正中。这十二座建筑都由主体建筑、围墙、四门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所组成。主体建筑和围墙的平面均作方形轮廓如“回”字形。规距方正分毫不差。1—11 号建筑大小相仿间距相等。分三排东西并列。北排的1—4 号遗址与南排的8—11 号遗址方位一致南北对应；中排的5—7号遗址错落于南排和北排之间。12 号建筑的围墙与1—11 号的围墙大小相仿但12 号的主体建筑比1— 11 号的主体建筑约大一倍细部结构也稍有区别。这组建筑群中的每一个主体建筑、围墙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其细部结构又与辟雍遗址相仿但无圜水沟。建筑群遗址虽然破坏严重但可以互为补充求得比较接近原貌的复原。根据这组建筑群的所在方位建筑规模以及遗址中出土有“始建国”年号和“节砀”地名等题记证实这组建筑正是《汉书·王莽传》记载的“王莽九庙”遗址。

东汉洛阳城及南郊礼制建筑东汉洛阳城大体作南北长方形长宽之比约如古人所说的“九六城”。东西北三面城垣都有几处曲折保存较好；南面城垣因洛河北移被毁已无遗迹可寻。如果把南垣长度以东西垣的间距计算全城周长约14345 米相当于西晋里三十三里。从这个数字中减去晋金墉城突出于大城外部分的长度所得大城周长约为西晋里三十里与《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又引《元康地道记》所载的里数基本相符。

西北东三面城垣共探出城门十座：西垣五座北垣二座东垣三座。

现存城门遗址中以北垣西起第一门为最大此门即东汉的夏门魏晋北魏的大夏门。城门缺口宽约31 米缺口中现夯土墙两堵说明原有三个门洞。其他各门只有一个门洞。在东西垣一些城门外还现有夯筑双阙遗址确如《洛阳伽蓝记》所载东汉魏晋建都洛阳时“城有十二门门皆双阙”。自曹魏至北魏洛阳城城垣仍沿东汉旧制绝大多数城门的位置相沿而不改。东汉洛阳城内的宫殿主要是南宫和北宫。因未经掘遗址至今未被揭露。目前只能根据已探明的城门和街道的分布大体标出它们的所在方位。城南的辟雍、太学、明堂和灵台等大型建筑遗址已先后掘。辟雍、明堂、太学分立建筑形式各有不同。辟雍遗址位于开阳门外大道东侧由主体建筑、围墙、圜水沟三部分组成。围墙平面呈方形边长约17o 米围墙外周绕圜水沟。辟雍的主体建筑建于围墙内正中已毁没现仅存方形夯土台基。每边长45 米。公元193o 年曾在这台基的南边现著名的晋武帝三临辟雍碑近年又在这里现了它的碑座。确证魏晋重建辟雍系利用东汉辟雍旧址。

太学遗址在辟雍遗址东北边四周夯筑围墙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长22o 米、宽15o 米。围墙内布列一座座平房长数十米颇规整。历年收集的汉魏石经残块大部分在这里出土。

明堂遗址位于平城门外大道东侧与辟雍遗址东西相望。围墙平面亦呈方形北面围墙已毁东南西三面围墙尚有遗迹可寻。按衔接线复原东西约386 米南北约4oo 米。围墙内正中的主体建筑亦早已毁没现存圆形夯土台基直径62 米。

灵台遗址位于平城门外大道西侧与明堂隔道相望。四周筑夯土围墙平面呈方形每边长约22o 米。围墙内正中是灵台主体建筑。方形高台全部夯土筑成。台基每边长约5o 米。台体四周有上下两层平台。两层平台上都有回廊式建筑并有坡道互通。台顶已遭到严重破坏每边残长31—41 米残高8 米。从出土的迹象观察原来应是“上平无屋”的形制。

参考书目1.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2 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武库遗址掘的初步收获》《考古》1978 年4 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未央宫第3 号建筑遗址掘简报》《考古》1989 年1 期。

4.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 年1o 期。

5.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 年4 期。

6.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2 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掘简报》《考古》196o 年7 期。

8.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6o 年9 期。

9.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礼制建筑的定名》《考古》1989 年3 期。

1o.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 年4 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1978 年1 期。

12.段鹏琦：《汉魏洛阳城的调查与掘》《新中国的考古现和研究》第516—521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第四节秦汉长城及沿线城鄣烽塞秦汉长城近百年来不断有中外学者对秦汉长城及沿线的城鄣烽塞进行考察主要的有：公元19oo—1916 年英籍考古学家a.斯坦因曾三次进入甘新地区对楼兰、敦煌等地的汉晋烽燧遗址进行考察和掠掘。公元193o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作过调查掘。公元1942 年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曾对汉代玉门关、阳关及其以东的长城、鄣塞、烽燧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秦汉长城沿线的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河北、辽宁等省区的考古工作者又对这条长城进行过多次的勘查掘。勘查证实秦汉长城是在战国秦赵燕三国长城旧址上展起来的。它西起玉门关东至辽东以远直线距离6ooo 公里以上。全线大体上可以分为东中西三段。

秦汉长城的东段几乎全部沿用燕长城。大约自内蒙古的化德县与商都县之间起沿北纬42°往东经河北省康保县南内蒙古太仆寺旗、多伦县南、河北省丰宁县北、围场县北向东沿金英河北岸横贯赤峰市抵达奈曼旗土城子藉牤牛河为天然屏堑向北推移2o 公里在牤牛河东岸的牤石头沟又继续向东伸展至库伦旗南部进入辽宁阜新县东北。根据《史记·朝鲜列传》“秦灭燕属辽东外檄”的记载看自阜新以东秦对辽东的燕长城似未加以利用。近年在阜新、法库、宽甸、叆河现的长城遗迹从遗迹附近现的城址和出土遗物来看全属燕汉特征的遗物未见秦文化特征的遗物。如果把这些残段连成一线西汉长城的东端应是《朝鲜列传》所云：“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

秦汉长城的中段约自东经114°以西至1o2°之间。这段长城错综复杂建置年代先后不同。大致可分为南中北三线。南线沿用秦国长城西起自甘肃岷县循东北走向经临洮、渭源宁夏固原甘肃环县陕西吴旗、靖边、榆林循毛乌素沙漠东侧越窟野河北上内蒙古准格尔旗直达黄河南岸的十二连城。秦灭六国以后蒙恬修长城以此为西段汉初仍沿用。汉武帝时西翼防线北移到河西走廊这条长城遂失去原有的作用。

中段中线秦汉长城大约横贯于秦时九原、云中郡境。经勘查遗迹由宁夏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以后透迤在狼山北面岗峦之上至石兰计山口向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最后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与东段原燕国长城相衔接。这段长城除了利用战国赵长城以外有一部分应是秦蒙恬所扩建。

中段北线即汉武帝时修筑的所谓“外城”。武帝“外城”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太初三年（公元前1o2 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胸”世称“光禄塞”或“光禄城”或径称“武帝外城”。这是一条复线长城还是长城外的一些不相连续的城鄣列亭？历代史学家对此意见分歧很大。近年来有不少考古工作者进行过实地勘查一致肯定它是一条复线长城而且分为南北两条只是对个别路段的走向看法稍有出入。一种意见认为武帝外城位于阴山以北分南北两条都向西北方向伸延两条走向近似平行间距5—5o 公里左右。南面的一条起自武川县境内西越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潮格旗向西北方向延伸进入蒙古共和国境内。北面的一条东起达茂联合旗西经乌拉特中后旗和潮格旗伸入蒙古共和国境内再转向南与额济纳旗境内的长城相连接。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两条外城都是东起武川县西部哈拉合的中线长城处蜿蜒西北行经达茂联合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潮格旗西北进入蒙古高原。北面的一条一直伸延到阿尔泰山中；南面的一条折向西南与居延塞外的长城鄣塞相连接。我们认为像这样大面积的调查出现个别路段走向出入是难免的。看来应有统一的组织全面的复查辅以现代的科学测绘记录才能取得最后的结论。

西段长城系汉武帝经营河西走廊时修建大约自额济纳旗的苏古诺尔湖畔起沿额济纳河东岸至甘肃金塔县的北大河畔西循北山山地南麓经敦煌疏勒河畔至玉门关为止。自玉门关往西直到新疆罗布泊湖畔的古楼兰（鄯善）仍有不少汉代烽燧遗址但已不见连接不断的城垣故一般指玉门关为汉长城的西端。

秦汉长城是军事防御建筑所经地带自然环境差别甚大修筑方法大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平地夯土筑造山上石块垒砌在陡峭的崖壁处则利用崖壁作墙身或稍加修筑而成；在两山夹峙的山口则采用土石混合构筑。一般他说夯土筑造的长城墙身大都毁坏不存现在仅能见到墙基痕迹。墙基宽4—6 米不等。“武帝外城”受自然侵蚀尤为严重现在只能见到间断的缓缓隆起的土梁。石块垒砌的长城石墙下宽上窄或两壁垂直都有高宽各4—5 米保存较好。不论夯筑石砌有不少地段都遗留有屡次修缮的痕迹。

长城沿线的诚郭鄣塞长城沿线内侧遍设边城。这些边城多半属于屯戍性质一般小于内地县城。有的边城使用时间很长与内地县城无甚差别。城内有官署有民居有街道；城外有墓地有的还附有城鄣、烽燧。到目前为止已现的秦汉长城沿线城址不下一百座。其中托克托古城村城址、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城址、宁城县黑城子城址、奈曼旗沙巴营子城址等少数城址可以确定始建于战国或秦代西汉仍沿用；其他大部分城址应是西汉时期（主要是武帝及其以后）设立的。

边城城郭一般用夯土筑造除个别外城门都设在南城垣正中。城垣平面有四种形式：（1）方形或长方形一般每边长42o—6oo 米。磴口市布隆淖城址、兰城子城址和奈曼旗沙巴营子城址等属于这种形式。

（2）呈回字形。城垣内外两重平面均呈方形。外城垣每边长1ooo 米左右内城设在外城内中间每边长2oo—25o 米。官署设在内城内外城之间为屯戍建筑和民居。磴口市陶升井城址、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城址、呼和浩特塔布秃城址等属于这种形式。

（3）城中也设子城但子城位于城内一隅城垣规模略小于回形城。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城址、托克托哈拉板申城址、奈曼旗西土城子等属于这种形式。

（4）形状不规整。夯土城垣有曲折如杭锦后旗太阳庙等少数城址。

在已现的边城中有十八座可与史籍记载中的秦汉郡县相印证。例如磴口市布隆淖古城为朔方郡临戎县城址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城址为五原郡郡治托克托县古城村城址为云中郡郡治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古城为西河郡广衍县城址丹东叆河尖古城为辽东郡西安平县城址等等。

长城内外凡重要的关口和适于瞭望的地方都设置鄣塞、烽台。西起玉门关东至奈曼旗沿线现不下数百处有一部分已作了掘。

鄣塞是边城派出的鄣尉所在规模较小形同后世哨所。一般设有围墙。围墙有石砌有土筑。平面方形每边长数十米至1oo—2oo 米。鄣门一般设在南垣作瓮城形。城四角有的向外斜出形同后代“马面”设施。公元1972—1976 年在额济纳河流域掘的居延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燧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都属于这一类建筑。内蒙古西部黄河北岸的乌兰布和乃格隆山口的鸡鹿塞、潮格旗“武帝外城”内侧的朝鲁库伦石城等也属于这类建筑。

鄣塞的耳目是烽台。烽台用以警讯都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或草原上沿线罗列间距o.5—1 公里与长城距离不等。有的设在长城上有的设在长城附近有的远隔数峰。设在山巅上的烽台一般由石块垒成作圆柱形或圆锥形。大小高低因地而异。乌不浪山口东侧的一个石烽台倾圮后实测直径1o 米。个别烽台四周加筑围墙。设在草原上的烽台大都以黄土夯筑而成作圆锥体或方锥体大小高低不一一般基宽7—8 米高3—4 米。有的四周加筑围墙。地处大漠戈壁的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至今仍保存着大量的城鄣烽燧遗址。敦煌西北地广人稀盐碱特重城鄣烽燧遗址保存最好。有的烽燧至今仍高1o 米以上。许多烽燧备用的“积薪”依然整齐地在烽燧附近堆放着甚至连攀登燧顶的绳索仍悬挂于燧旁是研究汉代边防鄣塞烽燧制度的最丰富最直接的资料。

参考书目1.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2.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

3.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 年5 期。

4.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 年5 期。

5.6思贤、盖山林：《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o 年版。

6.罗庆庚：《汉武帝长城复线刍议》《考古与文物》1989 年3 期。

7.李逸友：《汉光禄城的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总第3 期1984年。

8.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 年1 期。

9.甘肃省博物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的掘简报》《文物》1981 年1o 期。

1o.黄展岳：《秦汉长城遗迹的调查》《新中国的考古现和研究》第4oo—4o6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第五节汉代帝陵西汉十一陵西汉十一个帝陵除文帝霸陵在西安东郊、宣帝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九个帝陵都在渭河北岸咸阳市至兴平县境内。公元1962 年开始勘查武帝茂陵以后6续勘查诸陵。公元1966 年掘文帝窦后墓的部分从葬坑。公元197o—1978 年掘长陵的一个陪葬墓——杨家湾大墓和安陵一个陪葬墓的从葬沟。公元1982—1983 年勘查杜陵并掘杜陵寝殿和陵园的部分门址。

渭河北岸西汉九陵的勘查其主要收获是澄清诸陵的方位及其排列顺序。排除咸阳原上有西周陵的可能性同时又对汉唐间的有关西汉陵的记述作了详细校核。认定《汉书》臣瓒注所记诸陵的方位是可信的。《汉书》臣瓒注的诸陵方位被《三辅黄图》、《水经注》和唐《元和郡县志》所采纳特别是《水经注》在记述北魏成国渠的流向时详细标明西汉诸陵的方位和顺序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可靠依据。于是在探明北魏成国渠遗迹的基础上对汉陵逐一进行审定。审定后的西汉陵自西至东的顺序是：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景帝阳陵。目前的推论是否正确尚待掘验证。

西汉的陵寝制度西汉的陵寝制度主要是勘查诸陵的坟丘陵园的围墙、门道和门阙；还有它们的后妃墓和陪葬墓。

除文帝霸陵“依山为陵”情况不明外其他十个帝陵的坟丘都作覆斗形用夯土筑造。茂陵坟丘最大底边长23o 米、顶高46.5 米。其他略小一般顶高3o 米左右底边长15o—2oo 米。坟丘居陵园中央。陵园四周夯筑围墙围墙平面呈方形每边长4oo 米左右。四面围墙的中部辟一门称司马门。门道宽15 米左右。门道两侧各有一座土阙。土阙长4o、宽15 米左右。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并在陵园附近设庙。在各个陵园的内外地面上目前还可以见到西汉建筑的遗迹和遗物大约就是寝殿或原庙这一类建筑的遗存。除杜陵寝殿已掘情况比较清楚以外其他都无法确定。

后妃墓的外形与帝陵同而规模略小。一般设在帝陵东边但有少数例外。陪葬墓集中在帝陵的东边或北边。

现存陪葬墓最多的是长陵有63 座。延陵陪葬墓最少仅1 座。勘察和掘均可证明汉陵陵区内的建筑物大都是在西汉末年焚毁的。

以杜陵为例。杜陵陵墓坟丘现存高29 米覆斗形夯土筑造。底部、顶部平面均为方形底部每边长175 米、顶部每边长5o 米。陵墓四面正中各有一条墓道。墓道内全部用夯土填筑。四条墓道的底部都呈斜坡状平面呈前端窄、尽端宽的梯形。推测墓室是竖穴式的土坑坑内棺椁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陵园以坟丘为中心四面夯筑围墙。围墙平面呈方形。每边长43o 米、基宽8—1o 米。四面围墙中部各辟一门。门址宽约85 米左右。北门和东门遗址已掘。得知门址由门道、左右塾和左右配廊组成。门道宽84.24 米、进深2o.57 米。左右塾的四壁都有壁柱有掖门。配廊地面呈斜坡状方砖铺地廊道外有卵石散水散水上有挑檐柱窝。遗址内有大量的砖瓦出土瓦当数量很多绝大多数是“长乐未央”、“长生无极”当。推定左右塾上必有门楼建筑。陵园南门外东南边设寝殿已掘。寝殿建在长方形夯土台基上。台基东西长51.2 米、南北宽29.6 米。四周为廊廊宽一般2.1 米地面铺砖。寝殿南北两面各设三个门东西两面各设一个门。每门又分左右门道。构筑颇为复杂。此外还在杜陵北637 米处掘从葬坑一个。从葬坑由主室、车室组成。主室内出陶俑皆男性着帛衣腰系革钩带铁兵器。车室有两辆明器木车配置铁制的车马器。

孝宣王皇后陵在杜陵东南575 米处。坟丘亦呈覆斗形底部每边长145—15o 米顶部每边长45 米高24 米。四面的围墙亦呈方形每边长33o—335 米基宽3.4—3.7 米。四面围墙的中部各辟一门。

杜陵的陪葬墓分布在杜陵东边和北边现存59 座。